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是一位大学者和大教育家，他与杭州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位于庆春路210号的马寅初旧居现已成为马寅初纪念馆。裘立群女士是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待观众过程中，又有不少观众饱含深情地向她讲述了许多马寅初先生的动人故事……

马寅初三谢厨师

1957年夏，马寅初携妻子王仲贞到莫干山休假，省市有关领导安排当时在杭州饭店工作的年青厨师小蔡，到莫干山为马寅初夫妇做饭。

70岁的蔡师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今还是一脸幸福。他说：马先生为人非常谦和，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他印象最深的是，在莫干山十几天的时间里，马先生曾三下厨房，向小蔡师傅道谢。

第一次是小蔡烧了一份清蒸鲈鱼，马先生用餐后特地到厨房找到小蔡说：“我吃的菜是你烧的？烧得好，烧得好！今天的鱼味道蛮好。谢谢！谢谢！”第二次是因为一道炒南瓜的菜。马先生到厨房对小蔡师傅说：“南瓜烧得很好吃。南瓜营养好，又经济实惠，以后可以多吃吃南瓜。”

第三次是马寅初先生在莫干山休假结束，准备回杭州前，又携夫人特地到厨房向小蔡师傅道谢，说：“这些天来辛苦你了，你烧的菜很对我胃口。谢谢！谢谢！”马先生起程返杭了，小蔡的任务也结束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莫干山下山途中，一辆小车在他身旁忽然停住，车窗内马先生、马夫人正在亲切地向他招手。原来马先生看到他在路上走，就让司机停车，让小蔡师傅搭车一起回杭州。

马寅初取名

看上去只有六十来岁、讲一口纯正杭州话的陈观涛先生，原是江苏南通医学院的教授，退休后在一家外企担任高级工程师，还任华东地区经理。2004年8月，他得知马寅初纪念馆在杭州市庆春路马寅初旧居试开馆后，特地赶来参观。他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我的名字就是马寅初先生取的！”

在纪念馆展厅“共商国是”单元前，陈观涛观看良久，他指着其中一幅照片（那是1954年，马寅初与所有参加全国第一届人大会议的浙江省代表团合影）说：“左侧一位戴眼镜、蓄长须的长者，他是我的舅爷、我父亲的舅舅何燮候。何燮候与马寅初曾是好友……”

67年前，即1937年，陈观涛的父母和他们的舅舅何燮候，曾一起陪同马寅初先生在钱塘江边观潮。当时，陈观涛的母亲刚怀上孩子，闲谈时何燮候提请马寅初为他的外甥陈百忍（后改陈洪）夫妇未来的孩子取个名字。马寅初欣然答应。马寅初站在江边，望着波涛汹涌的钱塘江水，就说：“现在国际形势也汹涌澎湃。我看，若生男孩，就取名观涛，若生女孩，就取名维宁吧！”何、陈三人连声称好道谢。

1938年5月，一个健康的男孩呱呱堕地，他就是“观涛”。两年后，他的妹妹也降生了，她的名字就叫“维宁”。维宁原一直在杭州生活和工作，前两年才随子女去了加拿大。

马寅初与邻居青年

如果你到马寅初纪念馆参观，有时会遇上一位带着眼镜，留着齐耳银发，有着长者风度的老人，他正在为观众热情地讲解。他叫方大章，今年80岁，杭州解放初期时，曾住在马寅初家“竹屋”对面的永静里2号，是马寅初先生的邻居。马老对他的两次谈话使他记了一辈子，尽管命运坎坷，他坚定地按照马老的话做。

1949年8月，时年24岁的方大章从上海迁居杭州，住在法院路永静里2号姨妈（姨妈张静梧，曾任杭州市归国华侨第一、二届委员）家中。当时永静里2号与法院路34号马寅初的住所“竹屋”，仅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法院路（后改称庆春路），因此可说与马寅初是“对面邻居”。

青年方大章当时看到的马先生，60多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非常健康。马先生家“竹屋”前有花园，花园前有两扇大铁门。他看到马先生有时汽车接送、有时步行回家。马先生对人没有一点架子，在他家的大铁门前，两次见到方大章，两次与他交谈。

方大章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交谈是在1950年夏天，马先生刚刚从外面回来，看见方大章站在大铁门门口，就微笑着问：“你住在什么地方？姓啥？”方大章一一回答了马先生。第二次，也在大铁门门口，方大章见马先生回来，就叫了他一声“马先生！”马先生已经认识他了，就关心地问：“小方啊，你在哪里工作？工资有多少？今年几岁了？有没有结婚啊？”方大章回答：“我在浙江省油脂公司工作，工资（注：当时是指折实指数）51元，今年25岁，还没有结婚。”马先生接着就说：“小方啊！今后你结婚了，千万要做到‘少生优育’，最好一个，最多二个。目前社会上提倡‘光荣妈妈’和人多力量大的论调不一定恰当。大家都无计划生育，生三五个，甚至更多，全国每年要增加多少人？如若10年，20年以后，累计记数，全国要增加多少人口？况且，现在工薪也不多，以后结婚子女多了，不仅父母苦，孩子也苦。人口越多，国家负担越重……”马先生还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如大家都能做到少生优育，就是帮助国家承担困难，也是对国家作出贡献。这些简单的道理，你应该懂得。”这次谈话约有半小时左右，马先生最后还谦虚地讲“这是我的观点，供你参考”。

方大章当时很感动，他想，马寅初是名人、伟人，却对我一个邻居小青年这么关心！此后，在现实生活中，他也观察到，孩子多了，家庭经济负担确实太重。如自己工作单位的科长——一个老浙大毕业生，就是因为子女多而带来生活困难，而每逢学校开学前期，因为几个子女缴学杂费，他就得到处借钱负债，使他工作都无法专心致志。方大章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听从马先生的教导。

1953年，方大章和后来到他单位工作的同事——一位美丽贤淑名叫齐颖的姑娘相爱结婚，他俩牢牢记住马先生的话并达成共识，自1955年生下一个儿子后，就不再生育。尽管方大章的儿子后因患肝癌于1993年去世，使方大章老年失去独子，但他无怨无悔。他说：“马老是我一生中最崇敬的人，我为能成为马先生‘新人口论’的忠实实践者感到自豪与光荣。我还要把马寅初先生的科学精神、高尚情操讲给大家听，以尽我的一份绵薄之力。”他主动要求作为志愿者，到马寅初纪念馆展厅，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解。

方大章先生还讲述了马寅初关心帮助另一位邻居青年的故事，这故事是他的表弟汪文虎（即姨妈张静梧的儿子）讲给方大章听的。那青年名叫汤荣林，与母亲及两个姐姐住在永静里3号，父亲去世后，就靠他母亲摆香烟摊维持全家生活。后来两个姐姐出嫁了，他母亲年纪也大了，又经常生病，那香烟摊就常由儿子看管。1946年左右，汤荣林已经20出头了，马寅初几次看到马路对面的一个小青年，穿着破烂，守着一个小小的香烟摊卖香烟，就知道他们生活困难。有一天，马寅初走到他的香烟摊前，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想不想读书啊？”见青年默不出声，他又换了个问法：“你是要读书呢，还是要养家糊口？”青年马上回答说：“我要养家糊口，我母亲年纪大了，又生病……”马寅初说：“好！我给你想办法。”不久，马寅初就给汤荣林介绍到杭州铁路局列车段工作，单位安排他在行李车厢当列车员。汤荣林后来结了婚，有二子一女，生活很安定，一直到1982年退休，1987年去世。他生前曾对邻居说起这个故事，还说要让他的妻子儿女们记住马寅初先生对他们一家的恩情。

马寅初藏书

杭州解放前夕，尤如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垂死挣扎，白色恐怖还笼罩着杭城。特务们对马寅初的刚正不阿一向非常恼恨，但又慑于他的威望，不敢轻举妄动，就在竹屋周围布岗，监视着他的行踪。马寅初通过金融界的朋友，巧妙地转移，成功地保存了自己重要的书籍和资料。

五十多岁的楼先生在参观马寅初纪念馆后说，他的外公、母亲及母亲的外公都曾经先后与马寅初是同行和邻居。外公与外婆的父亲都曾在金融界工作，而且与马寅初在重庆时是邻居，回杭州后，又是邻居。他们不仅十分佩服马先生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学识和才干，更万分敬佩马先生的刚直与骨气。

楼的外公名叫潘益民，小马寅初12岁（1894年出生），正好亦属马。上世纪30年代后期与40年代前期，马寅初在重庆工作、生活时，楼的外公与母亲就住在重庆沙坪坝。外婆的父亲名陈理卿，曾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与马寅初可算是同行中的晚辈（马寅初上世纪20年代初曾担任浙江兴业银行总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券）；外公潘益民也在金融界工作，后来回杭还曾担任中央银行杭州分行总经理。因此，三代人都与马寅初是同行和好友。

1947年，马寅初在杭州法院路34号（即“竹屋”）居住，而楼的母亲随外公也回到杭州，他们就住在“竹屋”斜对面的孝女路，正好又与马寅初是相近的邻居，马寅初与他家就常有往来。

1947年5月，马寅初不顾国民党特务威胁写下遗书，应邀前往南京中央大学自治会演讲。其不畏权势、仗义直言的演讲，受到公众的敬佩与爱戴，却使国民党既害怕又恼怒。1948年，马寅初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民单，曾多次险遭毒手。当时，正对着马寅初居所大门对面的法院路32号，就有一家国民党特务机关开的首饰店，表面上专卖项链、耳环、戒指等首饰，实际上是对马寅初进行监视。当时，马寅初对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却对自己收藏的书籍和资料非常爱惜。他深知自己随时都有被拘捕或被抄家的危险，为了不使珍爱的书籍资料落入他人手中，遭到毁损，他就分批整理，每次拿三五本夹于腋下，外面穿上长衫，常以晚饭后散步的形式，于夜色中走到孝女路朋友家中“谈天”……而这些书与资料就由楼的母亲收藏在一只大箱子里。据她对晚辈的回忆，马先生一共到她家去过十多次，箱子里收藏有六七十本书籍。一直到解放后，她把这一箱书完璧归“马”——是马寅初亲自到她家把一箱书籍取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