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如此狭小、封闭而又单一化、均质化的江南空间意象，很大程度上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以降中国经济史学界试图打破“江南中心史观”，进而“走出江南”的区域史研究中凝练而成的。开放之花结出闭锁之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现如今，江南历史自身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光彩夺目，而江南历史的研究却日趋“地方史化”（刘志伟语），有学者进而提出与国家史进行区分的“江南视角”，建议“回到江南地区本身来，探讨其内部社会经济变动与政区、制度、文化、信仰等因素的关联，注重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很显然，这里的“整体性”，只是江南的整体性，因为在他们看来，“江南不是中国”。

客观说来，上述论者并非要把江南从历史中国的疆域中分割出去，而是意在强调，既不能像以往那样用江南经验来掩盖整个中国的历史面貌，也不应该用整个中国的宏大叙事来遮蔽江南区域的本来面貌。这当然无可非议，而且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今日乃至未来仍有必要继续为此努力；关键是，经过将近四十年的“脱江南化”之后，更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把江南带回到曾经被疏远的包括“国家”在内的更宏大的时空网络之中，在江南与国家和其他区域的关联和互动中探讨江南的特殊性，或者像刘志伟建议的那样，把最初“走出江南”之后学界在其他区域探索出来的多样化地方经验拿出来，与江南经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努力发现隐藏其中的种种关联和互动，进而从整体上重新思考中国史研究中的“江南核心性”问题。

这一思路极具洞见。毕竟江南的特性或“江南的本来面貌”，正是在国家与地方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它还会在新的互动过程中发生变化，本身就是中国性的一部分。部分之超越整体的特性并非脱离了整体，而是整体之各部分以及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有了这些新的特性，整体自身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形成新的格局，所以江南道路的生成与演化，本身就是中国道路的生成与演化，两者之间并无冲突。这看起来与过去的“中国是江南”或“江南即中国”的判断没什么两样，但是一旦把此种理解放到复杂性思维的框架，而非多少年来在我们的头脑中一直根深蒂固的教条化的线性思维之中，它的意义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我们需要一种非线性逻辑。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江南”谈“江南”已然不够，还需要跳出“江南”看“江南”。套用唐力行在对他认为明清时期处在同一江南的徽州与苏州作比较研究时总结出来的心得，就是既要“守住疆界”，也要“超越疆界”；或者借用后殖民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对我们的观察对象不断地进行“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简言之，即动态地处理江南的“内史”与“外史”之间的关系。

行文至此，必须要问，到底如何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书写新的江南历史，即构建某种“新江南史”？通向罗马之路自有千条万条，而在笔者看来，其可能的路径之一就是“反弹琵琶”，亦即把被诸多江南学者抛弃出去的那些地区或要素重新捡回来。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江南地域之特殊性的追寻，放弃对“江南核心性”的阐释，也不是将这些被丢弃的地区或要素与先前的内容作简单的加法或拼贴，而是要反过来探索这些部分因何沦为“江南”之边缘，为什么被舍弃，它们与留下的“核心”曾经或后来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关系，各自都受到怎样的影响；我们进而还要追寻，那些看起来与江南无涉的地区，它们在江南的生成、崛起和延续、转型的过程中，与江南之间究竟有何关联，而且除了刘志伟揭示的潜藏在历史深处的不自觉的互动之外，还有没有一种有意识的勾连，正是因为这种勾连构成各区域互动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动力，甚至迄今仍在发挥它的影响？

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不确定性带入江南，让这里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心理认同等各个方面，一切的一切，都要动起来。其中第一步就是打破江南内部的同一性、均质性神话，恢复江南固有的多样性面貌，如名实之别，核心、边缘之别，城市、乡村之别，高乡、低乡之别，以及语言、身份、阶层、族群之别，等等；第二步是对这些差异，不能只看到它们共时性的结构一面，还要看到其历时性的变化一面，更要看到这种种差异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构成其本身变化的动力，进而形成新的差异，使不同历史时期的江南呈现出真正的不同面貌来。

就江南之界而言，应采用动态的历史视野重新斟酌“江南地区”，而非追求静态的“统一性”；我们也需要把自己从对江南的界定中解放出来，但是这样的解放，并不意味着放弃界定本身，而是放弃以今日之见替古人说话的潜意识惯性，是从“时空错置”的“现代主义情结”或“辉格史学”中解放出来，也就是采取历史化的态度，让不同时代的人对江南或其他地域的概念认知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不少学者在此方面已经作出的努力，看起来不仅没有把水搅浑，恰恰让江南称谓及其对应地域的历史演变更加清晰了。事实就是如此。一旦放下确定性的执念，我们收获的反而是更加确定性的概念网络的动态变化过程，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充分运用数字化工程给我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发挥历史学家的考证功夫，运用黄一农提倡的“e-考据”，对江南、江东等一应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廓清江南概念群的生成、扩散、流变以及各概念之间的歧异、对立或交叠等复杂关联；既要搞清楚在某一特定时点上同一概念不同的意蕴与外延，以及与此相关之其他概念和它们所指范围的同和异，还有这些概念之间的层叠关系，也要搞清楚在不同时点上这些概念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旧概念的消亡和新概念的生成。易言之，要把这些概念群当作一个动态演化的非平衡的结构体系或者某种“时空连续体”（谢湜用语）来看待，既要看到它们之间共时性的结构关系，也要发现其历时性的变化。当然，让这些概念及其所指之“界”流动起来，承认“界”之人为建构性特征，并不是同意部分学者的主张，否认有形无形之“界”的存在，而只是把它看成某种开放性的区域空间而已。任何建构都是为了创建，确认或维系各种新、旧之“界”，不管这种“界”是自然地理之界、经济区划之界，还是行政疆域之界、文化认同之界，抑或是把这些统合起来的生态区域之界；“界”的多样性和流变性以及对它的话语表达，正是以特定时段的相对确定的有界为基础的，“界”在流变之中，而非消失或不存在。

相应地，我们还要打破对千年以来江南道路所持之线性进化叙事逻辑，把研究的视点从对明清时期狭义江南的聚焦来一次偏转，转向唐宋、魏晋、秦汉、先秦，甚而史前时代；同时尽可能地尊重古人的选择，把他们对江南的各种称谓所指之实际地域还给江南，也就是把被剔除出去的“中江南”、“大江南”或“泛江南”统统纳入对江南道路的探讨中，尽可能避免对江南的“时空错置”，也就是不要把今日的江南移植到过往的历史中，而是打破江南叙事的连续性教条，让江南的历史在多样化的地域转换中流动起来，力求再现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江南。

第二，这样的研究，如若依然局限于太湖平原，则显然大成问题，还需要将其带回到地处同一经纬度的，包括山地、丘陵、岛屿、海洋等地貌和水体形态在内的更大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生态系统中，把平原、山地、河流和海洋勾连在一起，从其复杂的关联与互动之中动态地揭示江南的形成和演化。数十年来，已有学者从这一思路作了诸多有意义的探讨，目前需要做的，是把它们整合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里面，把平面江南变成立体的江南。对这样一种体系，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山海生态系统”或“山海国”，我们需要以此唱出新时代的“山海经”。

第三，聚焦于苏州、杭州及上海等大城市或曾盛极一时的江南市镇，固然非常重要，但也需要突破这种占主导地位的以城市为导向的江南话语格局，将其与那些被城市化进程所改造或建构于其中的乡村联系在一起，更细致地再现在当前现实中日趋消失的乡村景象，再现被这一进程所碾压的下层民众的艰难命运，重新反思江南的城市化及其引发的巨大的不可逆的景观变迁和环境效应。

第四，则是突破狭隘的地方意识和虚幻的自主意识，把江南置放到它本来即隶属于其中的大一统国家的权力网络之中，把南北两地从平面的文野之分的“文江南”，变身为纵向的朝野之分的“野江南”，亦即从庙堂之上看江南，发掘国家在江南地域中的作用（刘昶、刘志伟），发现“江南”的政治含义（邹逸麟、杨念群）。同时也要从周边看江南，一纵一横，双向并进，探索其与国家政治中心、与北方及周边其他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复杂关联，以及与这种关联本身密切相关的全国范围的信息交流、资源分配和能量流动。

第五，我们当然同意赵世瑜等诸多学者的观点，也就是借鉴加州学派的做法，从全球史的角度探讨江南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南北比较或中西比较的层次，但是这样一种互动并不是“全球分叉”或“全球关联”等词所能完全概括的，而应该从“全球汇聚”的角度，进一步追索分布于此一星球的多元世界内不同力量碰撞交融的分分合合，同时把这一视野贯穿历史始终而非局限于明清以降的近世，进而对所谓的“江南道路”作批判性的反思。

第六，我们更愿意把学界的已有思考，与灾害史、环境史或生态史的视角结合起来，看看能否从中涌现新的解释框架。十多年前笔者曾建议用环境史范式来取代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范式或近代化范式，更不用说早先的资本主义萌芽模式或革命史范式。这一建议并不只是“强调研究内容和对象的拓展，如从社会经济扩展到环境生态”，而是采用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观察一切社会经济事象的视界，“通过探索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的过程，来把握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笔者看来，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就如同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格式塔式的结构转换过程，而非渐进性的积累过程，是凤凰涅槃，而非蛇蟒蜕变”。

此前此后，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贡献突出者，至少有王建革、钱杭、余新忠、吴滔、李玉尚、冯贤亮、谢湜以及吴俊范等。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对灾害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讨论，不能仅仅聚焦于水旱疾疫等天灾，还应包括大大小小的战祸或兵燹，而且对于这样的危机，不能仅仅当作一种外部的、偶发的或次要的因素，而应把它看成江南历史不容遮蔽的内在驱动力，否则不但不足以从更深的层次来揭示江南道路之源与流，也不足以凸显江南道路真正的活力。一个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确定性的江南，正是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种种危机、种种顿挫进行相对成功或不成功的人为响应的结果，而此种响应本身可能又孕育着新的危机。平衡来自不平衡，不平衡来自平衡，是之为富于韧性的动态平衡。

总之，江南研究行至当今，确然需要更宏大的叙事来概括之、检讨之，而这样一种大叙事，不只是大一统的国家史，也不仅是全球史，更不是狭隘、抽象之人的历史，而是包括天、地、生、人在内的江南乃至中华生态系统的宏大变迁史。江南不过是这一变动的系统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旋涡而已。

这样的工作，当然不是本人所能一力完成的。作为一个外行，我能设想的进入江南史这一巨大学术旋涡的路径，就是把上文提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话语，作为研究江南历史的问题意识，以此作为一个中介，尝试着窥探以江南为中心的“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古今贯通”、“中西互动”、“天人相应”以及“形神兼备”的网络式格局。窃以为，上述江南话语，并非相关学者在概念界定上玩弄文字游戏，它其实是学者对既存历史的提炼，尽管其中不免有误读之处，但总体而言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江南内外对江南的感觉和认知，透视了现实历史中切实上演的一出出极为精彩的宏大活剧。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特定地域之江南的形成，同时也是其他地域的“非江南化”过程，两者相伴而生，密不可分。将此与千百年来江南的经济成长之路相对照，则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观：一方面是江南经济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则是江南地域认同的日趋逼仄与相对固化，两种趋势看起来截然相反，长期以来却又并行不悖。对于这样一种日趋缩小的空间范围，身处其中的江南人不但不以为意，反而越发引以为傲。一部出自“江南水利局”的水利志，在其“叙例”中即曾直言“江南”就是“对江北而言”，至于“苏皖兼圻，称曰江南”，那是“清代则然，民国则否”。事实上，此类无形的江南意识或江南话语本身也是有形之江南构建的精神动力之源，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过往的研究过于注重江南经济的物质表现，相对忽略了江南内外有关江南的感知和思考对江南经济演化之路的影响以及演化中的江南经济对前者的反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国家地理》在2007年第3期的“江南专辑”中，就自古迄今“江南”概念从古代的普通名词逐步演化成特定的专有名词这一过程进行了讨论，对“江南”一词指称的地域范围自秦汉至明清由大到小、逐步萎缩的过程作了颇为生动的描述，但笔者更感兴趣的是渗透其中的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为什么全国无数的江南最后都失去了叫‘江南’的资格，为什么最后只有某一块地区可以独享江南的桂冠？”笔者所概括的“江南化”与“非江南化”亦是依此而创生。只是该杂志依据的是早年周振鹤的研究成果，亦即把秦汉时期的江南依据行政区划局限于长江中游，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缩小了这一空间范围变化的幅度。如果采用司马迁的广义江南，也就是包括沂、泗、汉以北部分地区以及岭南的广大地区，则中华文明诞生以来江南地域范围的转变，对于华夏生态系统的意义将更加凸显。

一旦把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带入对于江南的考察与探索之中，另一重“江南意象”也就油然而现。只是这种意象是出于国人话语中真正的“小江南”，而非前文所说的狭义江南。易言之，在我们生活的这片中华国土之上，至少在过去一千年以来，实际上存有两种意义上的“小江南”。通常意义上的“小江南”，其地理位置统统在狭义江南之外，其中多数所占有的空间甚至远远大于后者，但由于它们无不是对狭义江南的效仿和模拟，自然也就让狭义的江南凸显它的伟岸，使其成为国人心目中地地道道的“大江南”。那些身处江南之外者，莫不心心念念地向往着江南。有的远赴江南，候鸟般地乞讨人生，或搜寻当地人腾出的生存缝隙做久留之计，他们在分享江南的余润之际，也在江南内部强化着南北之界限；更多的则是以江南为楷模，用自己的双手对脚下的土地进行非同寻常的改造，试图把它变成心中的江南，是谓“小江南”，江南之外的“江南”。这是一种可称之为“学江南”、“变江南”的运动，迄今未有已时；而且也不完全是江南之外的民间自发行为或地方性举措，至少在北宋时期、18 世纪的清朝，它在一定意义上还上升为一种运动，进而对中国的经济演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

一方面是江南向吴越、向江东、向浙西亦即向太湖平原的萎缩，一方面则是如此萎缩的江南以自身为核心向北方乃至四周的辐射和扩张，这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图景，又是一种怎样的江南情结！以笔者个人的经历而言，家乡所在固然是江北，却也是鱼米之乡，历史时期也曾归属于江南的行政范围，著名的“孔雀东南飞”说的就是发生在那一带的故事。我们自小也把自己当作南方人，把北方人叫作“侉子”，后者则反过来把我们叫作“蛮子”。然而作为一个江北之人，当你置身长江之南，你不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形的界限把你和当地人切分而开。更让笔者受“打击”的是2016年春节之前，有朋友告诉笔者，笔者在家乡过的“小年”是腊月二十三（送灶节），全然是北方的风俗，而在真正的江之南，“小年”是腊月二十四。笔者不清楚如何解开个中缘由，或许笔者的祖先确是从更远的北方迁移过来的，但是当他们尤其是他们的后代以“江南”或“准江南”自诩的时候，实际上又在江南之外制造着新的南北之别。或者说，曾经的江南被排斥出江南之后，仍执拗地把自己等同于江南，江南的范围貌似又在维持与延展之中。

现代扬州的境遇同样尴尬，民国时期曾经因为自己的著作披露了扬州人生活中的某些不雅相而吃了一场官司的易君左，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还为扬州人的“江南”身份作辩解，认为扬州人虽在江北，却“早已江南化了！他自隋代以来代表整个儿的江南民族性，说扬州是江北，真黑天冤枉！”至于其他原非江南却又以江南自居的地域，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江南的这种被扩张过程，使前文提出的“江南化”具有了另一重含义。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江南化”，并非只是一种类似于易君左眼中的文化上的攀附，在很多场合，紧随而至的是对各自所在地域经济发展之路的重新规划，进而也意味着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全新构建。对此一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当可更清晰地认识所谓的“江南道路”及其生态意蕴。由于此类“江南意象”已经跨越了江南之界，故此这样的梳理实际上也是在探讨“中国道路”的过往、今生以及可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