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5年，杭州有635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到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我们杭二中和杭四中的112人，落户在永宁县农场，组成一个单独的生产队——青年队。1969年，永宁县农场建制撤销，并入通桥公社。青年队的112名知青，以及1966年到县农场五、六队插队的56名知青，被分散到通桥公社的各个生产队。 我和另一位1966年去的知青小陆分到长湖三队，我在长湖一直到1973年才离开。 在长湖的几年里，许多老乡成了我的好朋友。当地喜欢把农民称作“老庄户”，农民也喜欢自称是“庄户人”。这些庄户人朋友的故事，成了我一生中难忘的记忆。 队长王万财 长湖三队的队长叫王万财，他是全队的领军人物。 王万财个子不高，身板却十分壮实。一张轮廓分明、胡子拉碴的脸，一双骨节粗大的手上，布满了皴裂的豁口，粗砺得就像没有打磨的花岗岩。一次，王队长看我用杭州带去的蛤蜊油抹手，就说想借一下。我问：“干啥呢？”他嘿嘿一笑说：“媳妇子嫌我手糙。”第二天，他还了我一个空壳子，歉疚地张开手说：“你看，一壳子油没填够这几个豁豁！” 王队长基本不识字，他说庄户人嘛，认得十个洋码字（阿拉伯数字）和两个方块字就足了，洋码字用来认生产队的分红账、信用社的贷款和公社发的救济款，两个方块字是“男”和“女”，免得进城上茅房走错门。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只是永远在那件旧中山装的左上口袋里，装着刻有“王万财”三个字的木头“戳子”，有什么需要队长签字的“二指宽的纸条子”，就把“戳子”掏出来，伸到嘴里哈一口气，在别人指的地方“戳”一下。 王队长对知青下乡十分不解。广播喇叭里天天说的那些让我们知青热血沸腾壮志凌云豪情满怀的话，在他看来实在是天高皇帝远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作为农民，他关心的是怎样使一年到头手里见不到现钱、碗筷沾不上油腥的紧日子，变得稍微活泛一些。中国的农民自古以来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房子自己盖，粮油蔬菜自己种，连醋都是自己酿，但是每天离不了的咸盐、干活用的铁制农具、娃娃上学用的铅笔本子、男人抽的劣质纸烟，总得化钱买吧。这些平时的零星化费，靠的是“鸡屁股银行”。稍大一点的开销，像扯件新衣服什么的，要等年底生产队分了红，或者把自家喂的猪卖了才行。至于娶媳妇、盖房子等大宗开支，得让全家老少节衣缩食攒好几年。所以至少在长湖三队，没有一个人不想离开这倒霉的“广阔天地”。他实在想不通，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加起来有百十块钱的工资，怎么舍得把孩子送到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长湖来受苦遭罪。最后他认定，多半是我家里[SITESERVER_PAGE] 的“成分高”，下乡“改造”来了。 王队长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问我：“你们南方的竹林里不能拉屎，对吧？”我问为什么，他说：“都说竹子长得快，屎没拉完，竹笋就戳到股门子（屁眼，‘股’念gou）了。”他的丰富想象差点让我笑叉了气，我就送了一小包笋干给他，说这就是竹笋做的，是真正的杭州名菜。第二天他见到我说：“啥狗屁名菜？苦得吃不成，白费我二两香油！”我问：“你是怎么做的？”他说：“你不说是好东西吗？我就倒上一大勺香油，煸呗，结果煸成了一堆炭枯碌子！”我不禁暗暗叫冤：又干又咸的笋干用油炸，怎么能不变成“炭枯碌子”呢？更让我委屈的是，他一边咬着杭州的小核桃一边说：“这玩意倒是香，就是没肉，满嘴尽是壳壳子，硌牙。”想了想又纠正说，“肉也有呢，干瞪吃不着，哪有吃大核桃痛快！” 即使用当时的标准衡量，王队长的家境也是十分窘迫的。两间已显颓败的土房，中间隔墙上留着窄小的、箍成窑洞样的门，说明他盖房时无力置办一根房梁，盖成气派的两间一统的大房子，甚至也没有一副多余的门框用在隔墙的小门上。家里除了一张小小的炕桌和一只黑乎乎的碗柜外，再没有任何别的可以称得上家具的物件，麦子和稻谷堆在土坯砌成的“栈子”里，米和面就盛在打了补丁的布口袋里。队长媳妇的娘家在甘肃武威山区，那里比宁夏更穷，所以姑娘愿意嫁过来，起码可以不挨饿，吃得上大米白面。那时候宁夏川区家境困顿一点的农民，常常娶个山里媳妇，可以节省不少彩礼。1969年我到长湖三队时，队长不过二十七八年纪，却已经养了四个小“和尚”，一个个拖着或稀或干的鼻涕。有时候我去队长家坐坐，队长媳妇就急忙难为情地用手揪掉那些儿子嘴唇上的鼻涕，于是一张张土不溜秋的小脸上，便露出一小片粉红色的鲜嫩的皮肤来。 王万财也许是穷怕了，所以做梦也想多挣点钱，既为集体，也为自己。社员们正是看中了这点，才一致推举他当上了队长，王队长也就真的在其位谋其政地编织起长湖三队的发财致富梦来。他常常对我说，一晚都睡不着，想得头痛哩。他正好是我到长湖的那年当上队长的，1970年就启用旧社会当过甲长的社员老虎，带着我，恢复停了好几年的豆腐坊。考虑到老虎头上的“辫子”，王万财是冒了点风险的，但他自己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年轻气盛，敢作敢为。后来的事实证明，豆腐坊确实是为集体挣了钱的。 用现在的眼光看，王队长那时候的发财致富招数，实在太小儿科。1970年靠着豆腐坊，特别是冬至卖凉粉挣的钱，年终一个劳动日才结算了3角3分钱，大部分农户仍是“倒找”。所谓“倒找”，就是社员劳动一年，不但分不到钱，还要赊账才能领回自己的口粮，而这些粮食本来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1971年，已任职两年开始渐入佳境的王队长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政治语境中，“钱”绝对是一个姓资不姓社的贬义词，以至于当地的大小干部在正式场合，[SITESERVER_PAGE] 都用一个严肃而文雅的词汇“经济”，来代替“钱”这个字。譬如缺钱就叫“没经济”、挣钱就叫“搞经济”，听起来十分滑稽。因此对王万财来说，要为队上搞点“经济”回来，除了需要办法外，更需要胆识和谋略。 当地的老辈人有个说法，叫做“羊马饿狗年，猪鼠吃不完”，意思是羊年、马年、狗年容易遭灾，收成往往差，搞不好就得饿肚子，猪年、鼠年则可能收成不错。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1971年正好是猪年。老虎特地让他的三小子爬到村头一颗大白杨树上，证实了树上喜鹊窝的门是朝天开的，这预示当年雨水少。宁夏川区不怕旱，因为有取之不尽的黄河水可以自流灌溉，雨水多了反而加剧土壤盐碱化，雨水少收成才好。 银川老百姓的顺口溜说：“高桥的莓豆长湖的蒜，纳家湖的辣子满街转。”可是赫赫有名的长湖紫皮大蒜，那几年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只有个别社员在自留地种上一垅半垅，秋天偷偷到城里卖个10块8块算完。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商品化程度不高，没有规模效益。1971年春天，王万财队长经过3天3夜的思谋，一跺脚，决定拿出20亩好地种蒜，对上只报5亩经济作物。这个惊天动地的大胆决策使全队社员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各家各户都拿出自己的种蒜交给队里。于是，4月下蒜种，6月抽蒜苔，8月拔蒜头，拔了蒜头再种一茬青萝卜。一连几个月，全队都沉浸在对丰收的憧憬里。收蒜后的那几天，社员们聚集在库房前的场院里编蒜辫。“50头蒜编1辫，两辫合1挂，1挂蒜卖3到5元钱，平均就算4元吧……”王队长的口算和会计的珠算合成一曲悦耳的交响乐章，让老少爷们、姑娘媳妇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一个个开怀笑着。喜悦感染着每个人，婆姨们的手捏着蒜头灵巧地翻飞，男人们不时地说些带彩的荤话相互打趣，娃娃们趁机作乱四处打闹。这一年，加上粮食作物的好收成，加上磨豆腐的收入，加上豆腐坊喂的12头猪，全年结算一个劳动日1块3毛8！王万财打了个翻身仗！ 猪年，真的盼来个丰收年！ 瘸子来成 瘸子来成姓李，比我小1岁，是我在长湖插队时最铁的哥们。 来成在娘胎里就瘸了，他娘生下他来时，两只脚尖不是朝前，而是横过来对着往里长的，大概是医学上叫“足内翻”的一种胎儿畸形。当时他舅舅见了，猛一使劲就把一只右脚给掰正了，痛得他哇哇大哭。他娘心疼得不行，紧紧搂着他说啥也不让掰左脚了。这样，长大后，他就一只脚向前，一只脚向里了，为此，他娘总觉得很亏欠他。不光方向，两只脚还都是脚心向上、脚背着地，像拳头一样地蜷在一起，这使他穿不进自家做的鞋，只能穿那种蓝色的高帮球鞋，不管是否合脚，反正可以用长长的鞋带把鞋和脚绑在一起。对当时的农民来说，这算是很奢侈的消费了，但是他娘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满足他的要求。来成的手也有一点蜷，不过不严重，不影响他使锹干活，只是捏不往筷子，所以用[SITESERVER_PAGE] 西式的长柄勺子吃饭，这在农村也是件时髦的事。 30多年了，到现在我都对来成心存感激。我从小体质差，到长湖前又大病一场，可既然是插队，说什么肚子痛肠子痒地作娇贵状，都是扯淡的事。夏天割麦，一人一趟地赶；秋天挖渠，每人三锹把包干；干不完，别人休息你别休息，别人收工你别回家。尤其是冬天起五更套车送粪，每人12趟，送完才能回家吃早饭。牲口是恋群的，别人一车粪上满了，赶上就走，你还没满，牲口先跟着跑了，拉都拉不住。卸车也一样，黑咕隆咚的地里，别人卸完走了，你的牲口立马跟着走，车上还剩着半车粪，天亮一看，多数粪堆都尖尖的，有几堆却猫拉稀屎似的一片狼籍，队长的话就不好听了，臊得我狼狈不堪。来成看我赶不上趟，要么就拉住自己的牲口不让走，要么就干脆过来帮我攉上几锨，还教了我不少怎样才能干得又快又好的诀窍，帮我度过了最初的难关。来成从小在地里打滚，虽说脚瘸，两条胳膊却粗壮得让我羡慕不已。宁夏人是再热都不作兴光膀子的，可是来成干得兴起，常常会脱个精咕鮎（光膀子）。只见他畸形的下肢扭曲地支撑着，一身黝黑的犍子肉却随着双臂的挥舞，在阳光下欢快地跳动。 队里有1条瞎了左眼的牛，脾气特坏，动不动拿角挑人，谁也不愿使唤。来成腿脚不方便，抢不过别人，套瞎牛的机会就多。我来后不知情，瞎牛常常就摊上我。一次，我无意中打了它一鞭子，瞎牛甩头就给我一角，我吓了一跳，撒腿就跑。人们常说“牛脾气”，真是一点都不假。瞎牛拖着小架子车，在我后面紧追不舍，我慌不择路，被逼到了一棵大树前，急得脸都白了。来成在旁边眼疾手快，一把拽住牛缰绳，一瘸一瘸地被拖了一丈多远，瞎牛才慢慢地停下来。我看着口吐白沫的瞎牛，惊恐得话都说不出来。等狂跳不已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后，才发现来成的瘸腿上有好几道被划破的血口子。 来成对我有着一种莫名的崇拜，他认为我简直是一个胆大包天不可理喻的人。有一年冬天邻近公社放样板戏电影，晚饭后一帮小青年结伴而去，两部电影放完就很晚了。我不想走原路回去，决定抄个近路，沿着一条直通我们村子的大渠，可以少走3里多路，但其中2里多是坟地。来成开头答应与我同行，走到岔口时又怯了阵，跟着其他人走了。第二天早上他看到我毫发无损若无其事地又掂着锹来上工时，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于后来我对着死了的吴玉媳妇做口对口人工呼吸，更让他惊讶得几天都转不过神来。 来成对我戴着一付厚厚的玻璃眼镜也感到不解。有一天他故作轻蔑地问：“嗨，你那个‘二饼子’有啥用？不压鼻子吗？” “戴了它才看得清楚，”我很认真地向他解释。 “那你能看清啥？”他却理解错了，以为我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于是我就想逗他一下：“譬如说，你今天早饭吃什么。” “那你说说我早饭吃啥了？” “调和。”我完全无意识地随口一说。调和是把吃剩的米饭[SITESERVER_PAGE] 和面条倒在一起煮成的，是宁夏人常吃的一种简易的饭食，就像南方人的泡饭。 一阵沉默，我知道我的讹诈成功了，得意洋洋地问：“没错吧？” 来成无奈地点点头，对我更加佩服了。 但是几天后，他又慎重其事地问了一个深一步的问题：“晚上睡觉你戴不戴眼镜？” 我觉得这个人真可爱，决定继续跟他玩下去：“当然戴，否则做梦看不清。” “哦。”他不吭气了。 又过了几天，在上工的路上，他用他的两条瘸腿快步撵上我，极其认真地对我说：“小王，你哄我。” “我哄你啥了？”我早把这事忘到爪哇国去了。 “我问过老周了，他是瞎子，但做梦也能看见。”看着来成眸子里坚定的目光，我有点震惊。真没想到这个来成，会如此认真地对待我的信口开河满嘴胡诌；也没想到，他会执着到非要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不可；更没想到，他会用瞎子的体验来戳穿一个近视眼的谎言。我的眼睛有点潮热，觉得自己真不该亵渎了来成的一片真诚。我紧紧地搂住来成的肩膀，不住地道歉：“对不起，来成，你是对的，我再也不哄你了。” 因为来成的关系，李家的人都对我特好。李家是正经八辈的贫农，来成爹早年当过队长，后来到公社供销社看大门，三五天才回家一次。来成的妈——我喊她李婶，生养了2男3女5个孩子，两个女儿出嫁了，家里除了来成，还有兄弟和最小的妹妹。兄弟后来参了军，李婶想儿子，就隔三见五地让我写信。农村会写信的人不多，能把信写得声情并茂的更少。想写信的人把“先生”请来，往往只说“给写个信子，问个好”，就完了，剩下的全靠写信人的发挥。所以那些会计呀、回乡的中学生呀，写出来的信都是干巴巴的，千篇一律。我总是先跟这家人聊天，把那些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话语问清了，再写到信里去，所以要写信的社员，都喜欢找我。开始时要付钱，我说我不是代写书信的“先生”，于是改为写一次信管一顿饭，对于我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小光棍来说，这当然是很“双赢”的安排。我最喜欢吃李婶做的“揪面片子”，滑滑的、筋筋的，特别有“劲”，按杭州人的说法，叫做“有嚼头”，现在想起来都嘴馋。 来成兄弟参军后，李婶开始体会到亲人离别的思念，对离家千里来宁夏的我更多了一层类似慈母的关心。李婶有时会细细地端详着我，若有所思地说：“我那二丫头要是没出嫁，给了小王多好。老丫头太小了，小王等不及的。”宁夏人喜欢在最小的孩子前面冠以一个“老”字，譬如“老儿子、老丫头”，就是指最小的儿子、女儿。听了李婶的话，我吓得差点落荒而逃，又一想，老丫头才13岁，要出嫁至少还有5年，想个逃婚的法子，我还是有足够从容的时间的。 最让李婶闹心的是来成的婚事。农村的残疾人娶个媳妇可不[SITESERVER_PAGE] 是件轻而易举的事。1973年我离开长湖不久，李家居然给来成找了一个瘸丫头，而且瘸的程度比来成轻得多。可是来成似乎并不领情，对男女之欢也很冷漠。1975年我去看望他们，老俩口急得问我咋办，无非担心来成老了没个一子半女，养老没有依靠。对于这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我实在也爱莫能助。 2002年我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去看过一次来成，发现他明显地苍老了，没了跳动的犍子肉，但一瘸一瘸的步子仍然有力，比得了关节炎的我走得还快。 我问他：“婆姨呢？” “跑了。”来成嘿嘿一笑，满不在乎地说。 “跑了？”虽说我似乎有这样的预感，但还是觉得很惊讶。 “跟人跑了！”更加苍老的李婶这样回答我，一脸的无奈和惆怅。 能人老虎 长湖三队有户社员姓虎，大家都叫那一户的当家人为“老虎”。 老虎当年50来岁，富裕中农，旧社会当过甲长。当时按政策，保长以上属“历史反革命”，甲长还上不了线，排不到正宗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里。“文革”开始后，阶级斗争的调门越唱越高，有人就发明了一顶“六类分子”的帽子给他戴。每逢上面要求“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候，大队就开批斗会，老虎就被拉去作陪。队里的麻子保管员老是喊他“伪保长”，他很委屈，对我说：“我只不过当了两个月的甲长，这个甲，拢共3户人家……” 老虎个子不高，精瘦，满脸沟壑记录着过往的沧桑。高耸的鼻梁有点歪，透着一丝精明和狡黠。因为“历史问题”，他总是低调行事，走路半低着头，眼睛眯缝着，像在寻找遗落在地上的什么东西。但老虎在队里仍然算得上是个人物，不光摇耧摆种这些顶级的农活样样拿得起，就连泥瓦木匠、杀猪宰牛、磨豆腐搅凉粉之类的活儿，也没有不会的。每年安排生产计划，哪块水田哪块旱作，他作为“编外”的六类分子，不可能参加队委会讨论，可队长都会事先向他请教。依我这个外乡人旁观，我们队要是离了老虎，很多事情就没辙。 老虎是当年我最爱与之聊天的人之一。1970年以后，我们队的另一个知青小陆到油田当工人去了，只剩我一颗“独苗”，飘浮在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历尽艰难可惜百炼不成钢。我这个人不爱热闹，也不喜欢到别的知青点串门，有空就跟在几个老把式屁股后面偷点拳头，琢磨个农活技术之类。老虎也总说，咱爷俩对脾气，队长派他宰个猪、盘个炕、盖个房啥的，他总让要我当下手。 如此，在当时那个条件下，老虎一家的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比如，老虎每替别人宰一头猪，不管是为集体还是为个人，都可以按习俗任选2斤条肉或者4只猪蹄，外加1条猪尾巴，尾巴上[SITESERVER_PAGE] 带着碗口大的一坨肉，当地人称作“帽壳子”。有一回，麻子保管员也在场，他说，为什么你给集体宰猪集体给你记工分你还要白拿1副猪蹄外加1个帽壳子？老虎立即递过一把剔骨尖刀说，你能卸下1只猪蹄，4只猪蹄都归你。保管员一听，脸上的麻点一粒粒放出光来，抄起刀就要下手。 卸猪蹄要求对猪的腿部骨骼结构了如指掌，下刀准确无误，动作干净利落，切口清晰光洁。有经验的把式只需将连结关节的皮和筋轻轻割断，不过几秒钟的事。“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只见麻子蹩足气，左手握蹄，右手捉刀，在猪腿上锯木头似地一刀又一刀，整整锯了15分钟，白生生一截3寸长的猪腿被锯得好似一团乱麻绳，猪蹄却仍然伸屈自如，纹丝不动。麻子的脑门和鼻尖渗出点点汗珠来，只得灰溜溜推刀认输。老虎望着他悻悻远去的背景，嘿嘿一笑，对我说：“小伙子哎，记着，这就是手艺！” 因为避嫌，我一直不敢去老虎家。一次，架不住他盛情相邀，我把心一横，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跟着就去了。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他家的宅基地是全队绿化率最高的。小院子坐落在一条支渠边上，四周围着茂密的沙枣树，3棵海棠上挂满了绿里透红的海棠果，院子打扫得不见一片落叶，4间正房加1间“虎抱头”在落日的余晖中散发出温馨的农家气息，斜阳透过树丛在土墙上洒满金色的光斑。屋里，炕上炕下纤尘不染，栋箱炕柜瓦明铮亮。老虎的婆姨人高马大，不善言辞，总带着一脸的笑容，50出头了，仍是一付精明干练的模样。刚沏的盖碗茶加了冰糖、茶叶、枸杞、芝麻、红枣、陈皮、沙枣等配料，在淡琥珀色的茶汤里上下沉浮着，一股清香漫溢在昏黄的阳光里。我学着老虎的样子盘腿在炕上坐定，左手托起蓝花瓷的茶盏，右手的姆指扶着茶碗，食指和中指夹着碗盖，轻轻地拂开漂浮在表面的茶叶，把嘴凑到碗口，款款地呷一口，顿时，一股沁人心脾的香甜让全身的每一根筋骨都舒展开来。我开始体会到什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农家乐了。 老虎的婆姨给他生养了5男2女7个孩子，个个聪明能干。我到队上时，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家里还有老二为首的冰糖葫芦串似的4个儿子。老虎对我说，他一见到我就会想起自己的大儿子。 “我那老大和你同岁，属狗，初中毕业，也算是回乡知青吧，都说他长着‘化学脑子玻璃心’呢，队里电工啥的营生，都是他包了。前年夏天，你小王还没来呢，队上脱粒机出了故障，老大就拉了电闸去修。电闸和脱粒机不在一起，正修着，队里的会计走过来，心想脱粒这么忙，怎么就拉闸？一手把闸刀推上，老大当场打倒就没气了……” 说到这里，老俩口就嘘唏起来，双手不住地抹着眼眶。1975年我回长湖，听说他家的老二又让电打死了，那可是结婚不久的大小伙子啊！两个生龙活虎的亲儿子竟然倒在同样的事故下，再硬气的汉子也承受不起。实在伤心不过，老虎举家投奔大女儿的[SITESERVER_PAGE] 婆家中宁县去了。没有见到老虎，我心中说不出的懊丧和惆怅。 我想，以老虎一家的手艺和精明，搁在今天这个改革开放的年头，不是勤劳致富的典型才怪。 长湖的戏班子 长湖大队有个传统，到了冬闲，就会组织喜欢吹拉弹唱的活跃分子，排演些眉户秦腔的小节目，当地人称为“演剧”，庄户人爱的就是那个热闹劲。阳历年前后，被他们称作“戏班子”的演剧队就聚起来排练，阴历大年初一开始，轮流到各生产队演出，四邻八乡的村子也有来请的，大队书记杨勇就领着这男男女女20几号人，马不停蹄地从这个村赶到那个乡，一直闹腾到正月二十好几，才会散伙。 我刚到长湖的那年冬天，有天晚上闲着没事，去大队部看演剧队排练。为首的一个大个子见来了个杭州知青，就要我提意见。我也不懂行，拗他不过，说了几句，大个子就非要我留下，并且第二天就征得了杨勇书记的同意。 后来知道，大个子叫曹志诚，身高1米84，性格开朗，喜欢新鲜事，人称“曹大胆”，是演剧队的导演兼主角。另一个叫张焕的，是他们的队长。 当时他们的节目已经基本就绪，我去了不过稍稍改动些唱词之类。到了首场演出时，我发现那些男演员都不化妆，包括两位队长在内。我跟曹说这样不行，他说：“男人抹个红脸蛋子算啥？”我说：“台子上几千瓦的泡子照着，人脸显苍白，观众看着像死人，化了妆才正常。”大家都半信半疑。演出时曹大个果然跑到后排去看，一散场便大呼“还是小王说的对！”第二天演出，所有演员都自觉抹起了“红脸蛋子”，只是不上口红。我又说，还是不行。这回几个小丫头也不愿意了，说：“嘴唇子抹得血糊流浪的，像吃了死娃子。”我说“眼睛眉毛都画了，剩个嘴巴黑窟窿，知道像啥吗？”曹问：“像啥？”我说：“臊的，说不出口。”他说：“不咋，你说。”我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像股（gou）门子。”他噗地笑了，先就老老实实照我说的描了嘴唇。演出时他又下去看了，回来后连声说：“对着呢，对着呢。”此后，我成了全队化妆师。我用筷子削了一些简易化妆笔，一头扁平像镙丝刀，另一头尖得像铅笔，发给大家，都说这东西好使。 就这样，我滥竽充数地在这个戏班子里扑腾了3个冬天。我的任务主要是做些编词化妆服装道具之类的事，即使上台，也只参加那种大呼隆的节目，担任不了什么正经角色，连反派都不够格。去演剧队虽是曹大个子的主张，我自己也有半推半就的意思在里边。一是我需要找点乐子，让枯燥的插队生活多少透一丝光亮进来。二是每年的这1个多月里，生产队照记工分，虽然晚上回来很迟，却不用天寒地冻地起五更送粪，这对于没有老羊皮袄的我来说是个福音。三是因为过年，演出时老乡常常会送来许多麻花油饼子给我们当夜宵，吃不完时，统统让我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带回来，省了我许多做饭的麻烦。[SITESERVER_PAGE] 除我以外，演剧队都是土生土长的庄户人，演的节目也都是土得掉渣的秦腔眉户花儿段子。农民水平，谈不上精通，但有几个活跃分子真是吹拉弹唱跳，样样能折腾。有个叫“小李子”的，其实是全队年龄最大的一个，奔40了，会拉板胡、吹笛子唢呐、弹三弦、打板鼓，亮开嗓子能吼几句秦腔，羊肚子毛巾一裹能扭股子（屁股，“股”念gou）跳舞，简直无所不能。他的近视眼很深，却不戴眼镜，白天看台词，一只眼睛眯着，本子都碰到鼻尖上了，晚上演出回来，半夜三更黑灯瞎火的荒郊野外，自行车骑得飞快，再险的沟沟坎坎，别人也许摔倒了，他却呼地一下就过去了。 这些人大多都不识谱，也不懂正规指法。用乐器演奏那些秦腔眉户曲牌，只要听几遍，就能糊弄个八九不离十。女演员大多是些小丫头，演出时她们的家人就在台下乐得合不拢嘴。有个主要演员，父亲是个“富农分子”，但姑娘的唱、做、扮相都很出挑，人缘也出奇地好。我们一个队一个队地轮着演过去，那个“富农”父亲总是一场一场地隐在哪个角落里，怔怔地看。看着看着，就用粗大的手掌抹一把眼泪。我想，只有在看到观众对自己的女儿鼓掌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一份为父的欣慰和做人的尊严吧。还有一个小姑娘叫王菊花，父亲是抗美援朝的一等残疾，两粒机枪子弹一粒从腮帮子进去，打掉一排牙，一粒打在太阳穴附近，却是命大，只把双眼打瞎了。老汉虽然看不见，硬是场场不肯落下，我们也总会在前排正中放张椅子，他就坐在那里，听得摇头晃脑，如醉如痴，满脸的皱纹就像他闺女的名字——“菊花”绽开了一样。 1971年冬天，银川市政府下派了一批社教工作队，我们大队正巧分了一个秦剧团的武生。杨勇书记干脆把他留在演剧队当导演，指导我们排演样板戏折子。演出的时候，这家伙上场一连串跟头前后空翻，一下子就把全场观众镇住了，拼命鼓掌叫好，还打听长湖大队的戏班子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厉害的角色。 长湖大队当年是永宁县武装部的民兵试点单位，有一个装备精良的武装民兵排，张焕和曹大个就是正副排长。正规演出，舞台上的道具是不能用真家伙的，可曹大胆不管那些，所以长湖的节目里常有人提着货真价实的五六式自动步枪上台。不过民兵没有手枪，曹大个和张焕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和胡传魁时，就到县武装部借了两个牛皮手枪套挎着，上面还塞着一排真子弹，又找了个老式驳壳枪的空盒子，让刁小三背着，只要不做拔枪动作，唬弄一下观众还不会露馅。有一次武装部调我们到县剧场演出，曹大胆干脆找部长借了把真手枪，经我再三劝阻，他才怏怏地卸掉了弹夹。 同曹大个混了3年，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次到他家吃饭，我说：“3年演剧队，多亏你关照。”他说：“我是竹筒倒豆子，有事藏不住。你小子才是袖筒里的老虎，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一年才露一手。”我说：“我有啥好显摆的？我只想着该干啥时，把啥干好才行。” 1973年我离开了长湖，两年后回去看他，说是死了，被电打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