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8日，十二军的老军长李德生同志逝世，不禁让我回想起了抗美援朝的经历。其实，我在参加抗美援朝前叫姚国建，现在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参加抗美援朝改的。

考试入伍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我还在四川梁平县县立中学读初二，那年我15岁。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我也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当时，初中、高中学生可以参加部队干部学校的考试，学习一年后，就是一名排级干部；高三和大学生可以报考军事大学，学习一年后，成为一名连级干部。因为当时部队基本都是文盲，需要招募知识分子入伍。所以，我后来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化教员，当然那是后话。

1950年6月，我就参加了第十一军三十一师政治部干部学校的考试。考试考的主要都是时事政治的内容，比如，什么是“三八线”，哪些人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建国后老百姓的生活如何提高的等等。后来成绩揭晓，我考了80分。在体检的时候，我年纪太小，有些瘦弱，背上背包也才80多斤。拿着的步枪也比我高很多，因此部队上就不要我了。当初，和我一同参加考试的14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被淘汰。于是，我愤愤地找到了部队政治部， 问：“为什么不录取我？他们考了六十几分的，都录取了，我考了 80分，为什么不录取我？”他们诚恳地给我解释：“对不起，你年龄不够，太瘦弱了。”我仍然不甘心，于是去找同学们商量对策，我们同学之间的情谊很深，立志一起参军报国，不想落下任何一人。他们给我出了个主意：建议我去考第二次。第二次参加考试我更是驾轻就熟，分数更高了。但是，我是第二次参加考试，不能再用原名了。问我叫什么名字，有位同学说叫姚龙，用手往天上一指。就这样，我从此以后就改名叫姚龙了。这次考试后，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50年10月，我到部队报到。作为新兵，我都还没有军服穿，就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坐船去湖北。1951年1月，第三十一师编入第十二军建制，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参加抗美援朝部队，都是解放军的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我们三十一师有一个红军团九十一团，一个朱总司令警卫团九十三团，而另一个团由左权独立营扩编为九十二团，那是二野的王牌主力。我随部队来到了河北邢台，等待苏联的武器装备，也在那里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一个月后，苏联武器来了，但是苏联提供给我们的武器，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老装备，比方说大盘机枪（即捷格加廖夫DP轻机枪）、小盘冲锋枪（即波波莎冲锋枪）、水连珠步枪（莫辛纳干式步枪）。这在当时入朝部队中，算是装备精良了。领了枪后，每人打3发子弹，算是训练，就匆匆入朝了。

我们一路步行。开赴战场的路上，每一位战士都要带32斤炒面、4个手榴弹、100发子弹、1支步枪、水壶和挎包等等。

侦察兵的故事

部队一入朝，就参加了第五次战役的追击战，但是我们两条腿的，根本跑不过美国鬼子的机械化。那时，我们没有规规矩矩地吃一餐饭，吃的全是随身带去的炒面，就着水吃，到后来连炒面都没得吃。

后来，部队在金城地区阻击我军，受到敌人疯狂的进攻，但每次都被我们打败。我亲身参加了金城阻击战。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师侦察连的战士了，经常去执行侦察任务。我们侦察班的装备是全师最好的。人手一支冲锋枪，或者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半自动步枪。而且还有2个高级手雷。有的班长已是排级干部待遇。

一次我们班12人，在张副排长的带领下，悄悄摸向敌人的阵地，抓个“舌头”，了解敌人的军事部署。当时，我们被分为3个组。“掩护组”负责在被敌人发现的时候，掩护撤退，所以机枪也在掩护组。我就被分在掩护组。“搜索组”负责开路侦察，发现目标。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这个组的战士都是心思缜密的人组成。还有“匍匐组”负责抓“舌头”。抓俘虏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兵都比我们要高大。因此只要抓到一个俘虏，就记三等功一次。就在我 们快接近敌人阵地的路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敌人的炮兵突然打了几发冷炮，张副排长不幸被击中，当场牺牲了。我按照班长的命令，含泪掩埋了排长的遗体，继续前进。到了阵地前，那里是很危险的，到处都是铁丝网、跳雷和地雷。铁丝网上面还挂有照明弹、手榴弹、跳雷和凝固汽油弹。一旦处理不小心，触发了引线，不但搜索组的战士有生命危险，就连整个侦察小组都会被发现。我们搜索组的战士要小心翼翼地剪断铁丝网和引线，引导全队前进。搜索组还要排除前进路上的地雷，有经验的侦察员只要摸摸浮土就知道，因为埋地雷的土，都是新土、松土。后来，我们抓了一个李承晚军队的哨兵，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张副排长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刚刚入伍的时候，是有些害怕的。但是很快就有经验了。通过封锁线，我甚至可以通过分辨炮声的大小判断敌人打来的炮弹远近，来进行防炮。

我还记得，我们侦察连二排，有一位姓陈的战士，荣立过二等功。他曾经化装成朝鲜妇女，抓了一个美国兵。这个事迹后来被《志愿军》报详细报道。

驰援上甘岭

1952年11月，金城反击战胜利后，部队换防，向后撤退，晚上行军，若白天行军便会遭空袭。走了三天，原地休息，团里干部都到师里开会了。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第二天，接到命令，增援上甘岭。

上甘岭原先一直是由十五军执行防御任务，战斗很残酷，部队伤亡很大，就连军干部大队机关干部都被拉到前线作战了。就这样，部队在短暂动员后，紧急驰援上甘岭。我们侦察连驻扎在营、连阵地上，随时听令出战。主要任务是负责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因为侦察连的战士都是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兵，所以当做普通步兵使用，师长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们是精兵、骨干、种子。

上甘岭的战斗太残酷了，远比电影《上甘岭》残酷得多。“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对两山头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 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的土石炸松1至2米。上甘岭上岩石完全被炮火打成灰，走路时，腿都被深陷灰石里。

后来，我到九十二团三营七连的阵地上去。但是，那里还不是最惨的地方。敌人的炮弹像雨一样，我的头部被子弹片打伤了，我头晕眼花，流了一脸血。后来到了团卫生队，才发现腿部也受伤了，当时根本感觉不到疼痛。那个七连到最后仅剩下了几个人。一位副班长郝兴文指挥战士坚持到了最后，被评为一等功，二级战斗英雄。

上甘岭战役后，部队里只要还活着的战士，每人都是三等功。停战后，响应毛主席提出防止敌人从东海岸登陆，号召在朝鲜东海岸的志愿军打坑道。坑道都是我们干部战士一锤一锤打出来的，身体好的战友可以打二三十锤，我只能打六七锤。完成的坑道工事，高约两米，宽约三四米，大炮都能隐藏进去。停战后，我们也就停止建造坑道工事。

悄然回国

停战后，部队一直留在朝鲜战备。1954年4月，我们才奉命回国。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志愿军军列回国，要接受交战双方和中立国三方的检查。为了不暴露志愿军的实力，部队坐着货运火车，火车每节车厢都贴上封条，车厢里面放桶，用来大小便，打着运送旧枪旧炮的名义，悄悄回国的，使得敌人不知道我们撤回国内，造成志愿军主力一直还在朝鲜的假象。我们从元山坐火车，到鸭绿江边停了下来。火车到了中朝边境的中国辽宁省宽甸县长甸河口回国。当时出入的火车都要经过中立国守门的检查站，要经严格的检查才能通过。我们的火车要由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执行检查时才能通过。因为那时候，恰好是美军值班检查。后来，等到捷克、罗马尼亚等中立国家值班时，火车又开动了。那些都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友好国家，因此就很顺利地通过检查，打着运送旧枪旧炮的名义，返回祖国，来到了宽甸县长甸河口。我们被闷在瓦罐车里几天了，终于可以下车透透气，好好地吃顿饭。4月底，我们的部队从辽宁省宽甸县乘火车直接到浙江的江山县，一路上没有欢迎的人群欢迎我们，目的就是保密。当初和我一起入伍的15位同学，只有4人活着回来了。1955年，任命我为连司务长，授予准尉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