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已年过半百，回首过去走过的人生道路，印象最深还是上山下乡那段时间。我上山下乡时间不长，但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比起那些老三届和新三届的知青，我是属于幸运的。因为我赶进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声，遇上了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国务院为了贯彻最高指示，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改善了上山下乡的条件。我们这一批可以在附近的农村插队，而不必到边疆去。虽然幸运，但还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蹉跎岁月。

唯一的选择

因为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还有些海外的亲戚。在那个特殊年代，我就被归为“臭老九”和“里通外国”的孩子，参军、招工、推荐读大学轮不到我们。当时最吃香是参军，像我们这种家庭要当兵是不可能的，唯有希望的是当有专长的文艺兵和体育兵。我读的中学原是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学校里浙江大学教师的孩子比较多，这些被称为“臭老九”家庭的子女为了躲避上山下乡，都在挖掘各方面的关系和潜力。我们经常听到学校里某某学生考进了专业文艺团体或体工队，心里很是羡慕这些幸运儿。我同届同学不管有没有这方面天赋的，纷纷参加学校文宣队和体训队，希望有更多正规训练和参加专业考试的机会。我虽然很喜欢体育，但因为是平脚，限制了在体育上发展，唯一的道路就是在文艺上发展。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己偷偷拜师学艺，先是拜杭州歌舞团声乐教师黄新觉，学了一段时间后，他介绍我到上海音乐学院黄仲鸣副教授和上海交响乐团合唱团温群老师那里学声乐。那时我还在读书，只能利用寒暑假去上海学习，学了一段时间大有长进，1975年，兰州部队空政文工团和福州部队空政文工团到杭州招文艺兵，我去报考，专业顺利通过了，在政审时因我家有海外关系被卡住了，看来当文艺兵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正好我父亲碰到浙江省建筑设计院的一位朋友，他的女儿在浙江歌舞团拉小提琴，他给我们引荐了浙江歌舞团副团长兼交响乐队指挥韩春牧。韩春牧听了我唱后，让我跟省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金有功学声乐。高中快要毕业那年，我去考了浙江歌舞团，当时担任评委的有省文化厅副厅长史行以及歌舞团的领导和专家，考试完毕，史厅长认为我嗓音有发展前途，同意录取，让我在家等消息。可过了两个月了，杳无音讯，我父亲就到韩春牧那里去了解情况，他跟我父亲讲：浙江歌舞团经常要为中央领导演出，政治审查要求很严，你孩子是在政审时被刷掉的。这事被我班主任郭惠莲老师知道后，她感到非常惋惜，一边安慰我，一边让她爱人闻声同志去找歌舞团韩永年团长。文声同志当时是省委宣传部干事，他中午赶到韩永年家，正碰上他们家吃中饭，韩永年没有让闻声同志坐的意思，闻声只好站着跟他讲这事，韩永年最后说他也没有办法，我进歌舞团的事就这样落空了。摆在我面前的唯[SITESERVER_PAGE]

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下乡。

遥远的期盼

我1976年春高中毕业，当时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尾声。按照政策家里必须要有一人上山下乡，全家商量了一下，还是让我去农村，让我姐姐留城。我家里认为男孩子比女孩子下乡方便一点。我父亲单位知青点在富阳大源区新关人民公社，这里是半山区，人多地少，每年粮食一半是稻谷，还有一半是番薯和土豆，经济来源主要是竹制品和造纸。3月份下乡后，我被安排在公社所在地的生产队，由于生产队知青房还没有造，我就与一名哑巴住在一起。哑巴独身一人住在老式木结构房子，他住在二楼，我被安排住在三楼阁楼。晚上，屋里显得格外寂静，我躺在床上能听到老鼠叫声和跑动声，能看到头顶漆黑的椽子和覆盖着的陈旧竹篾，四周蜘蛛在不停织网，板墙到处透着风，望着这一切，一丝悲凉袭上心头：“不知命运的小舟，将把我们带向何方”。那时下乡容易回城难，回城成了每个知青遥远的期盼。我属于一起下乡知青中家庭背景最差的一个，在贫下中农眼里不属于“根正苗红”，再加上不善于与大队分管知青的贫下中农搞关系，我寻思要通过正常渠道招工回城可能性不大。但我又不甘心自己的命运让别人操控，只有自己救自己，我暗下决心：一是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给贫下中农留下好印象；二是自己要有一技之长，有了一技之长就比别人多一个回城机会。因此，其他知青回杭探亲或到别的知青点串点，我却老老实实地跟贫下中农一起下田干活，虚心接受再教育。特别是暑期“双抢”时，我们点的知青一个个都溜回杭州去了，只剩下我与贫下中农一起“双抢”。“双抢”完后，由于长时间在高温下劳动，体力消耗太大，我病倒了，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星期。为了留下好的印象，早日回城，我就这样拼命干活。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我也不放弃苦练安身立命的技艺，只要有空，我就到山上练声，有时也在屋内练，好在房东是哑巴。经过不断的训练，自觉技艺大有长进，只有那时，我才能感受到有回城的希望和信心。

纯朴的民风

我所在的生产队村民基本上都姓蒋，据说这个村解放前跑到台湾去的有100多人，因此这个村的家庭受到牵连比较多。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过着忍辱苟活的生活。他们的子女们也受到连累，地、富子女娶不到媳妇，找不到好婆家。我们队有一个戴上地主帽子的家庭，父亲是上海某中学体育老师，据说爷爷有30亩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划为地主，类似这种情况很多。生产队一些在外名人文人，如蒋敬时、蒋伯潜、蒋祖怡、蒋祖荫等的家庭也被冠以“黑五类”家庭，很少有人与他们来往，知青更不敢与他们接触，怕被说成阶级立场不稳，影响回城。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的成分跟他们差不多，不忌讳跟他们来往。由于这些戴帽子的人在处事做人方面都小心翼翼非常谨慎，因此村民们与他们的相处还算和睦，每次生产队物资分配时，也不对他们有明显的歧视。[SITESERVER_PAGE]

1977年5月的一天，我和队员们一起抢割田里的麦子。为了抢季节，麦子割后，立刻犁田种水稻。傍晚，我正在割麦，突然感到脚上似乎被蚊子咬了一口。当时我没有在意，后来我突然感到一条黑影从我脚下掠过钻到麦垛里。把麦垛打开，一看竟是一条蝮蛇。我知道被毒蛇咬了，心里一惊。这时附近割麦的农民都赶过来，村支书的儿子俯下身直接用嘴吸我伤口的血。看没有多大效果，就把我背到屋里，生产队长连忙请村里的土郎中给我治伤口。这位不起眼还有点邋遢的土郎中，头上带着一顶地主的帽子，只见他手上拿了一把刀，用酒精消毒后，在伤口四周戳，驱出污血，然后再敷上草药。这样持续了4天，脚肿慢慢消退了。土郎中告诉我幸亏治得早，否则损失的不是一条腿，可能是一条命。为了感谢他，我送了一条西湖烟给他，这在当时算高档礼物了，钱是小事，关键是烟票难搞。在我被毒蛇咬伤期间，队里的知青、村民和房东哑巴对我很关心，经常来看我，并帮我料理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那时通讯不方便，我家里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父亲连忙买了几盒季得胜蛇药赶来，这时我脚已经痊愈，父亲非常感动，特地去感谢那位土郎中。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那些善良、纯朴的村民当我被蛇咬后，他们不分你我，不分阶级成分，共同救人之患，真是让人感动。

人生的转折

1978年初，“四人帮”粉碎已有一年多了，我国各个领域悄然发生变化。许多部门都缺干部，尤其文艺部门曾经是“四人帮”插手的重灾区，需要大量干部。我前面提到的文声同志因工作需要被调到省文化厅当副厅长，省歌舞团的团长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对我的材料重新讨论，很快就通过。当时政策是上山下乡必须两年后才能回城，我离两年还差几个月，省歌舞团以借用名义把我先抽上来，等满两年再办手续，就这样我以省歌舞团学员的身份进入歌舞团。其实我对文艺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为了改变命运才学的，我学音乐纯属历史的误会。两年期满后，我去富阳县革委会办回城手续，到知青办，见门口挤满了老知青，他们见我办回城手续都非常羡慕，问我“下乡几年？”，我说“两年”，他们说“你运气真好下乡两年就能回城，我们已下乡十年了还在排队等回城名额”。现在想想我的运气确实不错，若“四人帮”不粉碎，文化大革命不结束，闻声同志不调到文化厅当副厅长，我的前途真是难以预料。进了歌舞团后，社会正掀起高考的热潮，我曾也想去高考，歌舞团团长不同意。他说，“我们好不容易给你弄进来，你现在要走，再说学员期间不准调离单位。”我对高考就彻底死心了，一门心思继续拜师学艺，等我学有所成时，社会开始追求港台流行歌曲，美声唱法不吃香了，团领导为了抓经济效益，重点培养轻音乐和流行歌手，我们这些学美声唱法的演员面临第二次选择。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正好是杭师院党委书记，就调我到杭州师范学院音乐系工作，在那里圆了我的学历梦。

有人说有一种祈祷叫幸福，深沉而赤诚；有人说有一种企盼叫真诚，执着而厚重。它不为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不为年代的久远而遗忘。面对现实，我没有追悔。因为我自信没有辜负青春，因为曾经感受、体验的一切，直到今天还在给我以勇气和信心。虽然岁月已远，往事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