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孝荣

三

问 ：能不能请您谈谈近期的研究？

何 ：好的。我近几年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明代佛教史而展开。包括出版了主编的《明朝宗教》，再版《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出版论文集《明朝佛教史论稿》， 以及点校《黄梅老祖山志》《金陵梵刹志》（繁体线装本）等，还发表了一些论文。

《明朝佛教史论稿》

问 ：能不能具体谈谈，比如《明朝宗教》一书，很让人感兴趣。

何 ：之前的研究，我主要是以北京、南京等城市为中心，考察各地上自皇帝后妃，中到官员、宦官，下迄士人、平民的佛教信仰，佛教寺院的修建兴废，有哪些有名的僧人，佛教和当地社会的关系。当初这还是一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走这条路，形成为一股研究方向。包括我自己的博士生，就有几位选择中国佛教史研究方向，走这条路子，撰写了毕业论文，例如卢忠帅《明清九华山佛教研究》（2013 年）、陈文博《明代杭州寺院研究》（2015 年）、周璐《清代盘山佛教研究》（2016 年）、高强《明清济南府佛教研究》（2016 年）、李明阳《明代中都凤阳府佛教研究》（2019 年）。还有王荣湟《明清禅宗丛林制度研究》（2017 年），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

近几年，我也在思考和研究整个明朝全国的佛教，包括道教。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名僧的思想、佛教的教义、宗派的分化等，所以相关史著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代都很有内容，到了明代、清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佛教教义没有发展，宗派再无分化，所以明清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长期以来被视为没有多少价值和地位。明朝道教也是如此，教派分化基本停止，各教派传承乏人，道教理论殊少发展，呈现出衰落之势。因此，在此前的中国道教史论著中，明代道教也无足轻重，缺少具体内容的书写。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明朝佛、道政策的结果，“一方面是佛教和道教与民众生活又拉大了距离，加上‘吃官粮’等官方措施，使它们虽居于‘正统’地位，但在信仰理论上和生活实践上都拿不出新东西，群众或者觉得他们满足不了自己的宗教需要，或者觉得他们虽能满足某种精神需要，但付出的代价过于繁重，那么离开他们是自然而然的”。真是误解。

《明朝宗教》

《明朝宗教》一书是我应南京出版社约稿，组织自己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合作编写的，探讨有明一朝全国的佛教、道教等发展和传播状况，一定程度上依托了我的研究和思考。在“前言”里，我归纳明朝宗教的五个方面特点：最高统治者采取既提倡和保护，又整顿和限制的宗教政策，而以整顿和限制为主；各种宗教多元并存，而以佛教、道教为主；宗教融合思想和现象普遍；传统宗教衰落，新兴宗教蓬勃发展；各种宗教进一步世俗化，成为庶民的宗教。

其中明代宗教进一步世俗化问题，我详细说说。我认为，这一特点在佛教表现为瑜伽僧（赴应僧）逐渐占到僧侣总数的半数，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为老百姓做法事，“反映出明代佛教的世俗化特点，佛教已经日益深入民间，并与百姓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云栖祩宏、达观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等明末四大高僧掀起了晚明佛教复兴的浪潮，他们积极实践大乘佛教精神，关注佛教发展乃至民生社会，这是佛教世俗化的另一发展方向；明代后期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等佛教三大名山兴起，至清朝加上九华山形成四大名山，成为明清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取向，是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另一最好例证；明代藏传佛教、印度密教在汉地的传播，也主要是适应和应付明朝皇室崇奉密教、用以斋醮祈福的需要，也是世俗化特点显明。在道教，多神崇拜、内丹炼养及立善积功等宗教观念进一步在民间扎根，并与儒学、佛教的通俗之说汇融，和民间传统的宗教、迷信观念结合，对广大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明朝道教与佛教一起更加世俗化。

日本学者牧田谛亮指出，佛教终究是一种教化，近 2000 年的中国佛教史，不仅是少数的僧侣在传播，更有无数的庶民大众信仰在维持，如果离开后者则真正的中国佛教史是无法成立的。因此，日本学者提出“庶民佛教”的观念。受到他们的影响，我通过前面那些方面的论证，指出“明朝佛教、道教进一步世俗化，日益深入民众的生活，逐渐从教理的佛教、道教走向信仰的佛教、道教，从僧侣的佛教、道士的道教走向庶民的佛教、道教”，“世俗化的佛教、信仰的佛教、庶民的佛教与神圣性的佛教、教理的佛教、僧侣的佛教一起构成为中国佛教史的整体，其地位、价值不应被忽视和否定。佛教如此，世俗化的道教、信仰的道教、庶民的道教又何尝不应作如是观！”因此，“传统的中国佛教史、道教史需要加以增补改写”。

《明朝宗教》一书的章节设置、内容叙述，也和传统的明代佛教史、明代道教史有显著不同，而增加了大量的世俗化、庶民佛教和道教的内容，我想这才是明代佛教史、道教史，或者说中国佛教史、道教史真实的样貌和书写。

问 ：听您一说，我对明朝佛教、道教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再说说郑和吧。

最近看到您的明朝宦官郑和信仰的论文，被许多微信公众号转发，您的结论是他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根本，而不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而我们一直都认为，郑和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这是为什么？

何 ：正如您所说，传统观点基本都认同郑和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但是也兼信佛教、道教。还有不少学者认为，郑和信奉佛教、道教只是表面现象，他真正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他们的理由是，郑和出身于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履行过伊斯兰教五项功课，郑和信佛的一些史料存疑。

我的论文名《佛教抑或伊斯兰教？——也论郑和的宗教信仰》，发表在《古代文明》2018 年第 3 期上。原来，2015 年 3 月，上海龙美术馆以 14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8780 万元）的高价，从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回一件郑和的泥金书写佛经、道经。7 月，龙美术馆为此召开了“郑和的归来——大明楷书佛经暨纪念郑和下西洋 610 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十几位学者，这篇论文就是我的会议论文，后来经过修改而发表，28000 多字。

我们以前的研究，谈郑和的佛教信仰，主要还是罗列一些现象，他的一些作为。我则对有关史料，包括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重新进行梳理和解读，来挖掘郑和的思想，揭示他日常生活状态，展示他临终及丧葬处理方式等。我发现，郑和后半生不断写经印经造塔，而佛经都是赞颂佛陀、菩萨的，郑和附写的发愿文里也都赞颂当朝皇帝、佛陀，祈求佛陀保佑皇帝、国家、民众以及自己，他的行为也在护持佛教；他接受藏传佛教菩萨戒，取藏语法名叫“速南吒释”，意思就是“福吉祥”，这和明朝宦官普遍信佛尤其是藏传佛教，不少宦官受戒、取藏语法名是一致的；他从永乐五年到宣德五年去世前，24 年间印了10 部《大藏经》，施舍给各地寺院，花费无数，这在历史上除了皇帝以皇家力量能做，其他贵族、官员等都做不到，反映出他对佛教的狂热布施和崇奉；他还修建了很多寺院，有其他方面的布施；他铸造金铜佛像、佛塔，放在家里，日常供奉礼拜；死后，他的家人举办佛教法事超度，把他衣冠葬在牛首山下、弘觉寺外，而这里是崇信佛教的明朝宦官在南京的集中葬地，不是穆斯林葬地。可以说，郑和崇奉佛教，竭尽资财，穷其后半生，从未间断，死后丧葬也是佛教式、汉式，这是本质的，体现在他的内心深处。

其实从郑和的人生、成长经历也可以想象出来。他出生在云南虔诚的穆斯林家庭，自小信伊斯兰教没问题。但洪武十四年 10 岁时被明朝军队俘虏，阉割投入明太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府中为宦官。从此到建文年间，郑和每天与主人——朱棣一家及其他宦官人等相处于北平不大的燕王府，勤劳服侍，很得朱棣赏识。我们知道，无论是朱棣一家，还是伺候他们的宦官人等，都是信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而没有伊斯兰教信仰。这在我的《明代南京寺院研究》《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和《明朝宦官与佛教》等论文里都有大量论证。郑和作为懵懂少年，身处这样的密封环境 20 多年，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再单独从事伊斯兰教信仰活动，保持他的穆斯林身份，而只能被汉俗同化，转而和他的主人、同侪们一起信仰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

他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所谓履行五项功课，其实多数是偶尔之举，并不是他一生不断的生活状态。例如斋月封斋，更像是他回乡祭祖时尊重或者顺从伊斯兰教习俗，参加伊斯兰教斋月各项活动也只是推测，没有任何史料可为佐证。他在泉州崇奉伊斯兰教的记载也遭致不少专家质疑，派人赴麦加出使、使者朝觐天房同样没有明确证据。终其一生，很少见到郑和对真主赞颂、自称穆斯林，他也没有刻印伊斯兰教经典，修建清真寺很少，对清真寺贡献甚微，死后也没有使用伊斯兰教葬仪、葬礼。

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上，我认为，郑和主要崇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其次是道教，主要是天妃信仰；再次是伊斯兰教。郑和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根本，并不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

论文发表后，获得一些学者的认可。包括郑和第二十世后裔、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常务理事、南京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郑宽涛先生也赞同我的结论，我们成为好朋友，至今还经常交流相关信息。

问 ：这是个纷扰几十年的学术公案，您的论证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我还看到您最近发表的一篇姚广孝的论文，提出“新明朝”的说法，也在不少微信群里转发。姚广孝曾经在杭州径山寺住过，也算是杭州名僧了。

何：是这样的。论文名《论姚广孝与“新明朝”的建立》，发表在《史学集刊》2019 年第 2 期，两万余字。姚广孝就是道衍和尚，元朝末年出生在苏州，因为家里穷，所以出家当了僧人，取了法名道衍。道衍后来到杭州径山寺，跟随临济宗名僧愚庵智及学佛，得到真传。他又在杭州各寺院广泛参究学习，名声大噪。元末明初，他担任过临安普庆寺、杭州天龙寺、嘉定留光寺的住持，成为一名被朝廷认可的高僧。

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恩爱的马皇后去世。为了纪念她，明太祖选派一些高僧，跟随他被封为藩王的儿子们到封地，让他们日常为马皇后念经祈福。道衍被分派跟随燕王朱棣到北平，住持庆寿寺。当然，明代也有传说，道衍事先偷偷谒见了朱棣，说如果选择他，他要给朱棣弄一顶白帽子戴。朱棣是燕王，“王”上面加“白”就是“皇”，也就是他许诺帮助朱棣以后当皇帝。这样，朱棣就向父亲明太祖争取了道衍跟随自己。当然，这只是后人编的故事，不能当真。

道衍在北平先是过着诵经祈福、住持授徒的日子。到了洪武后期，太子朱标去世，明太祖只得再立朱标的儿子、柔弱的朱允炆为皇太孙，准备将来继皇位。而这时的燕王朱棣在明太祖儿子中排名靠前，而且政治、军事历练增加，有了一些实力，就想将来夺取皇位。道衍在苏州、杭州时，勤奋学习了诗文、兵法， 因此被朱棣倚为心腹，两人开始谋划将来起兵。明太祖去世后，朱允炆继位，为建文帝，开始削除各地势力大、桀骜不驯的藩王叔叔们的权势，于是朱棣打起“靖难”的旗号造反，就是我们知道的“靖难”之役，最终取得胜利，推翻建文朝，建立永乐朝。战争前、战争中，道衍都是朱棣的军师，出谋划策，指挥作战，而且还辅佐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留守北平，稳定后方，因此是“靖难”第一功臣。

永乐朝建立后，道衍被招到首都南京，先是任命为僧录司左善世，相当于现在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来明成祖赐名姚广孝，任命为太子少师。永乐年间，姚广孝还是明成祖倚重的大臣，受命辅导太子朱高炽、太孙朱瞻基，主持重修了《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推荐了一些贤能官员。尽管如此，姚广孝还是保持高僧本色，明成祖赐给他府邸、宫女，他统统拒绝，而是仍住在寺院，上朝官服，退朝僧衣，不慕荣华富贵，公余讲经说法，传承和弘扬佛教。

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姚广孝作为“靖难”之役军师及其生平事迹、佛学思想、诗文成就。通过重新研究，我觉得这些不全面、不准确，缺乏对姚广孝对于明朝历史转折和发展及中国佛教传承影响的全局性探讨。我提出，姚广孝辅助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统治，建立永乐王朝，是“新明朝”的重要缔造者。

为什么说永乐朝是“新明朝”，我的理由是，其一改变了皇位传承顺序，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建文朝与永乐朝的治国理念、施政作为以及实际效果都不同， 明显改变。建文帝推行宽仁之政，复古改制，削藩措施失误，国家陷入战乱，因此建文朝是失败衰弱王朝，在明史、中国古代史上不值得大力肯定。明成祖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迁都北京，疏浚运河，发展生产，开拓边疆，国力逐渐强盛，为此后近三百年的明朝统治打下坚实基础。永乐朝在明朝历史上开启一个新时代，这是个“新明朝”。作为“靖难”第一功臣的姚广孝，无疑是“新明朝”的重要缔造者。姚广孝还辅助明成祖治理国家，辅导、教育太子朱高炽、太孙朱瞻基等，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因而对“新明朝”的巩固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

再从中国佛教史、北京佛教史的角度说。道衍以高僧住持北平庆寿寺，讲经说法，恢复和发展了明初以来湮没的北京佛教，是明初第一位被收入多种灯录的北京汉传佛教高僧。他以永乐重臣传承佛教，护持佛教，对明初佛教的传承和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总之，无论在明朝历史、中国佛教史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姚广孝这位杭州名僧都占有一定地位，需要我们加以重新认识。以前的认识，确实低估了。

四

问 ：众所周知，杭州被称为“东南佛国”，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您也提到已经将杭州列入您的研究计划当中。

何 ：是的，正如您所说。我这几年的区域佛教史研究，其实主要集中在三个城市，那就是南京、北京、杭州。江浙地区，在五代以后就是中国佛教中心，杭州也被称为“东南佛国”。我以前研究明代南京、北京佛教，发现名僧多聚集在江浙的寺院里，南京、北京等地的名僧或者是外地人出家而在江浙寺院修学过，或者就是江浙人出家，因此佛学水平在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前面提到的道衍和尚姚广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和杭州佛教研究结缘，可以追溯到 2007 年 11 月杭州文史研究会举办的“明代杭州暨于谦研究学术讨论会”，我以《葛寅亮生平、著述考述》论文参会。葛寅亮是前面说到的明代南京寺院总志《金陵梵刹志》作者，杭州人，是著名的官员、学者，有很多著述。时任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杭州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董郁奎研究员是会议筹备人之一，也是我在南开大学的师兄，这样我和杭州文史研究会熟悉起来。后来，我又陆续参加了几次杭州佛学院、灵隐寺、径山寺举办的杭州佛教史研讨会，发表了多篇杭州佛教史的论文，对明代杭州佛教史有了较多的了解。

杭州文史研究会有意推进杭州佛教史研究，后来聘我为特邀研究员。他们邀请相关专家，对各个朝代的杭州佛教进行立项研究。2014 年底，我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陈永革研究员分别承担了其中的明代、民国杭州佛教史两个项目。这样，我和明代杭州佛教史研究正式结缘。几年来，一直在搜集相关资料，对明代杭州佛教史也有不少新认识。但是，由于不断有临时性科研任务插入，所以这一项目现在还没有完成。

问 ：您现在主要是做一些资料收集的工作？

何 ：对，目前光是僧人资料就收集了 64000 多字，当然还不全。明代杭州佛教不像南京有一本《金陵梵刹志》，杭州虽然有《武林梵志》，但是里面的资料还是比较简单。但我广泛搜罗了史料，包括前面南京、北京佛教研究时积累的杭州史料。目前，这一项目的书稿正在撰写中。

问 ：对于未来杭州的佛教研究，您觉得有哪些研究议题或者研究方向是值得做的？

何：从目前来看，杭州的佛教研究偏重在吴越、宋代。每年杭州佛学院开会，基本上主题都是“吴越佛教”，还有专门的论文集《吴越佛教》。明代以后，佛教不像原来那样，还能产生几大宗派，还能在教义上有大的发展，而是主要体现在民众的信仰，所以我们称为“庶民佛教”。明代以后，佛教信仰已经深入老百姓的各个阶层和心里，比唐宋更普及了。佛教史上有一句有名的话叫“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就是这个情况。要加强明、清时代杭州的佛教研究，尤其是寺院的修建，四大名僧在杭州传播佛教，士人、老百姓的信仰，灵隐寺等各寺院的兴废等等。

问 ：目前杭州政协正在筹建政协文史馆，要将其打造成集文史研究、文献整理、学术交流、文化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智库和杭州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并且要突出体现国际特色。关于如何做好国际视野下的杭州史研究，收集整理国内外杭州历史文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向其他国家展示杭州历史文化，您能否提供一些建议？

何 ：我想一是应当加强与学校、学者的合作，可能的情况下应走出国门交流合作。据我所知，就佛教而言，目前还有不少国外学者在参与杭州佛教史的研究。二是政协文史委、文史馆要继续保持高效运作。目前很多地方都做不到杭州这样，往往成立时热热闹闹，成立后静寂无声，再也不开展什么活动。杭州市政协领导重视，下面部门积极推动，所以这么多年成绩巨大，有目共睹。另外，还可以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一些座谈会，集思广益；开通专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这些都是现在最便捷、最迅速收集意见建议的渠道。

我相信，有杭州市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有政协文史委、文史馆奋发作为，学术界也一定会积极响应和配合，做好国际视野下的杭州史研究，收集整理国内外杭州历史文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向其他国家展示杭州历史文化，都是可以做到、做好的。我本人作为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研究员，也义不容辞，尽力参与，为杭州文史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