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团在杭州逗留的几天里，长麟与马戛尔尼还见了三次面。两次是在特使的船上，所交谈的不外乎 整顿广东对外贸易之类的事。长麟对马戛尔尼说：

“皇上既命兄弟去整顿广东的事务，兄弟万无不竭力之理。且兄弟向来很体谅外国人，到了那边决不令外国人负屈，贵使尽可放心得下。”这番话让马戛尔尼感到亲近，以致他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经过几次交往，“二人情谊因此益形亲密”。而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和谐，两人做的却是不一样的梦。长麟使出的是“怀柔”的一招，皇上赋予他的使命就是尽力安抚贡使，尽量不让使团人等带着对天朝上国不好的印象回国，而马戛尔尼对长麟的期望是他能真心实意整顿广东对外贸易的弊端。事实上，长麟是无法实现马戛尔尼的期望的，官场成规由不得后任去推翻前任的举措，何况长麟的前任是时受皇帝倚重权势甚大的福康安，再说，皇帝在有关人事任免的上谕中也只是要求长麟“俱应循照福康安立定章程认真妥办”。所以长 麟对于马戛尔尼的善意基本上都是权宜的应付。

据马戛尔尼《觐见记》，十月初八日（11月11日），使团到杭州的第三天，马戛尔尼因一件急迫之事，“往谒”了长大人（麟）。往谒的地点，书中没有写，但既是“往”，当是离开运河船上岸到长麟的衙署去谒见他。当时虽然新任浙江巡抚吉庆已经到任，但前任巡抚长麟应该还住在巡抚衙门里，那么马戛尔尼是入城进了浙江巡抚衙门。往谒谈的是一件什么样的急事呢？

原来这天马戛尔尼收到呆在“狮子”号上的古完勋爵于上月15日从舟山定海发出的由北京转来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狮子”号船中病者甚多，连医生、大副都生病了，而又缺少医药，不得已开往广东江口买药以救急，一俟药物购置完备后即北返，按原计划停泊舟山定海等候钦使上船。马戛尔尼读罢来信，一则对中国政府故意压搁书信以致误事而不满，一则大惊，他初初计算了一下时间，判断目下“狮子”号当在澳门附近，应该立即设法告诉古完勋爵，不要北上，而务必待在澳门等候。事不宜迟，马戛尔尼立即动身去见长麟，请他帮忙送一急信到澳门。长麟非常爽快地答应，说今夜即可打发专差送去，到广州请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转交，想来不会误事，贵使快去写信来。马戛尔尼长舒了一口气，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说现在就写，还请长大人饬人送去。他很快草完一函，信中仅寥寥数语，不过告诉古完勋爵停船在澳门等候之意。这次长麟算是帮了马戛尔尼一个大忙，但这不过是一个顺水人情，只要有利于让使团尽早顺利离开中国的事，他肯定是很乐意照办的。

这件事其实远不止马戛尔尼所记述的那么简单。据松筠、长麟、吉庆于十月十日呈寄的联名奏折所述，此事似发生十月初八日（也比马戛尔尼所记的迟了一日）。地点却没有说，很可能是不便说。马戛尔尼说是“往谒”，肯定是离船上岸，甚至进城，这不是皇上乐于知晓的信息，所以不妨笼统言之。事情的直接起因是宁波知府传递到一封停泊在定海的英船上船员托传给特使马戛尔尼的信，并带话略说前次有船开走现尚有一船等候的原因。长麟他们便将信交给马戛尔尼，同时感到这是一个执行皇上最新旨意的好机会。

原来，在十月初八日，松筠他们接奉到一道十月初三日从北京寄发的上谕，这道上谕是对松筠九月二十八日奏折的回复与指示。皇上根据吉庆奏折所述，说留在定海的大船即是贡使来时所乘之船，起了疑心，认为贡使此前向松筠所称船小人多易生疾病可能是托辞，于是谕令松筠等视情可设法向贡使等好言开谕，让他们全部都到舟山上船，及早归国，这样要比赴广东坐船省便得多；而如果该贡使等再三陈恳，有不得已的原因必欲从广东行走而又难以拒绝的，那么“亦止可俯从所请”，以示怀柔，“不过沿途稍费供支而已”。

看皇上的口气，这个谕令并非一定要执行，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当回事。那么，怎样找个由头再向贡使“好言开谕”一番？这不，机会马上就来了。当将定海英国船员的信转给马戛尔尼，后者为此焦急而往谒长麟的时候，松筠他们就好言开谕起来。他们对马戛尔尼说：“你们那只停在定海等候的船（即“印度斯坦”号）上的人，对你们使团的人数、物件肯定计算得明白，正因足敷你们乘坐，才在那里等候。现在船上又写信来，告知你们等候的情况。我们想，如今你们副使（斯当东）正患足疾，为何不趁此就近即往定海登船开行，这样不是更加安稳便适吗？我们这样说，没有其他意思，而完全是出自好心好意。”

马戛尔尼听得此言，焦急更甚，辩解说：“刚才接到的信只是告诉我们前次那几只船因船员生病的甚多，不能久留，赶赴澳门买些药物医治病人，所以才留下马金托什的这只货船在定海等候，除此，信中并无其他内容。至于那只货船的大小容量，能装载多少货物，坐多少人，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如今人众物多，那船断难容纳，况且船上又有患病之人，恐怕又发生传染，我们心里实在害怕。所以前次据实恳求，大皇帝业已恩准我们由广东行走。即使沿途中偶尔有个小病小恙的，也要比在海船上传染上疾病好得多。”松筠他们似乎不为所动，继续开谕：“你们由浙江赶往广东，道途迂远，且有翻越高岭、下船上岸水陆兼程的麻烦，可能会因劳顿致生疾病，这样岂不成了我们照料不周、不能很好地体现大皇帝轸念远人的圣意了？所以为你们着想也为我们考虑，你们不如及早到定海上船将养身体来得更好。”

马戛尔尼自然不肯放弃与两广总督一同赶往广东这根最后的稻草，说：“诸位大人所说的句句都是好话，我们心里实在感激。我们现在已到浙江，如果有来时所乘之船可坐，我们岂肯绕道远行？实在是因为害怕生病，且行李物件累赘，是以恳求分道行走，现在只有请求遵奉大皇帝此前的恩命，让我们仍由广东行走，赶赴澳门乘原船回国。这就是沾受大皇帝的天高地厚活命之恩了。”马戛尔尼继续恳求道：“现在我还想拜托大人们一件事，我要写一封信，请求发到澳门，交给从浙江开行的那几只船上，叫他们务必等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乘坐原船回国了。”

几番对答下来，松筠他们明白已无法劝服眼前这个执拗的英国老头，多说也无益，只能“俯从所请”了。

但是如何向皇上奏报此事，还得费一些斟酌。最后，松筠他们是这样禀报皇上的：“奴才等察看贡使陈恳之词及其情态，甚为婉切，看来他们真有不得已之实情，奴才等难以拒绝。这一切都在皇上圣明洞鉴之中。因此就告诉他们，之所以劝其从浙江归国，实是考虑到他们不 耐苦劳，既有便船在定海，故与他们商酌可就近登船返国。这原是顾惜他们的意思，如今他们既如此陈恳，况且先前皇上已恩准他们由内河赴粤，奴才等也不能再相强劝了。”这是一段很“得体”地应对皇上的话， 乾隆皇帝阅罢，朱笔批了9个字：“都合昨近之旨，即有谕。”也就是说松筠他们与马戛尔尼等的“好言开谕”，完全体现了皇上的意图。

这是清王朝的奴臣与英国特使在杭州展开的一场交涉，马戛尔尼好像获胜了，但其实松筠他们乃至乾隆皇帝并不一定要达到某种目的，反而有些借此特意展示一下皇上怀柔远人之美意的意思，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交涉，不如说是一个预设好的局，此亦可见天朝行事微妙之一端。而这一局，对马戛尔尼来说，倒是真正地紧张了一阵子。前述马戛尔尼的《觐见记》以及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只提到请求长麟传信到广东的事，而没有说及其他情节，可见他们也不愿意将此次交涉的细节让国人知晓。他们反而都颇为好感地说到了松筠、长麟他们的爽快和乐于助人。

马戛尔尼写长麟听到他说寄信的话，即满口应承：“可以，可以。你快去写信来，兄弟今夜就打发专差送去，送至广州转交，一定不至于有什么失误。”斯当东也说“好在松大人和新总督俱不像和中堂那样疑忌特使”，爽快地答应寄信。马戛尔尼他们如此写，大概也有表彰自己遇事善于应变的意思。

11月12日（十月初九日），马戛尔尼来到钦差松筠的舟中。这一次求见不为别的，而是答谢。谢什么呢？谢皇上追赠礼物。据松筠向皇上的奏报，马戛尔尼“至奴才舟中跪请大皇帝圣躬万安，敬捧呈词俯伏”，口称：“我国王仰慕大皇帝福寿仁圣，特令我等进京瞻觐，进表祝釐，用伸恭敬之忱。但我等外夷不识天朝体制，一切礼节全未谙习。仰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体恤备至。前蒙赐我国王温谕并许多贵重希有之件，昨又蒙御书福字颁赐国王，我等亦得同沾洪福。又蒙颁赏蟒袍绸缎佩包等件，荣宠无比。又准我等仍由广东行走，特派总督照料，感激真情难以备述，回去告知，国王必定真心感谢。今知大人就要回京，谨具呈词敬求代为奏谢鸿恩。”马戛尔尼一边说着，一边将一件已译成汉字的呈文递交松筠，再三再四地恳求松筠上达天听。松筠在奏折的最后对此事作了评论性质的总结，他对皇上说，贡使等僻处海邦，未谙天朝法制，而在皇上您的圣泽涵濡与天威震慑之下，他们天良得以发现，愚昧开化了一些，所以对以往的行为愧悔感畏。不用说，这一番陈词又是松筠按照老套路编制的，大概这样的句子看多了，皇上也提不起精神，在此件奏折的末尾，连“知道了”三个字也懒得写，只画了一个像“乙”字样的钩。（根据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其名著《叫魂》中的理解，这是“阅”字的草写。）

11月13日（十月初十日），英国使团分拨离开杭州的前一天。根据既定安排，钦差松筠与浙江巡抚吉庆将护送小部分贡使随员及大部分行李物件前往宁波，这意味着松筠将与马戛尔尼就此别过。这一天（应该是早晨），松筠来到马戛尔尼的船上，为的是向他告别。寒暄之后，松筠说了一番令马戛尔尼印象很深的话。松筠说：“各国有各国的法律习惯，决不能强求同一。中国与英国相距既远，不同之处必然要比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的多，故此次贵使到中国来，虽然见了许多可惊可异之事，却也不足为奇。如果换个位置，兄弟到了贵国，心中感到奇异的事肯定也与贵使在中国感受到的一样多。所以，贵使回国之后，千万不要把心中对于中国不满意的地方老是记着，这就是兄弟我在临别之际最希望于贵使的事了。”松筠真是一个做事负责到底的能臣，要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安抚马戛尔尼。“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是皇上对待马戛尔尼这位“远人”的宗旨，皇上交给松筠任务的时候向他面谕的重要内容之一肯定是如何施展怀柔之术。所以松筠对马戛尔尼的话别之言，也是履行钦差职责的体现。但平心而论，松筠所言的前半段的确颇有识见，而且肯定不是皇上教给他的。以今日的外交语言，松筠所说的是国际交往中很重要的“存异”原则。此等见解，连马戛尔尼这位大英帝国的资深外交官也表示佩服，认为松筠此言是他到中国以来所接触到的汉人及满人所说不出来的。

马戛尔尼《觐见记》记述说，看松筠前来话别时的情状，表现出跟他有很深的友谊，不忍心离别的样子。此话显示马戛尔尼好像对松筠的表现有些怀疑。大概松筠的表现稍微过头了些，让马戛尔尼感到不自然。但总的来说，如前所述，马戛尔尼对于松筠的评价是高的，既认为他性情平易可近，也认为他“在华官之中当推为一最为有识见者”。当然，相互之间的情谊也是有的。按，自上月初三从北京启程，松筠与马戛尔尼等相处了一个多月，以其精明强干加能言善辩，松筠既出色地完成了皇上交予的使命，也与马戛尔尼等人结下了情谊。如今分别在即，仅仅出于情谊 或礼节，松筠的话别也并非虚应故事，而有真情存焉。只是，无论松筠还是马戛尔尼都非常明白，他们是分别属于两个世界的人，能够在一起待这么久的时间，已是非常之缘，而今分别，就像是两条相交的直线，过了交叉的一点，就永无再相交汇的机会。马戛尔尼为了感谢松筠一路上给予的照拂，以礼物数种相赠，而松筠坚决不肯接受，回说有违国法。这自然是实情，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君主概不允许臣子与外藩有私人交往，即所谓“人臣无外交”。但松筠在杭州谢绝马戛尔尼的礼物，似还另有隐情。

九月二十七日，马戛尔尼一行还在江苏境内，为了表示对松筠的感谢，送他洋酒20瓶，松筠首先以不符天朝体制而婉谢，最终还是接受了。接受的理由，据他给皇上的奏报，是念在贡使等感激圣恩之意送酒致谢，尚可收受，如果是别项礼物则断然不可。原来，松筠之所以在杭州不接受马戛尔尼的礼物，却是因为他此前已向皇上保证过。这是一层隐情。还有一层，一路来，松筠像管束犯人一般催赶马戛尔尼一行行走，从个人情感上来讲，素来正直的他可能会有那么一丝丝愧疚，又岂肯再接受人家的礼物？

根据小斯当东的日记，大概在与马戛尔尼话别之后，松筠还来到副使斯当东的船上，看望他的“爸爸”。寒暄之间，少不了体面堂皇的客套话。大人之间的谈话太无趣，小斯当东没有记述，他忙着写一封信给远在伦敦家里的妈妈，写好后，托马托金什船长捎走。

英国使团之所以在杭州耽搁了好几天时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做分拨行走的准备工作。虽然在未到杭州之前，在松筠的督促下，使团已对人员、行李划分作了大致的安排，但到杭州后，还得根据舟山等候船只“印度斯坦”号货物装载情况、赴粤水陆交通状况、浙东运河船只装载量等具体情况对分批人员、行李物件再作细致分配。这件事情须由松筠、长麟、吉庆3位大员与特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事务总管巴罗等认真商议后才能确定。商量的最终结果是：所有以前搭“印度斯坦”号船由欧洲前来的仍然搭原船回去。英王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是由“印度斯坦”号运来的，中国皇帝送给英王的礼物也由该船运回去。具体人员及行李分批情况是：前往舟山的共13人，即本森上校、马金托什船长、丁维提医生、亚历山大先 生及仆役、机工9名，行李物件数量660件；前往广东的有76人，随身携带轻便行李131件。本森上校是特使马戛尔尼的副官和卫队司令官，本是随同特使乘坐“狮子”号战舰来的，按道理应随同特使前往广东，大概考虑到前往舟山路上的安全以及押送中国皇上赠给英王的贵重礼物的需要，马戛尔尼安排他带领其他有关人等前往定海乘船南下。

11月10日（十月初七日，星期日，此日期系根据副使斯当东、总管巴罗、“狮子”号第一大副安德逊的有关记述综合判定）晚间，一位中方护送官（可能 是通州协副将王文雄部下）来到使团人员乘坐的每一只船上下达指令，要求在每一件行李上按照送交地点，写上“舟山”或“广州”字样，以便分批转送。写好标签之后，送往舟山的行李就由浙江官方安排的杭州码头苦力搬运到指定地方。

因送往舟山的行李物件数量很多，在贴标签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失误，错把需随身带往广东的几件行李贴上了“舟山”标签，致使与其他行李一道转送到钱塘江对岸将经浙东运河开往宁波的船上。可能在行李搬走之后晚些时间使团人员发现了这个失误，因当晚不便追回，故在次日（11月11日）清晨，本森上校、巴罗总管及1名其他随员(此据斯当东《纪实》，而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所述则无这名随员)，在一个中国军官和士兵的陪同下前去追回这几件发错的行李。

追回的过程比较复杂：他们是骑马去的，因使团人员不能进城，他们就绕到城东，走到一条河边，下马，再坐上一辆牛车。这辆车有毛毡遮盖和棉制的坐垫，由3头健壮的水牛拉着，牛鼻上穿着绳子，赶车的人坐在牛背上。牛车涉水而过，走了一段路后又来到水边（应该是钱塘江），然后坐小船渡到对岸。上岸后坐上肩舆，约走了一英里路，终于来到运载行李船只停泊的浙东运河的码头，将几件行李拿了，回走。当他们按原路回到城边时，临时起意，嫌在城外绕着走太远，就擅自主张穿城而过。未承想，这一偷懒的行为竟在杭州城引起了一桩“重大”事件。

前文说了，清廷对于英国使团始终怀着戒惧之心，选派得力官员全程随行监视约束。当随行清军军 官察觉到英人的意图，暗中示意随从士兵（巴罗称之为“传令兵”）奔向城门方向，通知关闭城门。而本森上校等人识破清方意图，立即策马跟进。这时，那清军军官与士兵大叫起来，市郊一片骚动，城门立即关上了。英国人表示想进城，守城的八旗兵说，城门钥匙在长官手里，无法开门。本来白天城门大开，要到晚上才关，现在白天却突然关闭，城门附近也陷入了小小的混乱之中。消息立即传到浙江巡抚衙门及杭州八旗驻防将军那里，他们不知端详，如临大敌，一时锣鼓之声大作，3000多名驻防旗兵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分遣至杭城各紧要位置。巴罗总管向随行的清方官员说明情况，说他们只是想穿过城市回到运河的船 上，别无他图，没有什么可以惊慌的。事情原委传到 两广总督长麟那里，他知道英国人有行走时观望周围景物的喜好，就下令说英国人可以随意在城内行走，不得阻挠。

一场由3个英国人的进城引起的杭州全城戒备的“大事”就这样虚惊一场地结束了。据副使斯当东的记述，事后传到王大人（即护送官通州协副将王文雄）那里，“三个英国人在中国最大最巩固的城市之一引起了这样一场无谓的大惊小怪，他不禁哑然失笑”。此事的确可笑，但可笑之处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英国人透过这件事看到了清王朝行事的乖张。斯当东说杭州是“中国最大最巩固的城市之一”，其实有些讽刺的味道，下文将会说到在马戛尔尼等人眼里，中国军队，无论绿营（汉人军队）还是八旗（鞑靼武士），都是一群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家伙。

据历史学者李天纲对一幅名叫《官府宴请》的英国铜版画的考证，长麟在杭州邀请特使等人到自己的府邸做客，看戏班子堂会，并宴请了他们。但不知为何，无论马戛尔尼的《觐见记》，还是副使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使团总管巴罗的《我看乾隆盛世》（英文原书名是“旅行在中国”），都未提及长麟在杭州宴请特使之事。以上述长麟与马戛尔尼在杭州交往的情节而论，如果真有宴请，很可能就在马戛尔尼因急事往谒长麟的那天（11月11日），既然特使亲自上门来了，那就一起用个晚膳罢。或者还有一个可能。14日，使团离开杭州的那天早晨，马戛尔尼坐了一肩舆，进城一行，或者长麟就在府邸设午宴招待。但马戛尔尼的记述是“已而出城”，不知道“已而”是过了多长时间，所以午宴之事尚待证实或证伪。

未悉李天纲考证的情节，但细察马戛尔尼、斯当东、巴罗等人记录，那幅题名《官府宴请》的英国铜版画描绘的并非长麟在杭州府邸宴请特使马戛尔尼等人的场景，而应是他在广州安顿特使一行的馆舍里宴请的场面。马戛尔尼在《觐见记》中说，他们坐轿进广州城，抵一馆舍，总督长大人及抚台、藩台等大员在门口迎接。在一大厅里，双方面对面交谈约1个小时，“后长大人导吾辈至戏园中观剧，即于园中设宴款接，肴馔之盛既为吾毕生所未见，而长大人招待之殷勤，亦足令吾心感靡既”。以此段描述对照《官府宴请》铜版画，若合符节。然则，李天纲的考证，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