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獎

    唐獎所獎助之「漢學」，意指廣義之漢學，包括研究中國及其相關之學術，如思想、歷史、文字、語言、考古、哲學、宗教、經學、文學、藝術（不包含文學及藝術創作）等等領域。本獎旨在表彰漢學領域之成就，並彰顯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發展之貢獻。

貢獻概要

    王賡武教授（生於1930年）自1950年代末期至今筆耕不輟，在中國史、中國與東南亞、東南亞華人的認同轉變等領域上著書立說，也直接或間接地啟發了幾代學者。出生於荷屬東印度泗水（現印尼），父母為心懷祖國的中國讀書人。同時又在英屬馬來亞及英國倫敦受教育，王賡武教授著實是一位中國儒家文化與英國精英學術傳統的圈內人。然而，因為他後來在馬來亞、澳大利亞、香港及新加坡建立他的學術生涯並成為詮釋中國的世界觀的權威，王賡武教授卻無可避免地被視為「圈外人」。但正也因如此特殊的身分，王賡武教授對中國歷史有著獨一無二的見解，是這個時代最具原創性與啟發性的歷史學家之一。美國已故知名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曾指出，王賡武教授同時具有三種學術角色：「中國歷史學家、馬來西亞事務的權威性評論者，以及南洋華人問題的專家」。

中國中心的世界秩序：「天下」觀之轉變

   王賡武教授的博士論文（1957年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2014中譯本）（英文書名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於1963年出版，以北方諸國的視角探討中國的天下觀。當黃河流域一帶正孕育出中國文明的同時，南方各王國在政治與文化上都仍處於帝國邊緣。對五代時期的研究，使王賡武教授覺察到在中國歷史裡，長時期的分裂中短暫的南北統一通常被史書認為是偉大的時代，是所有歷代統治者理想中的天下。這些早期的探索也為他後來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礎，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對王賡武教授而言，都是實現中國一統天下的舊夢的現代嘗試。

    王賡武教授近期的專書，則多聚焦在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第四波崛起」的趨勢。一種當代的「天下」觀由此誕生，與傳統帝國式的天下有所差別，現今的國族歸屬必須建立在新的共同價值上，並以不擾亂當前的世界秩序為前提。2015年《王賡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2018中譯本）一書出自於對王賡武教授的訪談，討論在這可能來臨的「第四波崛起」中，中國正面臨什麼樣的機會與挑戰。本書激起了歷史學家與政治學家的熱烈評論。

中國的南方

    王賡武教授出生與成長於東南亞，他從南方觀點來理解中國是個再自然不過的選擇，但同時也奠基在他早期對南洋華人貿易的研究經驗之上。他自幼在家接受的傳統儒家教育以及在倫敦攻讀的博士研究，讓他清楚認識到中國文明的起源在北方。然而在馬來亞長大的經驗，與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那一段歷史的濃厚興趣, 又使王賡武教授敏銳地發現，為數不少的東南亞華人具有一定的政治實力，這是與他同期的歷史學家較忽略的歷史事實。

  2018年王賡武教授在香港大學的精彩演講「中國的南方：視角的轉變」（China’s South: Changing Perspective）指出，明清政權以北方為政治中心，南方文人精英往往在北方求得權勢與政治影響力；相對地，其他的平民百姓，如商人、農民、漁民等，則熱衷於對前往南洋謀生致富。自古以來，北方政權經常受北方外敵的軍事侵略，直到十九世紀中以前，都未意識到南方海域的潛在威脅。換句話說，無論是南洋全球化貿易網絡的商業契機或是隨之而來的國安威脅，皆是南方百姓早於政治菁英得先機，後者見到危險時，為期已晚。王賡武教授將這段歷史與中國的現狀相比時指出，正當中國積極在南洋拓展一帶一路策略，以推展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時，中國其實仍未充分了解與處理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潛在矛盾。

    王賡武教授對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理政治學的掌握，早在1960年代已引起費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的注意。當時費正清正在編纂《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1968），向王賡武教授邀稿，即為〈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 a background essay”）一文。經過了數十年對東南亞華人的研究，王賡武教授近年重塑論點，出版了《中道今來：中華傳統與天下新秩序的重建》（China Reconnects: Joining a Deep-rooted Past to a New World Order，2019，內容包括2018年在香港之演講）一書，引起了廣泛的迴響。

東南亞華人：多元認同

    王賡武教授以東南亞華人研究之先驅聞名。他並不認為東南亞華人是一個對中國有著清楚認同的單一群體，這些華人有著不同的籍貫（來自中國北方或南方有不同的信仰與文化），在不同的時間點移出中國，有著不同的經濟活動，融入其移居國家的程度也各有不同。王賡武教授按這些歷史因素，分析了多種華人性（Chineseness，或譯中國性）的歷史建構過程，這些華人群體以各自的華人性身分認同參與移居地或中國的各種事務。

    東南亞後殖民國家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打造了其公民的國族認同，包括華人在內的多元種族都接受了這樣的認同。關鍵在於，華人的文化認同或其華人性，並不排除他們對移居地的國族認同。因而王賡武教授認為，對海外華人的研究，不應獨置於中國歷史的脈絡中討論，更要考慮華人移居地的處境。現今的海外華人有著複雜的認同，情況已和他們的先祖大相逕庭。清朝至二十世紀初，那些以「華僑」（Chinese sojourners）身分離開中國的先民，他們擁有單一的祖國認同，在當時中國演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進程中扮演關鍵角色。

    從親身的生活經歷出發，王賡武教授精通東南亞各國歷史，細細考究古今海外華人在地區裡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許多著作現今已成為領域中的經典，如：《南洋華人簡史》（1969）（中譯本，英文書名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1959）、《社群與國家：東南亞與華人論文選集》（1981）（暫譯，英文書名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1987）、《南洋貿易與南洋華人》（1988）（中譯本，英文書名The Nanhai Trade: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1958、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1959）、《中國與海外華人》（1994）（中譯本，英文書名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1991）、《社群與國家：中國、東南亞與澳大利亞》（1992）（暫譯，英文書名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海外華人：從落葉歸根到追尋自我》（2019）（中譯本，英文書名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2000）、《切勿離家：移居與華人》（2001）（暫譯，英文書名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集》（2002）、《離鄉別土：境外看中華》（2007）。

    除了是中國史與東南亞華人的研究先驅，王賡武教授對中國當代政治與經濟、東南亞的帝國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主題也多有著墨，尤精於是馬來西亞歷史。他的著作等身，從1953年至今，幾乎年年都有新作問世。

    在其傑出的研究貢獻之外，王賡武教授也是位深具魅力的學術領袖：1968年至1980年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1968-1986）與太平洋研究院院長（1975-1980），1986年至1995年出任香港大學校長，1996年至1997年為新加坡東亞政經研究所主席，1997年至2007年則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王賡武教授的研究成果與行政才華廣受推崇，曾獲多項榮譽：1971年獲選為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1991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1992年獲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獲頒福岡亞洲文化獎（Fukuoka Asian Cultural Prize），1995年獲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名譽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2002年獲頒香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07年受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2009年獲頒劍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14年獲頒亞洲國際大獎之經濟．社會科學獎（Economic and Social Science Prize, Asia Cosmopolita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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