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队落户”生活

1970年8月，我到浙江建德大洲公社金村插队落户。建德是当时杭州地区7个县中一个较为偏远的西部县。从杭州到建德有公路，长途客车一直通到县城。

杭州至建德的“320国道”在杭州段是水泥或柏油马路，但是出了城区，便是一条高低不平的泥石公路，客车从杭州经新登、富阳、桐庐到梅城（我们去落户的大洲公社属建德县梅城镇）需5个多小时间车程。但是，从主干道再转到大洲人民公社一段还没有通车。

我和二三十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坐在一辆陈旧的长途客车里，行李用绳子捆绑在汽车的顶上，车子将我们一直送到建德县梅城的下涯埠。

来到金村

此时，路旁等着的两个公社干部，带着几个农民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将我们行李装上独轮车。初时，我们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便问:“还有多远?”一个农民说:“有30里地。”

大家沿着溪边前进。这是一条蜿蜒崎岖、傍着溪滩的卵石泥路，我们跟在独轮车后面，慢悠悠地往大山深处走去。一边走，一边感到天越来越小了。原来，越往深山里走，两边的山就显得越来越高，溪滩越来越窄，溪滩旁的梯田也越来越少。据说，山民在野外劳作时，往往是根据太阳光照到高山的那个位置来判断时间的：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什么时候可以息工回家。

帮我们推行李车的一个叫刘长春的大叔悄悄对我说：“你真运气，派到我们金村来，他们那几位就要苦了”。后来我才知道，几位道旁的农民一涌而上，分别将我们的行李装上自己的独轮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大家分别就要跟着那位农民到他所在的村庄去。而拿到我的行李的人是刘大叔，我是要跟刘大叔到他所在的村庄——金村去落户了。

刘大叔边说边向后面几位女生、男生瞟了一眼，当时我不解其意，以后才明白，在整个大洲公社范围内，金村是一个比较接近于丘陵地带的山村，再往里走，就是人烟稀少的深山坞了。那里耕地面积更少，劳动强度更大，生活环境更艰苦。深山坞里通常不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山民多依靠杂粮，如玉米、番薯、南瓜等过活。

历代以来，山里的姑娘多喜欢嫁到平原、丘陵地区，而丘陵平原地区的女孩则是不会嫁到山里去的，因为那里的生活实在太苦了：谁家愿意将自己女儿推到一个连饭都吃不饱，一日三餐靠杂粮、粗菜过活，干活要跑到大山深处的穷乡僻壤里去呢?

所以，我所在的金村，虽然在“山外人”看来，也是一个遥远的山沟沟，但是对“山里人”来说，金村却是一个当地较为富足的大村落，令周围村庄的乡民刮目相看。因而，在刘大叔眼里，我们这几个被派到金村去的知青，自然是非常“幸运”了。他后来告诉我，他是特别看中我“老实”，才过来拿我的行李的。[SITESERVER_PAGE]

真是不可思议，他的一刹那的感觉，决定了我今后近10年的生活历程。

刚到村口，就见到村前有一条溪流淌过，村落隐蔽在溪边一长排高大的柏树、樟树后面，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水口风水树”了，有几条水牛悠闲地在溪边吃草，一座木排扎成的小桥，将村庄与小路连接起来，过了小木桥便到金村。与城里相同的是，村里靠路边房屋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和大幅标语：“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

令人意外的是，道旁站着一长排小学生，挂着“红小兵”袖章，在村口高呼口号：“热烈欢迎知识青年来我大队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等当时流行的口号。

我们从未领受过如此隆重的礼仪，个个面红耳赤，拎着行李，低头而过。

农家生活

在金村，我着实当了近3年的农夫。当时的劳动强度还不算太大，这是因为：一方面上边有文件规定，村里要照顾我们这些知青；另一方面，乡民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也另眼相待。他们不经常给我们派重活，多数分配一些简单易干的活计，诸如耘田、晒谷、看管仓库之类“半劳力”的轻便活。

初到时，我住在一家姓许的房东家中。后来上面为知青造屋的款项拨了下来，一年半后，知青屋造好，我们就都搬到了知青屋。

我们的知青屋是一座泥墙房。但在当时看来，它的质量比起别的村庄的“知青点”来说，已经要好上许多倍。因为我所在的大洲虽然是全县最偏僻的几个公社之一，但是森林资源丰富，木材蓄积量在全县排名居前位。所以，我们的知青屋是比照当地乡民住房建造的，“麻雀虽小，样样不少”，竟然还有一个小阁楼，土坎驳墙，地面是用黄泥拌上石灰敲打而成的，虽然不很结实，但也显得平整。楼下，前面吃饭、摆农具，后面还有一个灶头，可以用柴火烧饭，灶头边上有一扇小窗子，窗外就是邻家的菜园。

当地人习惯住在楼下，阁楼是摆放粮食或堆放东西的。而我却在小阁楼里摆了一张木床，铺了一些稻草，还放了一张有两个抽斗的桌子，这就是我的“家”了。我举头就能见到屋顶上的瓦片，晚上睡在床上，透过瓦上的漏洞居然能见到星星。但是，下雨时屋子却从来不漏。我找来一些报纸，将屋顶与墙壁用旧报纸糊了起来。

初时，晚上照明点小油灯。没过几年，村里有了小水电站发电，天黑时，也能用上电灯了。屋子不远的地方就是溪滩，早晨自己到溪畔挑水；息工后，拿着脸盆到溪边洗衣服。

夏天，大家在溪下游的一个潭中洗澡。金村的溪水特别好，清澈见底，总能见到水中的游鱼窜来窜去，这种带花纹的鱼，当地人称“石斑鱼”。农民经常捕来改善伙食。

晚上，社员多到生产队的礼堂去“评工分”。当时，小队评工分是这样分摊的：一个“正劳力”，也就是男当家人为每天10[SITESERVER_PAGE]

分，妇女称为“半劳力”，为6分。我们知青虽然也是青壮劳力，但刚从城里下来，以前没有干过农活，只能算是“半劳力”，与妇女工分一样。但是上面有文件规定要“照顾”知青，因此给的工分是七八分，这算是相当优惠了。生产队对于有些特别壮实的劳力或者大队干部，定为12分。按照村子收成的比值计算每年的“分红”。如果没有特别的天灾人祸，在多数年份，每10个工分的比值大约是八毛钱。

秋收以后，农民被生产队长派去晒谷。也就是将收获的稻谷，清晨从仓库中挑出来，摊在一张张大竹篾席上晒；等太阳下山以后，再把稻谷收进仓库。晒谷时每过个把钟头要将谷子梳翻一下就行了。这类活算是较为轻松的工作，平时都照顾一些村中老年乡民去做。如果是阴雨天，还需要将新鲜稻谷摊在走廊上晾干，以防谷子抽芽、霉变。

不难看出，生产队对知青特别关心，让我也做这个“美差”。后来，我察觉到，这个安排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放在仓库中的粮食是集体财产，谁去看管，对于别人来说，都不太放心，我们知青单身一人，那个小屋能存下多少东西，又吃得下多少呢？再说是“城里来的人”，名正言顺要“照顾”的，场面上也过得去。

每天一早一晚，我将谷子挑出来，又挑进来，周而复始。虽然也有些累，好在只要早晚忙碌一阵子就行了，再说仓库就在晒谷场旁边。每担谷子，装满了有150多斤重，装得浅一点的，也有100多斤。好在挑的路不长，虽然我从小没有挑过东西，煅炼了几个星期之后，也能胜任此一工作了。

金村经济社会情况

当时，全村的经济来源大约主要分为四大块：一是农田收入，以维持村民的基本口粮。二是在山上种植玉米、蕃薯等杂粮，作为辅助口粮。三是上山砍伐木材和采摘桐籽出售，收入作为“活钱”，用作年终时的分红。大队还办了种猪场、榨油厂等集体企业。四是农家屋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蔬菜，或者农家自养的鸡、猪之类的农副产品。这些收入大家都看在眼里，因而，谁家每年收成多少，谁家有多少“闲钱”，谁家日子“难过”了，不用说，各户心里都有数。

村中较为“富裕”的几户农民，一般多有子女在外地工作，每月会寄回一些零化钱。这是村民最为羡慕的家庭，老人们也常常以子女在外地务工，或当干部，能寄回一些零用钱贴补家用而骄傲。从老人们的闲谈中，也常常听得出来，那家儿郎孝顺，每月寄回多少钱来；哪家儿女“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他们常常议论的话题就是，某家子女每月在城里赚七、八十元工资，夫妻俩人加起来高达100余元，居然不给家里寄钱的。在乡民的口中，这些人几乎是大逆不道、忘恩负义的不孝儿郎，成了人们最看不起的人。农民最担心的就是含辛茹苦地将儿女拉扯成人，外出工作，他们却不寄钱回家、不孝敬爹娘。这在长辈们讲话或教育儿女时，都可以听得出来。

村民每到年终就要分红，所谓分红，也就是到年底时，将生[SITESERVER_PAGE]

产队已经分掉的粮食、杂粮等基本生活物资扣除后的净收入，还有结余的款项，按每户一年所得工分分配给大家。一般来说，如果一户农家年底扣除口粮等外，还能有100多元的分红，就可以算是一个村中的富裕家庭了。村里甚至还有许多“倒挂户”，也就是年终分红时，工分结算起来还不抵口粮所值，还欠了生产队的口粮钱。

金村虽然是一个当地较为富裕的村落，但是人们手中的“活钱”并不多，除了生产队分的口粮外，如果平时要买一些生活日用品或者酒、肉之类的话，只有另想办法。“鸡屁股银行”，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名词。因为如果乡民要买一些生活用品，只有依靠家中养的老母鸡生点鸡蛋，然后拿着鸡蛋到村里唯一的代销店去换。

当然，村民吃的蔬菜，全靠自留地的产出。公社对于各家能有多少自留地都有严格的规定。由于精耕细作的程度不同，一眼望去，哪块地是自留地，哪块地是集体所有，不用说，一望即知。

小小的菜园，经过农民的精心调理，得到了最大的产出，绿油油的蔬菜，搭着竹架的瓜棚，宅院旁边还栽了果树。春天，村前村后桃花、梨花盛开，可谓万紫千红，美不胜收；一入秋，屋前屋后梨子、柚子飘香，令乡人满心欣喜。

农田的春种秋收的活计做完之后，正劳力多上山砍伐树木，然后，将树木用独轮车运到山外下涯埠的森工站出售。出售木材所得，就成为大队经济的主要收入。每年春季或秋后，还要放一次排，村中的男劳力全部出动，将木头推进溪里，原木顺流而下，一直放到溪头，那里有一个森工站，由他们收购原木，转售给木材厂等单位。这种不停地砍伐树木，有人斥之“吃子孙饭”。

秋后，对于男劳力来说，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摘桐子和“烧碳”。桐子是建德的主要土产之一，可以卖给供销社，用来榨桐油；所谓“烧碳”，也就是由男劳力上山，将低矮的罐木丛砍倒，晒上一个时辰，然后点上一把火，烧成碳后，挑到山外卖给供销社，这是大队的另一块收入来源。

一到秋后，或者春闲时节，村中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去“畚田”。所谓“畚田”，也就是将在溪滩边上砌起石堪，将水道围在溪道中。石堪后面，从山上将泥土一担一担地挑下来“畚”成田地，颇有点“愚公移山”的精神。

同时，人们也将山上树木砍伐以后的山地，围垦成一排排梯田。这样的劳作是在公社大会动员、文件的指示下做的。畚田的场地上，往往贴着许多鼓动人心的大幅标语，诸如：“农业学大寨”、“敢叫日月换新天”、“人定胜天”等等，以鼓起人们战天斗地的干劲。

有时，一入冬公社还会“派”任务，抽调各生产队社员到北坞去兴修水利，造一个北坞水库。干部们一再强调，北坞水库造好之后，全公社受益。但是，轮到金村派工，干部与村民都不太乐意，他们说：“如果旱灾来了，水库放出来的水，全供给了水库下的几个生产队，哪还会有水流到金村来。”当然，在北坞[SITESERVER_PAGE]

修水库“出工日”的工分，全都记在生产队账上，由各家分摊。

因而，公社派出“兴修水利”的任务，对于金村人来说，有点上级命令，照章执行，不计酬劳，做贡献的意味。在水库工地上，常常红旗飘摇，标语特别显眼，广播鼓动之声震耳欲聋，公社干部们轮番上阵，再三催促动员。

秋后、冬季，村民就是干这些工作、这样的活计，一直持续做到冬季霜雪或下雨之时，农民才息工回家。

总体上来说，对于一般农户来说，土地、山林全是集体所有，各家农户只有少量的自留地种菜，金村是一个以山林为主的村庄，山林占90%以上，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但是乡民也很有办法，就是在山上、溪边或人迹罕至的地方偷着种点番薯、南瓜之类的作物，以弥补口粮的不足，番薯很管用，能储存着当粮食吃，番薯叶、藤还能用来喂猪。但是这样“小做小弄”方法，常常引发争议。个别人看到别人这样偷着干了，自家没有种，或者种少了，感到吃“亏”，便去揭发，接下来便是一阵争吵。

金村在大洲公社算得上是一个大村落，有170余户，约六七百人，多数村民姓“刘”。关于村名的由来，乡人说，因为刘姓的“刘”字老式写法是“金、刀”刘，故先人不以“刘村”命名，而以“金”字为首，取意“黄金，聚财也”。不过，村中老人也有另一种说法，村后有一座山头，称避暑岭，远观山势形若“金”字，故而名之。

但是，作为“刘”姓村民，虽占本村人口的多数，但在村中并不十分“得意”，因为刘姓村民中辈份高者，多数“成份”不太好，以地主、富农、上中农成份者居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当然是相当吃瘪的。村支书、大队革委会主任等关键职位多数由外姓人执掌。例如，最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书、革委会主任由一个叫卢炎生的人担任。听人说，此人是五十年代从外地逃荒跑到金村来的；副支书是一个姓洪的人，也是一个外来人，洪支书曾当过几年兵，在部队中入的党，跑过不少地方，村人都认为他“见多识广”。村中凡有“大事”，诸如年终分配、外来蹲点干部食宿、知青上调、“推荐”上大学、参军或招工名额等等，都是由卢支书和洪支书说了算，其他人的意见只是“参考”而已。

刘姓族人最高“掌权者”是刘际亮。当年我初到金村时，他已50岁开外，担任着金村大队的“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主任，所谓“贫管会”主任，主要负责“村小”、合作医疗和知青的管理等工作。实际上，他的所谓“主任”职务，只是一个不拿工资的空头衔，并无真正的实权。一则因为刘大伯没有什么文化，自然管不了学校老师的教学工作和“合作医疗”；二则刘大伯很会做人，在各方的较劲中，他都是一个能接受的人。排名虽在支书、革委会主任后面，讲的话却是全村最叫得应的人，并且经常“倚老卖老”。

刘主任在村中颇有威望的另一个因素，他有三个十分得力的儿子：大儿子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二儿[SITESERVER_PAGE]

子中学毕业回来，就被送出去学开拖拉机，成了村中唯一一辆拖拉机的驾驶员；小儿子那年仍在中学读书，成绩不错。据刘主任说，只要小儿子读得上去，一定“推荐”他去读大学。

因为儿子在村中特别“出挑”，全家经济收入较好，在村民中颇有“号召力”，就连村里说一不二的卢支书，见了他也要“让”三分。

我们初到金村时，村中空地旁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刘姓宗族祠堂，虽然已经破败不堪，但是，从雕刻精细的梁柱上，仍能隐约见到当年的恢宏。可以想见，刘姓以前在当地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家族。

村中最“有权势”的人，除掉支书、生产大队长、贫管会主任外，也就是会计了。会计叫刘干民，掌握着村中的财权，大家最关心的每年“分红”都是由他张榜公布的。因为他是大队会计，高中毕业，有文化，又会打算盘珠，虽然农活干得不多，仍能拿到仅次于支书、大队长的最高工分。尽管他每年出工的日子不多，而且经常借口“结账”，跑到外地走亲戚，回来却要报销工分。

刘姓族人中最德高望重的人，叫做刘保民，我们到时他已经是7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听人介绍，他早年到上海去，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工人运动。后来脱党了。一直在上海邮电局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刘保民回到了老家，在金村安度晚年。老伴早已过世，他请了一个保姆帮他做饭、洗衣，料理家务。

刘保民是一个村民常常叨唠的人，因为他的退休工资高达86元，按月寄来，从不出差错。一个人每月收入86元，对于村民来说，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等国家干部，最高工资也不过五六十元。所以四乡百姓只要一谈到刘保民，无不带有几分敬慕之意。

金村溪穿村而过，有一座小木桥与对岸连接，对面山坡上就是金村学校。校中的教师大抵是上面派下来的。当地人称“完小”，因为这所学校1至6年级齐全。

木桥边，有一家代销店，一个店主兼营业员。一大早，就要推着独轮车到四里地外的许村进货，代销店也代为收销农副产品。

农村的“美味佳肴”

“文革”时，农村生活艰苦。尽管生产队分配的自留地极少，村民们仍能想出各种办法度过难关。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坞里，或者说经常要被水淹的溪滩边（被集体所废弃的土地）上种一些南瓜、冬瓜、番薯之类的瓜蔬杂粮。这些作物一般不要太多的管理，春天种下去后，只有抽空去放一把草木灰，或浇点肥，秋天就会有收获。

可是，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中学生，啥都不懂，哪能有村民的“偷生”技巧？刚来时，父母给我烧了几瓶干菜焐肉、炒酱丁之类的小菜带着，但不几天就吃光了。平日除了腌菜、罗卜、番薯、玉米、菜粥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充饥了。

有一天，几个知青在路上打死一条又粗又长的蛇。听说，邻[SITESERVER_PAGE]

村有一个知青是福建人，敢吃蛇肉，大家便把蛇拖到他那里。这位插友一看见这么大的蛇，就激动起来了：“啊呀，你们有这么好的东西，好吃得很哪！”于是，几个大胆的知青，便加入了帮厨的行列，剐的剐，洗的洗，切的切，掌厨的还是那位福建插兄。那天烧的是“清炖蛇肉”，不一会儿，汤水就在锅中翻滚起来了，雪白雪白的，煞是诱人食欲。

几位小女生吓得不敢吃，我们这一群男生则求之不得。我将筷子伸进浓白的汤里，捞了一块，尝了一下，果然鲜美无比。只是觉得没有鳝鱼那么嫩，蛇肉很有嚼劲，又喝了一勺汤，不仅味鲜可口，而且浑身舒坦。

女生陈美儿，因个小瘦弱，生产队照顾她在仓库看管粮食。有一天，她告诉我们，晒谷场后面堆稻草的破屋里有一窝老鼠，硕大肥壮，吓得她不敢进去。众知青闻讯大喜。那天傍晚，几个大胆的知青悄悄爬了上去，果然是一窝老鼠，其中还有不少粉红色的幼鼠在爬动。众人四周团团围定，冲上前去，一阵猛砸，几只老鼠抽搐了几下，便倒下了。这次掌厨的，还是那位福建老兄。他用开水将老鼠一淋，便轻巧地剥下鼠皮。大家七手八脚地忙开了，有的开膛破肚，有的生火烧水。

然后，切成小块，放上盐酒，在小火中清炖，不一会儿就香气四溢了。我们当中有一位是金华人，他说，在他家乡还有一种烧鼠肉的方法，味特醇。做法是将洗净的鼠肉用竹叶、荷叶包好，放在烧尽的热炭灰中烤，蘸着盐巴吃，味特好。我们试了一下，果然味香肉嫩。这一次，连几位胆小的女生，也当仁不让地大嚼起来。

邻村有一个知青对我们说，他们村里有一条恶狗，看见村民都不咬，唯见到知青便乱叫乱咬，还有咬伤人的，许多胆小的人，夜间都吓得不敢出来。有人便提议说：“何不杀掉这条恶狗，为民除害！”但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此事不能由当地的知青干，否则张扬出去，坏了我们知青的好名声。

于是，那一天该村的几个知青假装进城去了，通知外村的知青将恶狗诱出村子。众知青一拥而上，一阵乱棍，将狗打昏了，迅速把狗抬到别村的知青点烹煮。

此时，大伙早已准备好了酱油、老酒、生姜、大料等调味品。知青们捡柴的捡柴，烧火的烧火，掌勺的掌勺，还打来米酒，一阵忙乱。等到屋里狗肉飘香的时候，大家围着桌子坐定，吃肉饮酒，半导体里放出激荡的革命歌曲，众人此时不由得“意气风发”。

“八·三洪水”

1974年8月3日，金村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水灾，当地人称之为“八·三洪水”。1974年8月初前后，大洲一带一连数日大雨不停，溪水漫涨。原来村旁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突然变成了一条狂放不羁的“黄龙”，奔腾呼啸而下，溪上的木桥被迅速冲垮，数年来辛苦砌成的堤磡一夜之间就被“黄龙”毁掉。洪水漫进村庄，多数房屋、田地淹在水中，将近1/3的民居被洪水冲倒，多年来依靠肩挑手砌建起来的“大寨田”，霎间无影无[SITESERVER_PAGE]

踪。远远望去，山村、农田在一片黄色的汪洋中，能见到的只是村前一排大树在洪水中巍然屹立。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那场灾厄，多半是老天不照应，淫雨连绵，造成山洪瀑发。另一个因素却是人为造成的，是多年来人们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而得到的“惩罚”：村民们不断地砍伐山上的树木，以换取年终可怜的“分红”。高山上的百年大树被砍下以后，甚至连树根都挖出来当成柴火烧掉。

砍掉树木之后的山地，普遍被改造成了“大寨田”，或者是种植蕃薯、玉米之类的山地农作物，用以填饱肚子。但这样做破坏了原有的森林植被，改变了浙西山区的生态环境。当暴雨来临之时，土壤失去了树木植被的保护，山上的泥土随雨水冲进了溪沟，汇成的滚滚泥流，摧毁了村庄、田野。

当“村小”代课老师

有一次，金村小学的一位老师病倒了。据说，他家的负担太重，长期营养不良而积劳成疾。学校需要安排一个人代课，管知青的刘大伯，也就是“金村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刘际亮便说:“还是小龚去吧，他人老实”。随意的一句话，或许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此后，凡“村小”有事，大队便安排我去代课，一时，便成了随叫随到的“替补老师”。

刘大伯虽然不是大队革委会头儿，但是他那个头衔“贫管会主任”却是能直接管理金村学校和知识青年的。虽说这个职务不拿工资，也不计“工分”，也无什么“特权”，但是他在村中辈分较大，说话还是蛮管用的。

有一次，梅城评“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大队支书识字不多，按惯例，村小老师有“捉刀”义务。那一阵子，我刚巧在村小代课，这个任务便落到我身上了。别的老师对于写总结都很头疼的，而我对此倒蛮有兴趣的。

于是，由我起草代写了一个总结汇报。那篇报告大致是这样写的：金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认识到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性。村子虽地处偏僻，但是森林资源丰富。村民在支书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一边砍伐树木，一边开荒种地植树造林，不仅提高了收入，而且还造福于子孙后代云云。

未料，此报告送上后竟得到好评，也许这个报告点到浙西山区普遍存在的“穴点”上了，村民经过“八·三洪水”的教训，懂得了改造生态自然的重要性。再后来，金村大队居然被评上了“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大洲原本就是全县最偏僻的几个公社之一，金村也是一个远离城镇的自然村，自古至今都没有被县官看重过。以前几任老师也替支书捉刀，反映多数平平淡淡，这一次，总算给了村干部们一个大大的“露脸”机会，村民对我不由刮目相看。

上面还组织了一个所谓“先进事迹报告团”，到各村各乡去宣讲：如何保护森林资源，如何开展兴修水利等等。那份报告署的大队支书的名，原本是要卢支书亲自去巡回演讲的。但卢支书推[SITESERVER_PAGE]

说“太忙，抽不出时间”，我作为“知青”、作为“村小教师”、那份报告的起草者，顺理成章地成了报告团的成员。那次巡回报告的经历，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几乎走遍了梅城区所有的乡镇村落，让我对整个梅城地区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不无益处。

未久，凑巧有个“代课转民办教师”的指标，尽管当时也有几个人眼红，但最后我还是成了正式的“民办老师”。

所谓民办教师，又称“民办公助”，这在当时农村学校是相当普遍。月薪28元，一半由国家拨给，另一半由生产大队在集体资金中补助。

我马上写信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亲，他们也挺高兴的，因为我毕竟能够“自立”了。在我没有当老师之前，父母怕我在农村劳动太辛苦，如果吃不好，会影响健康，总是熬熬省省，每月从父亲的工资中给我汇10元钱来。现在，我清楚地告诉他们，我有固定收入了，可以自力更生了，不必再给我寄钱了。

虽然那时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作为教师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对于乡民来说，村小老师仍然是一个颇受人关注的职位。老师不必下田干活，不需要饱受日晒雨淋，有固定的收入和作息时间。手上戴着手表，在村里走来走去，许多村民将村小老师等同公社干部来看。

放学后，老师出村办事，在田间劳作的农民便会问：“某老师，现在几点了？”老师便会扬起胳臂，说道：“现在11点多了，该回去吃晌午饭了。”对于那时的人来说，手表是一件极为稀罕昂贵的物品。乡民眼中，只有公社干部与“村小”老师才配佩戴。记得父亲当年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价钱是120元人民币，如果折算起来，我每月工资28元，几乎要4个多月不吃不喝才能凑足这个数目。

虽然学校里有寒、暑假，但是每个学期结束后，教师们仍要集中到县城办“学习班”，约20天左右，多是研读中央文件、学习“毛选”、听领导作报告等。然后，参加“双抢”劳动。

许多乡村老师把进城集中学习当作是一次“假期旅行”。毕竟常年呆在乡下，远离家乡，到城里去的机会不多。这样的学习，名正言顺，既可以报销来回车费，还有免费的地方居住，吃饭大家各自掏腰包，购买饭菜票，在食堂里集中吃。

我们一般住在城里中、小学校的教室里(学生已经放假)，打地铺，或者将教室里的课桌拼起来做成一张张“床”，再把各自带来的铺盖铺好，就成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夏季的梅城不如山里来得凉快，有一段日子教室里实在热得不行，同行的一位老师热得喘不过气，想了一个法子，就在水泥地上洒了几桶井水，然后铺了竹席，睡起来倒是相当凉爽。但是，学习时间日久天长，虽然有老师劝过他，这样对身子不好，但是他依仗年轻、筋骨好，没有在意。后来，听说这位教师得了关节炎，还因此影响到工作。

老师们每天上午学习“毛选”、中央文件、首长讲话，或者听取县、区领导的报告。大家学得很认真、听得相当仔细。领导[SITESERVER_PAGE]

的报告最后多是参照本县、本区的一些实例，洋洋洒洒讲上大半天。每天下午，老师们分组学习讨论，谈学习“毛选”、中央文件、领导同志讲话的体会，然后进行“斗私批修”。晚上自由活动。

“学习班”开始和结束时，都会有县、区教育局的领导给我们作“动员报告”或“总结报告”。“分组讨论”时，领导一再强调，要求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话就讲出来，做到“畅所欲言，”并且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并且再三拍胸脯，保证这一次不会如以往那样有“扣帽子、抓辨子、打棍子、穿小鞋”等情况发生。

虽然有领导的多次保证，但是，各位老师讲话仍然小心谨慎。在坦露“活思想”、狠斗“私心杂念”时，还是有不少教师讲了一些有内容的东西。大致上来说，虽然老师们的年龄、背景、学历各有差异，但是，发言内容大同小异，多数都是这样说的: 在没有上学习班之前，自己在工作中有许多想法，头脑中还有不少旧观念、旧思想作怪，有些问题实在想不通。但是，通过这次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中央文件，听了领导的报告以后，政治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回去后，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继续“批林批孔”，做好本职工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县城的集中学习结束后，老师们还要回乡参加“双抢”劳动，约需一个多星期至10天左右，“双抢”结束后，老师们才准许回家。所谓“双抢”，也就是夏收夏种。建德县属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村民一年之中要种三季作物，也就是春天种早稻，夏收后种晚稻，秋后还要种一季小麦，农田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因此，“双抢”又称作“抢收抢种”，就是在早稻收获后，紧接着，马上播种晚稻秧苗，必要赶时间，如果晚了几天，就要待到秋霜后才能去收割晚稻，这就错过了时辰，影响了收成。

一般来说，就是当地党政机关的干部也都要参加“双抢”劳动。对于我们这些从乡下的民办老师，参加劳动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从打成一片”的“思想改造”问题，而且，只拿了一半的国家工资，另一半工资是由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中支付的，这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总而言之，“集中学习”、参加“双抢”劳动等零零总总的时间加起来，需要在暑假考试结束后占用一个多月时间，才能正式过上暑假。但是，这样的待遇，在别的知青眼里，已经够优厚的了，拿了工资回杭州探亲，更让他们羡慕不已！

回家之路

当了民办老师后，有了寒、暑假，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家探亲了。当时，从乡下回一趟杭州并不容易，必须从金村出发，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步行20几里，到下涯埠搭长途客车，再到杭州。

每天从建德到杭州的客车不多，早上的班次从白沙镇发车，[SITESERVER_PAGE]

一般在七点多就到了下涯埠。通常的情况是，如果那班车坐满了，长途车在下涯埠就不停了，一晃而过，人们只好在那里枯等到下午的第二班。

我们大多是坐下午一点多的那班车到杭州的，如果碰到一点多的那班车也坐满人了，车子便会又扬长而去，旅客或在下涯埠宿夜，等第二天再走。也有的人赶时间，就到杨村桥去等梅城开往杭州的汽车。当年从下涯埠到杭州的车票价钱是3.60元，车到杭州武林门总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听说，从建德到杭州如果坐轮船去，就可以节省钱了，只是花费的时间要长一些。从建德水路到杭州必须分三段走：先步行到下涯埠，搭本县到梅城的班轮，那是一种小火轮，大约2毛5分钱就可以到梅城。乘梅城到七里泷的班轮，只须3毛多钱。七里泷修了富春江大坝，从梅城来的班船不能直达杭州，须先停靠在坝上的水库边，乘客下船后，自行走下七里泷水电站，在大坝下游不远处有从七里泷到杭州的班轮，一般要等到上游的轮船到了，旅客下坝上了船再开。轮船到杭州南星桥码头已经摸黑了。从七里泷到南星桥这段水程的船票是1元2毛，这样总算起来，只须两块多点钱就可以回家了。比乘长途客车要便宜多了，因此，我们常选水路回家。

最“快活”的时候

说到在乡下最“快活”的时候，莫过于年终的“杀猪宴”了。乡下与城镇不同，特别是大洲这样一些较为偏远的山村，村里不经常杀猪，山民又不进城，所以，半个月能闻到一点肉腥味，已经算是生活不错了。故而，家家户户都有“杀年猪”之举。也就是说，平时想吃肉憋得慌，到了年末，家里养的猪开杀了，不是拿到市场上去切肉卖钱的，而是留着自家吃。

在金村，杀猪宴比年夜饭还要料足，什么清炖大块肉、炒猪肝、粉肠蒸咸菜、白切猪心、猪血豆腐汤、豆芽菜滚猪肺等等都摆上了桌面。年夜饭的酒菜虽丰盛，但是，村人在年前大多已吃了不少荤腥菜，肚里油水足，故而，就是上等菜肴上桌，大抵品不出啥滋味来。可是“杀猪宴”就不同了，大伙平日省吃俭用，肚里“燥”得很，想吃肉想疯了，一遇上好菜，狼吞虎咽，大吃大嚼，犹如“肉逢饿汉千碗少”，才能觉出食物的真味。

金村的杀猪宴多数不邀外乡亲友来团聚，而只请本村亲朋至友上桌。金村杀猪宴大都摆在自家客堂，上桌的都是同宗兄弟叔伯、邻居好友，大伙一醉方休。这些人不是一般亲戚，而是至朋好友。各家各户都有遇个急事，比方说，盖房造屋，修漏补墙等等，总得请人帮个忙吧，有些琐碎的小事，临时缺了个人手，相帮的人大多是村坊的亲朋至友，钱是拿不出手的----到时总得酬谢人家呀，请吃个杀猪宴，既能增进邻里亲朋关系，又是聊表谢意的最好方式。

每到杀猪日，房东或平时较为要好的乡亲，总会邀请知青也来大吃一顿。我们知青，几年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肚子“刮”得很。一听说请吃杀猪宴，无不个个喜形于色，心想，这一下可[SITESERVER_PAGE]

算要好好大吃一顿了，以填补往日的饥燥。

宾客进屋，只见女人在灶房内忙上忙下，洗的洗、烧的烧，厨房里不时传出炒菜的声响，堂前火塘中焐着炖猪肉，散发出诱人的肉香，小孩子发出欢快的笑声，真有点过年的气氛。

一大碗炖猪肉就摆在眼前了，只见粗瓷碗中，猪肉切得方方正正，豆腐干大小，用山泉、米酒、大料、辣椒干，放在火炉上用土制瓦罐炖制的猪肉，确是不同凡响。肉炖得酥烂，入口嫩滑。席上最受欢迎的大肥肉，便是猪脖圈上的肉膘，每人一连吃二三块肥肉，还不过瘾。

吃的饭是白米饭拌玉米细粒，米饭之中，油珠滴滴渗进，白中带黄，煞是诱人食欲。金村人最爱吃的菜是“干菜蒸肥肠”。这道菜，在馆子里不曾听说过，可在金村却是家常菜。干菜中伴有青椒，使得肥肠的油渗进干菜、青椒里，别具一股鲜香。另一个大菜是肺头炖山笋。做法是先将肺头烧酥，置火腿、冰糖，再放进野竹笋、红辣椒。细细的笋尖，浸泡在浓浓的肺头鲜汁中，不仅色泽亮丽，而且原汁原味；肉汁令笋尖又鲜又嫩，加上红辣椒佐餐，在席上特受人欢迎。自从我回城后，每想到下乡时的杀猪宴，总是垂涎欲滴，想来在乡下最快活的日子，就数杀猪宴了。

参加函授培训

1975年以后，小平同志出复出，全国开展了“治理整顿”工作。我虽然是村小教师，但是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学校里虽有几个高中或师专毕业生当老师的，但多数是“文革”中培养出来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有限，比我也好不了多少。

于是，区里对于文化程度不足，现在又坐在“民办教师”位置上的人进行了系统培训，规定每周一次，周六、周日到梅城的建德师范院校进行不脱产函授培训。考试及格，还可以拿到国家承认的函授“中等师范院校”的毕业文凭。

对于我们这些民办老师来说，最忧心忡忡的事，莫过于“没有文凭，资格不足”了，民办老师再是努力工作，再是得到学生的欢迎，再是得到家长的表扬，仍然是“白搭”。因此，对于民办老师来说，免费的函授教学，来回车旅费还可以报销，甚至可以拿到“中师文凭”、“国家承认学历”，这简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我在村小教文科，这次函授学习的内容是语文语法、修辞之类的功课。当时，“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或“国外文学”都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而受到批判，惟有“汉语修辞”较宽泛，实用性较强，牵涉到“四旧”内容不多，故而选了这门课。给我们讲课的是何玉聪老师，当年他已是50多岁了。

说来也是凑巧，何老师是我在金村曾住过的一户农家廖新高的亲家，廖新高的独生女“文革”前在建德师范学校读书，何老师对她的女儿颇为欣赏，毕业后也就成了何家媳妇。

那一年春节时我回杭州了。何老师过年走亲家，到了廖家，就住在我的那个小房间。虽然是“文革”时期，屋里仍有几本“文革”前的旧书，诸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高尔基的《我的大[SITESERVER_PAGE]

学》之类。在桌子的台板下还压着一张《高尔基在伏尔加河上》的画。

大概廖新高曾向何老师介绍过我在村中的为人处事，及家庭背景，所以在没有见到我之前，何老师就已对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培训更使我们有了师生之谊。

有一次课后，我去拜访了他。何老师为人相当谦恭，生活也很简陋，独自住在一间小屋内，室内除了床铺、几张课桌拼起来放置行李和脸盆架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陈设。何老师向我解释说，家人都回武义老家去了，妻子1963年时就被动员回乡，自己刚从干校来此不久，能够有个地方安张床，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何老师知道我父母是“右派”，非但没有疏远我，反而说话没有什么顾忌了。可以说，何老师与我一见如故，以后经过几次交谈，居然成了忘年之交。有一次我告诉他，很想看看学校的书。他说，下午你进图书室去挑书好了，选好了，放在我桌上，我替你拿出来。“建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学校，虽复校未久，但是过去的存书量仍然不少。从此以后，每周日下午，学校放假，他竟让我溜进图书室看书。后来，我每次去梅城总要偷偷捧回一大包书。隔几周，看完了，又去换一些书籍回来。晚上，一个人关在小房间里读“禁书”，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愉悦和快感。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进入杭州大学为止。

回城

1975年之后，随着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及“治理整顿”初见成效，各方面逐步走上轨道，知青陆续走上了返城的艰辛之路。

知青返城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办法的“革干”子女，可以通过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推荐”，或者通过“参军”，转而进入军队院校等曲线路径离开农村，继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一般干部子女、工农兵子女或者那些“有门路的人”，也可以通“招工”的方式，进入城市。但是，许多知青没有这样的渠道，也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们也有一种出路，就是“病退”，即自己跑到医院去，让医生出具证明信：不能适应于农村的体力劳动。这个方法竟然屡试屡灵，我们一起下乡在北坞的那位漂亮女生朱莉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回城的。

一批又一批的知青返城了，剩下来的人也就是些毫无门路的普通人家子女，以及我们这些所谓“黑六类子女”。可想而知，当时我的那种失落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不久，我的机遇来了。1978年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这些“剩余者”来说，可说是天大的喜讯。报纸上一有这个消息，父亲就写信来，要我去参加考试。但是，大学，那是一个多么遥远而高不可及的神圣殿堂，它的门能为我这样一个“黑六类”成份的人而开吗？再说，我的正式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毕业，而那个所谓“初中”的最后半个学期，已经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文革”，又学到了多少知识？

父母亲给我弄来了“复习提纲”，我走上艰难的复习备考之路。好在我已经当了多年村小教师，对于一些基本知识早已讲得滚瓜烂熟，不用再多做准备。不妨去试一下，也许这是回城的“背水一战”了。

我们参加考试的地方是杨村桥中学，离开金村约50余公里的地方。据说，那年到杨村桥中学参加高考的人多达五六百人，有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更多的是像我这样经过“十年荒废”，年龄已是30岁左右的人。坐在考场里的人，既有我的学生，也有如我一般的老师。历史的机遇最终垂青了我，这一考，使我顺利地考入了杭州大学；我随后离开了金村，结束了知青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