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在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我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雄心大志，奔赴祖国最北疆黑龙江省同江县插队落户。从此在那块黑土地上生话、战斗了40年，经历了无数令人难忘的往事，使我终身受益。

人生第一课

我插队的庆丰村，是一个只有十九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的社员全是从山东省曹县移民到同江开荒种地的，整个村庄的风俗习惯基本保持了老家那里的生活，吃的是玉米面大饼子，喝的是玉米面糊，新鲜蔬菜很少，基本上吃的是土豆、白菜、萝卜、咸菜四大样。国家为了照顾我们知青，每月每人比当地人口多供应一斤大米，平时很少吃肉，跟杭州的生活简直是二重天。开始很不习惯，只得写信回家，让家里从杭州往同江邮寄食品，以解燃眉之急。最令人吃惊的是全村看不到一个厕所，人们随意方便，人们长年不洗澡、不刷牙，卫生环境十分恶劣。刚到那时青年点还未建起来，我们知青三四个人分别被安置在老乡家一侧，晚上挤睡在一个大炕上，一时难以适应，一下子人都瘦了四五斤，这对我们这些刚跨出校门、走进社会，还不到20岁的青年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人生转折的大考验。除了过生活关外，还要过劳动关。记得下乡头一年铲地，早上天刚刚亮，还不到4点钟，队长便敲钟上班了，“当、当、当……“”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我们还在坑上睡觉，眼都睁不开，有时来不及吃早钣就上地了，这一天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在田里蚊子、小咬围着你全身叮咬，有时几十个小咬把你眼睛都给朦住了，睁不开眼，一天下来脸上、手上都被叮起了一块块红疙瘩，又痛又痒。下工回来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往火炕上一躺就睡着了。

同江地处祖国高寒地带，冬季都在零下20度以上，滴水成冰，气温变化无常。1970年刚进入10月就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把即将要收割的玉米、大豆等农作物都埋在雪地里。除了上交公粮外，那是全村乡亲们的口粮，收不上来明年就要饿肚子。为了把粮食从雪地里抢出来，县里马上派了工作组来督战。一场与天夺粮的战斗开始了，我与社员们每天赶早贪黑在半米深的雪地里一把把、一穗穗地把大豆、玉米抢收回来。在那冰天雪地里，脚一出汗一冻，鞋就变成了硬邦邦的冰鞋了，劳动时全身发热，一停下来又全身冻得直哆嗦，我就不停地鼓励自己：“坚持，一定要挺住，这就是考验。”就这样整整干了一个月，硬把万斤粮食从雪里抢收回来。

到同江才一年，当地老乡就成了我们的老师、朋友、亲人。他们给我们盖起了青年点大房，过年过节给我们送鱼送肉改善生[SITESERVER_PAGE]

活，秋天一打场，首先把一车车豆秸柴火送到青年点食堂，然后他们自己才一户户分，村支书、队长经常来青年点看望我们，问我们还缺什么？生活习惯不？问寒问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似地关心知青。在劳动中又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扶犁、铲地、间苗、上肥，怎样割地、打场、开车……，把我们培养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我们也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行动起来改善农村落后环境，丰富村民文化、教育生活。我们自己创办了《北大荒人》小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村里的变化与知青生活。我们还组建了知青文艺演出队，自编文艺节目，每逢重大节目，进行专场文艺演出。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我们夏天在地头给社员们读报，冬天农闲时就办起了农民政治夜校，教社员识字、读书及学习上级文件。一到晚上，我就去小学教室里烧起火炉，在黑板上教授农业知识。社员们一遍一遍练习写字，学习热情十分高涨，高兴就唱起那没有歌名的民歌“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社员学习又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高兴，我们幸福……”。

为了改变农村脏乱环境，引导村民家家建起了厕所，清理门前屋后垃圾、荒草，宣讲卫生知识，改变了当时不讲卫生的习惯。我们的做法得到了村党支部的肯定和社员们的认可，在短短两年里后，不少知青就担任了生产队长、会计，赤脚医生、小学教师……等职务，成了建设新农村的骨干。

立志农村  艰苦创业

我原来是杭大附中（现学军中学）红代会主任，1968年组织上动员知识青年到反修前哨黑龙江时，我率先写了大字报，积极报名参加。当时我就立下誓言：扎根农村，在广阔天地里干出一番事业来，报效祖国。所以来到农村后，我虚心拜贫下中农为师，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早出晚归，处处比别人多干点，少休息点。经过一年多的锻炼，我逐步得到了社员的认可和组织上的信任，先后担任了村民兵排长、会计、生产队副队长。1974年7月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3年国家开始从基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年上级给同江县一名上清华大学的名额，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家一致推荐我去，公社也批准了，上报县里也同意了，让我填表，我拿到推荐表时，心情十分激动，能上大学深造，将来肯定前途无限，也有一个好的归宿。家里得知后来信告诉我要把握好这次机遇，学成后早日回杭。但周围的知青战友却对我上大学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应该去，另一种认为我应该继续留下来与他们一起在农村干。当时村里不少社员听说我要去上大学，都纷纷挽留我，村支书李训京对我说：“大家都不愿意让你走，队里工作才刚超步，我们需要你带领大家一起改变这里落后面貌”。走还是留？当时在我心里斗争十分激烈，前思后想，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最后还是下定决心留下来继续干。[SITESERVER_PAGE]

留下来主要原因是：首先想到的是，我带头领大家来黑龙江插队的，大家都没有走，我走了对不住大家，会让大伙耻笑；其次当时我还是省、地、县知青标兵，宣誓过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现在不能说假话骗人；最后一点，我在农村两年了，亲眼看到农村的落后，深切感受到农村需要一批有抱负、有志气的青年用科学知识去改变它，让那里的农民富起来，让那块土地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想到这些自己就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一种责任感慢慢在我心里占了上风，我常常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来激励自己，下决心在农村大干一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于是我向公社党委提出申请说：“农村也是大学，农村需要我留下来。我更离不开农村”。我就这样放弃了上清华大学的机会，把名额让给了一位同江知青。后来又推荐我上黑龙江大学，我也放弃了；县里又调我到商业部门工作我也没去，就是铁了心留下来大干一场。我向村党支部提出了改变庆丰大队的五年规划，在村里开展绿化造林、积肥、选种、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冬季农闲时还领着社员到100多里外的深山老林伐木。

为了尽早改变庆丰村面貌，建成县里先进村。1972年底，大队搞完年终分配后，我还分到了400多元钱，我没有回杭探亲，而是自费到当时全国农业战线的“红旗”——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亲眼看到了大寨人那种不畏艰险，知难而上，开荒建田，绿化山川的战天斗地的大寨精神。在短短几年里，他们把一个穷山恶水、吃粮靠救济的小山村，建设成了青山绿水、梯田环绕、新居成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结束了吃粮靠国家的历史，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我站在虎头山上，遥望北方，心里默默宣誓：一定要让我们的村庄像大寨一样美丽富饶。临走时我在虎头山上捧起一把黄土装进自己手巾里，带回到了庆丰村。回到队里后，我就组织社员办起了政治夜校，在夜校里我向社员们讲大寨人怎样三战狼窝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宣传大寨人“先国家后自己”的大寨精神，并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自从学习以后，全村上下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劲，在短短3年里，购进了2台拖拉机，还新添了不少新农具，实现了农田机械化，又把电架进了村，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每年向国家上交二万余斤商品粮，被县里评为农村先进集体，我也被评为县劳动模范。

1978年5月，县委任命我为临江公社筹备领导组组长，让我领头去组建一个新的公社。临江公社位于同江县东北角，离县城120公里，境内是联成一片的原始森林、沼泽与荒草地，大小沼泽星罗棋布，荒草达一半人多高，没有一条道路可走，狼、野猪等野兽经常在这里出没。这里没有一户人家，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是同江未来的粮仓。接到县里任命后的第三天，我与爱人就坐着县里派来的搬家货车到临江报到，与早期到达的同志汇合。那时从县城到临江只有一条三级沙石国防简易公路，简易的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一到雨天，道路就不能通车，有的路段运送物资都得用拖拉机陪着，车陷住了就用拖拉机拖出来，碰到恶劣天气，物资运到临江得二三天时间，，是个憋死牛的地[SITESERVER_PAGE]

方。搬家那天正好下过一场小雨，路很滑，我们的货车就像一只小船似地一高一低颠簸前进。120公里路足足走了11个小时，早上从同江出发，天黑才到临江。先期到达的同志们早早等候在临江指挥部。临江指挥部借县公路段下属王家店道班的两间小屋暂时办公。过了一个多月在才在公社所在地盖起了两间草房。我们筹备领导小组共7人，我负责主持全面工作。来到这里建点的社员都是从省内阿成、桦南、汤原等地移民过来的，共2000多人，他们的生产、生活物资全由政府提供。我们首要任务是先让他们安下家，然后再开荒生产。上级还要求我们做到当年开荒，当年做到粮食自给，所以任务十分繁重。我坚持白天下地，晚上开会汇总情况，布置工作，做到一天的工作任务必须当天完成。在临江深山老林里行走，随时都可能碰到野兽，我向县武装部借了7支步枪，发给每个头头一支，我每天背着枪，挎着军用包来回在各开荒点行走。

建村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临时住所——挖地窝棚，就是在地下挖一个5米长、3米宽、1米深的大坑，平整后用土坯搭一个火坑，上面用木棍支起架，再铺上一些毛草，压一块塑料布，留一个半米宽的出入口就成了住宅，七八个人就吃、住在里边，直到新屋盖好了才搬出。北方人叫这种房为“地隐子”。住在里面又热又闷，像蒸笼一样，进出都得弯着腰，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吃的就简单了，没有新鲜蔬菜，就用咸盐煮黄豆当菜吃，时间一长，牙都出血。喝的是泡子里的锈水，沉淀一下就用了，因此拉肚子是常事。白天忙没有时间学习，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学习《毛泽东选集》，看上级有关文件，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哪能再考虑其它呢？只是不时地鼓励自己：不要辜负党的重任，当好“班长”，与同志们、乡亲们一起艰苦奋战，早日把临江建成祖国的大粮仓。我经常穿着一件旧黄棉衣，腰上用绳子一捆，像普通社员似地，每天跑二三个队检查工作。有时看到队里拖拉机手翻地忙，人手不够，我把背包一放，爬上拖拉机就帮着翻地。我在庆丰下乡时就学会了开拖拉机，这下可派上用场了，乡亲们都感到惊讶地说：“书记还会开拖拉机翻地，没见过”。我就这样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白天黑夜地检查、指导工作，听取基层领导汇报，汇总开地进度向上级报告，根据村里需要及时调配各种农用物资、机械、油料等，当好社员的服务员。

我与乡亲们结下了浓厚的感情。富川是一个朝鲜族大队，主要吃大米，有一次我到他们大队检查工作，一个村民告诉我，上边给的口粮还没运到，村里快断粮了。我把村支书找来核实情况后，连夜赶回公社家里，第二天用自己的粮本买了100斤大米给他们送去。曲金科队长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王书记你真好，等我们今年水稻收割后一定加倍还您。”还有一件事至今让我终身难忘。1976年8月20日上午，我正在东进村蹲点，突然公社通讯员跑来告诉我，我爱人流产了，大出血，已送往60多里路外的勤得利农场医院抢救，让我赶紧去医院。我急忙在公路边拦一辆汽车赶到医院。我爱人躺在病床上，一脸苍白，双眼紧闭。[SITESERVER_PAGE]

大夫告诉我必须输血抢救，不然有生命危险。经化验，我的血型与爱人的不符（她是“O型”），怎么办？与我同来的其他公社领导二话没说，立即回公社到生产队组织血源。乡亲们听说我爱人急需输血时，马上放下手中的农活，由村领导带头，开着四轮拖拉机直奔勤得利医院。短短两个小时就来了100多人排队输血。就这样3000CC的乡亲们的血液就流进了我爱人身体，救活了我爱人一条命。看到这一幕幕感人情景我流下了热泪，心潮澎湃，真正体会到父老乡亲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献给祖国，用加倍的工作来报答临江的父老乡亲。

我在临江乡工作了5年，我和我的战友们与临江人民一起头顶蓝天，脚踏荒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凭着钢铁般的毅力在一片片无人的荒原上开垦了688750亩田地，每年为国家上交4000余吨商品粮，组建了18个村屯，修建了一条长达200多里的环乡公路和一条引黑龙江水的临江灌渠。此外，还建立了乡供销社、粮食供应站、农机站、加油站和中、小学校、乡办企业等，把临江建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新型乡镇。

40多年过去了，我感到最自豪的是在祖国东北边陲的大地上，在黑龙江省的地图上又新添了一个新兴乡镇—临江镇，那就是我战斗过的地方。

坚守承诺  永不止步 

1978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尾声，特别是197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文件后，一批又一批知青离开了同江，当年我们一同来同江的1064名知青绝大部分都返杭了（现留在同江的知青只有10人了）。那时父母年岁已大，而且还有病，特别是父亲在床上瘫痪7年了，他们都迫切希望我能回杭，并给我联系工作。又一次考验摆在我面前，留还是走？我又一次选择留下来干。我知道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同江的事业！我在乐业、临江、秀山、清河乡镇工作17年后又调回县里，开始了新的工作。我先后在市物资局、市边贸公司、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担任领导工作，直到2005年退居二线。

退下来后，我参与了口岸建设、平安建设和招商引资等工作，争取我在同江期间多为第二故乡做点事，发挥余热，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回到浙江嵊州市引入民营企业到同江建商品粮基地，先后回杭州联系12个企业公司到同江考察做边贸，积极参与组织浙江台州、绍兴、杭州的房地产商到同江考察、开发，目前已在同江兴建了世纪花园小区、滨江花园小区两个工程，我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开发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开发中的问题。去年我又上北京邀请曾在同江插过队、现任国家科协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的知青翟晓斌来同江指导工作，争取到了惠农资金20万元。我利用每次回杭探亲的机会，拜访杭州市政协、市农办、市科协、市工商联等单位，向他们介绍同江的资源、口岸优势、投资环境、优惠政策，邀请他们到同江考察，引导他们参与同江的开发、建设。我决心在杭州与同江之间建起一座永恒的友谊桥梁，为同江新的腾飞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