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丽奥（英文Clio）是古希腊神话里掌管历史的女神，一般用来泛指历史。 张广智先生是笔者当年所在复旦历史系85级的班主任，更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他严谨治学半个多世纪，是我国公认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带头人，硕果累累。当下，张先生老当益壮，仍笔耕不辍，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在文学田地里辛勤耕耘。 
张广智先生 1 求学之路，刻苦勤奋 张广智1939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农村，祖父是乡下一位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他幼承庭训，还在五六岁牙牙学语时，祖父就开蒙让他背诵《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这些古文背诵起来毫不费力，如此童子功也令他终身受用。 可惜只有一年多的光景，祖父因病去世。不久抗战胜利，1946年冬天，母亲带着七岁的张广智和襁褓中的妹妹，闯荡大上海。1959年，他顺利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当时的复旦历史系，阵容强大，名师荟萃。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等大家；世界史方面则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朱滶、章巽、田汝康等学者，真可谓极一时之选，用现在的话就是“大咖云集”。其中，周谷城、耿淡如与周予同和陈守实，当时有历史系“四大金刚”之美誉，与北大历史系媲美抗衡。 置身如此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中，张广智在五年本科的学习阶段，悠游于历史学的海洋，在打下扎实学问功底的同时，也奠定了他日后要做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崇高志向。 1964年，张广智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耿淡如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史学史，他也是中国大陆“文革”以前唯一的一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勤奋刻苦”，正是在他求学之路的各个节点上能成为“排头兵”的动因。 2 “谦虚治学，谦虚做人” 耿淡如先生（1898-1975）是我国西方史学史领域的拓荒人和奠基者。说来也巧，耿先生是张广智的同乡前辈，192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不久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获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耿先生在复旦等沪上高校主讲国际关系史多年，成为当时一大热门。 新中国成立后，耿淡如先生转向世界中古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耿先生人如其名，耿介谦和。先生学大如海，博学严谨，他通晓多国语言，花甲之年还自学俄语，并用它翻译出版了世界中古史和近代史的有关文献和资料。 耿淡如师常对他的学生说要“谦虚治学，谦虚做人”。他指导张广智治学，强调读原著，并进行批判性研究。为此在研究生期间，张广智埋头阅读大量英文原著，为日后研究西方史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革”开始，张广智被迫中断专业深造，先后“下放”在闸北新中中学任教和区教育学院供职。劫波之后，百废待兴，高校人才尤其青黄不接。1978年，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就任复旦大学校长，他要求把各系当年的研究生能召回的尽量召回，充实师资。这年5月，张广智响应母校的召唤，重返复旦校园，重新走上讲堂。 3 博学笃志、薪火相传 早在1961年，耿淡如先生即受高教部委托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参与编撰的专家都是当时外国史的权威，无奈因“文革”开始而夭折。“文革”结束后，教育部一度想重新启动此事，张广智也被召进编写组，然终因不少老辈学者相继谢世等因素，教材计划再度搁浅。 对此，张广智作为耿先生的“关门弟子”和传人，深感重任在肩。返校伊始，他就发奋钻研，很快于1982年给本科生重开《西方史学史》课程，是国内少数几位最早讲授这一课程者之一。同时，面对教材缺乏，张先生一边上课，一边研究，执教不久即为商务印书馆写出《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小书，后渐次展开，很快推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1989年）和《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1990年）两部专著，赢得学界广泛关注和好评，也激起青年学子对这一领域的热烈兴趣。 其实这两本著作是为他编写西方史学史教材做学术铺垫，在千禧年到来之际，由张广智主著的《西方史学史》终于问世，一时好评如潮，荣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成为教育部“推荐教材”。此书迄今累计修订四版，先后重印二十多次，共计印数近15万册。 稍后，张广智再接再厉，带领一批年轻学者，主持编撰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部巨著终于在2012年出版，全书共计200多万字，填补了国内史学研究的空白，成为当年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张广智默默耕耘，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耿先生，薪火传承，完成了先师的未竟事业。前年，因为张先生在西方史学史领域的卓越建树，被上海世界史学会授予“终身学术成就奖”，令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师倍感欣慰。 4 循循善诱，教书育人 张老师为人热情恳切，真挚和蔼。非常荣幸，他也是我们历史系85级的班主任，对我班五十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一如家人般亲切关怀。他经常到我们宿舍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种种细节，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还记得1986年暑假，我们全班去古都西安实习，他和其他老师一起领队前往。一路上他除了关心照顾学生的旅行细节外，利用坐火车和住旅馆的空闲间隙，掏出口袋里的外文卡片背诵默记，不浪费一点点零碎的光阴，老师的不言之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班同学陈靖丰本科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于1992年考上张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也是他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生。张先生竭尽全力，为他的学业指导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由于靖丰兄有时白天还要去兼职打工，老师体谅学生的处境，经常在晚上安排给他上课。 2005级博士研究生乔琴生，她告诉我在拼搏写作学位论文时的情景：小乔生子，尚未满月。老师考虑到她的情况，劝说她推迟毕业。但小乔争强好胜，表示要按时完成博士论文，如期毕业。年近古稀的张老师见她态度如此坚决，深为感动，说既然这样，老师愿意倾尽全力，助你完成学业。小乔毅然将刚满月的孩子送回老家照料，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论文写作中。她的论文研究古罗马第一位元首奥古斯都（即屋大维）的文化建树，从写作到修订，只有短短几个月，师徒俩鼎力合作开足马力，近20万字的博士论文六易其稿，其中甘苦和紧张，可以想象。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奥古斯都文化方略探析》答辩时，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自1995年张先生担任博导招收博士生以来，无一不是悉心培养，前后带出了三十多位博士生。 5 文史合一，自在自如 从来说文史不分家，这一点在张先生身上特别明显。他从小怀抱一个“文学梦”，年少时就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至今还珍藏着《萌芽》创刊号（1956年）等刊物。说起来，他还是《新民晚报》的热心作者，自1965年首次在晚报发表文字以来，已有55年的情缘了，至今还是《夜光杯》的作者。 张先生善于用文学的笔调将博大精深的史学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他的《克丽奥之路》在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引起大家好评，正如当时媒体介绍此书时所说的：“作者着意把严肃的学术内容（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写得明白晓畅与生动可读，颇具房龙《宽容》一书的风格。” 退休后，张先生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散文随笔的创作，其乐无穷。六年前，他的《我与京城四老的书缘》一文，写他和何兆武、齐世荣、刘家和、金冲及等四位文化老人的交往，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头版发表后，迅即在坊间流传，并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一下子让他“爆得大名”，收获了比学术文章多得多的“粉丝量”。 尝到“甜头”，张老师自此一发不可收，文思泉涌，在文学的天地里自由翱翔，时有散文佳作散见于报章杂志。他善于以史家的慧眼卓识，落墨裁剪，笔下的人和事在现实题材的外表下蕴藉了丰厚的历史感，令人读来往往掩卷深思，余韵悠长。 2016年，张先生如愿加入上海作家协会。著名学者陈思和在推荐信中盛赞，“他文笔幽默，文化底蕴深厚，博闻强记，其散文都是耐读、提升人们心灵的佳作”。 六七年的文学耕耘，张先生收获颇丰，已有《瀛寰回眸》《徜徉在史学和文学之间》和不少散文佳篇问世。另外，他还编有《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一书。 6 家庭和睦，师生情深 张老师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人蔡幼纹是他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同在历史系工作。蔡老师出身苏州书香世家，父亲蔡夷白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杂文家，与周瘦鹃、平襟亚、程小青和范烟桥等文友往来密切。 老师记得，1965年春节，赴苏州拜见夷白先生，先生欣喜之余，特别送给女婿自己的一册《夷白杂文》，又将自己的一支派克金笔送赠，寄予无限厚望。这也许是张广智专精历史研究之外，晚年涉足文坛的另一股无形动力。 多年来，蔡老师甘当绿叶，一心相夫教子，当贤内助。他们的儿子也是复旦毕业，当年沪上文科高考第四名，现在异乡拼搏。如今，夫妇俩相濡以沫，一起走过大半个世纪，张先生笑说他到现在还不大会用电脑，自己写出的每一篇文稿，都是由夫人亲手打字修改后发出去的。 张老师永远怀有一颗赤子之心。2015年，我班举办入校三十周年返校活动，张老师听到消息后很是激动，不但赋诗一首赠送给我们，并即席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令阔别母校多年的一帮老学生心头倍感温暖。去年三月初，张老师夫妇不顾耄耋高龄，欣然参加我们在武汉举办的毕业三十年聚会，再次赋诗赠言，对我们寄予厚望。 张先生多次强调，史学是“文化中的文化”。西方史学史能博采各国文明之长，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担当枢纽和桥梁，知古鉴今，资政育人，自有其非凡意义。 “让青春牵动你的梦想，使历史不再迷茫；让历史照亮你的未来，使青春疏离轻狂。”张先生的这句话，也是他为人为文的鲜活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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