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时，我才8岁。父亲的生平是在我长大后经他的同事故友及亲戚的介绍才知道了一些。

父亲出生于1912年农历六月二十日。祖父施甫才原是良渚镇五丰南货店店员，性格耿直，喜打抱不平；祖母是位性情善良贤淑的农家妇女，父亲出生时，由于一场官司所累，耗尽祖传家产，家境渐趋贫困。

父亲幼小聪颖，早年在良渚镇三官堂国民小学读书，成绩优良，常常受师生们的好评。小学毕业后，经老师说服我的祖父，勉强凑了一点钱赴杭州读中学。在学校里，由于父亲成绩优异，进步快，而家境贫寒，曾受到个别同学的妒嫉。据说有一次，他们偷偷地把自己的衣服塞进父亲的箱子里，而说父亲有偷窃行为。父亲受辱后，气得想要自尽，后经同学徐永根等查实，才得以恢复了名誉。中学毕业后，家里再也无法供他上学了，只得辍学在家。

1929年，经老师推荐，父亲进入西湖博览会工作，当了几个月的临时雇员。博览会闭幕后，父亲失了业，闲居在家。这期间，父亲的心情很不安，思想十分苦闷，在家里不出门外一步，每天做两件事：一是写信给同学、朋友和老师，恳求他们介绍工作；二是发愤读书绘画。不久，经人举荐入省立西湖博物馆工作。入馆后，开始在地质矿产组任绘图员，后跟地质学家盛莘夫先生学习（盛莘夫先生，解放后任三门峡电站总工程师，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父亲进馆工作后，平时沉默寡言，善于思考问题，加上他勤奋好学，工作出色，赢得全体馆员的赞誉，后来任地质矿产组助理员。1933年，父亲曾单独组织人员去孝丰挖掘古生物化石。在那次野外工作中，不慎被小竹子刺破了脚底，鲜血直流，但他还是忍痛坚持野外工作，最后挖掘出好几箱三叶虫、贝类、鱼类等古生物化石，并把它们分门别类后，纪录在《浙江地质志》一稿中。1934年父亲出席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地质会议。

父亲平易近人，在待人接物上总给人以很好的印象。每当假日返家，常要去走亲访友，向朋友和农民请教一些挖掘汉玉的经验。他有淳朴的乡土感情，常到农村的外婆家去，对农民的辛勤劳动是十分尊重的，多年跟随他帮助野外工作的阿顺伯，住在我家，虽然他是一个贫苦农民，但父亲对他很尊敬，每当外出总是同吃同住。

1936年5月，父亲第一次参加在杭州古荡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工作，随之对考古研究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次休假返家，总要同我叔叔到野外去散散步，到荀山附近察看，有时像小孩似的，停住脚步，盯着地上半晌发呆，捡起这块碎片看看，拾起那块石头瞧瞧，有说不出的滋味。大概在1935年的一天傍晚，他从我安溪的外婆家返回，途经朱村兜村，沿山脚小路走，突然发现了一块黑色陶片，它跟过去捡到的不一样，他觉得很有研究价值。次日，他再去察看，根据他在地质方面的知识和当地老农的介绍，又分析了地层土壤的变化，断定黑陶窑址是在棋盘坟靠山脚的一个池塘底下，就立即上报。经过批准后，于1936年11月投入发掘工作。在这次发掘工作中，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和好友钟国仪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使良渚文化遗址的初步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父亲还在当时的《东南日报》上载文，简略地叙述了遗址发现的经过及其研究价值。

父亲将搜集到的大量实物资料，加以整理后，写成学术论文《良渚》一稿。刚将其交商务印书馆付印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只得将校样寄放在乡间，挥泪告别了我们母子三人和祖父一家人，孑然一身随西湖博物馆离杭南下。他曾打算把我也带在身边一起逃难，因我年纪太小，行动不便，没有带去。博物馆内迁后，由于经济困难，职员已陷失业之境。父亲着急了，他不能没有职业，因他还要养家糊口。而在这个时期，找个职业并非易事，他四处奔波，最后经馆长董聿茂的介绍去瑞安工作，后充任瑞安县抗日自卫会秘书。

在瑞安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工作是繁忙的，生活过得十分清苦，身体越来越虚弱。为了负担家庭，不得不节衣缩食。同时他除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外，还要继续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完成了《良渚》一书的第二次修改任务，于1938年脱稿，交上海付印。1939年5月，因劳累过度，患猩红热并腹膜炎，病逝瑞安县立医院。父亲死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只留下《良渚》这本足以令我们子孙自豪的考古报告。

父亲生前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家乡的感情也是笃厚的。他把他的著作以家乡的地名“良渚”命名；把我取名“忆良”，把我二弟取名“建良”，寓不忘家乡，建设家乡之意。他在客居瑞安写的《良渚》序言中说：“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厘毫……良诸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们还盼望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父亲这番激昂陈词感人肺腑，虽然他没有实现生前的愿望，但他的预言实现了，他未完成的事业已有更多人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