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江建德人，随父母工作调动，6岁那年离开建德，到绍兴求学。

1966年10月，我初中毕业，不到16周岁。坐上新疆建设兵团来浙招生的专列，我离开江南故土，跨长江，走陇海线，经吐鲁番，翻天山，穿戈壁，到了塔里木盆地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兵团农3师45团9连的驻地。那是戈壁荒原上等待开垦的处女地。从那里屯垦戍边开端，后来又转到麦盖提县城支左，再到驻守喀喇昆仑山的野战军6师8027部队五七干校恰斯学校任教，直到1976年初我才调回浙江建德。

告别江南故乡  征程万里新疆

1966年，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这一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做出了组建农3师的决定，在三五计划的第一年，要求3师会战叶尔羌河畔，向亘古荒原宣战，开辟戈壁变良田60万亩。兵团成立了以农3师政治部主任杜书魁为组长的招生组，重点招收上海历届初、高中毕业生。后因没有招足，遂与浙江省协商，决定到宁波、温州、绍兴、黄岩等地招收5000名浙江知青和应届毕业生加入农3师军垦行列。

其时，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已是热血青年最光荣的志向。随着《军垦战歌》、《年轻的一代》等电影的播放，雪山、戈壁、大漠、绿洲、红柳、胡杨，神奇的边陲风光，“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雪山倒影映蓝天，边疆处处赛江南”的动听歌声，小说《军队的女儿》，知青劳模董加耕、邢燕子、鱼珊玲的先进事迹，激荡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心。一大批学生去大串联了，红苗子的红卫兵进京等待毛主席接见了，留下来的应届毕业生适逢新疆建设兵团来浙江招生，便都奔走相告，写血书、跑县委招待所招生组，积极要求加入军垦行列。通过参加支疆学习班、听取动员报告、开展学习讨论、表决心等活动，让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热血沸腾。我就读的绍兴一中初三（3）班就有13位同学报了名。当时体重标准是80斤，我班同学徐也平只有66斤，为了达标，便在口袋里藏了几块砚台，终于凑足了80斤，幸运地被批准了。我年龄太小，加上家庭背景不好，为了得到批准，更是费了不少周折。

入伍后，我被编在45团9连1排7班，全班16人。我们将要去的这块地方是叶尔羌河的东岸，靠近麦盖提县的图满塔拉（维吾尔语即长满胡杨的地方），那是当年瑞典探险家史文赫定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起点。

10月26日下午2点，随着西行万里的专列，我踏上了西部垦荒的征程。在车站，只见送别的亲友人海如潮，许多人眼里噙着泪水。透过车上车下密密的人群，我看到小妹被我姐姐和同学高举过头拼命向我招手，当年她才9岁；我弟弟14岁，也赤着双脚、拎着鞋从远处溪滩边跑来；奶奶其时70岁，送到家门口，嘴里喃喃说着，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哭着就瘫倒在地了；父亲只送到集合地，未到车站送行，母[SITESERVER_PAGE]

亲则因去新昌参加巡回医疗而未来。我虽然有着离别亲人的惆怅，但一颗年轻的心满怀壮志豪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希望、新鲜和好奇。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上了火车，走上了那个令人向往、令人浮想联翩的远方。

车开出10几分钟后，送别时的一片哭声已渐渐被欢声笑语所替代。我也转悲为喜，天真地想，我终于可以在火车上呆上几天几夜，饱览祖国大江南北的风光，这是我年轻时强烈的渴望啊！

一路西行，火车走了4天3夜84小时，汽车走了整整7天。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行程：27日上午，列车到达长江边的南京下关车站，我们要在这里横渡长江。当时，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设中，浩淼的江面上，有一排高低不等的黑影，那是大桥的水泥桥墩。我们的列车被分解成几段，依次并列在渡轮的甲板上，靠轮渡过江到了浦口车站。4年后，当我首次回家探亲时，长江大桥已经建成，天堑变通途，轮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列车过江后在空旷而贫瘠的淮河平原上行驶，在停靠蚌埠车站时，我赫然发现，车上数小时，窗外已是二重天：长江以南其时还秋意浓浓，衬衣加外套军装，可一过江，车外站着的铁路员工已披着厚厚的棉大衣，鼻子冻得通红，嘴里呵着热气，两手不停地搓着。空旷寂寥的平原，已是一派严冬景象了。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目睹长江南北气候的巨大差异。

第二天，列车穿过潼关，沿着黄河古道走向古老的丝绸之路。黄土高原，莽莽苍苍，只见巨大的沟壑像无数齿形的刀口，把厚实的黄土层分离得支离破碎，犹如中原文化布满了历史的沧桑，厚重感油然而生。

列车不断地呼啸着进出隧道，到第三天晚8点，火车翻越乌鞘岭时，已是漫天飞雪，遍地皆白。乌鞘岭海拔3000多米，是兰新线上的一大险段。当时，列车的翻越要靠两个车头，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天色渐近黄昏，蒸汽机车喷出一团团黑烟，在黑夜里沿着山坡“S”形吃力地拖着列车在爬行。不时穿过一些山洞，速度越来越慢，有几次好像差点要停下来了，我们的心随着它爬坡和“呼哧”声时而放松，时而紧缩，有几次都觉得心跳要停止了。我真担心它会爬不动，一滑到底。其后，我几次返家探亲翻越乌鞘岭时，内心仍然充满好奇与紧张。直至40年后的2006年9月，有报道说全长20.05公里的乌鞘岭隧道已全线通车，它是亚洲最长的铁路双线隧道，从此西来东往的列车可以不用爬坡翻岭了。

第四天下午，列车驶进了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这时，天地之间几乎全是黄沙，望眼车外，浑沌一片，天苍苍，地茫茫，无车站，无人烟，真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我们愕然了。列车员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星星峡，已进入新疆了。呵，新疆，你是这样的荒凉吗？想起父亲临别时的嘱托：你一路走去，把戈壁滩是什么样的写回来，让我们看看。而眼前就是戈壁滩呀，光秃秃的一片大地，无边无际的荒漠，黄色、褐色的砂石。再往前行，看到在寒风中抖索的梭梭草、白刺、骆驼刺，还有胡杨林、红柳、罗布麻等荒原植物，等等。戈壁滩原来如此，浩瀚广袤，空旷干旱。[SITESERVER_PAGE]

经过4天3夜的火车行程，我们来到了吐鲁番。它是我脑海中唐僧取经的西天路，今天我居然到了这里！回想这几天，我们1000多位浙江战友在拥挤的车厢里，似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我们行程万里，白天坐，晚上钻到座位下一个挨着一个席地而卧，途中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好在都是年轻人，又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年轻人的欢乐，还是一路随行。然而，真正的吐鲁番距此还有10几公里，我们停靠的是一个名叫“大河沿”的地方，这是通往南疆的交通中枢，用现在的话说，是南疆的物流集散中心。这里有个新建的吐鲁番兵站，它是一座新落成的灰色大礼堂，地面铺好了干草和帆布。我记得我们班分到了台上一席之地，就打开铺盖席地而卧。

84小时的火车行程结束后，我们按通知每人都领取了军棉大衣，改乘汽车往南疆进发了。兵团建工团派来了20几辆解放牌大卡车，支好了帆布车棚，规定每车32人，8人一行，共4行，两两相对而坐，左右为肩膀相挤，膝盖相错，座位都是以个人的行李铺盖卷充当的。每天凌晨5时许吹哨上车，行程200—300公里。就这样，整整一个专列的知青被车队拉向了不同的目的地，有去阿尔泰的、石河子边陲地区的，更多的是到南疆各地。我们这个车队是去麦盖提的一个连队，共6辆车，一路浩浩荡荡，经托克逊县城，达坂城西出口，经过古代西域36国之一的焉耆、轮台县城，还有库车等城市。

天山山脉在新疆境内，横亘3000余里，把新疆分成了气候差异很大的南北两部分，北疆稍多雨水，而南疆极其干燥，全靠雪峰冰川融化供水。一路上看去，诸多雪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映衬着湛蓝的天空，显得庄严圣洁，让人顿生敬畏之心。这一路，我们沿着干沟穿越天山，狭窄而陡峭，两侧是高耸的悬岩危石，森森逼人，是一条充满险情的山路，也是南北疆之间连通的捷径。这一路，我们常数小时乃至整天穿越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这一路，也会豁然开朗地见到沙漠中的绿洲。“乌斯塔拉”，是我们在南疆看到的第一块绿地，有茂密的林带和平展的田地，街市热闹，维族老乡来来往往，简直就像世外桃源。这一路,我们吃惊地看到竟有一条宽阔的柏油路通向沙漠远方，整齐的高压线铁塔也向着戈壁深处延伸，令人感觉神秘,原来这是通向原子弹试验场马兰基地的。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在这里爆炸升空，举世瞩目。这一路，经过了在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盛产香梨的库尔勒。库尔勒是早期开发的绿洲，有新疆最早建成的大型引水工程，是解放初期王震将军率队踏勘规划，由人民解放军2军6师18团修建而成的，1951年5月竣工，王震命名为“十八团大渠”，库尔勒因而得益，沙漠变绿洲。

经过阿克苏，城郊景色可称钟灵毓秀，天山雪水从高耸的山崖飞流直下，两旁树林灌木郁郁葱葱，城内街道整齐，有两三层楼房的民居，也有颇具民族特色的平房和商店，维汉杂居，颇具边城风情。在阿克苏，我们经过已被改造成绿洲的玉尔滚垦区。玉尔滚是维吾尔语红柳的意思，其寓意，该是遍布红柳的荒原吧。

由此我悟出了一点道理：新疆只要有水，沙漠就可以变成绿洲。

汽车行程的最后一个宿营地是三岔口运输站，这是建在山边戈壁上的一个小站，紧挨着奇险高峻的天山，门前有突兀而起的一块巨石。这里的淡水要从20多里外的县城拉来，水贵如油。“西行万里次子路,回眸家乡何处寻”,环境的巨大反差,缕缕乡思让一些知青在这里呜咽[SITESERVER_PAGE]

起来。晚上工作组领导做思想工作,要大家安定情绪、坚定信心。其时,我年龄还小,只觉得好奇、有趣,没想那么多。

从三岔口出发经叶尔羌河,就是麦盖提县了。叶尔羌河是南疆的母亲河，它全凭雪水夏日融化，从昆仑山流来，到塔里木河会合，蜿蜒600公里。在叶尔羌河畔的色力布亚（地名），有距我们连队最近也是南疆最大的巴扎（集市），色力布亚和叶尔羌河是我们进出南疆的必经之路。那天，我们的车队离开大路，转入通往荒原的便道。路旁丛生着耐盐碱的红柳、白刺和芦苇，远处出现了成片的胡杨林。穿过胡杨林，是开阔的河床，这就是叶尔羌河，当时正值枯水期，河床里沙滩遍布，浅水轻流，完全没有洪水期的那种汹涌和浩荡。车队涉水而过，顺着深深的车辙冲上了陡峭的对岸，这就进入了麦盖提县境内连队的驻地。

7天的汽车行程，卡车罩着帆布篷，里面一片昏暗。沿着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时而弹起，时而落下。风过处，车内尘土弥漫，浓烟般的灰尘从车厢尾部一阵阵涌入，呛得人呼吸困难。7天行程，支边青年一路豪情，一路放歌，唱了一首又一首。

11天的时间，行车14000里路，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当年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我们比白求恩还跑得远。从共和国版图雄鸡的肚皮尖跑到尾巴尖上了，这是何等的豪迈！祖国山河是长卷，我们屯垦戍边从此开始。

瀚海沙漠垦荒  艰苦磨砺壮志

从1966年10月到1969年10月，我在农3师前进8场（后改为45团）9连整整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是王震将军领导的359旅，农3师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兵团2军的一部分。1966年建师时，有人口7万余，其中包括浙江知青3462人，上海知青2495人，北京支青328人，还有从石河子莫素湾农8师调过来组建新区的2403名老战士，我所在的45团亦属新建单位。当年3月，还有武汉军区复转军人87人，也编入了45团5连。9连老连长是随着国民党新疆陶峙岳部队起义的。到连队的那天已是晚上了，连长带着老职工队伍敲着脸盆、搪瓷碗权当锣鼓把我们一个个引进了按班分配的地窝子。

在连队的3年是生活最艰苦的3年。看过《戈壁母亲》吗？那住的地窝子，就是我们那时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是在万古荒原上先于我们到达的老兵、老职工为我们挖的。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进房像进坑道。上面用胡杨木盖顶，铺上桔杆和泥。每个地窝子住半个班，8个人中间一个铁炉子连着泥砖垒起来的火墙，在胡杨木树桩上铺上外运来的床板，两张床板之间放上各自的箱子就是桌子。没有灯，每人用一只蓝墨水瓶挖个洞穿上灯芯就是灯。一到晚上，每人床头总有一盏煤油灯，呼呼的黑烟直往上冒。就着煤油灯，大家或看书、或写信、或做小私活，及至早上吐出的第一口痰必定是黑色的，两只鼻孔就是两只黑烟囱，得洗好久。

我们连队驻扎的戈壁滩不是砂石、黄沙铺地的那种，而是盐碱地，地面上结着厚厚的一层硬壳，泛着白花花的碱。踩上去，发出很脆的咔嚓咔嚓声，一踩一个碎，留下一个脚印。荒原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有沙包、红柳、梭子草、骆驼刺等荒原耐旱植物。间或可以[SITESERVER_PAGE]

看到几个大水泡，水泡边缘是白花花的盐，老职工就把它捞回当盐食用。水泡里的水非常清澈，不尝不知道，一尝吓一跳，咸得发苦，涩得砸舌。压碱种地，改造沙漠变绿洲，就是当年我们的使命。

我们过的是部队编制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吹哨起床，围着地窝子跑数圈，然后吃饭上工。饭是定量的，80%粗粮（玉米），20%细粮。连队休整完毕后，我们扛上砍土镘（新疆的一种劳动工具），挑上自己编的柳条筐，踏进戈壁滩，开始了开荒造田。大家硬是靠肩挑、独轮车推、双轮车拉，每天重复着愚公移山的故事，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形似小山样的沙包。戈壁滩的沙包是裸露在地面与沙土搅在一起的枯枝枯条形成的山包，上有细叶和花，清除了地面的枯枝嫩枝，地下可能就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大红柳主干。把它挖出来，平整了土地，用带去的双轮车、独轮车在没有路的碱地上压碎硬壳，把红柳拉回来当冬季烧火墙取缓的柴禾。平整了的土地，还要引水压碱、泡上几天。而当时要引水，就得引天山之水，这就得挖渠。

比起开荒造田，挖渠的劳动更为艰苦。有的战友曾用“血染砍土镘”来形容挖渠之艰难。1968年初冬，全连出发挖支渠，大家风餐露宿，安营扎寨在戈壁滩上。白天在刺骨的冰水中挖坚硬的冻土，用铁锨甩土，以方计算。晚上气温降到零下10几度，哈出的气在被子上结成厚厚的冰。饭送到工地瞬间就被吹凉了。修了渠，引来水后，放水压碱是男青年的工作，不管天寒地冻，提着马灯在开了荒、平整好的、垒成一丘一方的地里巡田，一旦发现决渠、决坝、决堤，就得跳下去用身去堵，去挡水。

四五月是风沙肆虐的季节。我们早上出工，都用方巾把头脸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像阿拉伯妇女。在垦荒劳动中，总能碰到沙尘暴，只见远处地平线上的天空变色，蔓延着席卷过来，像海潮的气势，用不了几分钟，遮天蔽日的飞砂走石劈面而来，天地一片混沌昏黄。一见沙尘暴过来，大家就大叫起来了，然后马上脸朝下全身卧倒，贴着地面，任由砂石掠过头部、背部，席卷而去。有时还下冰雹。

盐碱水、苞谷糊、萝卜丝和葫芦汤、沙尘暴，是它们伴随着我们的垦荒岁月。

2006年10月26日，我们在绍兴举行纪念支边40周年聚会时，现任团长张虎城发来了贺信。他满怀深情地说：“回忆起40年前，你们满怀热情，抱着报效祖国、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决心，离开了美丽富饶的南方大城市，离开了父母、母校、高唱着《高歌进新疆》，行程万里，来到新组建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3师前进8场驻地，当时还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海，住的是挖地2米深的土坑，10几个人住的地窝子，喝的是咸水，吃的是玉米面，没有鲜菜吃咸菜汤——你们最小的年纪才16岁，来到边疆拿起铁锹，抡起砍土镘，挑起担子，推起车子，参加紧张的修渠引水、开荒造田战斗。闯过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成为一名屯垦戍边的创业者。”他动情地写道：“在创业当中，你们战风沙、斗严寒，春天开荒大风沙吹得眼睛睁不开，夏天开荒烤得脸发热发烫，秋天开荒咸碱水把双脚泡起泡，冬天开荒头发眉毛汗水结成冰。每天天不亮起床开荒移沙包2个小时没有吃早饭，一天干10几个小时，晚上还要搞突击到12点，一天可以搬掉一个小沙包……”；“今天，根据党的政策，你们[SITESERVER_PAGE]

大部分青年回到了家乡，但你们青春没有白费，汗水没有白流，你们把沙漠变成了绿洲，使今天的共和国地图上增添了一座博塔依拉克的城镇。”他所写的确是我们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新疆地广，相当于16个浙江省，只要有水，通过开荒造田，就可以变广袤戈壁为绿洲。40年后，我曾沿着走过的路重返故地，昔日荒原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了。

其时，家乡文化大革命的信息也不时传来了。鸿雁传书，但交通不便，一封信最快也要20余天，慢则两个月才能收到。每次通讯员从团部取信回来都有大捆的传单，还有很多个人家庭的信息，但凡家里是“黑五类”的、工商业者的子女整日忐忑不安，每次有信来，就听说××的父亲被揪了，××的亲属、兄弟成“反革命”了，等等。连队里暗流涌动，成立了很多战斗队，很多支边青年因家庭、父母出了问题就被揪斗，女的还被剪了头发，有的竟至于精神分裂。这时，连队实行了军事管制。连部那间地窝子顶上有一根天线，是连接外面的电话线，门口站着军管组的人，人们的一切行动受到了控制。在那段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我一直心绪不宁。因为到戈壁荒原屯垦戍边前，我也受到了严格的政审，当时我们同班有很多同学是因为我坚决要去而跟着报名的，而同去的12个同学都批准了，而我却迟迟得不到批准，原来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曾在伪县政府当过文书，是起义人员；外公是“保定二期”学生，他的同学何应钦、白崇禧是当年被口诛笔伐的国民党大军阀，声名狼藉；母亲娘家人均在海外，有海外关系。所以我很怕有一天厄运也会落到我头上。果然，那一天下午，在大家纷纷抢收家乡来的信、物时，我母亲来信了，拆开信一看，只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屁股蹲坐在地窝子的门槛上。母亲没有向我隐瞒什么，只说父亲被揪斗了，隔离了，因为历史问题，也因为他是当时绍兴立体几何教学的数学权威，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大街上。母亲要我自己选择，可以和家庭断绝关系，她不会怪我，要我走自己的路。自此，我万念俱灭，对父母的思念、担忧，以及连队的恐怖管制使我一下子堕入深渊。我想那一刻连队里一定已传遍了我家的这个消息，接下来我就会因某人一句口号而被揪出来示众，很多支边青年都是这样被揪斗的。但我爱我的父母，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以前的经历是历史造成的，并不是自己的选择，我绝不会和他们划清界线的。然而，我所担心的情况却没有发生，一直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此事，只听到有战友在偷偷地议论，说“她还不知道，不要告诉她”，竟没有一个人伤害我。至今，我感谢我的母亲第一时间告诉我，给我以充分的信任，母亲以博大的胸怀自己扛着不幸，而让我抉择；我也很感谢连队的战友，他们保护了我，使我免遭厄运。当然，我虽免遭揪斗，但心灵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我记得那以后的一年，整整一年，我没多说几句话，我沉默了，无话可说，直至一年后我才慢慢地走出阴影。

我们的连队有数位当年绍兴绍剧团去的绍剧演员，他们也一腔热血，抛弃了专业，报名来支边了。其时整个农3师在组建中，很需要一支文艺宣传队，9连有这样的人才基础，因而就组建了一支宣传队。宣传队以这些有功底的演员为骨干，又充实了部分青年，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段时光，因为我父亲出了问题，我夜不能寐，精神也处于恍惚之中。但我也想，我还年轻，只有好好干才有出路，宣传毛泽东思想总不会错，于是我抛开一切心绪，认真参加排练。白天劳动，晚上[SITESERVER_PAGE]

排演至深夜，又不能寐，体力、精力极度透支，我曾数次晕倒在劳动现场。但演出时，我却非常投入，因为自己的豪情壮志、心绪和理想都可以通过演出得到宣泄和表达。我们的演出以毛泽东长征组歌为主。有了骨干演员，加上武功的底子，节目演出的质量还不错，因而即被授名为农3师文艺宣传队，然后到地方、下农村巡回演出。那是我到新疆后第一次有机会走出连队，走向地方，深入到维吾尔族老百姓中去，也是我第一次与麦盖提县地方公社有了亲密的接触。记得我们穿着军装，打着农3师文艺宣传队的旗帜，到三公社、四公社、红光农场、团部等地演出，所到之处，受到少数民族兄弟的热烈欢迎。记得去四公社演出那天，下午到达那里时，适逢维族老乡们收工回来，他们一见我们，男男女女都放下砍土镘，就在土路上轻歌曼舞起来，让我第一次见识了这样一个民族，能歌善舞，名不虚传，放下劳动工具，人人都能跳能唱，欢乐的气氛瞬间包围了大家。晚上，我们在公社大礼堂演出时，老乡们挤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维汉团结，文艺宣传与沟通不愧是一座很好的桥梁。

从我们连队到团部有一段路程——戈壁滩上本无路，踩的人多了，加上车轮轧过，就成了路。那路没有石子，由于一年到头除了5月份有几层湿地皮的雨或冰雹外，其他日子长期无雨，因此这路一经汽车行驶就成了十几至几十厘米厚的粉尘路。只有在车辙上，路才稍硬实些。记得有一天我去团部办事，回来已近傍晚。当时一个单身年轻女子是不敢在戈壁滩上单独行走的，支边女青年路遇不测的事经常有传闻。我不能赶回连队或徒步单身回连队，都意味着危险。这时，恰巧碰到一辆运棉花包的大卡车，货物堆得高高的，装得严严实实，毫无空隙。我一看司机是汉族的，就要求搭车，但他无奈地告诉我，驾驶座已搭人了，要搭车只能上车顶。尽管他认为车顶上很危险，但也知道把我留在原地是不行的。我当时也就豁出去了，我绝对不能留在原地，必须跟车走。于是我翻上了大卡车，拉着捆棉花包的绳子翻到了车顶，然后把手、脚和头依次伸到了绳索下，也就是把自己在车顶上绑成了一个“大”字，依傍绑棉花的绳子把自己固定了。汽车在土路上颠簸着前行了，司机开得十分小心，但汽车一摇一晃，在几十厘米深的粉尘路（我们戏称的“面粉路”）上前行，倾斜度几乎超过45度，有时就像一只喘着粗气的大象，眼看着就要倒下了。如若不是绳子绑着，我肯定早就被摔到车轮下了，我虽说胆大，大家调侃我不怕死，却也是在无奈中被逼出来的。就这样，我坚持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平安返回了连队。40年后我曾去寻找故地，只见柏油路已四通八达，农3师各团场之间的公路都已通了，班车也很多，出行已经十分方便，连队之间大部分也都是柏油路了。

在连队的那3年中，我拿了两年多的每月28元7角5分的徒工工资，后来我虽还未满18周岁，但在最后一批转正时也就提前把我转了正，拿32元2角一级工工资。

阳光，随伴生命的成长

1969年10月，当时新疆有两个地方武斗严重，其中一地是麦盖提县,地方秩序混乱，地方领导班子基本瘫痪。为此，地方向兵团和军区报告要求支援，军区抽不出力量，就把任务交由兵团来执行。这样就有了兵团抽调人员到地方“三支两军”的历史。当时我所在9连适[SITESERVER_PAGE]

逢部队整编，连队一拆为三，一部分人开赴巴楚县小海子地区开辟新区组建53团，一部分人调往本团值班连（也叫园林连），一部分人留在原地。我被通知到园林连当值班战士。我很奇怪我怎么会被调去值班连，因为值班连是发枪的，政审很严格，我自以为不属于当时认为的“根正苗红”类的，先期有很多新组建的单位来连队调人，诸如卫生队、学校、勘测队等等，据说我多次被选中，又多次被淘汰了，就因为我的家庭问题。所以这次我挺疑惑，但更不解的是报到当天，刚放下铺盖，就有人通知我，团部徐副政委来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徐副政委是总参谋部测绘局从北京下放来的团级领导和现役军人，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山东汉子。1968年10月，各团场的领导班子正、副职均由北京的现役军人担任。据说他们也是在文革中遭排挤而派到新疆的。我们团场的领导来自总政和总参，徐副政委1969年上半年曾到我们连队蹲点，政策观念强，对支边青年不远万里支援边疆建设予以充分肯定，也因此而解放、宽释了一批遭批斗的青年。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问我兵团要到地方支左，你愿意去吗？我当时回答徐副政委：我没有资格。他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家庭有问题。”他却说：“我问的是你自己，没问你的家庭，路是自己走的。”那我就说我愿意去。他说：“那你回去等消息吧。”就这样，我回到连队的第二天就接到了通知，去麦盖提支左。我作为第一批派往地方支左的人员随同徐副政委到了麦盖提县。这批支左的人员共计20多人，我被分配在军宣队临时党委办公室。同时分配到办公室的有一位学校校长，是个四川人，任办公室主任。队伍中的其他人大多是团部各有专长和领导经验的中层干部。第一批支左的有5名女姓，其中一名是山东人，新疆农学院的研究生；一名上海人，是新疆医专的毕业生。在麦盖提支左的两年多时间，我先是在党委办公室，后又到了“一打三反”办公室。同事们来自五湖四海，办公室设在县委大院，与维吾尔族干部朝夕相处。县委书记是来自总参外事局的现役军人，是从兵团农3师42团派过来的，副县长则是少数民族干部。徐副政委当时任军宣队临时党委书记。

麦盖提县是两个武斗严重的地区之一，现役军人接管了县级领导班子。当时麦盖提县的领导班子构架比较重要的三股力量是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领导的县委班子，军宣队党委书记领导的支左队伍，还有人民武装部。武装部长姓杨，是个50多岁的山西人，他家就住在我们集体宿舍的隔壁，十分和蔼可亲，就是他当时代表地方向自治区和兵团党委提出要求支援的。随着工作的深入，派往麦盖提的人员不断增加，前后有5~6批，分头到公社及生产大队，县委各机关，供销社、新华书店等各基层单位，主要任务是稳定地方秩序，开展正常工作，抓革命，促生产。我则一直被留在机关。

深入公社，结识维族干部和老乡

在麦盖提县支左期间，我在办公室搞内勤、文书，徐副政委从团部专门调人来教我学会了打字。开头没我下乡的任务，但我很想去下面跑跑，有一次就跟着四公社工作组的大组长下去了。从县城到四公社有30几里地，四月份是翻浆期，地下的冻土化了，水往上泛，路就成了“弹簧路”。那是我第一次骑自行车下乡，也是第一次深入维族老乡家里作调查。麦盖提县是全国长绒棉的基地。当时，长绒棉就卖[SITESERVER_PAGE]

3元多500克，所以维吾尔族老乡种棉花的收入还是不错的。除了长绒棉，还有成条田的葵花和冬小麦。在已开垦的绿洲中，农村生活有种别样景象。我似乎觉得当年麦县维吾尔族老乡的收入要好于当年我们家乡的。

维吾尔族老乡住的土房，房前多有杏和水果，房后多有葡萄。门口一个灶专用作打馕，一般是个把月或十几天打一次馕，平时就用干馕和清水作一日三餐。春荒时节，维族老乡度荒的食物是杏干为主的干果。维吾尔族老乡家的生活很简单，室内一个毛毡一个灶。但县府大院里一个人武部干部的老婆，上穿裘皮下穿靴，羊皮长裙、披肩，当时就传闻说她一身上下值几千元，让我们听了直咋舌。维吾尔族老乡最喜欢的是酒，当时物资供应匮乏，酒的运输又困难，所以他们要能得到一瓶好酒是非常高兴的。我们回浙探亲，总要带上一二瓶高度白酒，让维吾尔族老乡朋友高兴。当年，干部下乡要带翻译，所以学习维吾尔语也成了工作人员的时尚与必要。做好扎根边疆准备的很多青年学习维吾尔语的积极性也很高，时间久了，我也学会了简单的会话交流，在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感到很开心。以后有机会我总会随着基层上来汇报工作的领导一起下乡去，从而领略了许多维吾尔族风土人情，结织和结交了维族老乡和朋友，也跟着领导长了见识。

小荷才露尖尖角

我们是1969年11月17日到麦盖提县的，1970年年底至春节前，军宣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传达和宣传元旦社论，所有工作组都下到基层单位去了。那天，我跟随着县供销社工作组到供销社去，组长让我组织学习，并宣读《元旦社论》。供销社也是维汉共融的单位，一般的交流可以互通，但牵涉到政治学习就要靠翻译，县委的翻译有维汉民族的各好几个。那天跟我们去的是个汉族青年，甘肃张掖人。当时我是个年龄最小的小丫头，面对大伙，读报讲话要被翻译，心里不免非常紧张。党办主任也去了，本来这是他的主要工作，可能是他为了锻炼我，故意不吱声，偏叫我讲。我已记不清当时我都讲了些什么，只知道我讲一句被翻译成维吾尔语一句，当时我的脸涨得通红，直至对着报纸照读时，我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感情和言语也慢慢融入到社论中。我还记得社论在评论当时国际形势时有这样的话：“一顶顶皇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读完报纸，赢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党办主任朝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夸了我一句说：“小荷才露尖尖角。”其实那时我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干得比较认真和投入，得到肯定也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以组织者的身份面对大庭广众讲话，那场景、那目光一直伴随着我，只要想起当时，我还会油然而生激情。

小池水浅

在麦盖提工作的后期，我被调到“一打三反”办公室，办公室除了少数民族同志外，还有一些也是从兵团调来的大学生，有两位陕西人，他们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农场工作的，当时都已成家，娶的都是上海知青。当时我还是坐办公室，一是接待群众来访，处理办公室内勤事务，另外是要我起草“一打三反”运动中各种人员处理平反的决定。接待群众来访这件工作我做得很好，有了父亲的遭遇，我内心有很强[SITESERVER_PAGE]

的责任感，总是耐心接待，仔细询问，认真记录，给来访者说话申辩的机会。而起草处理决定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压力很大：一是涉世不深，阅历浅，不了解当地的历史，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不全面；二是因为我父亲的经历，对人的评价判断定案，自觉战战兢兢，唯恐不当，冤枉了好人；三是觉得自己文化根底太浅，对许多事情犹如雾里看花，在表述原由、过程、处理、定性时，遣词用字分寸把握不好。别人下乡去了，我在办公室揣摩那几句话。待他们回来，老高、老孙两个北方汉子就会动手为我修改，给我以指点。我自觉这项工作没做好，但他们从不曾训斥批评过我，权把我当作一个小妹妹。他们都是各地的优秀人才，上帝赐给我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1972年当我调离时，他们还专门开会，大家都发言，给我写了很多鼓励肯定的评语，具体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当时内心的感动和感激一直保留至今。

宗教、民族力量的震撼

1970年夏天，参加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使我第一次领悟到宗教的神奇和力量，以及民族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那天县委礼堂后台关押了两个人，领导让我和另一个女同志进去为他俩送饭。两个维吾尔族人被捆绑羁押在那里，年轻的20岁左右，叫买买提依明，年长的长满络腮胡子，40余岁，叫玉孜艾开木。听说这二人在武斗期间有命案，充满强烈的民族分裂情绪，在暗流涌动的分裂活动中是头目，一直逃亡在外，在组织逃亡通过红甫拉其山口时被抓获归案。第二天，我记得被召集到电影院前的广场上，也就是一片不大的空地上，我们一人发了一支枪。那天我被安排在面向主席台第一排中间席地而坐，手里竖立着发来的枪，抬头一望，四周的平房顶上都架着机枪，有武装部队人员守着，防止劫法场。接着就开了宣判大会，会场气氛极其紧张。会后，两名案犯被押在车上直驰城外，在大沙包后执行了枪决。下午我们一行人随着徐副政委，走出县委大院去清真寺，只见全县城一场肃穆寂静，沿街走去，街上的维族老乡都就地下跪匍匐着，没有站立行走的人。清真寺附近的巷子里，跪满了老乡。至清真寺内，只见二具灵柩停在中间，全场老乡满满实实地在跟着阿訇诵读“古兰经”，都长跪不起，那场景十分令人震撼。其实，当时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被以反革命罪镇压的人还会被抬回清真寺供起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乡要来祭拜，我们又为什么仅此扫视了一遍而没有任何的行动呢？后来我小心翼翼地探问，原来此二人被受蒙蔽的老乡视为为民族而战的英雄，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当时反华的电台就称他们为叶尔羌河畔的民族英雄。县委革委会、军宣队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采取以尊重民族习俗，允许以伊斯兰教形式安葬的方法处理。这种紧张的局势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我们被告诫说，晚上不要出去，因晚上县城上空不时会传来一二声枪声。此后一段时间，在县委大院里，汉、维干部之间的交流双方都极为谨慎。从那时起，我对“宗教无小事，民族无小事”平添了几分切身的感受，也觉得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宗教、民族政策执行得如何，对维护一方平安，对维护民族团结是何等的重要！[SITESERVER_PAGE]

寒风中，依然有花开的声音

在恰斯学校任教，是我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恰斯是8027部队即野战军6师五七干校的所在地。野战军6师是驻守喀喇昆仑山的边防部队，恰斯就成了这支部队的五七干校驻扎地，也叫恰斯农场。在干校里，有6师成建制的几个连队，还有几个职工连，从事农牧业生产。很多随军家属，包括小孩，都被安置在这里。驻扎边卡的部队是需要换防的，但后勤和家属则相对稳定，大部分在喀什，而干校则设在恰斯所属的麦盖提县城境内。原来部队办了个学校，但缺少师资。1972年始，部队不允许自办学校了，学校就交给地方接管。这样就有了为接管的学校配置师资的任务。选中我当老师，实在是我的幸运。我仅初中毕业，虽说学业优秀，但支边青年中高中毕业生和1962年大学下放的大学生不少，选中我，我想除了我学业还算有一定功底，更重要的是我对工作的勤勉态度，率真、清纯的为人处事风格，使周围的领导和同事都推荐了我，使我比很多同学战友较早地转了干，关系也从兵团调到了地方。自从我成为一名教师后，支左已近尾声，地方的生产工作已恢复正常，兵团的同志也逐步分批撤回了。

恰斯学校是戴帽初中，虽有7个班级，但学生很少，每班最少只有五六人，多则也不过十几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各是复式班。教师的教学负担很重，我承担的是四、五年级的语文主课，初一的历史、地理等副课。干校政工处副处长王维仁经常来教室外墙根下偷偷听课。他是甘肃甘谷人，上过私熟，读过四书五经，学识渊博。他妻子张玉华是随军家属，也是学校教师，他家就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王处长一开始不放心我们的教学，经常冷不丁地要自出一些问题考你，听课也是他的考察，最后他的评价是浙江女娃行，浙江的教学质量就是好。但我和另一位同伴并没有沾沾自喜。当时的知识面要应对王处长的考察与学生五花八门的提问，我觉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至此我开始了一个再学习的阶段，一方面教学任务迫使我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大学梦也使自己加紧了学习。

1970年回浙探亲后，我不惜化费2个多月的工资买回了一只78元多的“红灯牌”收音机。当时电台已开设了类似电大教学的一些课程，如大学语文、历史等，我跟着收音机学，还想收听上海台的英语教学节目。可惜到了恰斯，北京台、上海台根本收不到。但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有只收音机还是多了不少信息，对帮助学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我的自学也从那里起步。

1973年后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浙江的大学有到新疆招浙江支边青年的任务和名额，这在支边青年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想读书啊，那些日子，我隔三差五做梦都与上大学有关，以魂牵梦萦来形容毫不为过。但经打听，我关系到了地方，已不符合招考在农场的支边青年的条件了。我心里也清楚，当时形势下，政审还是很严格的，我的“海外关系”使我没有上大学的资格，对此我很沮丧和无奈。在兵团的同班同学中，历经政治筛选和推荐，凡被推荐报考的都考上了。有考上清华大学水利系、新疆大学外语系、新疆医学院、温州医学院、浙农大的，在通信中，大家真高兴啊，这是他们能离开农场的唯一选择和机会了。特别是考上在浙江的大学的，意味着可以回到家乡。事实也果不出其然，回浙江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都在浙江分配了工作。我很为他们庆幸，也很为自己惋惜。我知道如果有机会让我去考，我也一[SITESERVER_PAGE]

定能考上，要知道我们是六六届的绍兴一中重点试点班毕业生。考上的同学都去开辟另样人生了，我在教学中继续着我的大学梦。

在恰斯学校这几年的一个暑假，我迷上了书法。在党办时有几位专职搞宣传的同事，他们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钢板，让我十分羡慕和喜欢，一下就迷上了。放假后，我近乎足不出户，关起门来练隶书，不知白天黑夜，不知肚饥肚饱，啃干饼子、干馍、喝玉米糊，只知道拿着旧报纸写了一张又一张往地下扔，从基本功练起，没日没夜整整写了两个月。只可惜没有老师指点，以后也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但有一个收获，就是体会了什么叫投入与忘我。

恰斯农场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一开始干校后勤让我们搭伙在战士食堂，和连队战士一个灶吃饭，哪知道我们却抢不到饭吃。连队战士都是大小伙子，一开饭，只要大铁盆往地上一放，就见一帮小伙子上前三下五除二，什么捞面、汤面等，一碗又一碗，我还没扒拉了几口，他们早已吃了个铁盆朝天了。这样，干校只好让我和另一个同伴两人自己做饭。每月连队杀一次猪，称回几斤肉，不放水，全都炒成肉丁，每次做饭舀一点当油又当菜。学校有一块菜地，我们跟着老校长，带着学生种，七、八月份能在自己的菜地里分到几次新鲜蔬菜，诸如包心菜、茄子、西红柿、辣椒、豆角之类，但少得可怜。当时能吃到职工家里自制的酸菜、泡菜就是美味佳肴了，因为根本没有多余蔬菜可作腌泡菜。其余时间，我们只能在菜窖里削外运来的烂皮大白菜和土豆。隔壁军马场的场长也是陕西汉子，冬天间或会给我们弄来点狗肉，一煮一大锅，早上焖上，下午回来起锅，那味道香得老远就能流出哈拉子！

恰斯干校地处戈壁荒原中，离麦盖提县城也有20几公里，没有公路，只有土路在芦苇丛中延伸。要进出，一靠军车，二靠邮政所一辆马车。我们探亲往返搭军车，去麦盖提县城搭马车。干校经常要派军车去大河沿（吐鲁番）拉货，我们探亲外出伺机随行，2000多里汽车行程才能转上火车。驾驶员都是河南兵，对我们老师很尊重。戈壁公路上，他们会放手让我们开。在戈壁砂石土路上，车子是不怕翻车或相撞的，支边青年好多有在戈壁公路上过把开车瘾的经历。我随他们一路时而宿营在兵站，时而到藏民家中歇脚打尖。和河南老兵天南地北地拉呱，还是蛮开心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那一年从家乡返回，军车快到恰斯时，从车窗玻璃往外看，土路尽头，芦苇掩映下，突然一道耀眼的白光把我们惊呆了，车也开不动了，赶紧下车，只见远处白光渐渐聚集成一个偌大的半圆形，从地平线直至天穹，几十秒至几分钟光景才慢慢消失。我们半天才回过神来，不知是天象景观，还是氢弹、原子弹爆炸的光环，车开动了，我们心还被惊吓得一愣一愣的。事后多处打听询问，不见有报道和消息，至今成为探亲路上的一个谜。

又有一次，军车把我送到乌鲁木齐已天黑了，军车就返回了。而我和共同相约在农3师工程支队一起回家探亲的同学朱芝芳（现在美国）却没能在乌市火车站碰面，当时乌鲁木齐零下三十几度，局势较为混乱，天空中不时飘来冷枪声。火车站里里外外或坐或卧，都是人，没票买。有的排队买票已几天了，还是没买到。原计划在乌市会合看望推荐到新疆大学上学的同学张笑莉（现在乌鲁木齐），但看情况是没法停留了。我把行李往一摞人中间的空地上一扔，说委托保管，就[SITESERVER_PAGE]

转身要去新疆大学跑一趟找朱芝芳一起走。心想，我这一大件行李委托素昧平生的人保管，保不准就没了。但黑灯瞎火，又有冷枪，我总不能背着行李去找人吧。这些人都站起来拉住我说，小姑娘，不能去，太危险，你自己赶快弄张票离开吧。我没听，忍住心中的恐惧，跑出了车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跌跌撞撞走在冰冻的路上，好不容易攀扯着上了一辆破公交车，听着寒风里的冷枪声，心里悚悚发抖，好不容易找到新大，见到了上大学的笑莉，却没见到芝芳，我只好拉着她即刻返回车站。行李被很好地保管着，那些陌生人还为我弄来一张抵达天津的退票，让我走北京，赶快离开，我真感谢他们啊！要知道，是素昧平生啊！我返身去登车，哪知道蜂拥的人群不管有票无票，已从路基处跨过栅栏登上了站台，前拥后挤地在强行登车。整个天是黑的，站台灯是昏黄的，雪下着，密密麻麻的人前后推搡着。就在拼力挤过人群、挤上车门过道的瞬间，我被挤上来的人群仰面压倒在地，他们踩着我的身躯，仍被后面的力量推着往车厢里涌。我声嘶力竭地喊：下面有人！但我的喊声被淹没了。那一刻，我突然醒悟：喊是没用的，我只能站起来，否则会被踩死，我拼力去拉住自己的裤腿借力，不顾一切地用双手推击涌上来的人群，军大衣棉袄、军皮靴全散落了，然而我终于站起来了！火车开动了，但我的行李没能带上车。不料过了几个站，我忽然听到广播中说，我的行李在最后的邮政车厢里！原来是我的同学急中生智，把我的行李扔给了押车的士兵，还写上了我的姓名。就这样，列车载着我到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虽受了伤，但又一次险中求生。后来我总结，幸而过道窄，使大批人群不能一起涌上，否则我真会被踩死，至少踩成重伤。

恰斯学校的学生是维汉二族的，学生大都是部队干部子女，汉族学生多是随父母从关内来的，来自五湖四海。维族学生中，我还记得很多姓名，吐尼莎、艾尔肯、巴斯旦等。艾尔肯是个左腿残疾的小男险，小脸蛋红扑扑地，跳着一只腿和同学们追逐游戏，他上课不认真挨了批评，他姐姐吐尼莎就会为他向老师道歉，姐弟俩汉语不怎么好，但学习很努力，很诚实。至今我经常想起他们。还有刘捍江兄妹3人，捍江是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其时已上初一，来自陕西汉中，特憨厚，学习上肯钻研，很努力，经常会举手提问，有时候他的提问会让我课后去翻好一阵子书。2004年我去新疆寻访故地，有幸找到他，他已是喀什电信局的技术人员了。他的二个妹妹，一个现在在山东东营，一个在上海，都有一份不错的职业。

那时我们如果要到麦盖提去，要事先和驾马车的说好话。那是一个很难说话的维族同志，可能也因为有纪律，邮政公务不允许搭人。但因为他的儿子在我们学校上学，说说好话能够成行。马车在荒野戈壁上单程要四、五个小时，摸黑去、摸黑回。和一个维族汉子在一驾马车上，心里还是十分忐忑不安的，但没有交通工具，能坐马车出行已是我无奈却幸运的选择。县教育局的领导要下来检查工作，弄个吉普车开来，但恰斯干校的战士、职工就没那么方便了。

在恰斯学校我工作了4年，和驻扎在喀喇昆仑山的边防战士朝夕相见，看老兵退伍，看新兵训练，看他们换防，听他们讲边卡轶事；和维吾尔族学生及他们的父母交往，过他们的节，品尝他们的馕、馃子，瓜果、干果；享受五湖四海的部队领导、干部、战士、职工、学[SITESERVER_PAGE]

校老师的呵护、关爱。恰斯4年，是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岁月年华。

结束语

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个人与时代总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一生中也许会有机遇，或擦肩而过，或正逢其时，或望洋兴叹。得则幸，不得则只能认命。人到中年以后，逐渐开始对时间的长度产生敏感，因此，我越发真切地庆幸自己40多年前的那段经历。

十年夜雨心不冷。新疆塔里木近十年的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而最让我敬佩和爱戴的人，则是徐立国副政委（当年职务）。他睿智、豁达，极有文才，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忠诚于事业。当年如果没有他对政策的全面理解和对支边青年热忱的爱心，就没有我以及一批“可教育好子女”支左的机会，以及后来改变命运的契机。那段经历对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和工作能力的培养起了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工作中坚持原则，生活中宽厚待人，他的人格魅力使支边青年都把他当作可敬可亲的领导和长者。如果说我的生命之路有贵人相助或高人指点，徐政委就是我遇到的第一贵人和高人。1991年他在提前离休多年后，从解放军总参安置地西安专程赴浙江到宁波、绍兴等地看望支边青年，也专程到新安江来看望我，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徐政委才华横溢，但却少有施展的机会，人生的多半历程也不免有所蹉跎。好在一切艰难和波折都已成往事，在他八十寿诞之际，我谨以此文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感恩之心，衷心遥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