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拨乱反正后文艺界的首次大聚会，我的老师——南京大学中文系陈瘦竹教授也要去参加。在他临走前，我去看他，听他吩咐一些工作，因为我的右派错案改正后，母校就把我借调回去，在他手下从事左联时期的文学研究。陈先生忽然想起我这个老学生，当年是由于研究艾青而获罪的，而这次文艺界大聚会，估计艾青这位大诗人也会从古尔班通古特荒原赶去参加，所以就叫我把当年写的毕业论文《艾青论》手稿交给他带给艾青看看，让艾青了解我当年作为一个大学生的一段受难遭遇。我照办后，就赴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阅30年代的文学资料去了。万万没有想到半个多月后，我在上海接到一封经过不少周折才传到我手上的信，竟是艾青写的。信中表达了他惊闻我的荒唐遭难后的感慨万千之情，还特别写了这么一段：“很想知道你目前的处境和生活状况。你能否回南大工作？如果要回南大，需要什么帮助？”这对于正走在风雪弥漫的街头的我来说，无异于送来了一盆熊熊的碳火。不过，我并没有让百忙中的诗人为我个人的事操心，虽然我也知道南大老校长匡亚明和他是30年代中期在苏州反省院的难友。我只是在回信中向艾青提了一个有机会见见面的要求，以便让我具体了解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和对自己创作的看法，以便我在改写《艾青论》中丰富一些内容，他欣然接受了。于是也就有了1980年8月初我和艾青在他北京寓所的第一次会面。那次，我在他家住了10天，两人谈得很多，也十分投机。记得有一次他问起我未来工作的打算，我表示一定要等《艾青论》改好出版后，再考虑换一个适宜于搞文学的环境。他听完后凝视着窗外高远的蓝天好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那就去杭州吧！……那可是个美丽的城市，西湖象一首抒情诗，适宜于触发灵感，颓入遐想。不过西湖给我的感觉总是迷蒙的……”我听了，心猛烈地跳起来。从神情语调都可以看出他对杭州是多么神往。毕竟是在杭州西湖艺术院念过书的嘛！我的高中时代是在杭州度过的，眷恋杭州的心情和他是一样的，可我怎么去得了呢？ 那以后约摸过了三个月，我突然收到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的信，邀我去杭州参加一个叙事诗创作会。我去了杭州，方知是文学界的前辈黄源和夏钦翰等想见见我，并动员我到《江南》编辑部工作。就这样，我真的在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工作了。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艾青向黄老推荐我的一份力，只觉得艾青确实很支持我去杭州的，也许这因为我搞的[SITESERVER_PAGE] 是诗歌研究，而西湖则象是一首抒情诗的缘故吧！ 又一年多时间过去了。1981年11月，北京已飘起了雪花，我趁出差组稿之便，又去探望艾青。那次他受到特殊照顾，住在北纬饭店。我几乎每天都上他那儿去聊一会。最后一次是去告别的，因为第二天我得回杭州。那天到他房间里时，他正在用毛笔写几幅字，看来是为了应付一些向他求“墨宝”的人。他听完我告别的话后，一声不响铺开一幅直条，毛笔蘸饱了墨，写了一行字：“西湖是我艺术的摇篮”，然后孩子气地笑笑说：“送给你！”我道过谢后忽然觉得这直条上的句子十分熟悉，仔细一想，便想起来了：“这不是1937年底你在武汉写的《忆杭州》一文中的句子吗？” 他手握着笔，眼睛没有离开那幅字，回答我说：“你的记性不错。如果我多少有点搞美术、写诗的知识与能力，还不是西湖艺术院的老师培养我、西湖秀丽的风光熏陶我的结果。希望西湖也是你的艺术的摇篮！”说毕，他把折幅字折起来，放在我手上，还补了一句：“我也真想回去，在摇篮里重温旧梦！” “可是你去年为什么说西湖总给人一种迷蒙的感觉呢？是不是你不过是怀念西湖，却并不愿接受她那种美呢？” 他摆手示意我坐下，自己坐在对面，点了支烟，抽了一口，慢吞吞地说：“迷蒙是西湖所特有的景色和情调，当然她并不总是迷蒙的。我之所以对她的迷蒙有特别深的印象，大概是和当年我自己的青春病和时代病夹在一起的缘故，也许后两种病引起的心理作用是更主要的。建国后，1953年去杭州，对西湖的迷蒙感就淡化了，变得明朗了。” 我半开玩笑地说：“看来，审美是主观的！” 他丢掉烟蒂，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吃中饭去！” 这场对话后，我对艾青与杭州西湖的美景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回杭后，我再细细读了《忆杭州》一文，也查阅了一些其他资料，对艾青在杭州西湖几次重要的逗留情况，算是有所了解了。 二 1928年暮春，浙江省立七中组织学生去杭州春游。正在初中三年级读书的艾青也参加了，这是艾青生平第一次到杭州游西湖。返校后，他写了两首以《游痕》为总题的诗：《湖心》和《伤怀“古来多少英雄骨，埋遍西湖南北山”》，发表在七中的学生刊物《学蠢》上，这也是艾青第一次用铅字印出来的诗。日后他自认为“是受了当时正在流行的浪漫主义的影响的”。《游痕》表现了一个少年诗人在秀丽的西湖美景中流连忘返的沉醉心情：“瞻望着将到三潭印月，耐人眷恋的湖心亭，呵，使我的心灵不住的震颤！”感受是真切的，却也从全诗的意象组合关系里反映出他在人间的孤独情怀。《伤怀“古来多少英雄骨，埋遍西湖南北山”》是“感叹西[SITESERVER_PAGE] 湖的吊友的诗”这两首诗反映着一个有民主意识觉醒的少年，徘徊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十字路口那种无所依从的迷乱、感伤心情，也折射出他对杭州这座人间天堂般的城市的热爱，对“像一首抒情诗”般的西湖美景的神往。而正是后一点使他在潜意识里决定了自己生命的下一个脚印要落在杭州了。可不是吗？发表《游痕》后不久，这位未来的“中国诗坛的泰斗”，就投考到设在杭州的“国立艺术院”绘画系，开始了他在杭州逗留最久的一段生活。 国立艺术院被人习惯称为西湖艺术院，就是今天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它创办于1928年春天，翌年秋天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和那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南北并峙，成为中国美术界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艾青于1928年秋天入学，成为该校第一届第二期学生。那时这所学校设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孤山脚下，一棵大樟树荫翳下的照胆台为大礼堂，三贤祠等处是教室，苏公祠、白公祠、莲花松舍则是学生宿舍。创办这所学校的实际支持者是蔡元培，他深感中国艺术教育的落后，把“欧洲文艺复兴得重见于中国”的愿望寄之于这所学校，所以他以执掌大学院之尊聘留法美术家、28岁的林风眠为校长。林风眠的艺术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为艺术救国鞠躬尽瘁，因此在他的主持下西湖艺术院显示出一股良好的学风。艾青进入这所学校，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学习十分勤奋。在《忆杭州》一文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学习生活：“每天在吃稀饭以前，不论是晴天还是细雨罩住湖面的早晨，我常是一个人背了画具彳亍在西湖的边上，或是孤山的树林间，或是附近西湖的田野里，用自己喜爱的灰暗的调子、诚挚的心，去描画自己所喜爱的景色。”他没有去画“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样富丽、艳美的风景，他爱画葛岭下面阴暗的茅屋、倾颓的泥墙，他爱画宝石山上灰白的沉云压着保俶塔，也爱画昭庆寺前敲着竹梆的馄饨担……并且，“那种飘忽与迷蒙、清晨与黄昏浮动着水蒸气的野景，和那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爱。”记得1981年11月我俩在北纬饭店聊起杭州时，他还突然问： “新新饭店顶楼的阳台上，有两个孤零零对立着的红色小亭子，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当年在艺术院念书时，老爱坐在放鹤亭上，望着这两个红亭子，把他们画下来。” “红亭子还在！”我回答了这一句话后又不解地问：“为什么喜欢它们呢？” “我的心孤独么！” 看来，在西湖艺术院时的艾青，已进入青春忧郁症的年龄。那时他感到西湖所能给予他的，只是“最初我能意识的人生的寂寞和悲凉”。他渴望异性的爱，“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但那侧影却不曾在我的画册上留下了真实的笔触之前就消隐了”；他寻求人世的温暖，曾徘徊在断桥上，“在黑[SITESERVER_PAGE] 夜看过遥远的窗户上的灯光”——既遥远又不可能属于他的。正是这些，使他陷入一种生命感伤的情怀而难以自拔：“在一个细雨的冬天的早晨，寒风从那些破败了的荷叶丛中溜过，我在一个墙角，曾流下了冰冷的眼泪。”于是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除了绘画，少年时代的我，从人间得到的是什么呢？”可见勤奋的绘画成了他消解青春忧郁的唯一出路。 “西湖是我艺术的摇篮”，这话确实符合艾青的实况。就在杭州，在西湖的怀抱里，他确立起了体现人世苦难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追求目标，把握住了一个创作的主体系列：从自然世界的荒芜到人在荒芜环境中的迷路，再到寻求通向彼岸的途径。艾青曾按这个主题系列完成一个组画：《迷路》、《桥》、《难行》。在西湖艺术院的一次画展中这组画展出后，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誉。校长林风眠也发现了他具有非同一般的绘画天赋，所以一个学期结束后，把艾青叫去说： “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国外去吧！” 就这样，1929年春天，艾青结束了在杭州西子湖边仅半年的画学生活，和青年教师雷圭元、孙福熙等一起，飘洋过海，到法国巴黎留学去了。 这以后，艾青在抗战前还多次路经杭州，当中有两次逗留。一次是1932年5月，他从法国留学归来后，为了谋生，曾赴杭州，会同西湖艺术院的同学力扬一起，到上海寻找“一八艺社”的校友，后来参加了左翼美联的活动。另一次是1935年10月，他从苏州反省院出来和前去接他出狱的李又然一起，在上海玩了几天，把父亲寄给他回家的路费花光，不得不到杭州向雷圭元借钱回家而在杭州略作旧地重游。真正有较长时间逗留的是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最初几个月。 1937年7月初，艾青在上海《天下日报》编副刊的工作被解雇，接着受聘杭州蕙兰中学教书，便于这个月的6号带着即将做产的第一个妻子张竹如离开上海，乘沪杭路列车驰向杭州。由于他连日来预感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斗争即将爆发，即兴在车上写成一首诗《复活的土地》。在诗里，他召唤自己“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自己久久负伤的心里”，去迎接战斗；他还唱着这样的浩歌穿过九年的时间隧道，重返杭州，走进蕙兰中学宁静的校园的：“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经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诗人的预感是正确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发生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序幕拉开了。杭州也象全国其他的城市一样，抗战的口号响遍大街小巷。但艾青此刻却是苦闷的，他不得不出没于芭蕉荫翳中的这所教会学校宁静的课堂，而他和张竹如的女儿也在这抗战热潮中来到人间，他把孩子取名“七月”以誌纪念，同时不得不全力照顾产妇，因此他“感到沉闷、窒息、难以呼吸”，对天堂一样的杭州、[SITESERVER_PAGE] 抒情诗一样的西湖所散发出来的“迷蒙、飘忽、柔软”的情调却难以忍受了，以致常常“用逃避的脚步在街上走着，在湖边走着”。直到他沉默了三四个月后，才写下一首誓言一样的诗《我们要战争呵——直到我们自由了》，接着，学校终于停课了，全城大撤退。他借了盘缠，带着妻女回到金华老家略作逗留，又奔向武汉。这时“敌人已逼近杭州”，眼看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将要弥漫着战争的烟火”,他才感到“柔软”不是杭州特色，“迷蒙”不是西湖特色：“它将在敌人与我们的争夺战中惊醒过来！”于是他说：“今天，我想念着杭州……但我却不再流泪了。” 这以后，艾青出没于陇海路前线，漂泊在西安、武汉、衡山、桂林、新宁、重庆，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抗战胜利后又随着人民革命力量辗转于张家口，冀中平原，直至随人民解放军进军北京，跨入共和国的凯旋门，为缔造共和国一直奔忙到1953年。这中间整整16年，他没有回过家乡金华，也没有到过杭州。 三 1953年春天，为了体验生活进行创作，艾青才有机会回金华畈田蒋村去探亲，那次回乡他先到杭州，住在临湖的新新饭店。 由于那时艾青已是很有国际影响的革命诗人，所以到杭州后省里十分重视，派专人接待。闻讯前去探望的文艺界朋友也不少。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浙江省文联的李一航先生，是30年代后期艾青在桂林编《广西日报·南方》副刊时结识的。李先生笔名虹飞、黎央，发表过许多诗，出版过《虹飞诗集》，也翻译出版过叶塞宁的诗，是很有成就的诗人兼翻译家。他们已有十四、五年未见面。由于他是艾青生活最艰难时期、创作最旺盛时期的见证人，因此老友重逢倍感亲切。两人常常相约在湖畔漫步，或坐在艾青所住房间临湖的阳台上同赏湖光山色，促膝谈心。我还是在做中学生时，就和李先生认识，他作为师辈关心过我少年时代的写作。80年代初期，我们又都在《江南》编辑部工作。当我于1987年11月从北京艾青家回来后，得悉李先生十分了解艾青建国初回乡在杭州逗留的那段生活，就前去访谈。李先生热情地把当年艾青向他袒露过家庭关系不融洽的苦恼和创作转型难以突破固有风格的迷惘详细地讲了一番。由于我从事艾青研究更注重艾青创作的内在规律，尤其对他抒情个性的演变更感兴趣，所以对李先生所介绍的情况中的后一点特别感兴趣，就问：“艾青这种创作转型期的迷惘，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审美敏感力在这个时期已显出衰退迹象？”李先生摇摇头，拿出一本出版不久的文学杂志《红岩》给我看，那上面刊有李先生写的文章《艾青与欧美近代文学与美术——有关往事的回忆和随想》，他指着其中一处说：“你看看！”那是这么写的：[SITESERVER_PAGE] ……他住在临湖一家旅馆的楼上，我陪着一位颇有成就的水彩画家又擅长旧体诗的朋友去看他。那是一个阴天，他推开自己所住房间的窗，指着烟雾迷蒙的天空对我说：“你们看，今天没有强光。但让一位印象派画家来画这个天空，他还是能抓住它的特点的。” 过了一会，天气有了变化，他站起来，又引我们到窗口去外望，烟淡了，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屋顶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虽然天色还是阴沉沉的，但和刚才见到的，显然又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他说：“现在不同了。事物在不断变化，不断给我们新鲜的感觉，老是用一种格调来写诗、画画都是不行的。要观察、要能抓住刹那的感触和变化！……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画家和诗人，往往是忽视这些的。” 这是有关捕捉艺术感觉多好的一段话。我在好一会儿沉思之后说：“看来艾青的审美敏感力并没有衰退，而是更具有自觉意识因而更强化了。他的创作势头不是低落而是处在新高潮来临前夕的沉默中。怪不得他那时发表的小诗别人不注意我却感到它们的艺术成熟度，可是以往即便是最轰动的诗也是难以企及的。” “可不是吗？”李先生也来劲头了：“记得那次他还告诉我们：那些日子他每天傍晚都在旅馆门前的石凳上坐很久，观看西山的山色、天空和远近湖水的幻变。而他那首西湖也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他还把手稿给我看过。” 这是有关艾青和杭州相当珍贵的回忆，尤其提供了一份写作《西湖》一诗的背景材料。《西湖》一诗是这样的： 月宫里的明镜 不幸失落人间 一个完整的圆形 被分成了三片 人们用金边镶 裂缝以漆泥胶成 敷上翡翠、涂上赤金 恢复她的原形 晴天、白云拂抹 使之明洁 照见上空的颜色 在清彻的水底 桃花如人面 是彩色缤纷的记忆 历来写西湖的诗可说是汗牛充栋，够多的了。比较而言艾青这首十四行诗倒真不同凡响：写得那么剔透玲珑，色彩斑斓，在新奇的想象中所形成的整体象征，又能催人以无穷的遐思、悠远的韵致，散发着一脉青春的情味，实在堪称歌唱西湖中的经典之作。从这首诗里我们再也见不到艾青对西[SITESERVER_PAGE] 湖一直来怀有的那种迷蒙的印象；西湖在他的笔下，在他的灵魂中，已变得透明、晴朗，这可是共和国初期那种人民生活安定、社会蒸蒸日上的时代在艾青心上投影的结果，世界明朗了、大自然明朗了、艾青从杭州获得的感觉世界也明朗了。 令人遗憾的是：艾青这一趟杭州之行以后，极左思潮在文艺界越来越盛行，以致泛滥成灾，艾青也屡屡遭受批判，最后在1957年遭到了灭顶之灾，以致被发配到北满森林、戈壁荒滩，“文革”开始后更被造反派流放到古尔班通古特荒原深处的“小西伯利亚”，白天打扫厕所，晚上睡在地窝子里，整整六年，以致患上氙气和白内障，却不让外出医治。直到1973年方被允许去北京医治白内障，却已为时过晚，右眼终于失明。他带着痛苦的心情南下，回金华探亲，仅逗留四天。归途经杭州，也只逗留两天，去看望一下和他同命运被打成右派的老友黄源，商量一下退休后回杭州定居的事。 四 艾青在杭州作较长时间的逗留，是1982年5月下旬。自从“四人帮”被打倒，一切冤、假、错案得到的平反，艾青也重归诗坛后，他那不同寻常的坎坷经历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短短几年出现的又一次创作高潮，已赢得世人广泛的关注与交口称誉，以至在海内外先后出现一股“艾青热”，使他那生命的晚霞现出一片无限的风光。其中有一道分外亮丽的风光是1982年家乡浙江请他参加“纪念艾青创作50周年”的活动。这活动分三项，第一项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浙江分会和浙江省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发起与举办的“艾青研究学术报告会”；第二项是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隆重举行的“艾青创作活动50周年庆祝会”；第三项是艾青回故里参观。前二项是在杭州进行，他在杭州逗留了六天。后一项则在金华。 “艾青研究学术报告会”于1982年5月16日至23日在杭州城站旁边的红楼招待所举行。出席这项活动的，浙江方面有汪静之、黎央、莫洛、唐湜、炼虹、蒋海涛、田地、岑琦、骆寒超、方牧、高松年、丁茂远、钱诚一等，从全国各地来的有雁翼、丁芒、晓雪、杨匡汉、文乐然、周红兴等，共80余人，提交论文60余篇。艾青夫妇于21日下午乘飞机抵杭，浙江文艺界有关领导前往迎接，下榻南山路的大华饭店。当晚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商景才、副部长于冠西前去大华拜访，第二天浙江日报第一版显要位置登载了于冠西的诗《艾青会晤记》。这首诗一刊出，艾青来杭的消息顿时传开，轰动了杭州。23日下午，艾青亲临红楼招待所和“艾青研究学术报告会”的全体与会人士及杭州市的诗歌爱好者见面，整个会场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人。见到这一场面，艾青很高兴，并即席讲话。[SITESERVER_PAGE] 他首先从对他的纪念活动开始谈起：“我想过，一个工人做一辈子工，一个农民种一辈子田，也没搞过什么纪念活动，我写了一点诗，有什么好纪念的呢？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写诗是一条鲜花铺满的道路。我最早是在监狱里写诗，拿到监狱外发表的，在《芦笛》中我曾说过：‘在这里芦笛也是禁物。’也就是说，在中国，艺术也是禁物。写《大堰河——我的保姆》时，只得换个名拿去发表，这个名字一用就用了50年。在我遭受磨难时，很多人受到我的株连。有一个读者抄了《我爱这土地》一诗，因为他是地主出身，就说他有变天思想，被判两年徒刑。骆寒超大学毕业前写了关于我的毕业论文，受我的株连被打成了右派，先是遣送温州劳动，后是到中学教书，这个处罚还算‘文明礼貌’的……”。在回顾了自己因写诗而受难的往事后，他又这样说：“我这个人是乐观派。蒋介石说我颠覆政府，把我关进监狱，我以为自己要被枪决，绝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想不到有朝一日登上这个大雅之堂，‘含着微笑，看着海洋’。在座的大多是比我年轻的，应当为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高兴，今天，我们面临的是高歌猛进的时代，应当唱欢乐的歌。”艾青的讲话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他还和与会代表合拍了照片，然后先回去休息。“艾青研究学术报告会”也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 接着，艾青回乡后的第二项活动于翌日——5月24日举行。这天上午，在西子湖边六公园附近的浙江省政协礼堂布置得庄严隆重，浙江省文联、中国作协浙江分会的负责人、部分在杭的作家、诗人和外地来的朋友100余人，纷纷前来参加这一项为艾青创作50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纪念会由浙江省文联、中国作协浙江分会主席黄源致开幕词，他激动得流着眼泪表达了对艾青和自己终于能在文坛复出的由衷欢欣之情，并代表家乡的文艺界朋友就艾青创作50年来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何克希也讲了话。接着，汪静之、黎央、莫洛、唐湜、炼虹、田地、雁翼等也分别发言。然后，为了对艾青有个全面的认识与评价，经黄源提议，由我对艾青50年的创作生涯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作了较系统的介绍。 “今天，在这个会上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我感到很惭愧。”艾青答辞的语调显得平静而坦诚：“我没有打过仗，没有流过血，不值得赞扬，不值得祝贺，也不值得歌颂。……我写诗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我原来是学画的，被关进监狱后，是在铁栅栏的‘保护’下写的诗。在《芦笛》一诗中，我大骂旧世界，大骂白里安、俾斯麦。我在诗里写了要把这监狱毁掉，可是监狱看守人员不懂，竟然给拿出去发表了。这诗是很厉害的，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我又写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诅咒这不公道的世界。”接着，在简单地回顾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历程后，他总括起来说：“我的道路是歪歪扭扭走过来的，是时代逼着我走过来的。就是这[SITESERVER_PAGE] 么一条路，谁想学也不可能。” 在谈到诗与情感的问题时，艾青激动而深沉了：“我没有写过一首真正的爱情诗。但我也不是无情的。在我的诗里就曾这样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有些诗我写着写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有些诗，多少年了，念着念着眼泪又下来了。我写诗时，总是把心掏出来。”讲话到最后，他把自己50年创作道路的回顾作了画龙点睛的总结：“我走过的路，是时代走过的路。时代巨轮推动着我，一步步艰难地前进，这全都要感谢人民。” 如果说“艾青研究学术报告会”是完全民间性的，那么这一场纪念是半民间性的，都自发地体现出文艺界与学术界人士对艾青的尊重与热爱。 在杭期间，艾青夫妇还在中国作协浙江分会负责人陪同下，拜访了延安时期的老战友、女作家陈学昭，并由老朋友黎央等人陪同游览了西湖。5月25日晚上，中国作协浙江分会与浙江省文化会堂联合举办了《艾青诗歌朗诵演唱会》。全台节目是在艾青的老友、著名的朗诵诗人炼虹的直接指导下排练出来的，质量相当高。艾青夫妇和他的老朋友们，以及许多省、市文艺界人士出席，另外还有大批热爱艾青诗歌的杭州市青年和各大学学生赶来参加，会上朗诵了《大堰河——我的保姆》、《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火把》、《黎明的通知》、《春姑娘》等诗作，还演唱了由浙江的音乐家们谱曲的《我爱这土地》、《煤的对话》、《礁石》、《珠贝》等诗。演出过程中反响强烈，艾青自己也深受感动，曾对人说：“炼虹是深懂我和我的诗的，所以能排得出这样一台很感动我自己的节目。” 艾青在杭州期间，还和我在西湖边有过一次较长时间的散步。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沿着柳丝袅娜、波光熠耀的湖岸一直走到昭庆寺广场，他在已见不到一点寺庙遗迹的少年宫门口徘徊了许久，告诉我这里是他旧游之地：1928年秋冬之交，他在西湖艺术院求学时常到这里来写生。当年这里摆着各种小摊，令他印象特别深的是卖馄饨的小贩，一边敲着竹棒招徕顾客，一边用身体护着炉灶中那一小片在寒风中瑟缩的炭火。他说他爱画这个镜头，画得最是传神。他环顾骄阳朗照下的广场，感慨地说：“50多年前我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冬天枯黄的景象。现在多好，这里已是另一片色彩的世界了。”说到这里，他忽然向我提了这么个问题：“你最爱哪个季节？” “夏天是我最爱！‘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真是个阳光和绿色的季节，富于生命力的季节。” 他孩子般地笑了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看来在季节方面我们还是同好。” 闲聊到这里，我们已走到昭庆寺和断桥之间那段马路上了。路两旁的法国梧桐长得特别高大，枝桠撑开浓绿肥大的[SITESERVER_PAGE] 叶子，横过马路，在上空相互拥抱着，连成一片。进入这一段路，真有绿荫蔽天的感觉。他显得兴奋起来了，喃喃地说：“在阳光照射下，这些树叶绿得多可爱。好多好多年没来杭州了，这次回来竟使我发现西湖的色彩变了。再没有迷蒙的感觉，全是一片阳光一片绿色！你看路边的梧桐、湖中的荷叶、湖岸边的草坪、杨柳，统统都是绿色的，杭州倒真的是生活在富于生命的季节里了。” “你到广州不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吗？所以写了首《绿》：‘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有的人还指责你也在写朦胧诗，说读不懂呢！” “对了，这几年我走过了不少地方，总感到我们国家绿了不少，叫人的心也绿起来了。绿色是属于生命的色彩，我称它为‘生命的绿色’。所以你说富于生命力的季节倒真的回来了，至于有人指责，那是他——” “不懂得爱生命，不懂得爱生活，所以也不懂得爱《绿》这样的诗，是吧！” 他又孩子般天真地笑了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议论也有点艺术色彩哩！看来，做个杭州人，西湖也是你艺术的摇篮了。”这回轮到我也笑了起来。 可惜，这绿色的杭州，这艺术摇篮的西湖，从这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迎接这位“中国诗坛泰斗”来旧地重游…… 1992年5月，艾青坐着轮椅最后一次回金华，同月30日返京时，路过杭州，在机场宾馆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走了。临上飞机前，对前去送别的我说：“杭州，更绿了吧，有绿色多好，西湖就不会再迷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