概述

杭州的图书业，源远流长，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据史载，自唐代镂版以来，杭州印刷业已经兴起，除官刻本和私宅本外就有坊行本。五代吴越时，杭州的雕版印刷业已很兴旺发达。北宋时，杭州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杭州已有书坊业。南宋时，杭州为京都，雕版印刷工匠集中于都城，刻印之精美，印书之多，居全国之首，杭州便成了全国雕版印书的中心。

元代杭州书坊不及南宋，明代不及元代，清代杭州书业又远不及明代。到清末，杭州只存有8家书店，即清河坊的文元堂、知新书店，花市路（今教仁街）的古欢堂，梅花碑的经韵楼和城站福缘路的小琳眘馆。民国初年，杭城新开了两家书店，即清河坊的文玉堂和梅花碑的务本堂。

杭州的书店，清末民初大多设在清河坊、花市路、梅花碑一带。随着商业中心的移位，原有的以及新开的书店，都集中到保佑坊、延龄路。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不少书店迁设到新民路（今官巷口以东）、迎紫路（今官巷口以西）、中正街（今解放路）与湖滨一带。中山中路甘泽坊巷附近留有汇古斋和翰墨林两家旧书店。

民国时期，杭州市区有136家书店。其中大型10家，中型约30家，其余都是小本经营。他们起初以经营古旧书者居多。到1937年，杭州41家书店中，古旧书店只有14家，新书业有书店27家，其中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和中华书局杭州分局为最早的店家。随后，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亦相继在杭州开设分店。他们专门从事本版书的发行业务，开始左右了杭州的图书市场。日寇侵杭后，原有书店，有的关闭，有的内迁，有的易地另起炉灶，几乎全部停业。1938年至1945年8月，市区新设书店13家，全是旧书店。他们收购出售古旧图书虽为获利，但使不少在战乱中失散的古籍珠还合浦，起到了保护中华文化遗产的作用。如崔永安所藏3万余卷书，就经由汇古斋和杭州书店的收购而得以保存下来。

杭州图书业，由于民初新文化运动和1925年的图书馆运动的影响，从民初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处于鼎盛时期；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寂然冷落，率多兼营文具纸张。历经近40年的动荡，及至1949年5月杭州解放前夕，杭城还有49家书店，其中新书业33家，旧书业16家。

旧书业的兴衰

杭城图书业的兴盛，与其在全国的历史地位和藏书家的兴起有密切关联。

从清末开始，杭州刘庄主人刘学询就是文元堂的一大主顾。他只要求版本好，装帧考究，不惜重金收买。嘉定廖寿丰光绪年间在杭州做官，先后向古欢堂购得古籍200箱，使古欢堂营业大盛。民国元年（1912），浙江都督朱瑞和家住蔡官巷的刘琨相继大购旧书；硖石费景韩为上海张石铭及嘉业堂刘翰怡在杭州代为采购图书，每月数次。1916年开始，全国各大图书馆也竞相来杭大量购买古版书。上海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和北京藏书大家傅增湘亦来杭州争购宋版、元版图书；北京、上海的书业界就纷纷来杭收书。如此盛况，使杭州古旧书业务蒸蒸日上。

民国时期，杭州收藏古书的大户不下75家。其中王修、王绶珊、余绍宋、杨复、李理山、徐则恂、孙峻、崔永安、张宗祥、邹寿祺、吴淳伯等10余家为最出名（王松泉：《辛亥后杭州藏书家小史》（手稿））。他们的藏书少则10余万卷，多则数10万卷，大半是从本地书店购得。如杨复从民国10年（1921）起大收各类古籍，尤其重视全国各府、县的志书，在杨宅形成书市，历时10载不衰。杨共收得善本5700多种、48000多册。到1931年，杨因买书过多而倾家荡产，只得将所藏图书出让给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为这批书特辟专室珍藏。

1927年，杭州大盐商王绶珊通过抱经堂大收地方志，长达10年，耗银40余万。那时宋版书以黄金计价，抱经堂营业大振。

后来，有的藏书家因家道中衰，将所藏古籍返售给书店或停止购书，影响杭州古书业的中落，文元堂、古欢堂两家大书店于1928年先后相继歇业。

抗日战争前，杭州旧书业仍较发达，有名的首推抱经堂书店。抗战初期，汪伪新贵大收古书，书店营业尚可。到了抗战后期，古旧图书无人问津，书价惨跌，当时两块大洋可买一黄包车书。如汇古斋曾向夏超内弟熊凌霄花两元钱买得一房间书，当发现另一小间也有书，就作为添头一并给了汇古斋。其中有《四部丛刊》2112册和《十通》1部。

抗战胜利后，美国燕京大学、哈佛大学通过上海书商，来杭州收购古旧图书，凡大部头的古书旧书都要，家谱、族谱也尽在收罗之列，杭城书业又兴盛一时。临解放前夕，杭州古书又无人问津，书价大幅度贬值，当时一部《杭州府志》连校勘本全81册，只售5元；《鄞县志》连史纸本32册，竟落到论斤出卖的地步。到这时，古都和文化名城杭州千百年来所搜集、蕴藏下来的珍帙宝册已大多辗转流失，古旧书店只存13家，且都已奄奄一息了。

抱经堂与朱遂翔其人

抱经堂主人朱遂翔（1894—1967），字慎初。绍兴曹娥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来杭州文元堂书庄当学徒，拜书庄主杨耀松为师。三年满师后，杨派他到海宁、平湖等地收购旧书，朱趁机也为自己收一部分书存着并积累一些资金。几年之后，朱就辞去文元堂职务，办起了抱经堂书局。

抱经堂，取清乾隆杭人卢文?所刻《抱经堂丛书》而名。创立于民国4年(1915），初设于梅花碑，两年后迁城站福缘路，从一家小店发展成为双开间门面的大书局，并在旧书业经营中独占了鳌头。

抱经堂因书源充沛且多珍善本而闻名全国。著名藏书家崔永安、杨见心、高吹万、徐则恂、汤寿潜、朱瑞以及傅增湘等人都是抱经堂的常客。那时，凡来杭州工作或旅游的文化人士，都要到抱经堂来买善本书。如郑振铎收集的明版《桃花梦》、《红拂记》、《盛明杂剧二集》、冯梦龙的《山歌》，以及郑氏在《西谛书目》题跋中称之为“未见诸家著录之奇书”的明刻本《昆调乐府先春》三卷，鲁迅在其日记中提到的王希濂刻《红楼梦》等书都从抱经堂购得。

抱经堂有四个方面可谓在图书业中居首位：

一、版本书多。该店经营的宋、元、明善本、名人抄本、稿本达100万卷数之巨，名噪一时。1917年5月，朱第一次经手宋版，在湖州荻港章硕卿家收得《李长吉歌诗集》二本，回杭后经八千卷楼主人丁松生后人丁辅之鉴定，该书确系宋版宋印，非常名贵。后被硖石费景韩看到，出价800元。费转手以1000多元卖给袁克文（袁世凯子）。抱经堂经手中最名贵的手稿本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后售藏书家叶景葵。自1927年起，王绶珊通过抱经堂搜集到的善本书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王氏耗资四五十万元，藏书500箱，其中仅志书就有2800多种，绝大部分来自抱经堂。瞿良士的铁琴铜剑楼宋版书、北京傅增湘的双鉴楼藏书和邓邦达的群碧楼藏书，也是通过抱经堂收到的。

二、编目最早。过去古籍书出售，没有定价，都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成交。民国10年（1921）起，抱经堂仿上海古书流通处的做法，编印古旧书目录，印上书名定价，对残本、缺卷本另出专门目录，方便读者购书。书目一年一期，编印过30余册。以此开创了图书邮购，业务远达东南亚、日本、美国。

三、翻版印书多。抱经堂不但收书，还收古籍版片，据以印刷出版25种。其中有《榆园丛刊》、《唐文粹》、《说文韵校补》等。《西湖雷峰塔藏经》也是抱经堂首版翻印的。

四、书店主兼藏书家第一。抱经堂在20多年书业生涯中，从小本经营发展到拥有20多万资财的大型书店是业主精于书业、勤业守信的成果。朱遂翔在郭东园巷自己住宅中也辟建书室珍藏善本数万卷。

1936年间，余绍宋和张炎夫（幼蕉）先后为朱遂翔藏书作了两幅《抱经堂藏书图》，两图留有马一浮、傅增湘、顾颉刚等20余位知名人士的题词。卖书兼藏书古自有之，但抱经堂主人藏书则有人不以为然，认为由卖书而藏书有违于卖书之业。“勿念藏书之虚名而失卖书之实业”，这是马一浮在《抱经堂藏书图》上题赠朱遂翔的诫语。

1937年12月，日军占杭，抱经堂歇业。一年之后，朱将劫后部分存书运往上海，在愚园路复业，仍名抱经堂，不久又迁店汉口路，后因业务萧条，由其子改营沪江金笔厂，勉强支撑到1949年上海解放。其后因古书无人问津，朱只得将店中数百担存书出售歇业，杭州的存书与藏书也由北京、上海藏书家收购。至此，盛极一时的抱经堂书局结束。朱遂翔于1967年在杭州逝世。朱生前著有《卖书琐话》和《杭州旧书业回忆录》。

古籍的收购

古旧书业不同于别的行业，业主要有一定的知识和鉴别版本的技能，还必须亲自参加艰辛的劳务。古旧书的来源主要靠收购。因此还得经常冒暑受寒、跋山涉水，深入民间采访或通过坐茶店、寻地摊、结交书友等各种方式，方能采得奇珍秘帙。

民国初年，文元堂与经香楼派人去塘栖，以60元购得“劳氏丹铅精舍”批校本两大箱。运到杭州开箱检看，但见每册蝇头小楷批注满幅，一无棉纸书。店主杨耀松认为都是普通版本，大骂收购员没有眼光。不料没过几天，北京书商丁骏臣、解松泉、韩子元来文元堂收书，杨试以每本10元索价，被欣然买去10余种。不久，北京书商跟踪来杭指名要这批书。杨耀松遂将书价抬高到每本20元，其中一本阮文达手抄本以30元成交。书商把书运到北京，以每册50元出售，很快被各大图书馆和藏书家抢购一空。傅增湘闻讯后亦专程来杭购去数种。韩子元第三次到文元堂，把剩下的全部买去，在京以每本100元售出。这批善本书在京面市，知识界为之轰动，消息传到杭州，杨耀松懊丧不已，连呼“漏了！漏了！”

民国14、15年间，杭州泗水坊桥边有一家周氏善本书室。主人周老四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出门，风雨无阻去堂子巷坐茶店。他喝茶之意不在茶，因那茶店是旧货贩子聚集的常处。许多在外地做官的告老还乡，他们经济拮据时往往要卖书，但又不便抛头露面去街市，就卖给上门收旧货的小贩，周就在这些小贩那里收到不少善本书，再转售给北京图书馆。

杭州书画大藏家陈夔麟，他皮市巷住宅正对豸华堂书店主金元达家屋后门。陈家藏有元、明名家书画甚多，曾编撰《陈氏宝遇阁书画录》4卷行世。抗战开始，陈全家避难上海，家屋财物由佣仆小裁缝看管。小裁缝嗜吸鸦片，没钱时就把东家的书画拿到联桥摆地摊出售。一天，金元达路过地摊，看到全是陈家墨宝，就约小裁缝晚间把书画拿到金家。结果，金只花100多元买下了陈所藏的全部书画。其中有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和后小四家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的书画及徐文长、陈继儒等名家古画100余件。1949年3月金故世，其子金伯铭把所有明版古籍连同名画运到上海珍藏。

抗日战争爆发，人们急于他乡避难。当时，公私藏书大量失散，视同破烂。汇古斋主人朱醉竹曾以废纸价收进大量古旧书画，辟室密藏，“文革”期间，被送到“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几经折腾。时至今日，这批古籍文物的价值已无法估计，朱醉竹在战乱中为挽救和保存中华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古籍图书经过历代的翻阅、批校、勘证和辗转流传，加上保藏中遭到虫、鼠等侵害，会严重影响价值和寿命，为此，书业界就有一项修补古籍图书的专业技术。这在文物保存中具有重要意义。杭州书业中，以松泉阁的王松泉、文汇堂的杜国盛、拜经楼的朱立行为修补古籍的好手。王松泉于1931年从杭州到上海传经楼书店为该店传授古籍修补技术，1935年受阿英之聘，到他家修书直至1938年。王退休后曾为杭州图书馆装修线装古籍，又为浙江图书馆培训人员讲授古籍知识。

新书业的兴起

民国时期，采用西洋的铅印术和石印术，国内出版的图书，总数在10万种以上。经营新版书的书店以商务印书馆为最早，出版的书也最多，中华书局次之。

商务多交文化教育界人士。1919年5月16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北洋军阀镇压爱国学生，悄然从天津秘密来到杭州。学潮平息后，国务院敦促蔡先生回京主校的电报，是通过杭州商务印书馆转交的。1947年初秋，经济学家马寅初写了一部财政史方面的著作。这部书的手稿也由杭州商务转给上海商务编辑部，得以付梓。马寅初当年受到当局迫害，不准他进浙大教书，生活一度困难，不得已将一部涵芬楼《二十四史》割爱，也是委托商务的赵天相代为出售。

继商务、中华之后，杭州又有大东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开明书店等几家大型书店。那时杭州的图书市场，新书业已占了优势地位。当时，杭城有不少传播新思潮、新文化的书店，如生活、群众、光华、民智等。而1928年9月开设在新民路（今丰乐桥附近）的我等书店最为突出。

我等书店由崔晓立(邵林书）、陈庆亨、江闻道、沙孟海4人，每人出资50元大洋合股开办，经理崔晓立。店名是沙孟海的书法，配有一面由周天初设计的黄布红字店旗，格外引人注目。1928年12月中旬，国民党省党部会同警察局检查杭州各书店，在光华书局、民智书局搜去图书90余种，民智书局经理梁佐厚出走被通缉。这两家书店继生活书店后被查封。我等书店崔、陈、江3人均系中共地下党员，所售的又全是当局禁售的书刊，书店被封，经理崔晓立被投入陆军监狱。

抗战胜利后，杭城又有几家销售进步书刊的书店。如蚂蚁书屋（后改名骆驼书店），东南图书公司和五洲、华华、西蒙、悦来等书店。位于青年路的蚂蚁书店于1947年6月被当局查封。同年9月，延龄路25号的悦来书店被查扣书籍15种计210册，9月25日和10月18日，该店又两次被搜查，没收禁书33种。同时，家住积善坊巷的书商任兰生被密查。五洲书店亦被搜去《列宁选集》、《资本论》等书籍一批，经理陈云卿被拘捕，该店几遭歇业。

杭州新书业店家是全省学校课本和教学用书的供给基地。尤其是商务、中华几家书店在省内主要城镇均设有分支机构，用以扩大本版教科书的发行。彼此间的商业性竞争也相当激烈。大体来说，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以采用中华版的居多，商务以中学课本取胜，英语课本则以开明版较受学校欢迎。公民课本就非用正中书局的不可。至于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教科书，所占比重较微。

杭州中华、商务与开明等几家书店，在八年抗战期间辗转敌后坚持图书发行工作，未曾中断，尤其是中小学课本的供应，使全省城乡（包括半沦陷区、阴阳界地区）各学校都能及时开学或及时复课。这在发扬爱国主义、维护中华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上是有其一定的业绩的。

杭州图书业中的出版物

我国图书业，一向集书籍的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于一体。因此，书店既是发行机构，同时又是出版印刷机构。

杭州的旧书店也兼有翻印出版业务。如慧空经房、玛瑙经房均自刊佛经书出售。慧空经房印行佛经28种。文元堂翻印了《红楼梦图咏》和《西湖导游》、《游杭纪略》等木刻和铅印书10余种。问经堂印行的《竹简斋二十四史》，很受读者欢迎。六艺书局于1930年出版《南宋宫闱杂咏》、《妇人集》、《美人湖才女史事诗咏》等书，翌年又铅印出版《湖山胜概汇编》22册。

杭州的新书业中，有在抗战时期闻名遐迩的宋经楼，该店初以收书为主，后发展成为杭州惟一的一家专门编印出版医药类图书的出版商，并自办发行，抗战期间印行书目发往日本。中国儿童书店出版了一批儿童读物，杭州正中书局抗战时期在丽水、金华等地出版40余种书，国民出版社出版和翻印的图书也不下90余种。此外，西泠印社印行金石印谱、法帖和西湖风景名胜图片。浙江图书馆于1909年开设了一个印行所，专门翻印原浙江官书局的木版书约250种，编制书目自办发行。1934年，东南日报社出版《金石书画》（余绍宋主编），共出87期。杭州中国儿童时报社也出版过若干种儿童读物。

民国时期杭城书店概录

自清末（1911）至解放前夕（1949年5月）杭州先后开设（包括清末留存下来的）书店共135家。

其中经营古籍版本的有55家：

文元堂书庄、文宝斋、慧空经房、玛瑙经房、古欢堂、汇古斋、经香楼、杨炳生、小琳眘馆、汲古斋、知新书店、文玉堂、务本堂、抱经堂、述古堂、宜新书店、文宝堂、通志堂、奇晋斋、道古堂、浙江公立图书馆印行所、万卷楼、聚元堂、大文堂、问经堂、宝晋斋、文艺书局、二酋山房、石渠阁、通学斋、复初斋、道生堂、通艺斋、麟经堂、文奎堂、周氏善本书室、经训堂、佛学书局杭州分局、精古斋、陆氏书店、翰墨林、锦记书社、洪竹荪、拜经楼、豸华堂、撷英书店、武林书店、胡疯子、胡锦奎、天禄阁、文汇堂、陈氏书店、天泰书店、松泉阁、经韵楼。

其中新旧图书兼营的有7家：

茹古斋、六艺书局、维新书店、宋经楼、杭州书店、新中国书店、文华书局。

其中经营新版图书的有73家：

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中华书局杭州分局、吴山商店、古今图书店、古今图书店分店、湖上书局、有正书局、德记书庄、梁溪图书馆、集益合作书局、世界书局杭州分局、之江图书仪器馆、中山书店、正中书局驻浙办事处、杭州正中书局、大东书局杭州分局、开明书店杭州分店、浙江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德新书店、新文化书社、大中书局、新民书店、云浮小说书报社、云浮书报社、生活书店、沈一大、瞷諶书社、星星书社、民智书局、我等书店、小说林书店、开文书店、菊生书社、民众书局、三星书局、集成图书公司、国民出版社、摩登书店、当代出版社、有美书画社、环球书店、惟一书店、苍山书店、北新书店、志成书店、中国书店、独立出版社、西蒙书店、悦来书店、任兰生、龙门书店、湖滨书店、东方图书公司、文益书店、良然书店、文城书店、东南图书公司、华华书店、儿童书店、近知书屋、小小书店、新生书店、浙江大学书店、达记书店、人和图书文具社、天行杂志社、大新书店、五洲书报社、蚂蚁书屋、新光书店、时代出版社杭州分社。

民国时期杭州的书店绝大多数是民办的。官办的有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和苏联塔斯社的时代出版社杭州分社。

官办的正中书局于20世纪20年代在杭州孝女路承德里5号设浙江办事处，不久在官巷口建杭州正中书局，抗战期间内迁金华、丽水，后又在江山成立浙江分局。抗战胜利后，程岩金、何学棠合股在官巷口开设正中书店，后改称正中书局杭州分局，经理程岩金任杭州市图书文具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正中书局由新华书店接收。那时，独立出版社与国民出版社已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