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我谈谈自己的治学道路，不可能绕过对我学术起步和进步助益最大的地方——杭州大学（1998年，杭州大学与原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一

杭大历史系原先是在校园东面的第三排楼房的二楼，资料室在楼层的东头，共有三大间。这三大间的每一间都排满了墙一样的书架，每一层都挤满各种大小、新旧不一的图书。后来，在校园大草坪的西面新造了一座历史楼，资料室占三楼的大半个楼层，有一间编目室，一间阅览室，四大间书库。左边第一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除了当时及时购进的相关新版图书外，各省市县文史资料这里是最全的；右边第一间是中国古代史的资料，整齐排列着二十四史以及各朝各代的史料和研究论著；左边第二间是让人的视觉和嗅觉都充满历史感的线装书和旧报刊库，堆满了各种地方志、族谱、稀见文集，以及颜色从白到黄的清末、民国直至当下的各种报刊杂志；右边第二间是世界史的书，大多是外文书，有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而且年代有些久远了，其中有很多是沈炼之先生从法国带回来捐献给历史系的。

我是1974年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的。一年级学的是中共党史，记得有一次为了寻找有关陈独秀的资料，我征得了楼子芳老师的同意，第一次进入资料室。当我走进藏书库，就感觉一股书香扑鼻而来。当看到这排列得密密匝匝的书架和上面满满当当的图书时，我很是兴奋。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图书，第一次认识到学历史有这么多书可以读、应该读，真可谓大开眼界。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受到“书山”的熏陶。到二年级下学期，恰逢批判“四人帮”，系领导要我们写文章。我根据刚学过的中国古代史知识，选了《评吕雉》这个题目。在资料室李絜非先生的帮助下，我搜集了相关资料，写出了一篇两千余字的小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利用资料室的图书，虽然只能算是学习，还谈不上做学术，但我也由这一次在资料室查找和利用资料，而感受到“书山”的山高林深。

第三次进资料室是三年级为了完成世界史的课程作业。我利用这次机会，多次进入书库翻看各个书架上的书，发现这些书封面上的藏书章五花八门，有“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之江大学文理学院” “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杭州外国语专科学校”等等。后来我才明白这些藏书章代表的是一部杭州大学历史系以及资料室的悠久历史。其中最多的当然是盖着杭州大学历史系藏书章的书。这些书除了从新华书店买进的以外，很多都是资料室主任楼子芳等老师奔走杭州街巷甚至外地，淘旧书店、翻查新华书店书库，向全国各兄弟院校历史系甚至作者个人讨要、利用复本资料交换，或接受个人捐赠而来的。学术界一直都说杭大历史系资料室的图书资料非常丰富，因此经常有本校外系的、本市外校的、外地学校的老师，以及一些研究机构的学者前来查阅资料。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老师来杭州参观了杭大历史系资料室后，就对这里的藏书之丰富、资料价值之高赞不绝口，他对我说：“这里的书足够你做几十年学问的了。”

要知道，这巨量的历史学书籍，这些数十年来给无数教师、学生、系外和校外学者提供了帮助的图书资料，是杭大历史系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累，是许多资料室的老师千辛万苦搜集、积攒下来的。很可惜，大约2005年的时候，学校撤销了各系资料室，这些历经半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图书，被校图书馆拉走了。本来说是要整理后再向师生们开放，但直到2011年，当我进入校图书馆古籍部书库去找几本书时，看到从历史系资料室运来的那些书，仍然是原来捆扎的绳子和捆扎的样子，堆在原来的推车上。所不同的是，多了一层灰尘，虫子成为这些书的唯一读者。

二

不少人认为，资料室也就是个借借书、还还书的地方，有学校图书馆了，资料室也就无关紧要。可我不这样认为，至少老杭大历史系资料室就不是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沙龙。

那时候的资料室天天都很热闹，系里的老师，包括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如沈炼之、胡玉堂、徐规、王正平、毛昭晰、倪士毅等，不管有事没事，都喜欢到资料室来坐坐，或者看看报纸，了解时事；或者翻翻杂志，了解学术动态；或者围坐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聊聊校、系、教研室事务，商谈课程或研究课题。大学老师们平时都窝在家里备课或搞研究，但因为有这样一个地方让大家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沟通，互相了解，仍然可以融为一个集体。新来的教师，也因为有这样一个地方，很快便与系里的同事们熟悉、融合。所以，只要走进资料室，感受到的不仅是书香，还有同事们其乐融融的气氛，和浓郁的学术氛围。

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也喜欢经常往资料室跑，查找资料当然是重要的目的（那时不太买得到书），但同时也是为了在这里了解校、系的事务，或向老先生们请教，不知不觉中拉近了和老教师们的关系。

那批老先生都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我在资料室也的确得到许多老先生的教导。沈炼之、胡玉堂先生先后担任系主任，两位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资料室碰上时，他们会放下手上的报纸，问问我近来的学习情况，并常给以鼓励。沈先生还嘱咐我不要畏难，但也不要松懈。徐规先生常给我具体的指导，经常会询问我最近看了哪些书，告诉我治学要从基础抓起。他对我说：“你虽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但一定要从通读《史记》开始，读《史记》比读《清史稿》重要。”倪士毅先生虽说话很少，但每当我有浙江地方史的问题向他讨教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并告诉我有关的资料书和论著。在资料室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是李絜非和楼学礼先生。李先生在民国时期担任过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因历史问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派到资料室工作。我每次到资料室，都看到李先生伏在桌子上，眯着眼睛给每本书编目、做卡片，卡片上的蝇头小字整齐清晰，很漂亮。因为李先生以前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所以我常向他请教。他常给我讲授查资料的方法，有时还站起身来，到书库把一些资料指给我看。读书做资料卡片的方法就是他教给我的。楼先生原是中国古代史教授，因被错划为右派，也被派到资料室工作。他负责做剪报工作，每天报纸送来后，他就站在一大叠报纸（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等）前，一边翻看，一边把有用的资料剪下来，然后分类黏贴装订，分类码放，供老师们查阅。他做的剪报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至80年代，很是珍贵。楼先生看到我来查资料，就告诉我，要多翻看工具书，尤其是各种目录、索引，否则便是“没头苍蝇”。我最怕他冷不丁地抛出一个问题来考我，有时我可以回答出来，但有时也会被问得蒙掉。

三

杭大历史系资料室是我开始走上治学道路并取得一点成绩的地方。

留校工作的第三年，教研室负责指导我学习的三位老师（徐和雍主任和郑云山、赵世培老师）都提出建议，要我申请上课。当时正担任七八届“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徐和雍老师要我插进去试讲第八章《戊戌维新运动》，给我两个月的备课期。当时的老教师们真的很负责，不仅带着我到资料室找出备课要用的书，而且从授课提纲到讲稿都仔细审阅并做了具体的指点。那时候我自己没几本书，也买不到什么书，常常是写了一段，碰到疑难问题只好赶紧骑车到资料室翻找相关的书。所以那段时间几乎天天跑资料室，有时甚至是一天几趟，有几天索性就坐在资料室里写。一个多月后，我把厚厚的一叠讲稿交到了三位老师的手上，三位老师都仔细看过，又约我到资料室面对面地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提了两条：一是太长，需要精炼；二是不够口语化。

正式上课那一天，我心情忐忑地走上了讲台。看见满满一教室的学生，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又看见本教研室的徐、郑、赵三位老师以及系主任胡玉堂先生都坐在后面（按照当年的规定，青年教师试讲课必须有两级主任到堂听课），心里更紧张了。前半堂课我大多是低头宣读讲稿，两腿不断打颤，只得不断地喝水来缓解自己的紧张，直到后半堂课才稍微松弛一点。下课后，四位老师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做点评。在总体作了肯定后，又提出许多很中肯的意见，主要是：讲课的速度和节奏没掌握好；照本宣科，没有及时地和学生交流等。胡先生还向我传授了许多讲课的方法。从这次试讲起步，第二年开始给外系的学生上课，几年后又回来给历史系本科生上课，然后是带硕士生、带博士生。走过30余年的教书生涯，讲过七八门课程，老先生们的教诲一直对我起到指导作用。

四

老先生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教师的要求是先站稳讲台再考虑写论文。开始几年我虽然还不敢想、也不知道怎么写论文，但还是按照老先生们的指点，先大量地看别人写的论文。现在我们坐在家里只要打开电脑，就有海量的论文可供挑选，但那时我只能靠勤跑资料室查阅。好在历史系资料室的学术期刊很齐全，几乎每种学术期刊我都要一期不落地翻看。新期刊不能外借，我就在资料室里看，往期的期刊则借回去看。基本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论文每篇都浏览，或仔细阅读过后，我逐渐懂得了什么是学术论文，也逐渐提升了学术眼界。借助前辈们的学术成果传递给我的学术眼光，我开始有目的地在资料室里翻阅资料，只要稍有空闲，我就钻到资料室书库里，可以说基本上翻遍了资料室书库里近代史方面的资料书籍和旧报刊，确实从中发现了不少“宝贝”。有一次在地方志的书架上，竟发现其中有不少湖南省的县志，翻阅之后，联想到此前看过的罗尔纲先生的《湘军兵志》，便写了《论湘军与团练的关系》，就湘军的起源问题提出与罗先生商榷，发表在1986年第2期的《杭州大学学报》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还比较像样的论文（此前虽然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但连我自己都不满意）。由此我又对曾国藩的资料产生了兴趣。在《曾国藩全集》出版前，有关曾国藩的资料非常少，我在资料室里翻到了线装的《曾国藩全集》，借回家通读了一遍，陆续写了六篇关于曾国藩的论文，在《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历史系资料室中的地方志很多，我在翻阅浙江各府县地方志的过程中，觉得这是一个还需要加大力气开发的史料宝库。恰好金普森先生邀我参加他主编的《浙江通史》撰写工作，我便以浙江各府县地方志为基本史料，写出了《浙江通史》第十卷提交出版。接着又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浙江辛亥革命史》《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等多本浙江近代历史的论著，以及多篇关于近代浙江的论文。一次我在为撰写《晚清文化史》寻找资料时，偶然发现堆放破旧杂志的书架下有一叠清末文字改革的资料，这是史学界没有关注过的史料。我利用这批史料先后写了三篇论文，一篇提交给了2005年香港中大召开的“思想史上的认同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一篇在2007年第10期、11期的《学术月刊》上连载，一篇刊登在《浙江大学学报》上。1981年，长沙召开全国青年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系领导鼓励我参会。我写了一篇论文，论文写得并不好，但我有幸结识了一批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青年精英，也开始接触辛亥革命史研究。1991年，我撰写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入选当年召开的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我的《浙北市镇的社会变迁与辛亥革命》一文入选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由于要承担省政协的纪念辛亥革命活动，和省社联下达的编纂《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的工作，遗憾缺席了，但有幸入选了全国辛亥革命史专家。十多年间，我发表了十余篇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文，出版了4本关于辛亥革命史的论著。

从毕业后钻进资料室，到白发老头退休，资料室的不吝供养，让我发表了40多篇文章，出版了10余部书。多篇论文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学术综述的书和文章中，被作为代表性学术成果加以介绍。感谢前辈老师的扶持，感恩杭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