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我们这一“辈”，估计是指19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期间出生的学者，由于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未能正常求学，而且大多数曾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接受“再教育”。

相比起来，我是比较幸运的。1972年初中毕业时，因为我的长兄已经到边疆接受“再教育”去了，依据当时国家的政策，我可以“留城”。由于文革期间家乡的高中大多停办，因此规定初中生毕业时如已年满16周岁，就应该参加工作，不能升学读高中。记得当时我就读的那个初中班级，50个同学中只有两人因未满16周岁，才升入高中学习。于是我就在1973年年初进入了家乡的一个机械厂工作。

我在那个机械厂当铸造工，干了5年，最后于1977年底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在工厂5年的工作经历有一些曲折，因为当时的工厂并没有招工指标，地方政府为了安置像我这样按政策可以留城工作的初中生，把我们作为“技校学生”硬塞了进去（尽管当时工厂实际上相当缺少操作工人）。记得与我一起进那个工厂的200个青年伙伴，虽然被作为全职的工人，指派以全额的工时指标，却只领学生的津贴，第一年每月只有5元钱，不够每天中午在工厂食堂吃一顿饭。第二年起每月6元，第三年8元，总之不到制度规定青年工人正常收入的五分之一。这样的事在法理上该如何判定，我不想说。记得同伴们因生活费没有着落，还曾经闹事。当时的心情有一点复杂。一方面，我们为自己不必如自己的兄长们一样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而是来到了“领导阶级”的大本营，感到庆幸；另一方面，我们又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忿忿不平，一有机会就想抗争，尽管总是失败。可能也正是受到这种困难处境的触动，在工厂那既脏又危险的车间里流汗的后期，我与几个同伴一起试着自习高中课程，以图“有所进益”。不过那个时候不容易找到可供阅读的书籍，更没有老师指点，自习十分不易。我在高考前学到的少得可怜的一些历史知识，几乎都是从“解读”伟人著作的注释中得来的。

这样的经历给了我们以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至少就我目前所从事的历史学研究来说，有它的益处。不过也有明显的不足：我们所接受的基础教育有严重缺陷。至少如我本人，只读了两年初中，而且还常常没法正常上课，真正在课堂上听课的时间不到三个学期，相当多的基础知识从未学过。亏得当初高考不必考外语，否则我肯定考不上。进大学后第一次英语水平测试，我的成绩是0分。这一缺陷，一直影响着我今天的研究工作。

先后师从徐规（絜民）先生、邓广铭（恭三）先生两位宋史名家，可以说是出于幸运。大学本科临近毕业时，我决定继续求学。当时学位制度设立不久，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机构比较少。另一方面，我以为近现代史研究受当代政治的影响太大，不如到躲到中国古代史领域去。这样，方便报考的机构，就只有絜民师主持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了。等到硕士毕业时，又因外界的影响，必须继续求学才能摆脱困境。当时我其实同时报考了两所大学，都被录取了。后来因得知恭三师已同意录取我，才放弃了另一所高校。

这样的升学经历，一方面也说明当初我对于史学研究远未进入门径，只是懵懵懂懂想读书而已。只是等到入学后，才发现来到两位先生门下，自己有多么幸运。

两位先生在个性与学术路径上各有特点，但也有一些共性。例如，两位先生对学生的指导大致上都可以称为自由主义式的，从不干涉学生的研究兴趣。我的两篇学位论文的议题，都是由我自己拟定的，当然也都得到了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与修正。

如果一定要说两位先生各自给我留下了哪些最为深刻的印象，相对而言，关于絜民师的，是他的严谨。前不久我写过一篇回忆絜民师的短文，其中提到这样一件事：记得刚入学不久，有一次为了讨论五代钱氏据两浙时赋税制度，絜民师问我读到什么记载没？我说有，絜民师让我抄了给他看一下。那天晚饭前，我就将沈括《梦溪笔谈》的“两浙田税亩三斗”条抄在一张卡片上，交给了絜民师。第二天早上，才6点多，我还睡在床上，就听有人来敲宿舍门，打开一看，是絜民师！他将昨天我交过去的那张卡片改正了错字，又交还给了我，然后匆匆就走了，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总共一百多字的一则记载，我抄错了三个字。这三个字，留给了我30年的记忆。

关于恭三师的，则是他的宏贍气魄，他的高远视野。他总是推动着你从一个更宽更高的视角去观察问题，而不是仅仅就事论事。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恭三师当然不可能都作过具体研究，不可能都熟悉，但是他总会告诉你处理这个问题最恰当的视角是什么，甚至会告诉你有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读哪本书，关于它最重要的记载出于哪个文献，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尤其是涉及到宋代历史的时候，更是如此。一般情况下，后来的事实都会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我常想，为什么恭三师的判断会比别人准确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对历史的全局有较深入的观察。不像有些学者只关心一个小问题、一个侧面，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看法，超出这个领域能力就有限了；而且即便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如果对全局没有高屋建瓴的观察，关于具体问题的把握也不免会有失误。这个大概是我从恭三师处所得到的主要收获。

这样的认识，现在由我这枯涩的文笔来作归纳，只能挂一漏万。当初在两位先生门下，数年耳濡目染，渐渐将他们的教导内化为自己的思维习惯，那种沁人心脾的无穷感染力，非亲炙师训者所不能体会。尤其如涉及到研究方法与观察视野，都是经过无数次在讨论具体问题时的循循善誘，才逐渐体晤的。这大概就是所谓名师传道之所不可替代之处。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撰写而成的。由于动手修改已在博士毕业的10年之后了，学术史的发展以及我对这个论题的认识，与最初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已有较大变化，所以此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后来撰写成文的。

当初选择这个论题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初衷是试图通过讨论财政制度——尤其是地方财政，来观察专制国家对经济生产有哪些影响。由于在传统时期，国家机构一般不直接组织经济生产，通过赋役制度间接地影响经济生产，就成了最重要的管道。不过后来着手撰写此书时，讨论的目标已经有了明显转移，这可能是自己对制度史已经有了一定的观察能力，认识到传统的、主要依据诏敕律令等文本来讨论国家制度的方法，有着明显的缺陷，因为文本内容与制度的落实，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制度在各不同层面上所产生的变异，可能正是反映传统国家制度内涵的绝佳切入点。具体落实到宋代地方财政史，讨论的议题集中在财政管理与赋役征发等领域。比较显著的一个面相，就是出于种种客观的或与主观的原因，地方政府往往会对相关制度做出调整，其尺度之大，常令人惊异。我用了一个词汇来概括这种调整，谓之制度的“地方化”。这种制度“地方化”的现象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传统中国幅员广阔，各地风土人情不一，由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划一条文，常常不能顾及各地的差异，而有方凿圆枘之弊，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中央与地方常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最终就使得宋代地方财政制度呈现了一种极为错综复杂、零乱不堪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号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帝制国家，在中央对地方被描述为可“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的体制之下，关于财政管理的各种严文明令，其在地方的处境竟如此的不堪。这就促使我进一步去思考关于传统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些特点，并进而提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集权主要体现在如何有效地征调地方财赋以供输朝廷等方面的看法。

制度的条文与实施之间存在差距，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我在宋代地方财政史领域所作的讨论，某种程度可谓受这一论题的特点之所赐——例如关于地方赋役的文献记载相对丰富等等原因，使得我能够为上述认识提供了一个实证案例。所以，如果要谈什么“经验”，除了上面所说有关学理的一些内容外，还可以关注论题展开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一个好的构思究竟能否落实，还必须注意外部条件能否满足它的要求。例如存世文献记载是否充分，学术史发展是否留下深入的余地，研究者的分析能力是否足以把握这一论题，等等。

我的研究能力有限，拿不出什么厚实像样的代表作，相比起许多同年龄的学者来，羞颜得很。上面所谈的只是一些就事论事的体会而已，算不上什么“经验”。

在编写《宋史食货志补证》一书的过程中，我向梁太济老师学到了许多极其宝贵的治学经验。梁师精通唐、宋两代历史，其治学在文献与学理两方面都属一流。当初我们应絜民师之命，参加由他所主持的《宋史补正》计划，具体负责《食货志》的补正工作，方法体例等等都是由梁师拟定的。梁师明确指出：对于古人所编写的一部史书，若非为了讨论其史学思想，“补”正其记载的缺失，实际上并无意义，除非你想将这个补正变成一本资料大全集。“正”其记载之失误，也得有分寸。一方面，若非后世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史文缺误，对史书原文的误载，史家自可指出其不足，但不应追改史文；另一方面，也并不是所有史书原文的误载，都应成为我们讨论的目标，而应该有所选择，视其对历史研究议题的意义而定。因此，梁师为我们的工作所确定的原则，就是以追溯宋志的史源为纲，尽最大可能在存世文献中寻找宋志记事的史源之所出，并在这一范围之内，对宋志的记事，可正则正之，可补则补之。凡超出这一范围的，基本就弃而不论了。补正工作的目的，是为相关的史学研究提供一个基本厘清了史源线索的文献工具书。后来《补正》的编写，就完全按梁师拟定的这一体例进行。

我常想，目前学界凡事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言必谈西方，这当然是近数十年来在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下学术史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讨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不同民族之间实有许多共同的内容与议题，因此这也使得在不同民族的学术传统中，蕴含有相当部分的共性要素。例如，如何利用零星、散乱、接间的历史信息，以复原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场景，这是秉承不同学术传统的史家所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前辈们的一些宝贵经验，极需总结归纳。尤其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数量浩瀚的中文传世文献，更不应该轻视传统史学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我具体负责编写的《宋史食货志补证》的下编，都是经梁师一字一句反复修改才定稿的。在絜民、恭三两位导师之外，在学业上给予我指导最多的还有梁太济老师。

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有数年时间客串于近代江南市镇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为了应对一个国际基金会，需要提出一个多学科的大型研究计划，江南市镇这一论题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是个人学术旨趣影响下的必然选择。

从大学本科时期起，我就对社会经济史特别感兴趣，说不清什么原因。读硕士时，1983年暑期，曾跟随研究明清经济史的蒋兆成老师到浙北苏南等地乡镇作田野调查。这一次“田野”，让我了解浙北苏南的那些市镇原来在江南的历史上扮演过如此动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此行也让我见识了当时江南地区这些市镇的面貌，生活依然不乏闲适，偶然可见精致的民居，却无法掩饰角角落落表露出来的败落与无奈。第二年夏天，我又幸运地参加了由唐史研究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活动。那次是生在江南、长在江南的我第一次得以深入观察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民众生活，感触极深，从而也促使我开始思考“中国”这一庞大文明体所可能包含的巨大地域差异性。同时，在学理上，由于对正统说教所传达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说法，日见疑惑，这就促使我更多地关注区域性的历史文化。更兼当时目睹江南农村地区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以及民众经济生活与文化习俗的转变，正在根底上侵蚀着江南市镇的传统文化，这使我意识到研究传统江南市镇是一项具有急迫性的任务，必须立即着手，尽可能赶在社会变迁步伐之前，“抢救”一些历史记忆。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学家现实关怀的具体表现。

从事近代江南市镇研究，虽然使我一度离开了相对熟悉的宋史研究领域，从长远看来，却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学习过程。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简单归纳了那一段学术经历。(包伟民：《杂学谓博：江南市镇考察忆旧》，载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6-95页)。除了这一论题促使我后来比较关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之外，比较深刻的印象，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掌握范围更广的历史信息，另一是进一步认识到了分析工具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异，那就是前者除考古资料之外，研究工作主要就得依靠存世的四部文献了。而后者所可能涉及的历史信息载体范围要广得多，刻版文献之外，档案、报刊、佚文、地志、碑铭、口传资料，不一而足，可供发掘的余地远较前者为大。尤其是田野调查，常有意外收获，令人兴奋。这一学术经历对促使我重视古代史领域的“非传统”史料，是有影响的。与此同时，在讨论清末民初的江南区域史时，正由于存世的历史信息“过于”丰富，对于初涉这一领域的我来说，如何理出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就至关重要。也就是得确定该关注哪些，舍弃哪些，以使自己不至于被掩埋在无穷的史料之中。这就需要借用一些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这样的研究路径，当然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以论带史”，而是通过相当深入的学术史梳理，与对研究领域的全局观察，发现有意义的议题，以及讨论这些议题的合适视角。如果说现在我在习史中比较重视“问题”以及范式的归纳，那几年涉猎江南市镇研究经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宋代城市史是近年我正从事的一个研究课题，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将争取尽快完成。这也说明我的“学术产能”之不足。这个研究已经完成的一些论文，有几篇已陆续刊布在学术杂志上，如你提到的《意象与现实》一文即是。宋代城市史是一个相当陈旧的论题，近年来关注者也不少。我之所以投入这样一个陈旧课题，首先当然还是出于兴趣，差不多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着意于此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感于近年来宋代城市史研究进展并不明显的学术史现实——虽然出版物数量并不少，试图有所推进。

根据我粗浅的看法，目前关于宋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大多是为了进一步论证大半个世纪前加藤繁所提出的假说，而对于如何验证这些假说，以及如何深化城市史研究等等方面，则着力欠多。例如，在加藤假说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关于从古典坊市制向近古街市制转化的范式，差不多已经成为了中外学界的共识，但近年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研究已经说明，加藤氏关于古典市制的一些描述，基本上都是根据唐代长安城的个案得出的，无法反映多数州郡城市的普遍史实，因此有片面之处。与此同时，在学界努力证明“唐宋转折”的主流趋势之下，商品经济发展成了学者们论证唐宋间“城市革命”的一个最有力论据，于是一些学者不免在突出宋代城市经济性的同时，忽略了宋代州县城市作为专制国家统治据点的最基本特性，这也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常常在曲折反复中提高——有时甚至矫枉过正——的一般规律。因此在充分考虑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州县城市固有的行政性特点的各种要素前提之下，试图更综合、更全面地归纳唐宋间城市演变的历史场景，也是我的研究目的之一。

宋代城市史研究的经历，也使我更坚信了认真、深入地研读历史文献对于史学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前辈学者的一些研究，由于大多已经在学术史上确立了坚实的地位，较少受人质疑，可以理解。实际上，即便为了更好地理解前辈的思想，如果能进一步验证他们的论证过程，也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这种验证工作，一般可以从重新研读他们之所征引的历史文献着手。我在研究宋代城市史的过程中，有一个令人略感遗憾的体会：后人除了推广加藤氏的结论之外，似乎很少有重新仔细梳理他所引用的历史文献者。实际上，从加藤氏征引文献的偶见疏误中，可以引发出一些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议题。

这些都是多年前的事了。讨论唐宋间社会识字率的变化，外部原因是当时我被分派到杭州大学教育系的中国教育史专业任教，有义务撰写几篇与古代教育相关的论文。可是当时教育史界以科举制度为中心来讨论中国传统教育史的路径，实在不对我的胃口。我以为由科举选官推动的“六经勤向窗前读”现象，至多只能被纳入“干部培训”的范畴，与一般意义上以开发民智为目标的“教育”，不说南辕北辙，至少也是差距多多。尽管如此，科举选官影响所及，全民尚文，由此引发的许多社会史议题，则十分有趣，值得关注。应试举子数量巨大，但真正得以跳跃龙门、中式及第的，当然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大量的未及第举子散入社会，以及因时风所及，一般民众为了“识字粗堪供赋役”而接受一定的识字教育，凡此等等，其所积聚起来的社会影响，实在不应忽视。我当时提出这样的议题，或许多少还受到了“唐宋转折”范式的影响。不过当时的那篇小文，只是初步描述了识字率提高的现象而已，对这一现象可能产生的复杂深远的社会影响，例如对民族性格、知识传播、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等等许多方面，并未涉及，因此我以为唐宋间社会识字率变化问题，仍然属于有待深入讨论的议题。

“劝农”一文的写作有缺陷，主要是对学术史的梳理不够仔细，梁庚尧先生曾对宋代“劝农”的制度内容有比较详细的讨论，我未注意到。不过我当时讨论的要点，落实在“劝农”的政治文化目的。目前，关于唐宋礼仪制度的研究近乎成了热门话题，当初我提出这个议题，则是出于一种直觉：古代社会广泛存在的礼仪制度，在今人眼光中虽然可能全然“无用”，在当时则必然是国家制度建构中必不可少的成份。这就好比现今某些纯属形式主义的社会活动，细究起来，它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合理性。于是我就想选取其中某个案例，试着作一个分析，看一看在形式的背后，蕴含着哪些历史的合理性，并对它在宋代社会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试着提出自己的看法。

像识字率、劝农这样的论题，都是属于思路偶一神游的产物，因此往往只是提出问题，而未能深入探讨。

“努力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史学理论体系”，与重视借鉴学习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并不矛盾。梁太济老师曾精辟地指出：我国近代史学并不是传统史学的自然延续，而是在20世纪初叶仿照西方社会科学的规范构建起来的一个新学科。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自然科学领域仍须向西方学习，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恐怕也是如此。据我的理解，在历史学领域，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例如学科规范建设、基本概念界定、分析方法借用、重要范式归纳等等方面。这种学习与借鉴的学理依据，出于各不同民族社会历史必然具有许多共性，西方学界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历史展开研究，远比我国学界为早、为成熟，他们所归纳得出的一些概念、范式、理论与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与学习。正因此，多读一些西方学者研究欧洲历史的著作，是一个学习的捷径。

另一方面，与自然科学不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因此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借鉴必然受到制约。这里有一个界限。笼统说，西学所能提供的限于方法，对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具体解释，则必须立足于本土经验。我曾提出：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同，套用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决中国的本土问题，几乎是不可能。但是在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进行抽象和重新定义的基础之上加以借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正因此，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虽或有某些方法上的优势，但也常常因为受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以及对中国历史全貌的了解不足，对中国历史文化体晤欠深，导致解读失误。尤其是当代西方的汉学家，一般都做不到像中国学者那样海量地阅读中文传世文献，这极大地妨碍了他们深入认识中国的传统社会。我这样的看法，当然并非全然否认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也可能提出精辟的、符合中国本土经验的结论，而是想要强调：那种一切以洋为上，甚至挟洋自重的文化自我矮化症，必须摒弃。近年我曾撰有几篇评述西方汉学研究论著的小文，主要目的并非针对那几本汉学著作，而是针对这种矮化症的。总之，像对待其它所有同行的研究成果一样，冷静客观地对待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研读之，验证之，批判之，借鉴之，是我们应持的态度。至于我本人的研究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学问的影响，这是一个应由他人来作出评判的问题。

不过，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能永远停留在借鉴他人学科体系的水平上。仿照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构建起来的近代史学，它的学科规范、基本概念、分析方法、重要范式等等，并非上帝所赐，凭空生成，而是无不由西方学者从研究他们本土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根据他们的历史经验，抽象归纳而来。将这一学科体系移植于中国，虽有如上所述之学理依据，毕竟不免令人常有先天不足之憾。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说”难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但舍此一时似乎又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理论。因此，我以为“努力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史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中国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并非“国际化”，而是“中国化”。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始于足下，从一个个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开始，从确立起这样的意识开始。至于具体的例证，那就太多了。且不说所谓“封建”，近年来讨论得纷纷扬扬的所谓“市民社会”，所谓“中间阶层”等等，就是显例。又如关于“产权”的概念，如果我们多了解一点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处理财产交易契约的资料，就会发现中西之间对于财产权的概念，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学术批评的目的并非针对个人，这是常识。中国史学界尚未建立起展开正常学术批评的规范，更未形成一个有助于展开正常学术批评的社会大环境，这极大地妨碍了学术的进步。学术批评的目的，是客观地评价某一特定具体成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相关论题的研究水平，从而勾勒出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总体面貌，帮助研究者确定下一步工作的起点。除去恶意抄袭不算，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学术”专书专文，七八成属于重复研究，不算夸张。撇开学术制度的因素，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学术批评的缺席，这使得我们无法将那些毫无意义的文字从一大堆“论著”中剔除出去，因此也就失去了对低质量的重复行为必要的外部制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在重量不重质的行政评估体制助长之下，低质量的重复者名利双收，在学术研究领域造成明显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令人遗憾的是，针对成名学者研究成果的学术批评尤其不容易，学界多年的积习更难一时更革。因此，我建议年轻一辈的学者要善于展开学术批评。如果年轻一辈学者不能在建立正常学术批评体制上有所突破，中国的学术进步将毫无前途可言。这么说，当然并非替年长学者推卸责任，而是坚信年轻一辈学者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更有学术创新的胆识与勇气，以及更佳外部条件。因此，针对你所问年轻一代学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才有益于开拓进取，我想首先应该确立一个高远的学术目标，树立起学术自信心。取法乎上，至不济而得其中；若取法乎中，则得其下矣。生活阅历与研究经验的积累，对史学研究确实极有裨益，但我们如果能够通过正常的学术批评，深入梳理学术史，充分汲取前人的学术积累，在历史学领域，年轻一辈学者超越年长学者，是必然的规律。我不太相信史学研究年纪越大越好的说法。同时，我十分欢迎年轻朋友对我的论著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