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席教授、以倡导新文化史研究而闻名遐迩的林恩·亨特（Lynn A. Hunt）出版了《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一书，颇受关注。但许多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亨特在该书中还从跨文化的角度比较了当代历史系的建制，她写道：“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各国历史教学的重头戏。在美国，39%的高校历史系教师教美国史。位居第二的是欧洲史，有超过25%的历史教师讲授。法国、英国、德国教本民族国家史教师的比例则更高，就德国来说，已接近50%。……北京大学历史教师从事本国史研究的比例要比印度的德里大学低一些，但主攻中国史的比例也超过了半数。”

本文从近代学术建制形成特别是历史学这一学科近代转型的角度强调，现在流行于世界各国大学的学科分野，其实本身就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产物。而在当今情势下，这一西方近代史学模式虽然仍有全球影响，但同时已经在并且必然会走向式微，而为跨学科、多视角的学术风气所取代。这一取代并非追逐时髦、刻意翻新，而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界挑战、质疑和扬弃西方中心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至少在文艺复兴之前，世界上所有传统文明在界定历史的功用时，都注重其镜鉴功能。中国古人将历史视作镜子，阿拉伯史学曾有一种“王侯之鉴”（Fürstenspiegel）的体裁，而中世纪欧洲博韦的文森特（Vincent of Beauvais）也曾著有题为《镜鉴》的系列著作，其中也有《史镜》（Speculum Historiale）一书。易言之，各种文明都希望通过汲取历史知识来为现实服务。中国的成语如“温故知新”和“鉴往知来”，都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而古代罗马智慧之士西塞罗则有名言：“历史是人生之师”（Historia est Magistra Vitae ），即历史智慧对人类的发展具有启迪作用。这句名言此后一直流传，在中世纪为人所尊奉。直至近代早期，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还这么界定历史学的功用：“历史使人明智”。

但是，也就在培根所处的年代，历史学的性质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而培根本人还参与促成了这个变化。这一变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明确分野。培根指出，人的知识可以分为三类：历史、诗歌和哲学，分别对应于人的记忆、想象和理性。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法兰西人让·博丹（Jean Bodin）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将历史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问加以考察。博丹强调，历史大致分为三类：自然史、人类史和神圣史（基督教会史），这显然是另一种分法了。

为什么在培根和博丹的年代即文艺复兴后期会出现知识分类的尝试？这显然与文艺复兴对欧洲传统文化的复兴和革新有关。培根与博丹两人的分法，似乎各具千秋，前者其实沿袭了古典时期的传统，因为古代欧洲人所谓的“三艺”便是“文法、修辞和逻辑”，与培根的归纳颇有可比之处。文艺复兴的起始目的是复兴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所以培根的方法接近古代，顺理成章。不过，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开创出一种新的学术和文化。博丹的分类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艺复兴的成就，其意义颇为深远。首先，他将人类史与神圣史加以区分，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主义相关，其实质就是不再承认教会是世俗活动的主宰或主导。其次，他作出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区分，又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博古研究”（antiquarianism）的成果。之前的地理大发现也影响了欧洲人的历史观，让他们看到了自然界存在新的奥秘，等待人们进一步探究。下文侧重博古研究如何推动历史学的近代转型。

20世纪中期，为逃避希特勒纳粹主义到牛津大学任教的意大利籍犹太教授阿诺尔多·莫米利亚诺，对博古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他曾说：

毋庸赘言，莫米利亚诺此处所指的就是博古学家（antiquarian）。他指出历史学与博古学的区别，其实已经表明博古学在那时是十分重要的学问。博古学的兴起，与文艺复兴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存在密切联系，商人出于保值、增值的欲望，收集古董和文物，包括古典的文本。比如，意大利博古学家伯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occiolini，1380—1459）以其古典学问名世，他不但复原了不少古典时代的文本，而且还靠出售他找到的古罗马史家李维的一部手稿，换得了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所别墅庄园。但是，既然有需求，便有人制作赝品，加上前代就流传的伪书、伪作等，使得考证变得十分必需。为了考辨这些文物、文本的真伪，博古学家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不少拜占庭学者逃亡到意大利半岛。他们带来了希腊语的古典文本，可以与拉丁文本进行比较，于是他们从事古典学问研究，力图恢复古典文化，而这又需要掌握多种文字及其演化，也即词源学、古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研究。广义而言，这些研究可以笼统地被称为“文字学”（Philology），亦被译为语文学、文献学、语言学等。但出于研究古代的需要，博古学家的治学兴趣可以称得上永无止境，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需要涉猎。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形容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非常贴切。具体而言，博古学家不但研究古典文本和文物，而且为了鉴定其真伪，他们还广泛涉猎地理学、天文学、纹章学、钱币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博古研究改变了历史学的性质，从以经世为目的的“鉴往知来”逐渐演变为一项纯学术研究。莫米利亚诺指出，博古学家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而对于“历史学却兴味索然”，他所谓的“历史学”指的是用叙述的方式描述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束的传统史学作品。从古代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到古代罗马的李维和塔西佗，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等，这一传统在西方文明中源远流长，被称为“历史之艺”（ars historica）。其目的是叙述史实，寻求历史教训，实现西塞罗所谓“人生之师”的价值。因此，西方传统史学并不以研究历史事实为目的，而是从属于古代“三艺”中的修辞学，也即以选择过去的典范事例、提高作文和演说的说服力作为学习历史的主要目的。

但是，正如莫米利亚诺所指出的，博古研究改变了历史学的性质，人们掌握过去的知识，不仅仅是为了撷取一些有用的事例来增加修辞的魅力，而且希望通过对过去的研究，运用诸如文字学的方法，获得对过去真切和全面的了解。我们还是可以借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的开场白，对这一转变作一说明。傅斯年写道：

傅斯年这里所说的“著史”，便可理解为近代以前欧洲所称的“历史之艺”。然后他尖锐地指出，这一“著史”传统，“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所以带有修辞学的特征。而他所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说法，又与莫米利亚诺所形容的博古学家的研究，颇有相似之处，即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跨学科的多种手段）考证历史事实的真伪。

不过，傅斯年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其理解虽然真确（其中有夸张的成分，或许为了强调新旧史学的对比），但欧洲学术在19世纪之交又有了明显变化，那就是既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订，又继承“历史之艺”的叙述形式，对过去的知识加以重新整理，写作新史。这一努力与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亦有可比之处。当然，欧洲学者是对整个西方文明加以重整，不局限于一国。但饶有趣味的是，他们最终采取的常见做法，则又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重写历史。1913年出版的西方史学史经典之作《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由英国史家乔治·古奇（G. P. Gooch）撰写，他将巴拓德·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誉为近代史学第一人，认为他“把属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到一门庄严的独立科学”， 因为尼布尔的《罗马史》写作在史料运用和写作内容上，超越了古代罗马史家李维和塔西佗，堪称重写历史、“再造文明”的典范。

当然，古奇也推崇德国史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的贡献，因为兰克不但采用考证过的史料重写历史，而且以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和竞争作为考察过去的基本范畴，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自然，以前也有人写作民族史，如中世纪都尔主教格里戈里的《法兰克人史》、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和主祭保罗的《伦巴第人史》等。在文艺复兴时期，圭恰迪尼也撰写了《意大利史》。兰克的民族国家史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上述作品，比如兰克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写作，而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也同样采用了他所收集的政府档案。

但是，兰克的取径有所不同，那就是指出了“国家”（Staat, State）的重要性。易言之，他写的是“民族国家史”，不单是叙述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历史兴衰，而且考察了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这一群体性现象。兰克在方法论上也有创新。他在写作中尽量使用政府档案，以此重构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兰克出生于1795年，而欧洲第一家国家档案馆于1790年在法国建立，当然，兰克并不只是使用政府档案。在观念上，兰克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史学之父”，还在于他在其成名作《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中加了一个附录，题为《近代史家批判》，其批评对象是文艺复兴史家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的历史书写。在实质上，他的批评是向传统的“历史之艺”告别，认为如果史家仍在“著史”，那么必然会为了修辞的优美、道德的训诲和政治的目的而有损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兰克的立场，在该书序言那段著名的话中表露得十分明白：“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就是“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貌似普通的话，让当时的史学界印象深刻，因为兰克的这一声明为历史研究和书写确立了一个新目标。当代荷兰学者雅克·博斯在2012年一篇评论兰克史学的文章中指出：“由于这一声明，兰克于是同时摒弃了启蒙运动不加掩饰的道德风格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抽象思辨。”

雅克·博斯显然认可兰克所谓“如实直书”的重大学术意义。但是，兰克这句话的意思还需要稍加说明，以便充分了解兰克史学在当时的“革命”意义。兰克在声明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这个“一向”的确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古今中外都不例外，但表现形式不同。经过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洗礼之后的欧洲，提倡运用理性思维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其内容也包括博斯所称的“道德风格”，这里可以指坚信人类历史的必然向前和不断向上。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明确阐明了他所“发现”的理性如何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不断扩展。对于这两者，兰克都不赞成，尽管他像黑格尔一样都认可“国家”在近代历史变迁中的关键作用。与路德教的泛神论信念相关，他认为上帝的意志见于历史活动的各个细节，唯有通过“如实直书”、重建过去，方能让后人体会和理解历史演变的终极含义。简言之，兰克史学并不如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实证、客观，而是体现了一种杂糅了宗教和政治色彩的历史观。

兰克的历史观及其实践，自20世纪以来不断受到质疑。1986年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 ) 召开了纪念兰克一百周年忌辰的国际研讨会，由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该校詹姆士·鲍威尔教授主持。雪城大学召开这一会议，是因为其图书馆收藏了兰克的书房家具、藏书和手稿。会上，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提交了一篇标题鲜明的论文《兰克：这个反动派》抑或《兰克：这个反潮流者》（Ranke: The Reactionary）。伯克后来以提倡新文化史而闻名遐迩。他提出了以下现象，既有助我们理解兰克史学兴起的意义，又交代了我们目前突破这一史学模式的必要性。伯克的意思其实与上引雅克·博斯的评语有可比之处，不过视角不同。伯克指出，兰克注重近代“国家”，将之作为历史书写的主要考察对象，便将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狭窄化了。根据西方史学史专家唐纳德·凯利等人的研究，自文艺复兴一直到博古研究的兴起，历史学是往广博的方向发展，力求获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然后揭橥人类历史的规律和走向。所以，伯克称兰克为“反动派”或“反潮流者”，展示了史学史的潮起潮落。而吊诡的是，伯克对兰克的这一称呼和界定，又凸显了兰克史学在当时的原创性：兰克以民族国家为考察视角，树立了国别史的写作模式，主导了世界范围内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史书写。甚至，我们的历史知识也是由此而安排设定的，因为中外图书馆历史书籍的编目，也大致根据国别而分门别类。本文开始也指出，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大学历史系的建制，不但本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占据主要部分，而且对外国历史，也同样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考察单位。

但是，彼得·伯克在1986年便明确指出，兰克在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其实扮演了“反动派”的角色。这一判断具有前瞻性意义，那就是兰克史学的国别史模式，已经与世界历史在现代的发展渐行渐远、不相符合了。的确，对兰克史学模式的质疑和挑战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略加简述。一方面，兰克认为史家通过批判史料，可以做到“如实直书”。虽然这一信念与上述博古学、文字学相关，认为近代史家可以通过新获得的史料来重写历史，但兰克对“国家”功能的重视，其实又将史家的注意力锁定在文献资料特别是政府档案的使用上，从而远离了博古学对百科全书式知识的追求。兰克及其弟子将历史书写聚焦于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做法，受到譬如卡尔·兰普雷希特的激烈批评，他认为这类史学无法展示历史的宏观态势。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也认定兰克史学只是饾饤之学，形同僵尸，毫无活力。另一方面，兰克认为史家需要不偏不倚，通过检定、核实史料而客观写史，这也在20 世纪30年代遭人攻击，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高尚的梦想”。美国史家查尔斯·比尔德和卡尔·贝克尔在那时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便是典型。

二战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学界从各个方面对兰克史学的国别史模式作了更为全面的批评。首先，重审民族国家的思考模式。战后整个世界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实力日减，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让它们无力招架。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一发展表面上有助于强化民族国家的思考模式，但之后不久，不少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发现，西方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仍然在独立的新兴国家延续，而延续的结果则让他们看到西方模式与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传承扞格不入。现代的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独立之前，印度曾经历英国三百年的殖民统治，由此也让印度学者对西方学术有了相对深切的了解。但印度作为一个次大陆国家，存在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和多种姓的特点，即使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这些现象不但持续存在，而且还朝矛盾激化的方向发展。后殖民主义的讨论主要由印度、印裔学者发动和主导便是一个写照，其宗旨是探讨如何走出西方近代文化霸权，包括西方用民族国家的模式思考历史演化的方式。

其次，如上所言，兰克史学不但注重国家，而且强调使用档案。但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生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这让史家看到了社会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的关键作用，于是社会史蓬勃兴起，俨然成为历史学的重镇。而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视角，大大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不再囿于政府档案文献。近年的新文化史、记忆研究、女性史、性别史等新学派，也异曲同工，向人揭示了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政治国家的角色远非决定因素。他们更注重各类“他者”的参与、作用和贡献。以年鉴学派的发展为例，年鉴史家挑战兰克视民族国家的兴起为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主线，刻意将研究的关注点移到中世纪欧洲，而不是近代世界的形成及民族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再次，突破国别史的历史书写模式，也需要反思西方的学科分类，即将学术研究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做法。如果说国别史的历史书写模式是历史的产物，那么这一学科分类也同样具有时间性（temporality），并非理所当然。二战之后的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不少新的尝试，强调所谓“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路径，不但寻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融合，而且在人文学科内部也尝试突破文、史、哲的分野。自那时以来的欧美大学，虽然仍然保留了历史系、英语系和哲学系等建制，但同时也建立了诸如妇女研究、亚洲研究、非洲研究、环境研究等跨学科部门。这些部门常常集合了不同学科的人士，他们集思广益，综合考察，试图突破传统学科建制的束缚，进行别具一格的研究。战后美国的中国学（sinology）变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费正清所领导的“哈佛学派”，其主要成就之一便是改造了传统的中国学，将之转变成一种“区域研究”（area study ）。

战后出现的不少优秀著作，之所以影响深远，也常常是由于其跨学科的取径。“语言学转向”即是一个例子。“语言学转向”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都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力。譬如米歇尔·福柯的论著，从语言学经哲学到历史学，涉猎广泛，所以在他去世之后，学界还是很难从传统的学科分野将之盖棺论定。但也正因为如此，福柯的论著影响极其广泛。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的例子也与之相似。怀特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接受了严格、正统的历史学训练。但他之后便转向语言学、文学和哲学。他在1973年出版《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前后，在文学批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怀特虽然在加州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多年，但退休之后，则被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延聘为讲座教授。可见，怀特虽然被视为历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其影响则远远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

突破西方近代的学科分野，采取跨学科的路径，也是走出西方中心论思维窠臼的一种要求。如上所述，国别史之所以成为近代历史书写的“正宗”，就是因为兰克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史无前例，代表了历史演化的一个主要方向。因此，要在历史学领域挑战西方中心论，必须检讨国别史的研究模式。采用跨学科的路径，可以揭示西方中心论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传统学术早就有经、史、子、集的划分，似乎对应了文、史、哲等学科的建制。而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学科分野则阉割了其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将之“物化”为一个个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将其视作活生生的文化传承。写作《将欧洲地方化》的印裔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 ）在其书中指出，如果将印度自古以来的传统学术硬生生地分为历史学、文学、哲学等门类，那么这一文化传统则“真的死亡了，成了历史”。其实，中国古代虽然有经、史、子、集的划分，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图书的归类，与西方的学科分类有本质区别。那时的中国学生接受教育，并没有这样的专业划分，而是采取了整合一体的方法。总之，我们现在有必要认真检讨、反思和扬弃近代学术中的西方影响。

或许最重要的是，21世纪以来全球史的蓬勃发展。不但社会史、（新）文化史、思想史、妇女史等已经成型的流派渐渐采取全球和比较的视角，而且全球史的兴盛又带动了一些新流派的强力兴起，如环境史、疾病史、移民史、海洋史、边疆史、大历史等。总体而言，这些新兴流派改变了近代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从事和提倡用全球视角研究历史的学者，尝试突破民族国家的传统视角，从区域、帝国以及文明互动、碰撞、交流的角度重写历史。对不少历史学者而言，突破国别史的局限，不但需要而且必要。比如，环境史专家约翰·麦克尼尔直言不讳道：“对许多种类的历史研究来说，包括大多数的环境史研究，民族国家不是恰当的操作范围。”而且，突破国别史的局限，注重本国史与外国史之间的异同，又有助史家对某一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看到历史发展的共相。这些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华裔美国学者周启荣及其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近年对明清书籍、印刷文化的研究，便与年鉴学派史家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对欧洲书籍文化的研究互可参照。妇女史家如曼苏恩（Susan Mann）、高彦颐、王政、贺萧（Gail Hershatter ）等人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亦时时与欧美妇女史研究及作为其背景的女权主义运动多有互动，并对后者提出质疑和批评。而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论著，显然亦是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范例。上述这些荦荦大者，当然并不能都归入全球史研究的范畴，但应该为本文的论点提供了很好的论据。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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