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白著的一些论述要么证据不足，要么论证牵强，在此撮要举出几例，以供探讨。

从韦伯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同乡会馆体现的同乡关系与商业会馆的垄断行为，既“拉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后腿”，也“阻碍了现代 国族身份的形成”，白氏在窦季良、何炳棣、罗威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北京的会馆的研究，力证“在国家和旅居者们的结社之间发展出了一个互惠关系”，“士人间的同乡关系在他们与其故乡和国家间的利益作出协调”。这种观点是从顾德曼对于上海同乡组织的研究成果中借鉴而来的，顾氏认为“同乡关系对建构上海 20 世纪早期的国族意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通观白著全书，对于“同乡会馆在帝国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发展成为晚期帝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特征”的论证勉强成立，但是对于会馆“在现代中国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论证，相当单薄，不足以得出结论。第四章提到，当宣南成为 18 世纪北京的士人核，那里就会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士人精英，促进了士人对“治国者”（指由朝廷和士人构成的管理精英们联合构成）的身份认同，而正是该意识在 19 世纪末大大推动和启发了中国“国家”概念的形成。士人群集导致的社会同质固然“反映和促进了中国帝制政治阶层内具有某种世界主义倾向的精英群体的诞生”，但是中国士人自古以儒学教育与朝廷赐予的士官身份而认同，本无需会馆空间来认同。进一步，士人身份的认同就能推动启发中国“国家”概念的形成吗？未必。作者意欲多方面论证会馆对于国家认同的促进，在述及会馆的宗教活动时提到，会馆对于全国性的神灵关帝、文昌帝的祭祀，“同时促进人们与故乡、与全国精英乃至帝国工程本身的认同”。这样的结论其实牵强，试问全国百姓都信佛教、拜如来，能促进国家认同吗？白著对于清末以降会馆空间政治化的论述，其实是在不断证明会馆对于形塑国家认同的作用，只是与在上海的同乡会馆“成功地作为现代化上海合理的有价值的一部分而存在”不同，北京的会馆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大众观念中越来越被当成落后的历史遗迹，这从鲁迅对于会馆的态度中可见一斑。1927 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北京的政治地位优势顿失，更加剧了会馆的衰败。如此的衰败之势，又如何促进国家认同？作者明言其对于北京会馆的研究受到了顾德曼的上海同乡组织研究成果的莫大影响，但若将白著与顾氏《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对读， 顾著对于上海同乡组织家乡认同、城市认同、国家认同三级递升的论证相当成功， 与之相比，白著显然相形见绌。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端在于晚清至民国上海与北京城市地位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上海会馆与北京会馆在质上的分野。

各房契仍存结局”（《北京安徽会馆志稿》，第 112 页）之文揭示印结局与会馆的关系，这应该是白著的一个发现。只是由印结这种政府管控同乡关系的行为得出政府将士人会馆纳入“天朝的帝制管理系统”的结论，未免证据不足。且不说作者只提供了安徽会馆的孤证，即就安徽会馆的情况来看，其一，安徽会馆落成于同治十年（1871）八月，而印结局早已存在。其二，从安徽会馆《公议规条》及《重订规条》有关条款来看，印结局向会馆资助一定经费，会馆钱款及房契由印结局保管，印结局值年参与会馆每年新旧值年交替时的移交。可见，印结局与会馆是两个组织，且各有值年，前者对后者起到一种监督作用，似不能因这种作用就断然认定士人会馆已纳入“天朝的帝制管理系统”。

第三章述及方志记载会馆的情况时，说方志忽略商人和其他会馆，却在诸如“公共机构”“公署”“贡院”“学校”或“书院”的部分记载了当地在北京的士人会馆，作者由此认定以下事实：“北京的士人会馆比起其他地区——尤其是在 19 世纪——越发具有公共和半官方性质，越发充当起了地方在首都的窗口。”而注释只提到 6 种清代方志，似不足以得出“人们更倾向于把在北京开的会馆当成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结论，而且不能因为方志有记载就证明其具有“半官方”性质。什么是“半官方性质”？从第九章对央地关系在北京的联结的论述可知，会馆的这种联结作用，即是“半官方性质”的体现。其实，会馆在央地关系的联结中，只是起到了一个活动空间的作用，服务同乡本是会馆最主要的功能，不能因为联结央地关系的人与事利用了会馆的空间，就将会馆界定为“半官方”性质。与其说会馆具有“半官方”性质，不如说它是公共机构，更为准确。所以，白著的这种认定，是将会馆的地位拔得过高。同样，白著将会馆在联结央地关系上作用的发挥，认定为“会馆应该被看作帝国政治体系‘宪法’的组成部分”，“这种交换事实上产生了一种将会馆利益植入帝国政治运作的措施”，也是拔之太高。这里所谓“会馆利益”何指？在央地关系联结中，会馆本身并无利益诉求。其实，会馆的存在，便利了地方政治网络的运作，如此而已；会馆只是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体现同乡关系的平台，正如作者所言会馆是同乡关系的体制性表达。

甚至将厨房“作为文化堡垒的空间”“地方文化有组织的复制者”，却以“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研究”了结。所以，这样的结论是无源之水。本来，这部分内容是完全有条件展开论述，也是深化会馆研究非常值得开拓的地方，白著却放弃了。

任何学术著作大概都杜绝不了差错，无论主观的与客观的。但白著的差错，似也多了些，令人有些遗憾。差错的原因大概可归结为四种：理解之偏差、史实之不察，书写之不检，翻译之舛误。姑举几例如下：

第二章（第 14 页）述及其他组织称为会馆的情形时，提到在广东番禺，“在县衙管辖范围外的盐务衙门就叫盐务会馆”。查《同治番禺县志》：“盐务会馆在清水濠，乾隆五十年建为盐务办公场所，并立条约各埠轮值以垂永久。采访册。”这个盐务会馆其实并非盐务衙门，而很可能是盐商们的一个联络组织，因为同卷另载“盐务公所在高第街”“盐运使司署在内城惠福巷”，且“盐务会馆”条列在义冢等社会公益机构之末。此足可证明县志所谓的盐务会馆并非盐务衙门。另，本处注释说史料出处是“《番禺县志》（1871），卷 5”，其实在“卷十五”。

第二章（第 23 页）说，行会会馆是在士人同乡会馆的刺激下产生的，“一个最典型的证据就出自《温州宁波会馆章程》，麦高恩在 1886 年的译文转译过来就是：‘会馆最初（在京城）由属于某一同乡群体或来自某个行省的满族官吏建立，后来商人学习满族官吏也建立了行会。’”（第23 页）此引文大有问题，其一，宁波商人所建的会馆皆称四明公所；其二，商人学习满族官吏建立行会之说匪夷所思。据笔者研究，北京由旗人创设的会馆——顺直八旗会馆于宣统二年（1910）11 月方告成立。这个引文的错误不知是白氏原著如此，还是翻译环节的问题，原著出错的可能性较大。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引麦高恩文：“（中国）商人行会的起源，曾简单的记载在温州设立的宁波会馆章程内，……行会最初是由于在京师的官吏，为着相互扶持与救济，而设立于同乡人或同省人间的。其后，商人也如官吏那样成立行会，现则存在于各省了。”（台湾食货出版社，1986 年，第三页）两相比较，可知白著之大错。

第三章（第 47 页）写道：“顺天府署考的生源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行省或地区，而是向全中国的秀才或其他获得考试允许的考生开放。”此处有两错：一是无所谓“顺天府署考”，它其实是指顺天乡试（北闱）。二是顺天乡试并非面向全中国的秀才，而应该是国子监的监生，无论选拔或捐得的。脚注说，“监生是一种买来的头衔”，错矣。

第五章（第 79—81 页）引《鲁迅的故家》之文，根本未述及北京绍兴会馆的厨房和神楼，但正文中却说“这段引文中，周作人提到了另外两种空间，……这就是厨房和神楼”。不知何故？而且这段引文中明显有因拼音打字导致的两处文字错误。

第十章（第 163 页）说，明朝官员杨继盛“在当时与蒙古人的冲突中因他坚持反对绥靖政策的强烈立场而殉国”。其实，杨继盛因反对严嵩同党、大将军仇鸾的《请罢马市疏》而被贬，起用后，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下狱死。

白著全书类似的差错还有不少。其实，绝大部分差错，专业翻译者能够以“译者注”的形式纠正，学术翻译之不易亦由此可知。至于引文中的错字、断句之误， 只需责任心即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