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宣布“复课闹革命”。我是浙江大学附中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学课程早已学完。我心里寻思，20岁的人了，还得靠家里供养, 养到什么时候？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部队不招兵，“到农村去”成了唯一出路。

此刻杭州二中传来消息，他们正向市里要求，联系黑龙江方面接收杭州中学生。浙大附中同学立即响应。9月17日，市里派出了小分队，赴哈尔滨洽谈此事，被拒绝。10月26日，市里又派出小分队，这次获得突破，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同意接受少量杭州知青到边境农村插队。12月2日，哈尔滨来电，决定安排在中国最东端的抚远县。

抚远，顿时成了热门话题，中苏边境，形势紧张，随时可能打仗，太刺激，太过瘾了，根本用不着动员。许多同学来不及在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便抢着报名。短短几天，名单确定，豪情满怀，整装出发。12月23日，汽笛声响，列车徐徐启动，站台上哭声、叫声、口号声、呼唤声、锣鼓声达到高潮，又渐渐远去。我默然站着，既不喜悦，也没悲伤，久久回不过神。因为列车离站的最后瞬间，在欢送的人群中，我看到了正在被隔离审查的父亲。父亲是个老知识分子，青年时期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历次政治运动中炼出了小心翼翼的功夫，但在“文革”中还是被审查批斗，很长日子没有回家。

那个年代有两样东西极端重要。一是户口。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票证去买粮买油，连回趟城里都要到派出所登记。二是成份，也就是家庭出身。当兵必须可靠，首先要成份好。上学、招工强调成份。只有务农，好像成份不太要紧。但抚远地处“反修第一线”，去那儿要按照当兵的条件政审。我很沮丧又不肯死心，和几个同学去找工宣队队长。工宣队长40来岁，淡淡的笑容中带着些冷漠。他打开我们递交的信，表情突然怔住：这是一封用鲜血写成的决心书。

几天后，我被添进了名单。后来才知道，工宣队长亲自到我父亲的单位，了解到父亲只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没有历史问题，于是根据“重在表现”，批准了我的申请。这么多年过去，这位队长姓什么我已忘了，但谢意永存心间。

火车一路向北，使我们领略到北国风光是何等的壮观。接着又在汽车上颠簸，四周只有皑皑白雪。当地的领队介绍，抚远县城在黑龙江畔，距苏联在远东的第二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不远。10几小时过去，我们在夹道欢迎中，进了县城。

县革委会主任是个军人。他介绍说，抚远地广人稀，除了县城，只有10来个村镇，总共7000多人，情况却非常复杂，有日伪时期坏人、潜伏的苏修特务，还有“走资派”爪牙，站在街头随便一棍子扫过去，砸倒三个准有二个是坏人。一旦苏修入侵，[SITESERVER_PAGE]

他们就会里外呼应。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抢在敌人入侵前彻底清理阶级队伍。你们都经过严格政审，是最可靠的。休整一天，就投入战斗。

然而，我们在县城无所事事地休整了四天。后来才知道，当地的老乡既打鱼又种地，既有领工资的全民制，也有挣工分的集体制。原来安排我们是挣工分，县里向省里打了十万火急的报告，要求将这些最可靠的知青改为全民制。报告迅速获得批准。

我们38名杭州知青，又坐了一天汽车，到了乌苏里江畔的海青公社。然后换成马爬犁在冰封的江面驰行，终于来到偏僻的湸子里队。

县里来了个干部，指导彻查深挖“阶级敌人”。晚上开批斗会，被揪出的“坏分子”站成一排齐声喊：“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接着学习毛主席著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再交代罪行。一个颧骨突出、眼睛细小的赫哲人，哆哆嗦嗦地喊成“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满街跑”。县里干部猛拍桌子，他急忙重喊，又喊错了。赫哲族在旧社会几近灭绝，怎么还会有坏人？原来他在日伪时期被抓过公差。几个月后，被揪出的坏人全家迁到内地，本来就人数不多的屯子更加冷清。

我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坏人横眉冷对，对好人甘为孺子牛，去贫下中农家里挑水，劈柴，做家务。有个姓王的五保户，成份贫农，一帮知青闯进他的屋里，为他一个人又唱歌又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哪见过这个场面，吓得脸色苍白，最后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抚远县北依黑龙江，东临乌苏里江，江北和江东的大片领土当年被沙俄侵占。两条江汇合于哈巴洛夫斯克，还有一条支流连接，构成抚远三角洲，又称黑瞎子岛，二十年代被苏联占领。两条江中有很多岛屿，按照国际惯例，两国以主航道划界，苏联硬要把当年一个沙俄军官在地图上信手划的一条线作为界疆，许多在主航道我侧的岛屿，也被划了过去。我国当然不承认，于是冲突不断，愈演愈烈。

1969年3月，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爆发武装冲突。湸子里屯离那里不远，空气中仿佛闻得到硝烟。我们领到枪，配备手榴弹，开展军事训练，经常半夜紧急集合，在雪地里急行军，还搞长途拉练。我们听得最多的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唱得最起劲的是“说打就打，嘿，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 我们天天准备打仗，终于等到了出征命令。

    湸子里屯附近有个夹信子岛。取这个名，就因为它离乌苏里江我侧的岸边很近，枯水期能直接走上去。而苏联依据地图上划的那条线，硬说属于他们。这些有争议的岛，平时是不准随便上去的。这次上级命令，到岛上搞些生产活动，以示中国对该岛的主权。

我们20多人上了岛，只带生产工具，不带任何武器。我们的身后，荷枪实弹的民兵埋伏在雪地。我们先是砍柴，升了堆火，从怀里掏出玉米面饼烤着吃。江对岸有个苏军的大架子，远远望[SITESERVER_PAGE]

去，可清晰看到大架子周围有人匆匆奔跑。接着，我们在乌苏里江面上打鱼，工具是沉重的冰穿，那是根碗口粗的木柱，上端按了木把手，下端镶了磨尖的铁头，高高举起，又使劲砸下，硬是把江面一米多厚的冰层砸出了一个洞，涌出蓝蓝的江水。然后，将尼龙线拴着的鱼钩扔进洞去，鱼钩上只是绑了些尼龙线头，混充鱼饵。不一会儿，尼龙线绷紧，一条两斤多重的狗鱼，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跃出洞口。我们正要再接再厉，岸上传来撤退的暗号。都怪老毛子不肯配合，耽误了我们建立战功。

乌苏里江盛产鲑鱼，当地人称大马哈鱼。这种鱼河里生，海里长，每年8月初，成群地从苏联的鄂霍茨克海进入黑龙江溯水而上，再经乌苏里江继续上行，直至兴凯湖产卵。所以到了9月初至10月上旬，我们都要在离屯10余里地的大椴树滩地捕鱼。这里水域宽阔、江底平缓。每条船上两个人，一人把船往江中心划，一人往江里下网。网长几十米，顺流往下淌，大马哈鱼溯水而上，正好一头扎进网眼。高峰期间一网能捕到几十条，每条十斤左右。看到船舱里堆满了鱼，疲劳和困乏顿时烟消云散了。

在乌苏里江只有老毛子的炮艇游弋。我们的木船刚靠近主航道，炮艇就前来驱赶。炮艇还在主航道我侧高速行驶，故意冲向小木船，苏军士兵还朝我们做着轻蔑手势。这时候总有一个声音从心底升起：祖国，你快点强大！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边境地区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所以我们的小木船里放着两枚反坦克手雷，如果炮艇撞到跟前，就给它炸个窟窿。滩地还来了许多全副武装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埋伏在后面的土岗上。老毛子大概察觉了，气焰有所收敛。我方的纪律也很严，不准越过主航道。双方都有所克制了，反而比以前太平。

男人在前方准备打仗，种地交给了女人，当地通称“老娘们”。不幸的是，女知青也包括在内，抗议也没用。她们排练了节目，到滩地慰问演出，恰巧碰到了报社的摄影记者，拍了好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演样板戏《沙家浜》，好几个阿庆嫂排成一溜，唱着与刁德一斗智。那时候，除了去县城照相馆，根本没有摄影的机会，这几张珍贵照片为那段岁月留下了见证。

1970年，县里纠正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迁到内地的所谓坏人基本都迁了回来。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晤后，边境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当地人不像南方农民离不开挑担子，有东西要运就牵牲口。寒冷冬天干活更少，称为“猫冬”。他们能吃苦，怀里揣着玉米饼子连续几天在雪地奔走。当地人从不换洗的黑棉袄蹭得油光发亮，孩子在炕上拉屎，再唤条狗跃上炕舔掉。但他们决不会像知青那样拿脸盆当饭盆使用。当地的大姑娘叼着烟袋，小媳妇当着众人面敞开怀喂奶。但他们忌讳挺多，看到女知青穿着花短裤走出屋，赶紧扭过头。

当地人性格豪爽、脾气倔犟、特别讲义气，只要觉得你对他好，掏出心都可以。他们的家族观念强，屯子里总共才30[SITESERVER_PAGE]

多户，也分出大户人家，人多自然势壮，另外姓氏的吃亏也不敢吭声。在那个年代，不敢公开搞迷信活动，但仍有个可怕的风俗：谁家小孩死了，半夜扔到野外喂狼，据说这样就不会再来投胎讨债。

当地人的语言特别生动，歇后语、顺口溜、调皮话一串接一串。看似木讷的老乡冷不丁冒出几句，也令人回味无穷。他们把聚在一起谈天称为“唠嗑”，其中少不了黄段子。黄段子的魅力是围绕着性又不直言，需要从领会和想象中享受刺激。知青们就支起耳朵听。领会了扭过头偷笑，领会不了也跟着傻笑。黄段子听一遍就能记住，但知青们说不出口。不过，也有勇敢的时候。有个女知青学着说了声“我操”,大伙笑得几乎岔气，问她用什么家伙。女知青一脸疑惑地反问：“还要用家伙？”

在湸子里我交了许多当地朋友。印象最深的是大队党支书孟宪章，大家都直呼他老孟。老孟爱喝酒，酒后话就多。每晚政治学习，先读报纸，再听老孟讲话，见他舌头发硬，大家互使眼色，准是喝多了。他看到知青的棉衣棉裤单薄，就组织各家各户重新翻絮。每年他都是和我们一起度过除夕之夜。他看问题客观公正，善解人意，话说到点子上，句句在理，所以大家都挺信服他。

有个知青因为工作上受委屈，寻死的念头都有。老孟从家里端了碗米粥说，再怎么生气也不能委屈了肚子，还说：“你就像在台上演戏，总会有人挑刺，那些挑刺的想上台，我还不放心呢。” 几句话就使那个知青破涕为笑。我们晚上经常去老孟家里，说是汇报工作，其实是发牢骚，吐苦水，把白天受的气一股脑儿倒出。老孟一边抽烟，一边笑眯眯地听。我们嚷着不干了，他才不温不火地说了句：“怎么啦，听地蛄蛄叫，就不种庄稼了？”地蛄蛄是当地一种害虫，钻在地里专啃庄稼根。于是，我们第二天又高高兴兴地去种庄稼了。  

    东北种庄稼，季节性强，5月播种，6月铲地，7月打羊草，8月割小麦，9月捕鲑鱼，10月收大豆，然后打场，漫长冬季就去砍柴火和挖水渠。当地人土生土长，干这点活真是小菜一碟。我们要从头学起，不仅脑子要灵活，体力也要跟得上。偏偏我这个人，自幼体质差，身材单薄，动作笨拙，干活学得慢，特别是既要力气又要技术的活，总也学不会。

生产队邹队长，50来岁，特别能干，打鱼种地赶爬犁拉大锯，样样精通，人人佩服。他也颇为自豪。邹队长为人正直，见不得损公利私行为，平时笑眯眯的，脾气上来相当厉害，尤其是碰到谁不好好干活，或活干得不好，就连训斥带讽刺，一点不讲情面。有个杭州知青看见一头猪爬在另一头背上，以为是在打架，一鞭子抽过去，无意中促进了“计划生育”。邹队长大怒：“看畜生办事，也会手痒？”所以，大家对他又敬又怕。跟着邹队长干活，我特别紧张，越紧张越干不好。

炎热的7月，我们去割草，晒干，码成跺，留给牲口过冬。这是个力气活，一把芟刀就有七八斤重，一人多高，割草时要紧[SITESERVER_PAGE]

握刀柄，刀贴地面，抡动双臂，全身用力。邹队长在前面领头，其他人一个紧跟一个，只听见刷刷的刀声，茂密的羊草被一排排齐根割倒。我怎么也使不好刀，一刀划过没割下多少，越落在后面越着急，越急刀尖越往土里扎。邹队长割到草场尽头往回走，经过我身边时站了站。我头都不敢抬，更加手忙脚乱。不一会儿，就派我去烧水。回来时老远听到邹队长的声音：“看他那个样，吃屎也赶不上热乎的。”我心里不是滋味，只当没听见。收工的路上，有个知青凑上来悄悄告诉：“邹队长今天说你了。” “知道，在笑话我。”“哪里，是在夸你！夸你浑身大汗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还死命干活，真能吃苦。”我愕然，不敢相信，继而心头感动。

在当地人眼里，最看重的是干活。干活肯卖力，活又干得好，就受尊敬，有威信。只要肯卖力气，活干不好也不要紧，可以慢慢学嘛。他们最讨厌干活时耍滑偷懒。对那些既偷懒又爱耍嘴皮子的人，当地人评论说：“要不是两颗卵子拽着，早就上天了。”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古代的孟子所说，据说毛主席青年时期很喜欢，所以也成了我们的座右铭。正因为有了这个精神支柱，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恶劣的生存环境、艰苦的体力劳动、难咽的粗菜杂粮、密集的蚊子小咬，都被我们看作一种考验、一种磨练。我们不怕苦，不怕累，以苦为乐，获得普遍的好评，许多杭州知青入团、入党、提干、受表彰、进机关、上大学，成为老师、医生、会计、出纳、营业员、驾驶员等等。对此我们感觉良好，却没意识到，这使当地青年少了太多的发展机会。

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杭州知青和当地人培养了感情，相处中也有矛盾，并不严重。1970年3月，又有1000多名杭州知青来到抚远，其中52名分在海青公社湸子里队，情况变了。

俗话说，“老乡碰老乡，两眼泪汪汪”。当我们终于见到远道来的老乡时，却发现有些人干活出工不出力，晚上哭爹喊娘，也太给杭州人丢脸了。而他们呢，当然也耻于和我们这些穿着破烂，还有虱子，开口就谈革命的为伍。连我们都看不惯，当地人的反响可想而知，都说湸子里这下可完了。老孟召集我们开会，要求和新来的知青多接触，多谈心，多交朋友。接触了，才知道他们大多是被迫来黑龙江的。学校和街道的工宣队采取强制手段，不愿意去就把父母的工作停了，一起办学习班，不松口不让回家住，一松口立即迁户口。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无言以对，充满同情，彼此之间一下就拉近了距离。

由于不安心，新来的知青对住的、吃的、用的样样抱怨。邹队长很生气地说，“不想呆这儿趁早回去！”知青们回答：“只要户口能落在杭州，爬回去都行。”但谁都明白，回去是不可能的，那就去干活吧。东北的耕地面积大，长长的垄沟望不到尽头。我们弯着腰铲地，铲了很远往回一瞅，几个新来的知青还在地头磨蹭。有人提议，揪出组织闹事的坏头头。新知青们的反应是齐[SITESERVER_PAGE]

声喊：“一、二、三，罢工” ，全把铲子一撂，找个树阴底下坐着，谁叫也不动弹。

队委会上，当地干部情绪激昂，要狠刹歪风邪气。有句话大伙没敢直说：老孟把知青给惯坏了。大家都在等老孟拿主意。老孟只是布置了一项任务，各家各户到自己的地窖里划拉点菜，给食堂送去。

当时的条件确实艰苦。干一天累活，食堂里主食是玉米窝头大楂子粥，菜就是几根咸萝卜条。由于开春不久，蔬菜刚播种，食堂储存的菜，就剩两缸腌萝卜。一天，一些知青只喝粥不吃菜，还暗暗坏笑。原来有人恶作剧，朝萝卜缸里撒尿。吃进了萝卜条的赶紧去吐，哪吐得出来？幸好各家各户送菜来了。这时老乡们也最没菜吃，都是从嘴边抠出来的。

    一帮老娘们又找老孟告状：菜园里黄瓜少了，晒着的鱼少了，刚下的蛋少了，后来连鸡也少了，不过圈里的猪倒是全在。老孟耐心听着，眉头越皱越紧。一天，一个杭州知青不知犯了啥事被逮了个“现行”，老孟终于发火，宣布开批判会。

批判会火药味很重，当地人把积攒多日的怒气一起倒出。有几个知青干部发言，主要是检讨自己管理不力。大部分知青不吭声，情绪明显抵触。邹队长进屋了，面色发红，像是喝了酒。他听了一会发言，突然抓住那个知青衣领怒声责问。那知青吓坏了，辩护了几句。邹队长伸开巴掌就打。这一切在瞬间发生，所有人都傻了。被打的知青哭了，顿时传染其他知青，会场哭声一片。

    邹队长一摔门，走了。大家都看着老孟。老孟面无表情地卷了支烟，卷烟的手微微发抖。他突然宣布，会议内容改了，改成批判邹队长的错误行为。所有人都呆住。就凭邹队长这么高的威望，人人害怕的火爆脾气，谁敢去批判他？会场一片沉默，只听见老孟平缓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去叫邹队长，就说我老孟叫他回来接受批判。”

会场继续沉默，沉默得可怕，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就在大家都以为邹队长不会再来时，他出现了，梗着脖子，满脸傲气，谁都不看一眼。老孟率先发言：“我们也有儿有女，呵护在身边，还怕被人伤着。如果送到几千里外，能舍得吗？要是我知道自己孩子在外面被伤着了，会不顾一切买张火车票赶过去。”

大家都闷着头听，会场又响起抽泣。老孟的语气越来越重：“知识青年的父母，千辛万苦把孩子拉扯大，怎么会舍得往边疆送？是因为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我们会像对自己孩子那样去善待他们。知识青年存在问题，是要批评教育，但不能伤着。伤着了怎么向毛主席交代？要是他们父母打老远赶来，我们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

抽泣声更响，有愤怒，更多的是委屈，委屈的哭声特别令人心酸。在老孟的目光注视下，当地人陆续发言，他们的批评突然被邹队长洪亮的声音打断：“都别讲了，听我说。”

会场马上肃静，哭声全部刹住，望着邹队长涨红着脸的[SITESERVER_PAGE]

倔犟样子，大家的心都揪紧。他到底会说些什么？只见邹队长跨前一步，站在被打的知青面前，又把他吓得直抖嗦。邹队长大声说道：“我错了，不该动手打人，我怎么会这么糊涂？我向毛主席请罪。”说完，朝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又朝被打的知青鞠躬。

这是邹队长吗？是那个能干高傲、脾气火爆、人敬人怕的邹队长吗？被打的知青连声说是自己错了，哭着请邹队长原谅。那个场面特别感动人，我的眼眶也润湿了。接下去，已经不是什么批判会了，无论当地人还是知青，先来的还是后来的知青，都争着检讨自己不对，纷纷表态要好好干。就在这个会上，邹队长和被打的知青结成了互帮互学的“一对红”。

    在我的印象中，这场批判会后，是湸子里队人心最齐、干劲最足、气氛最好的时候。东北的夏季白天长，凌晨三点东方就发亮，大家已在你追我赶地铲地，干到晚上落太阳，回家路上还唱着歌。有个当地人孩子生重病，知识青年纷纷捐款。领头闹事的成了先进典型，还在公社的大会上介绍经验，自己变好了是因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好形势使我们信心十足，提出苦战一年，把湸子里建成大寨式生产队的口号。

    1970年底，大队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入党介绍人是老孟。报到公社党委很久没批，我估计又是受父亲的问题牵连。老孟说：“没事儿，我们信得过你。” 1971年7月，终于批准了，那时没有预备期。不久，邹队长、老孟先后调走。1972年春，我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1973年冬，我被调到县委机关工作，离开了湸子里。

1978年初，我和爱人回杭探亲，离开抚远。不久，接到了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结束了知青生涯，开始了新的历程。而在抚远的这些岁月是值得我永远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