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吴宣文，老家在杭州西子湖畔，1965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把18岁的我送到了宁夏永宁县贺兰山下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面对冬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的大地，我没有丝毫的苍凉，心中充满自豪，甚至斗胆将横跨数千里北上插队落户的意义和当年志士仁人北上抗日相提并论，这要感谢十二年传统教育成功的灌输。因为站得高、看得远，干得自然特别欢。挖大沟总要让人往背斗里多撂两锹土，拉车硬比别人多跑几趟，扛粮包、堆麦垛等重活抢着干。下了工还去为困难的农户担水，扫院子，真有使不完的劲。饭量也大得惊人，一些女知青把剩饭拨给我，总是来者不拒，全部报销，一顿能吞下一斤米饭。可晚上睡在土炕上累得连枕头掉到地上都懒得拣。年终，知青点上评一名劳模，大伙一致推选我，生产队社员也顺利通过，我的自豪感又平添了几分。 临到公社召开劳模大会那一天，我兴致勃勃地背着行李，带上米和“毛选”到大队部集中，一路上觉得天是那样的蓝，鸟儿似乎都在为我歌唱。可一见到张万禄支书，他竟没有一点祝贺的意思，而是毫无表情地把我带到办公室，郑重告知我： “你的劳模被公社除名了，因为你家庭成份高（地主兼资本家），决定让另一位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知青去，回队上好好干营生吧。”这犹如一桶三九天的冰水从头上浇下来，一种苍凉的感觉袭上心头。我背着沉重了许多的行李，一摇三晃地往回走。面对热情围过来的知青和乡亲们，我无言对答，只是心在流泪。 “家庭成份高”，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错误？因成份高，我中学写了12份入团申请没有批准；因成份高，我高考平均每课80分，可上清华、北大，却被涮了下来；现在竟连在农村好好劳动、得到表扬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此后，我干活仍然十分卖力，但话却少了，闲下来就是看书，开始学会了对社会的冷静观察和思考。知青们一如既往的信任和乡亲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渐渐抚平了我的伤痕，使我倍感用爱心去尊重、同情、关心他人的可贵和重要。在此后数次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亦能保持理性的蔑视，默默地将思想上的压力和肉体上的痛苦作为向命运挑战的动力。 下乡的第5个年头，我被社员选为“养猪倌”。要办好一个养猪场可真如“南门外种南瓜——难上加难”，尤其饲料紧缺使人犯愁，搞发酵饲料又无设备，而这些问题公社、大队又无法解决，我便萌生了找县委书记的念头。从念头产生到成熟，竟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先是考虑猪倌找县官行不行，后是斟酌找的理由，继而估量找的成功率，最后认定值得试一试。 那天，我换上了一件最体面，只是打了一二个补丁的衣服（我最破的衣服己补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背着小黄挎包，步行十[SITESERVER_PAGE] 几里来到县城。可一见县委那灰砖砌的高大门楼，心里又敲起了小鼓，便退到街上徘徊起来，从街上南头书店到北头药厂走了三个来回，我无数遍反复地问自己：“门卫不让进怎么办?”“秘书挡驾怎么办?”“县委书记不等我讲完就推我出门怎么办?”……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县委书记的办公室。 县委书记胡明曾是陕甘宁边区李鼎铭副主席的秘书，刚从自治区下放到县里。高高的个子，腰板挺得很直，消瘦的脸上不时露出可亲的笑容。书记热情地让我坐下，倒上茶水，认真耐心地听完我的全部陈述，和蔼地问：“从南方城市到北方农村生活习惯吗?”“乡下农民有什么反映?”等等。并且当场打电话给县粮食局长，划拨了一万斤麸皮，又与附近一个农机修造厂联系，落实了购买饲料粉碎机的事宜。我日夜担忧的难题就在这样轻松融洽的交谈中全部解决了。 回来后，心中只是想着一句话：“县领导这样关心、支持，不好好干，对得起谁？”我便拼命地工作，后来评上了县劳动模范。以后我与同青年点“插友”柴毓丽结婚，县委书记不知咋听说了，还打电话到公社，转达他的祝贺。再以后，公社选拔干部，县委书记又指示每个公社必须有一名知识青年，还附有一条备注：“台湾也是要和平解放的，不要搞唯成份论"（在文革尚在进行时，能这样说，难能可贵）。就这样，我当了10年农民后成了干部。下乡18年后的1983年，改革的大潮把我推上了县委书记的领导岗位。 我当“县官”以后，记忆中永远抹不掉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第一次见“县官”的情景，胡明老书记那宽厚谦和、饱含深情的目光似乎一直注视着我。因此，不管工作多忙，不论情绪如何，对基层来访的群众，我都要求自己做到“有访必见，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当然还有一条“尽力而为，量政策而行”。总之是丝毫不敢倦怠的。因为对来访者而言，下决心找县委书记真不易，可能是人生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在我担任养猪倌创办全县第一个集体养猪场初获成效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叙述这事件要谈到两位人物。一位叫蔡万，是永宁县胜利公社胜利11队农民，出身地主，酷爱文学，常和志趣相投者议论国事、吟诗作赋。有人告发此公组织了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自任“副总统”，反对毛主席，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公安机关迅速将其逮捕，投入大牢。 案发当时我还纳闷，蔡万这位谨慎的地主子弟、舞文弄墨之人，平时动不动就被基干民兵五花大绑，吊到房梁上毒打，躲也来不及，怎么会去成立什么“党”？负责人又叫“总统”？“自任”何不任个正职？…还未等我将此等不三不四的问题想明白，大祸已降临到自己头上。 公安机关经侦查分析，认定“中国自由民主党”还有一个外围组织，由杭州知青组成，其头目便是我。虽未立即逮捕，但动用了监视手段，限制了行动自由，待摸清情况后一网打尽。原安[SITESERVER_PAGE] 排我去参加固原知青座谈会介绍醣化饲料养猪经验的日程也取消了，正是这个取消发出警告，一打探，好家伙，一夜间我已是“现行反革命嫌犯”。要知道嫌犯比正犯还难受，属“地、富、反、坏、右”后面的“六种人”，是无产阶级专政长期内控对象，根据阶级斗争需要，可随时升格，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第二位人物叫王国栋，回族，爱看书，也爱喝酒抽烟，全然不顾伊斯兰教“禁烟忌酒”的戒律，因摄入量过多，嗓音嘶哑，说话习惯最近距离逼近你的鼻尖，使你不得不洗耳恭听。他是永宁县纳家户人，原任宁夏党校马列教研室主任，“四清”运动时下放到公社当书记，先在增岗公社，后调胜利公社。教授和公社书记是两个概念的岗位，但此公均做得很好。这位回族干部似乎对来自千里之外、大多出身于剥削阶家庭的杭州娃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很多知青都得到过他的关照，全然不顾“阶级斗争为纲”的戒律。他力排左的干扰，将我从先锋8队调到八渠5队当生产队长，还不时抽我到公社去帮助写写总结、报告之类材料。在上级“斗、批、查”工作组将我定为“抢班夺权的阶级异己分子”、强行撤销队长时，他挺身而出，逼近工作组长鼻尖，用特有的嘶哑但有力的声音说：“决不是他抢班，确是我安排，这些杭州娃都是人才呀！”。 这不，我又有了麻烦，他仍然挺身而出。他认为蔡万必判死刑，必须抢在蔡被枪毙前搞清我的问题，不然这杭州娃一辈子就完了。他火速向县上请示成立了他为首的“吴宣文专案组”，首先取得办案主动权。然后由郭、苏两干事火速赶往重犯看守所提审蔡万。第一次提审因不能提示，问不到我的情况。经火速专项请示后第二次准许直问跟我的关系。 带着手烤、脚镣，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蔡万被带进审讯室。按规定审问由公安人员进行，专案组旁听。审问者厉声喝问：“你老实交待跟吴宣文是什么关系，立功减罪，顽抗死路一条！” 蔡万平静地回答：“我是快死的人了，不能害人，吴宣文这个杭州知青劳动好，我知道，但不在同一大队，从未见过面，无任何联系。”死刑犯的旁证使我得以解脱。 蔡万被判死缓。留了一命，还是得益于他打死不说假话，只承认议过民主、自由，批评过江青、林彪，但没有成立党，也没有对毛主席不恭。 1984年，受了12年牢狱之苦的蔡万平反出狱，已是县委书记的我派车将他接到招待所吃饭，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我起立向这位死也不说假话的汉子敬酒。他后来做裁缝、榨油、跑运输、卖轮胎都不太成功，唯有写诗成功，成了著名的农民诗人，应了“苦难出诗人”这句话。他经常怀揣新诗来串门，激情洋溢地朗诵给我听，我俩成了好朋友。但长期的牢狱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2006年12月，62岁的他不幸患鼻癌去世，临终前派儿子到银川找我，希望我为其主持追悼会。可惜我正在云南出差，未能满足他最后一个愿望。 国栋书记后来仍回党校教书，每年都见面，1992年去世，[SITESERVER_PAGE] 我参加了丧礼。 与王国栋、蔡万的认识和交往，使我懂得了“在任何境地不害人，尽力帮助人，做一个大写的人”的道理。 青年点离银川市区很远，不通汽车，当时极少有自行车，进趟城可不太容易。我和“插友”大毛商量要下最大的决心逛一趟银川城，买点农业技术方面的书，拍张照片寄给为我们牵肠挂肚的老人。 淌完冬水后的一天，我俩起了个大五更，约摸四点就出发了。为了轻便，穿的是胶鞋，怕走路磨坏袜子，是光着脚穿的。又担心到城里后冻坏脚丫子，把袜子和棉鞋装在挎包里背上。为了抄近路，先沿沙窝边走了一段，不时地要把鞋里的沙子倒出来。继而穿树林越沟渠，几次踩进冰水里，暗自庆幸光脚穿胶鞋是英明决策。天麻亮时才摸上包兰公路，这条道路正在整修，不比乡间小道好走多少。5个小时的急行军走到南门时，我们的内衣全部湿透了，寒风中，头上还不断冒着热气。 那年头，银川市区还是张贤亮小说中描绘的“一条马路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的情景。我们在邮电大楼门厅换上棉鞋，扒在台子上写了一封家信，还记得慌忙中把火炕错写成火坑，着实让家里虚惊一场。百货大楼是不敢问津的，因为口袋里只有5块钱。于是在柳树巷小店、小摊上转了一圈，买些知青们让带的小东西，在新华书店购了几本科普小册子，到“宝珍”照了标准像后，坐在“同福居”吃了一碗素汤面，就无可奈何地套上冰冷的胶鞋，踏上了归途。归途更为艰难，走了6个多小时，我俩的脚上都走出了“大泡”，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回到知青点第四次换鞋时，发现多处磨破了的“大泡”正在悲惨地淌血。 我担任县委书记后，上任的头一年就动员了两万余名农民，以民办公助的形式，修筑了包括我插队所在乡在内的连通5个乡镇的32.5公里的西大路，并立即由交通局安排了班车。以后又有各种所有制的几十辆中巴上路服务，坐车进城已成了庄户人的平常事。1985年，大毛调回杭州工作，当了一个单位管车的办公室主任。我也调任银川市委副书记，组织上还为我配备了一辆全新的“桑塔纳”轿车，当我每天在秘书陪同下坐车穿行在银川市区宽畅繁华的大街上的时候，总难忘第一次逛银川城的艰辛和清贫。为了今天、明天逛银川的每一个人拥有更多的幸福和欢乐，我必须继续当年艰辛的跋涉，否则就不配坐“桑塔纳”。 1974年5月4日，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入党审查会议在胜利公社胜利大队召开，因为我当时在胜利大队第10生产队蹲点，身份是公社团委副书记兼生产干事，属“以农代干”干部，吃生产队粮，做干部工作。 王国栋书记指派副书记哈书明、马英皎担任我入党介绍人。哈书明主持会议，马英皎介绍我的情况：“吴宣文每年都写几份入党申请，他从杭州到我们这里下乡已9年了，虽出身不好，但劳动吃苦，工作发奋，比如在胜利10队蹲点包队，和社员一同[SITESERVER_PAGE] 起五更加夜班，推广科学种田，这个队连续两年粮食增产幅度居全公社之首；吴宣文的妻子柴毓丽在邻近唐徕渠西的陆坊大队小学教书，他一年只回家二三次，以至女儿出生1岁，不认识爹，不让他抱，…实际表现证明他是一名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成为我们的同志…” 我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继而号啕大哭，我竭力控制自己，但眼泪怎么也不听话，会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我哭了两个多小时。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接受我入党。以后中共胜利公社党委正式批准我入党。 现在我已是33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其中担任了31年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虽然在党的会议上我再没有哭过，但永远不会忘记入党审查会上那次大哭，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如何千幸万苦地争取入党，应该如何无愧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蔡竹林同志现在已70多岁了，他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也是我的恩师。我与他本不相识，但是他提拔了我。在中国政治局面发生历史性变化的1979年，他调任中共永宁县委书记。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县委司机靳尚勇跑到我正在教书的望远中学通知：“不要走开了，新来的县委蔡书记要来看你。” 蔡书记在县委组织部长腾培林陪同下来到我在望远中学的宿舍，他见七八平方米的院子里种了100多种小麦，惊奇地问：“你种这么多小麦品种干什么？”我说：“我原在‘五.七农大’教《良种繁育》课，这是我从全国及世界各地收集到的春小麦良种，正在做观察，良种加良法便是现代农业。”（其中一个墨西哥小麦“索诺拉64号”，我推荐并赠送给杭州知青裘志新，他将其作父本和母本“宏图1号”杂交，培育出了“永粮4号”，推广面积1亿亩，创造效益50亿元）。他见宿舍里没有什么家具，但堆满了各种书籍，便问：“你最爱看什么书？”我回答：“最爱看历史、文化、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史可鉴人，文可滋人，技可强人。”他又问：“一个县要搞好，你以为主要靠什么？”我分析了十余年来所见所闻主要情况后说：“县之兴旺，政策为先，民心为上”。蔡书记不停地点头。 26年后的2005年8月，在宁夏纪念杭州知青支宁40周年的大会上，蔡书记满怀深情地回忆当时情景时讲：“组织部长腾培林向我推荐吴宣文，我登门拜访，一席长谈，觉得此人不错。后来吴宣文当了李俊公社社长、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银川市委副书记。用人不惜已，于大局有利，付出代价，在所不惜。” 5年提拔了5个职位，我只给蔡书记送了一次礼。那是1980年冬我当李俊公社书记兼社长时，急需汇报推行“包产到户”情况，考虑首次到书记家，便在集市上买10个苹果，留给女儿、儿子各1个，剩下8个苹果裹在棉衣里，坐着公社电影放映员老张的三轮摩托，顶着寒风飞雪去了银川市书记家。记得蔡书记住在他岳母平房里，狭小灰暗，见了我十分高兴，说：“来转转就好，拿什么苹果”，让爱人白春梅给我下了鸡蛋挂面吃，还对我在全县率先推行“一推两包三统责任制”予以具体指导。 1983年，蔡竹林书记进入省级领导班子，先后担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青海省常务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常务副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是一位在西北省区有影响、有政绩、有群众基础的领导干部。他撰写的政论杂文《信言集》再版3次，发行10万册。 2006年12月我去陕西调研，特地去看他和白大姐，还说起8个苹果的情谊。蔡书记爽朗地笑着说：“8个苹果换了5个职务，现在没这个价了！”接着又严肃地说：“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官员喻于义则为好官，喻于利便成恶吏；教师喻于义则为灵魂工程师，喻于利便成眼镜蛇；医生喻于义则为白衣天使，喻于利便成白衣狼。” 这段话久久迴荡在我的心田，“君子之交淡如水”，蔡竹林书记是我待人处事的标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