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作为福建省福安师范学校地下党成员的我，由于该地下党组织的解散和工作的终止，我参加了部队，从头开始，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战士。

同年，朝鲜爆发内战，美军入朝，严重威胁到我国边境的安全。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了。

告别父亲，准备北上

在教导团学习了一段时间后，1951年春，我收到了前往朝鲜的通知！我被分配到二十军炮团观通队，并将从东北辑安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加战斗辅助工作。得知这消息时，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

但同时，我也有所顾虑，不是因为自己的安全，而是因为我家中的老父亲。母亲早已去世，我又是独子，我这一去，家里便留下父亲一人。但是，抗美援朝是祖国的号召，是部队的指令，是朝鲜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个人的心愿，我不能放弃。

我找了一家附近的照相馆，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为了安慰父亲，我在照片的背面写上：“你应当引为无上的荣耀，因为你的儿子已经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争。——给父亲留念”。就这样简单地做了告别，我与战友们踏上了北上抗美的征程。

环境恶劣，生活艰苦

我们先进驻江苏昆山，然后北上经过山东、辽宁，最后走过已结冰的鸭绿江，到达朝鲜。在朝鲜，我干的虽然是战勤工作，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难忘的阶段。正如很多战友回忆的那样，抗美援朝战争中有三死：冻死、饿死、战死。而其中死于当时恶劣环境的占大多数。

我们每人身上背着一只米袋，只能够维持七天。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刚起步，物资相对匮乏，再加上战地环境十分恶劣，祖国后方的战备物资常常接济不上。饿得不行了，只好在周边找些灰菜、水芹菜等野菜和野果充饥。野菜吃多了，胃难受得很。行军途中，我们也会经过朝鲜百姓的村庄，里面有些苹果树、土豆等等，十分诱人。但部队纪律很严，我们每个人都严格遵守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原则，即使饿了也不敢偷吃。

身边的衣服也就两件，一件衬衣、一件棉衣，常年不换不洗，几个月下来是又脏又破。衣服扣子掉了也没条件补上，就在路边找几根草绳，运气好的话能找到几根丢弃的铁丝或电线，用作腰带把衣服束紧。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袄，到了夏天怎么办呢？我们从棉袄的破洞里掏出棉花，正好成为一件单衣。

虽然我们不是一线作战的战士，但在行军途中，除背包、水壶、米袋外，还得扛着枪、挂着手榴弹，有时还带上铁锹、十字镐，负重不轻。更重要的是，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和炮轰，我们只在漆黑的夜里行军，只走小路、山路，不走大路、公路。

白天宿营，夜晚行军

当时我军在朝鲜没有制空权，美军的战机日夜狂轰滥炸，夜里还用照明弹寻找袭击目标。因此，部队只好白天宿营、夜间行军。一到黎明时分，每个人就自找地形，用铁锹挖坑，铺好雨布，躲在里边，再用树枝叶片把自己的身体掩盖以作掩护。

晚上行军，为了不暴露自己，我们不能使用火把及任何其他的光源，只能靠着月光前行。最不习惯这夜行军的，就是吸烟的战士，由于不能发出亮光更不能生起烟雾，吸烟是绝对禁止的。如果烟瘾上来了，实在没法子，只能摘两片叶子放在嘴里嚼嚼，过过瘾。

如果碰上没有月光的夜晚，我们便要努力盯着前面一位战士，紧紧跟着，一刻都不敢马虎。行军途中全靠自律，黑压压的一片，别人根本不会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有极少数的战士睡过头了，没有跟上部队的步伐，第二天便成为了美军的战俘。

艰苦的战争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也让我看到了我军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事实！尤其是第五次战役第一、二阶段后，我军越战越勇，而美军和李承晚部队节节败退，让我感到了无比的自豪。我于1951年3月，在途中创作了《夜行军》：

一个严寒的夜里/有一队年青的士兵/迎着漫天的风雪/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他们来到了村前/听不到犬吠、鸡鸣 /看不到灯光人影/这样寒冷的夜/人们盖着白棉絮睡了/茅屋也盖着白棉絮睡了/他们悄悄地穿过村庄/又迎着漫天的风雪 /继续向前进！/……他们要穿过黑夜/去追击敌人/他们挥动着红旗/去迎接胜利的黎明！

回国学习，准备再战

1951年秋，我军回国装备一批新式武器，设备先进、种类复杂，主要来自于美国、日本和苏联。武器的更新必然需要培养一批能熟练掌握该技术的士兵。由于我高中毕业、做过教师，又在建国后担任过地方的文化馆馆长，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按组织的需要，我被安排回国进行炮兵技术学习，准备再次北上、抗美援朝。

虽然文化水平不低，但当我开始面对这么多陌生的数据和如此复杂的计算时，真是有些不知所措。为了早日北上，我与其他战士一样刻苦学习，并在学习中创造了多种学习方法，如记忆系数1.0667，记作“一个鸡蛋六六七”，类似于方言“一个鸡蛋拌一拌吃掉”的谐音。这些学习方法使我所在的集体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也因此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先后获得了四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当时，为了提高大家革命和学习的积极性，我们会组织各种革命英雄主义竞赛，比如“爬地图”。我们的墙上挂着一张地图，从这里一直到“朝鲜”被分成了好几个小格。一个礼拜一次测评，如果90分以上便向前走一格，如果分数低便往后退。随着一次次成绩的公布，我们离“朝鲜”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但是，正当我们争先恐后即将到达“朝鲜”的时候，我军收到了上级的指令，不需要再上前线。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挺遗憾的，但想想，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和在为她准备的过程中得到学习和锻炼，已经足够了。之后，我一直留在部队里。

逝去的，留下的

与一般的战士不同，我们主要负责战勤工作，即在一次战役结束之后将敌方丢弃但仍完好的坦克、枪械等武器装备收集回来，很少有生命危险。但，我的战友——周鸿禧同志，在朝鲜病逝了。他是我们中唯一一位丧身在朝鲜的战士。周鸿禧平时身体就不好，再加上这么多月来的辛劳困苦，使得疾病迅速恶化，不幸病逝。行军匆忙，我们只做了简单的追悼仪式，将他埋在当时驻扎地的附近，没有墓碑，没有任何的记号。我们的战友纪念册里唯独没有他的头像，他的名字下方只放着朝鲜境内的一座山的照片，他已逝去……逝去的，还有我的徽章和纪念。2003年福建省革命纪念馆需要补充些历史文物资料，并征求我的意见。我愉快地、无条件地将抗美援朝有关的文件、文物捐献给该馆。因为我知道，抗美援朝这段经历已融入我的生命，是我记忆中最深刻、最难忘的一部分，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它不是以物质的形态出现，而是以历史的特征存留。

留下的，正是我抹不去的记忆和我腿上的伤疤。1951年回国途中，我不幸受了伤。美军的飞机在上空轰炸，浓烟密布。一个炸弹在我前边落下，打碎的石子疯狂地向四周飞去，我的腿不幸被其中一块大石击中，顿时血肉模糊。我被部队送到了吉林市三岔河二十一陆军医院进行治疗，一个月后才出院。

伤疤至今存在，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记忆至今存留，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很庆幸它们的存在，它们是我骄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