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是快啊。60年前，我上朝鲜战场，天不怕地不怕，燃烧弹点着了我的后背，我还能端起七八十斤重的机枪扫敌人；如今，我81岁，是个耳聋眼花的退伍老兵，是个残疾军人。前些日子，全国各地都在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电台一遍遍放着那首《我的祖国》，好熟悉的歌儿啊，听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60年了，我时常想起我的战友，想起我们并肩作战的日子……

麦克阿瑟曾夸下海口说，这是一场没有反击的战争。

抗美援朝那年，我21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一团二营机炮连的一名排长。

1950年10月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军5万多战士兵分两路，经满浦铁路大桥和浮桥，前往朝鲜。寒风夹着冷雨，但我一点都不感觉冷。望着越来越近的江对岸，我心里怦怦直跳。我们去朝鲜，为了保家卫国！

江对岸，敌人的炮弹不断爆炸，震得耳朵都要聋了；江这边，我们意气风发赶路。对，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我唱得还行吧？其实我们渡江那会儿还没这歌儿，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是后来才有的。

天微微亮，部队到达朝鲜临时首都——江界。

在江界，你看不到完整的房子——全被炸塌了，炸烂了。美国人的燃烧弹，丢到哪儿，烧到哪儿。只要有被炸的民房，就有老百姓的尸体。烧得全身焦黑，空气中全是难闻的臭味，几乎看不到活人。

我们驮炮的马队，踏在碎石公路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驭手们挥着鞭梢，抽得空气噼啪响。我看到通信员抱着一个朝鲜小女孩走在队伍中。一问才知道，女孩儿跟妈妈出来放牛，妈妈和牛都被炮弹射中。朝鲜人民苦啊！

麦克阿瑟曾夸下海口说，这是一场没有反击的战争，美国人一定会在1950年感恩节前拿下朝鲜。我们到达江界时，局势相当紧张。美国第十军、南朝鲜第一军团已在我们之前抵达江界附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也刚刚登陆，这是美国的王牌部队；李承晚的首都师以及第三师正在前往江界的路上。敌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江界，企图十分明显：占领江界。

江界，隔壁就是中国啊。

我们在烟台峰上守了整整13个昼夜， 150多人变成了8个人。

我所在的一二四师接到上级命令：打阻击战。阻击战，就是打乱敌人的计划，堵住敌人的来路。1950年10月25日，这是我在朝鲜战场上参加的第一次战役：黄草岭战役。我作为机炮连排长，配合四连作战。

黄草岭是通往江界的一条山关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四连的作战地叫烟台峰，这是黄草岭的制高点之一，必须守住！

这里我给你讲个插曲。在勘察黄草岭地形时，我们的副师长肖剑飞见到了朝鲜次帅崔庸健。崔次帅身边的苏联顾问得知咱飞机、坦克等一点都没有，便连连摇头叹气，认定我们守不住黄草岭。崔次帅就对他说：“你不了解中国军队，我了解。他们很能打仗，很有办法！”

崔庸健在中国军队待了二十多年，说一口地道的辽宁话。他对我们中国军队真是太了解了。我们当时还有个最原始的口号：中国5亿人，你美国2亿人，我们两个换你一个，我们还剩1亿，你美国完蛋！

黄草岭这一战，我们打得很难。我们在烟台峰上守了整整13个昼夜，150多人的连队最后变成了8个人。是啊，140多个战友，他们都牺牲了。平日里我们都跟亲兄弟一样，转眼间人就没了。这就是战场，容不得你多想。

我18岁在家乡辽宁参军，一参军就逢解放战争。打大石桥，打营口，打海城，打鞍山。打辽沈战役，打平津战役。三大战役里，我就参加了俩。

打仗的日子每天都看到有人死掉，这就跟吃饭、睡觉一样寻常。辽沈战役那会儿，我是重机枪班的班长。有一次跟敌人近距离交火。我想带班里的战士冲上去。但有一名小战士，躲在一边不敢上。敌人机枪一扫，他就抖得厉害，动都不敢动。我骂他，没反应，继续缩在那儿。我急了，你以为你缩在这儿就安全？错！我拔出枪，命令他立即起身，跟我们一起冲。前面就是一条壕沟，冲到那儿趴下，就安全了。

就在我命令他的时候，一枚子弹向我飞来。我来不及躲闪，却见那子弹被机枪架狠狠挡了一下，爆炸了。我觉得肚子那儿一热，低头一看，棉袄下襟被炸得一个洞一个洞的，腹部也被炸破了皮，血把棉袄都弄湿了。我看也不看伤口，带着战士们就往壕沟里冲。

那小战士趴到壕沟里就哭。我说你哭什么呀！小战士一边抽泣一边努力压低嗓门连连说：“班长，对不起，对不起……”哎！这有什么关系。打仗哪有不流血牺牲的？该冲的时候就得冲。你不冲上去杀敌，敌人就要来杀你！这就是战场！很残酷。

两个炊事员牺牲了，电话线被炮弹炸断，我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坚守烟台峰，因为是打堵击战，可使用的炮弹不多。为了节省弹药，连队规定各种武器“三不打”：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隔远了不打。每个战士准备大量的石头，夜间抗击敌人进攻时，石头和手榴弹混着用。

美国人的武器当然比我们好了不知多少倍。他们什么武器都用，就差原子弹没上了。我印象很深的就有两种，一个是燃烧弹。这种炮弹里面全是汽油，打到哪儿哪儿就是火海一片。要是烧到衣服上，千万别用手扒弄，越弄火越猛，对付办法仅有两个：打滚，或者往水里钻。还有一种是子母弹。听听名字就知道，这种炸弹就是大的小的连环炸。大的炸完，小的随之引燃，小的炸完，再小的继续炸……我们在山顶上听起来，就像烧开的粥锅在响。子母弹炸 下来，方圆几公里内，没几个人能活。

烟台峰海拔1000多米，我们在山上守，炊事员在山腰烧饭。没有粮食吃，只有土豆。朝鲜土豆特别多。土豆粉用水拌匀，拍成饼，在水里煮，煮熟后给我们送上来。一人分一小撮盐，蘸着土豆饼吃。

盐很少，特别宝贵，我们那会儿吃盐都是一粒一粒数着吃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文章里写过“吃雪”的情节，我们打烟台峰的时候还要苦，没下雪，所以连雪都没得吃。嗓子干得直冒烟。

守到第五天，敌人实在耐不住性子，一个炮弹打过来，两个炊事员牺牲了，我们一下子陷入了没有供给的困境。电话线被炮弹炸断，我们连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没有供给，没有增援，就这么饿着肚子跟敌人耗。四天没吃没喝，实在撑不住了，夜里，我对战友们说：把水壶都给我！我怀揣五六个水壶，贴着地，一点点往半山腰挪。我白天看好的，这半山腰有一处凹地，里面有点水。

挪了将近两个小时，到了。我先喝了两口，然后用手往水壶里舀水，装满后水壶挂满脖子，往回挪。挪到山顶，天亮了。

五六壶水，要分给全连几十个人喝。我递到战友嘴边，听得“咕咚咕咚”两下，立马拽掉，给第二个人喝。到最后一个人，一口下去，全吐出来——妈呀，这最后一口啊，都是沙子。

“突然有一支极其顽强的部队从地底下钻了出来！”麦克阿瑟说。

第12天，敌人终于狗急跳墙，在烟台峰投下大赌注，整整一个师的兵力全部调来对付我们一个连。烟台峰顶，被燃烧弹焚烧的树枝、茅草屋浓烟滚滚，呛得人眼泪直淌。我们连与攻上来的美军对杀6个回合，直到下午5点，美军两个连突入我们的阵地。

这时，四连长刘君从团部开会回来。一到山顶，就听到半山腰的枪声。

“敌人上来了？”他问在一旁的我。没等我回答，他就将大衣脱下来扔给我，一把拔出驳壳枪，对我说：“掩护好！”然后对身后大喊一声：“连部的，跟我上！”

首战烟台峰，我们完胜，但我们都哭了。我们伤亡巨大，连长刘君也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烈牺牲。暮色中，我们围在连长的遗体周围，一言不发。许久，司号员张群生的一声号响打破了寂静。这声长号，是在向远处的营部报告：烟台峰依然在我们手里！

看过电影《集结号》吧。连队战士除了谷子地之外全军覆没。而我，就是连队里极少数活着走下烟台峰的人之一。放下号，张群生在地上捡起一块木炭渣儿，在刘连长遗体旁的石头上写下两句话：骨埋朝鲜土，血沃金达莱。

从烟台峰撤下来，我们8个人的队伍冷冷清清，我走在队伍最后，防止受伤的战士掉队。走了一段路，一个小战士，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吴邦仁，突然跑到一边，用搪瓷杯接自己的小便——一点点小便，比酱油的颜色还要深，接到杯子里，迫不及待地喝下去了。

这位战友我们后来联系过。1988年，当时他已离休，在大连，来杭州看我。那天是星期六，就坐在我家这张沙发上。我问他：“老吴啊，现在生活过得怎样？”他答：“还可以。”我说：“怎么是‘还可以’啊，应该是很好才对啊！你千万别忘了在朝鲜打仗那会儿啊！”

那次见面后，我们之间一直通信往来。后来他家拆迁了，不在高尔基路了，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很想念他。文章发出来他能看到吗？

1950年11月5日，黄草岭战役结束。美国人此时才明白过来：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弱势的朝鲜人。“突然有一支极其顽强的部队从地底下钻了出来！”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里这么写。

四连被全军命名为“烟台峰英雄连”，记集体大功一次。

美国大兵们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下能把机枪用到高温卡壳！

不出所料，在紧接而来的战役中，我们遭到了敌人丧心病狂的报复。

11月7日，我们在朝鲜北部长津湖开始对敌第二次战役。长津湖很冷，海拔2000米，零下40度。零下40度，我现在说出来都觉得全身一股子寒气。天开始下雪，积雪有一尺深。我们一个班就两床棉被。把被子垫在雪地上，全班挤一起，哪里谈得上取暖呀，只是为了不被冻死。

美国黑人大兵以前常年在南方，没见过雪，累极了就把自己埋进雪里睡。我们没见过黑人，看到黑乎乎的脑袋露出来，以为是鬼，壮着胆子上去一看，嗬！不是鬼，是“鬼子”！刚想举枪把他们干了，发现不对——这几个黑鬼子已经冻死在“雪被子”里了。

不过，下雪也有一个好：我们终于可以不用靠吃牙膏解渴了。吃雪。一口雪过一口土豆，幸福啊。后来听说有炒面吃，炒面配雪，可惜我没赶上。

在极寒的天气下打仗，最怕的就是长时间卧倒。很多战士，无数次死里逃生，从未倒在敌人的流弹下，但最后却倒在了雪地里。我有好几个战友，长时间卧倒不动，到最后，真就永远都动不了了。冻死的战友，尸体都抬不起来，得两个人拽住衣服，从冰雪地上把他撕下来。我的右脚就是那样冻坏的。后来大脚趾被锯掉了一半。

敌人也怕冷，也急着要结束这一切。他们派出的飞机多得数不清，像一群抢食的乌鸦。他们的机枪一天一夜都在疯狂扫射。前方侦察员回来说：敌人的很多机枪因为密集扫射产生的高温发生了卡壳，报废了。

美国大兵们正在营地里集体祷告，祈求主的保佑呢。零下40度的气温下能够把机枪用到高温卡壳，你想想，这多么疯狂。机枪报废了，就用燃烧弹。一个接一个，呼啸着飞来。我感觉脑门一热，燃烧弹把我帽子点着了，我不敢用手扒弄，赶忙头朝地不断翻跟头。

我们搭的茅草屋被燃烧弹点着，我们的司务长、理发员、司号员、通信员还有一个卫生员，五个人被活活烧死。那位通信员我认识。他跟我是辽阳同乡，和我一道参军，姓辛。

一天一夜的时间，尺把深的积雪被敌人的燃烧弹一寸寸烊开，露出烤焦的地面，后来，连炸翻的泥土都着了火，黄土烧成黑土， 随手抓起一把，全是弹片。

我很幸运。我的很多很多战友，去了朝鲜就没能回来。一天傍晚，我听到一阵呻吟，走上前去，看到一个战士躺在山坡上。他也看到了我，冲我轻轻笑了笑，用很微弱的声音说：“我的肠子被炸断了。”肠子断了还能说话？还会笑？我有点难以置信，赶紧下去帮他叫卫生员。后来，他在被抬去营部卫生所的路上，死了。

那个晚上，我在他身边蹲下。黑暗中一点点摸过他的皮带。我摸到一个孔，刚好小拇指大。子弹从这孔穿进去，把他的肠子炸开了花。

这美军的东西就是多，整整40辆卡车，水果饼干香烟大衣……啥都有。

长津湖战役是打得最苦的一场战役。遇上50年不遇的极寒，供给又严重不足。当时另一批“紧急入朝”的志愿军战友，连棉衣都没有备。他们在沈阳短暂停留的时候，东北边防部队看见入朝战士衣着单薄，立即动员战士脱下身上的衣帽换给这些部队，但数量很少，部队停车时间也短，脱下的衣服很多都来不及送上列车。

直到第三次战役，也就是打“三八线”的时候，我们的供给问题才得到了改善。怎么改善？敌人给我们“送”！

1950年12月31日晚上，我们发起总攻，迅速突破了北纬38度线地区美军的防御阵地，又继续向美军纵深进攻。第三次战役开始了。我所在的连队这次是打穿插，插到加平地区，把敌人堵住。

第二天就是新年。美国佬打个仗都很讲究生活品质，仗要打，年也要过，他们的补给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我们所在的加平地区就是物资运输的必经之地。凌晨一点多，卡车队浩浩荡荡地过来，一共40多辆，被我们逮了个正着！他们人少，我们人多，堵得死死的，他们只好乖乖缴械投降。

我们志愿军的条件苦啊，没有烟抽，都是用野蒿叶儿揉一揉，填到烟袋里，吸上两口。可拿起美国人的东西来，嘿，烟不带过滤嘴儿的我们都不要！这美军的东西就是多，整整40辆卡车，水果、饼干、香烟、大衣……吃的、用的，啥都有。上级喊话：尽量拿，尽量拿，天亮后就会被敌机炸掉啦！除了香烟，我还拿了件美式军大衣，黄色呢子的，质量是真好，雨天还能当雨披，进屋一抖，水珠全没了。后来这件呢大衣被我在养伤时送给了一个受伤的战友，我一直相信自己还会回前线的嘛。

我每天都要拄着拐杖跑去传达室等信件，生怕错过部队寄来的“通知”。

说到这里，就有点感伤了。第三次战役没打完，我被冻坏的脚就开始溃烂，渐渐地，右脚大脚趾整个都烂掉了，青筋翻到外面来，那个痛啊！我每天咬牙跟着队伍。

有天下午，营队教导员朝我喊：“喂！小史，你跟卫生班长下山休养去！”

“下山休养？我不去！”“不去你脚怎么办？你走不了路！”“走不了我可以爬，我爬也要爬上战场！”“掉队了谁来管你？我命令你：下去！”

没办法，当兵的就怕“命令”。我磨磨蹭蹭、极不情愿地跟着卫生员下山。那是1951年的春天，我养伤的地方叫槐木洞。

我的伤口溃烂得一塌糊涂。军医建议我锯掉整个大脚趾，我当然不肯。锯掉之后还怎么上战场？我一直坚信自己会重返前线。但是，我的心愿没有实现。 脚伤越来越严重。1951年冬天，上级命令我回国治病。我不情愿，部队领导让我留下照片，填了表格，对我说：“你的资料都留下了，你先回去养伤，需要时我们会再通知你的。”

我当真了。回国后，我先在黑龙江养伤，1952年又转到绍兴康复二院。我每天都要拄着拐杖跑去传达室等信件，生怕部队寄来的“通知”没有及时到我手中。这一盼就是几十年，到现在也没“需要”……唉。

有一回听广播里念，“大娘，停住您送别的脚步吧……”听得我热泪盈眶。

我1954年转业后到杭州市邮政局工作，从搬运工做到局领导。一次扛邮包，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全身像触电一样。去医院拍片才知道，颈椎第二椎节断了。医生问我早年有没有受过外伤，我这才想起，在朝鲜战场上，曾摔了个跟头，刚好被重机枪砸到后背……

朝鲜战场，要多苦有多苦，可我是真怀念那段日子。朝鲜老乡唱的《捣米谣》我现在还能哼上两句，他们帮我们捣米时，对我们一口一个“道木”，“道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国话的“同志”。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说些半生不熟的汉语，我们也会一些半拉子朝鲜话。比如，我当年向朝鲜老乡讨水喝，就问“一哨？”（有没有？）他回答“哨”就是“有”，“噢不哨”就是“没有”。

朝鲜人蛮勇敢蛮善良的，女同志都是背着小孩、扛着木枪上前线的。1951年春节，我们住在一个朝鲜老爷爷家里，年初一早上，他就给我们端来一大坛子泡菜，还有一罐自家酿的米酒，可好喝了……

回国后，有一回听广播里念魏巍写的《再见了，亲人！》， “大娘，停住您送别的脚步吧……”听得我热泪盈眶。6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现在啊，反倒蛮喜欢我这只残疾的脚。看看它，就想起那段岁月。我后来被鉴定为三等乙级残废，我跟你说啊，1953 年，我这级别拿9块钱一年的残疾军人补助，现在呢，4000多块一年。去年建国60周年，提高到5000块一年，等于是一个月400多块，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