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老师。2020年6月19日凌晨四时四十八分，叔叔仙逝于上海新华医院。几天前到医院探望，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嘴巴不停地蠕动着，却发不出声。想起每年节日聊天时他的谈笑风生，一时不免伤痛不已。不意此次告辞，竟成今生永别！

“坏运气”和“好运气”

逸麟叔叔（下或简称叔叔）出生于1935年8月31日，很长时期里，我们都认为他是堂叔。其实他与家父是胞兄弟，祖父邹精如（梅荪）和祖母怀上逸麟已经是第七胎了，而三十一岁的三阿公邹星如（即祖父的三弟）的太太张氏仍未有孕，因此由曾外婆在祖母尚未分娩前做主，不论男女，即过继给三阿公。

叔叔1946年小学毕业，进入胶州路上的金科中学，这是一所天主教会办的私立中学，校内有教堂，同学中教徒的比例比较高，校长是龚品梅。2015年7月我和叔叔一起参加由澳门科技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全球地图中的澳门”国际研讨会，其间参观圣若瑟修院，他在龚氏遗像前久久伫立。1949年后金科中学改名江宁中学，后并入我就读的七一中学。

父母亲说逸麟叔叔小时候特别会讲故事，讲起来有声有色。他当时的理想就是三五同道，一起编一本同仁刊物，挥斥方遒。1952年高中毕业，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结果是录取在第三志愿。也许正是因为父亲与逸麟叔叔系胞兄弟，在众多的叔辈中，他与我家的交往较之其他叔辈要频繁。叔叔家小我一岁的儿子思廉，中学时期和我一起学画，思廉聪明异常，写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后来追随上海著名的水彩画家查寿兴学水彩画，所画《瓶花》《欧洲小镇》等，颇受好评。但天妒英才，思廉未能活过六十岁。思廉和妹妹洁琼的去世，是叔叔晚年最为悲伤的一件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和逸麟叔叔全家合影。后排左起，逸麟的大女儿洁文、逸麟、父亲逸涛、长叔逸安；前排左起：笔者、姐姐振音、逸麟叔叔儿子思廉、小女儿洁琼、逸安婶婶、小阿姨、逸麟婶婶。（本文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小时候最喜欢听叔叔天南地北地侃大山，他的幽默、风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山东大学读书时，他将食堂里大米小米混合做成的饭称为“蛋炒饭”，为此三年级时被隔离审查，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经过两周的审查才解除隔离。毕业那年，叔叔关于洋务运动的毕业论文得到了指导教师郑鹤声教授与答辩小组的高度评价，郑先生想要他留任助教，他坚持不从。作为班级里读书成绩的佼佼者，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叔叔在口述回忆中说，学校把他送到北京，其实也包含有对大学期间如此整他的歉意。到北京后他参加了谭其骧先生编绘中国历史大地图集的小组，1957年从北京调到了上海，后来进入复旦大学。

以前总听父母说，在所有的叔辈中，“宝宝（逸麟叔叔的小名）运气是最好的”，应该是指他跟着谭先生参加绘制地图的工作，受到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没有吃大苦，“文革”时期还能有幸做学问吧！因为叔辈中运气不好的，有被打成“右派”而流放黑龙江，也有虽在外交部工作，但由于政治上跟错了人而郁郁寡欢的。叔叔后来在口述中也表示过：跟着谭先生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1957、1958年‘整风’‘反右’，历史所很讲政治的，我的家庭出身不是很好，我们一起去的很多人都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教中学，我可能也是这样。我这一生很幸运，改变了后半生。”“文革”之后，由于逸麟叔叔埋头做学问，很快崭露头角，我考入复旦大学后不久，他已破格升为副教授，1984年他再次破格，晋升为正教授，成了他那一代学者的翘楚，算是当年的“坏运气”转成了“好运气”。

非常时期的故事

因为叔叔的缘故，认识的学者朋友，在介绍我时经常称我出身“书香门第”，有家学渊源之类，连章开沅先生也开过这样的玩笑，他还误以为邹逸麟是我的父亲。其实比起真正的书香门第，我们家实在算不上。爷爷那一辈都是商人，与中国很多民族资产阶级家族类似，爷爷把父亲那一辈大多培养成了大学生。家父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国际贸易专业，逸安叔叔是清华大学飞机制造专业的研究生，后来任职于北京航空学院；姑姑佩华是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师承唐敖庆教授，后任教于石家庄的河北化工学院；逸群叔叔是在南开大学学工科的。

“文革”时期，因为叔叔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加之谭先生为了注释提供给毛主席看的古诗文大字本等受到“四人帮”亲信朱永嘉的尊重，因此跟着谭先生的叔叔，在政治上基本未受特别的冲击，但家庭经济则度过了一生中最难挨的日子。叔叔家和我们家都遭受了同一拨造反派的抄家，以及房管所的退房，也同样因为经济困窘而四处借钱、变卖家具。较之都是双职工的我家，叔叔一家在经济上的困扰就更为严重。因为婶婶是家庭妇女，主要靠叔叔一人的工资养活一大家七口人，而其时复旦大学讲师的工资，和我在小学任教的母亲一样多。可能因为相似的惨况，两家反而较“文革”前走得更勤了，叔叔的养父母有一段时间甚至住到了我家。“文革”期间叔叔只要有空，隔三差五会在周六或周日晚来我家聊天。这也成为我们家一种愉快的聚会，经常是他和父亲人各一杯茶、一支烟，父亲扮演的多是提问者的角色，叔叔是问题的解答者。叔叔上知历史、下知地理的渊博知识，给我们兄姐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为人谨慎，几乎很少谈当时所谓的内部消息，我们拿在报纸上读到的各种时事要闻或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询问他，请他帮助解读，而他说得最多的是关于他们编制地图、标点古书的趣事，如连夜赶活印制大字标点解释古书、送往北京给伟大领袖阅读，或是一些小插曲，如在国际饭店开会他因不吃海鲜而另外炒一盆番茄炒蛋。通过他幽默、诙谐的表述，这些事常常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笑谈。每次他来，都不忘带来一叠当时普通人难以获取的《参考消息》，还时不时地从学校借来一些内部出版物，有些是重印的古籍，如王安石《王文公文集》等，1971年以后内部出版的所谓“白皮书”读本，有时他也会借一些给我们看，并特别关照不要外借。

印象最深的是叔叔借来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推出的《美国小说两篇》，内收理查德·贝奇（Richard D. Bach）著、小路翻译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和埃里奇·西格尔（Erich Segal）著、蔡国荣翻译的《爱情的故事》两篇小说。前者的作者贝奇是一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飞行员，曾写过《双翼飞机》（Biplane）《决非偶然》（Nothing by Chance）等书，《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一书出版于1970年，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72年，读者和评论者才认识到它的价值，销售量大增。据美国《时代》杂志1978年8月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出版的美国畅销书中，此书名列第五，仅平装本发行就多达七百余万册，有三十八周都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首次打破《飘》以来的所有销售纪录，成为世界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这篇小说的形式很奇特，是一只渴望飞翔的海鸥的寓言故事，告诉读者如何以最幸福的方式度过一生。海鸥乔纳森被群鸥视为异类并被驱逐后仍旧独自练习飞翔，它终于飞到了梦想中的高度。自由飞翔的海鸥乔纳森实际上代表人类最深沉的梦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有无数种可能，每时每刻都面临无数种选择，只有飞得越高，视野才能越宽广，才能发现自己心中真正的梦想、渴望与激情，以享受生命的喜悦。后者是美国作家埃里奇·西格尔创作的中篇小说，讲述了哈佛雷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音乐系学生、出身平凡的詹妮与哈佛大学法律系学生、富家子弟奥利弗相爱，两人不顾奥利弗父亲的反对而结婚。盛怒的父亲停止了奥利弗的生活费，为使奥利弗读完法学院课程，詹妮放弃了音乐事业而教书度日。他们的生活艰苦却因爱情而充满了幸福，三年后奥利弗完成学业，找到了薪水丰厚的工作，但詹妮却患上了绝症。奥利弗父亲知晓后赶往医院之时，詹妮已不治身亡。这篇老套的爱情小说使我深感震惊，很难想象被斥责为一切都已商品化了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竟然还有如此出污泥而不染，丝毫不受金钱、地位和门阀观念影响的爱情。据说这篇小说是1972年访华的尼克松总统推荐给中国青年读者阅读的。

这两篇小说颠覆了之前我对美国的理解，我曾与叔叔谈了读后感，他说封闭的世界最易把人变成井底之蛙，消息被封锁的社会无法使人形成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以后我又到他家借来一些《摘译》等书刊。我后来选择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叔叔无形的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

学术史研究的训练

考入复旦大学后到历史系资料室，碰到负责学生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张云老师和班级辅导员傅淑贤老师，他们会笑嘻嘻地给正在走廊里的其他老师介绍，这位是邹逸麟的侄子。大概因为大家知道我是邹逸麟老师的侄子，将来一定是做学问的，于是，几乎每学年我都被同班同学选为课代表——第一学年任夏义民老师讲授“中国历史文选”的课代表；第二学年任张鸣环老师讲授“考古学概论”的课代表，第三学年任胡菊兴老师讲授“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的课代表，第四学年任汤纲老师讲授“中国中古思想史”的课代表。因为叔叔的缘故，朋友们多以为我将来一定会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本科一年级，逸麟叔叔曾借给我顾颉刚、史念海编纂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那是1938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中的一种，也问起我对历史地理有否兴趣。记得那天婶婶还怂恿叔叔带我去拜见谭先生。当时我对历史地理并不了解，亦无兴趣，这一点缘于我和叔叔对历史功用的认识之不同。叔叔有着较强的使命感，经常给我说，历史学研究要像理工科那样，具有社会功用；他讲历史地理研究的疆域和政区沿革，对国家现实政区划分有着很深的影响，并以黄河、运河变迁史研究的实例，介绍水道研究所产生的实际社会功用。中国社会长期重理轻文，我的父叔辈，除了家父和逸麟叔叔外，都是学的理工科，亲朋好友中不乏一种对理工科的莫名崇拜。叔叔虽然高中数理化成绩不好，但也有科学主义的倾向，内心对理工科出身的学者有一种特殊的推许。而文理科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我私下以为，如果讲社会功用，自己或许不必来读历史系了，我所在的标准件模具厂是最具实用价值的，螺丝螺帽可以直接运用于大到船舶、小到手表的制造上；我放弃机电一局模具厂已经满师的工资，来从事历史学研究，纯粹是出于一种兴趣。在这一点上我服膺梁启超的趣味主义，首先考虑的不是这一学科有多少致用的价值，而是自己对这一领域是否有兴趣。不愿意做历史地理研究，一定使叔叔有些失望，当然也就失去了当面拜见谭先生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对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解，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1995年我在职攻读的博士学位，还是历史地理学专业。

入学后，我旁听过一次朱维铮先生给七七级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对朱先生无限佩服，产生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想法。记得在图书馆里一口气读完了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觉得金氏的写法过于老套，自以为很有重写的必要，之后又读了魏应骐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兴趣就更浓了。本科二年级，叔叔再次问起将来打算做什么研究时，我毫无犹豫地说想研究中国史学史，叔叔说史学史属于学术史的范畴，你愿意做，可以先试着做一篇读书札记。于是他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即《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目考》。要求我首先从研读《三国志》原著入手，将其中裴松之所引用的书目全部辑录出来，编成卡片，接着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其他的“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查起，一直查到姚振宗的《二十五史补编》和《四库全书总目》，要我分类叙述这些著述的流传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训练，后来我对目录学有特别的兴趣，就是源自这篇札记的写作。

论著才是立身之本

历史地理研究室在很长的时期里，是历史系下属的一个研究室。我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的1978年，谭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由于谭先生身体不好，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黄世晔副教授。我考上复旦的那一年，当了二十二年助教的叔叔也升为讲师，并接替谭先生担任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2年历史地理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谭先生担任所长，逸麟叔叔担任副所长。1986年他担任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6年叔叔卸任后，又出任历史学博士流动站站长。其间他还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委；上海市地方志学会会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等。

作为俗人的我，经常也会对他所获得的各种荣誉表示羡慕，但他总是淡然一笑：“这些都是浮云，历史上我们能记住的学者，谁还会记得他的职衔或官位呢？我们今天读研究论著，谁会去注意作者是否当过院士、部长、会长、议员？是否获得过什么特殊津贴之类呢？我们记住的就是他写出了哪些出色的著作，有哪些研究推进了学术的发展，至今仍被人引用。作为学者，论著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他总结自己为学一甲子的成果是两本地图集、三种工具书、四本教材。其中《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两本地图集的编绘，和三种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历史地理条目”的编纂，以及组织和联系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这些占据大量时间的繁琐杂事，虽属学科发展所必需的工作，但未必符合叔叔的本愿；而四本教材《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和《黄海海平原历史地理》的编纂，或许更接近他投身教研工作的本意。

1995年我在职攻读历史地理学的博士，他反复叮咛，虽然在职读博比较辛苦，但仍希望我能利用几年时间，心无旁骛地写好一篇博士论文。叔叔说，你们这一代是赶上了好时光，他青年时代就没有这样的机会，能有那么集中的几年时间来完成一篇有相当分量的学术论文，很多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集体项目之中。我相信他内心还是很渴望有机会能完成自己向往的研究课题。晚年他非常珍视自己的个人成果，如《千古黄河》《禹贡锥指》的编著，以及他退休后出版的《椿庐史地论稿》和《椿庐史地论稿续编》两本论文集，使他有机会集结自己毕生一百五十多篇学术论文。2005年和2015年，他把上述两本论文集郑重赠送我时还说过，官职、荣誉都是昙花一现的，让后人记得的不会是你当过多大的官，和获得过多少荣誉，我们今天提及前贤时都是因为他们所留下的论著。

为叔叔晚年做了一件令他欣慰的事

我自己很喜欢读自传。学者到了一定的年纪，学术创造力的衰退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碰到七老八十的学者还称自己计划写多卷本大部头的著作，我常常暗笑这是自不量力。若干年前，商务印书馆一位熟识的学有专长的老编辑来上海，我请他和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位退休研究员在上海老饭店便宴，我提出希望他俩尽快撰写自传，他们各自都表示还有庞大的研究规划，结果没有几年两位都先后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上了年纪的学者写自传，其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既可以回望自己的一生，也可以给年轻人提供丰富的人生经验，还可以为学界留下将来研究学术史的资料。

2010年春节，我也给叔叔提过写自传的建议，记得他马上说自己一生太平凡了，除了那点学术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留给后人的经验，而学术上那点经验，已经反复写过了。他认为自己写出自传也是很难出版的。确实如此，有关他如何参与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故事，已经反复做过多种口述了。我想如果把这些断断续续的单篇口述汇成一部有系统的口述自传，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而且叔叔也是一定愿意的。

2013年7月，上海文史研究馆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启动上海市文史馆“口述历史丛书”编撰项目，作为文史馆员的叔叔也被列入该丛书的选题。2014年担任该项目特聘研究员的金光耀教授来找我，询问是否愿意作为《邹逸麟口述历史》的撰稿人。我马上想到了刚刚退休的韬奋纪念馆馆长林丽成，因为她曾在2012年3月28日和4月11日，两次为叔叔做过口述，那次有关《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访谈，也是我介绍他们合作的。访谈后，叔叔打电话给我说效果不错，他与林老师很聊得来。于是我向光耀教授推荐了林老师。

2015年春节，最后确定了由林老师来承担撰稿人这一工作。《邹逸麟口述历史》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林老师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为逸麟先生写口述的难度在于如何帮助一位一辈子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没有改过行、一次婚姻鳏居二十载没有绯闻的男士，讲好研读古书、撰写新书的一介书生枯燥乏味的人生故事。《邹逸麟口述历史》写作过程中，叔叔多次跟我说，林老师非常负责，不仅文字上将口述内容与原来报刊杂志上的内容进行核对，还采访叔叔口述中涉及的当事人，保证了口述内容的准确性。该书完成出版后，好几位朋友读后告诉我，在这套已出版的三辑十五本“口述历史丛书”中，该书属上乘之作。叔叔自己也不止一次地给我说，我给他推荐了一位最合适的撰稿人。为此我非常高兴，也算为叔叔晚年做了一件让他感到欣慰的事情。

余言

叔叔去世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同仁拟了一幅挽联：上联是“百年禹贡学派殿军，黄运淮海，功在万世”；下联为“一代史地专业坛主，编绘研教，泽被九州”。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准。

传统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派，形成了体制化的学会，出版了专业学术刊物《禹贡》，顾氏也与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一起绘制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蓝图，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历史地理学历经八十多年，特别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家虽各有传承，但以谭先生一脉的发展最为突出，这是学界不争的事实。逸麟叔叔不是历史学界那种开创新学科、新领域的宗师，但他已经出版的两本《椿庐史地论稿》和即将出版的《邹逸麟经典学术论集》可以体现他在历史上水道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出色成绩，无愧为谭其骧一脉最杰出的承继者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史地所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才培养最重要的基地，历史地理学人才在这一基地中成团成群地出现，作为谭先生辅佐者的逸麟叔叔功不可没。叔叔在辅佐谭先生和主掌复旦史地所的那些年，注重学术传承、以其具有亲和力的方式处世论事，成为历史地理学界最优秀的学术组织者，无愧为“一代史地专业坛主”。

叔叔一生实事求是，不随风逐流，讲自我牺牲，为人宽容谦和，处事多奉行吃亏是福的原则。一生获得过中国学术界最高的荣誉和杰出贡献奖，用现在的话来讲，戴过很多顶尖的帽子。现存的邹氏宗谱中找不到状元、进士之类，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官宦身份，如果说官衔，当过全国政协委员的叔叔可以说是列入邹氏家谱中最高的官衔。但他本人一直认为这些虚名不足为人道。他虽长期身处学界高位，但人世名利场的旋涡，对他来说不胜厌倦。他曾多次表示过，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参政议政，做一个普通的教授是最快乐的事情，闭门读书写作，或许更符合他的理想生活。他的本色就是一个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