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下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在呼和浩特举办编辑学与编辑业务讲习班，戴文葆应邀在讲习班上讲授了《编辑学与编辑史初探》，从编辑史的角度对编辑学进行观照。因为这次讲课，奠定了戴文葆在编辑史、编辑学研究中的方向和地位。

在1984年，关于编辑学、出版学的讨论刚刚兴起，对于编辑、出版，人们几乎没有史的意识和概念。戴文葆凭着对学术的敏感、远见卓识，以及雄厚的史学知识积累，毅然地选择了编辑史这个从未有人涉足的领域方向，开始了拓荒工作，奠定了自己学术上的重要位置。当时编辑学的先行者们表现出了对编辑学学科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率先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编辑经验经过理论思考和理论升华奉献出来，但多数还侧重于对编辑实务、编辑过程、编辑经验的描述和总结，而戴文葆最早产生了编辑主体意识，因而在编辑学初兴之时，他就选择了编辑史的课题，试图通过探讨历史上和现实中编辑活动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来揭示编辑活动的本质、特性等深层次问题。

当以后学界讨论编辑学的知识体系时，就很自然地趋同认识到，编辑史、编辑业务知识和编辑理论知识是“是编辑学的不同层次的知识”，他说：

编辑史研究编辑活动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编辑思想、编辑理论和编辑实践活动。编辑业务是编辑实践中的应用知识，包括编辑过程中各环节的工作原理、方法和其他有关的知识技能。编辑理论是在编辑史和编辑业务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概括所得出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

编辑史成为学界认知中编辑学范畴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个编辑工作者须知、应知的知识，戴文葆的首创之功与不懈努力，无疑是重要原因。

戴文葆认为，中国的编辑活动有悠久的历史，历代都有编辑活动。他主要运用历史方法，以历代编辑家的编辑思想和编辑经历为对象，对编辑活动作动态考察，了解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并根据历史发展线索来安排理论体系和各个概念、范畴的逻辑顺序。通过具体的编辑家、编辑事实，论证编辑的科学性和理论性，论证编辑科学的深厚基础存在于编辑活动的丰富历史之中。

戴文葆说：

我国历史悠久，积累了大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这和历代都有大编辑家产生大有关系。正是由于历代大编辑家的努力，经过他们辛勤地整理编订，有卓见地搜集选存，甚至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我国才成为世界上文化典籍和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

戴文葆在《编辑学和编辑史初探》讲稿中，先以“编辑史初探”为题设一节，按历史的顺序综述中国编辑发展的概况，再以孔子编《春秋》等、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刘向刘歆父子编《七略》、萧统编《昭明文选》、赵崇祚编《花间集》、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纪昀编《四库全书》、魏源编《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为主线，旁征博引，叙述了我国古代典籍编辑的源流及其意义，同时又引述我国古今有关论述这些典籍的篇章来考察和评论古代典籍所赋予的时代特点和学术渊源，实际上已奠定了以后他写《历代编辑列传》的基础。戴文葆在这里还特意讲了“恶劣型的编辑工作和干这种恶劣编辑工作的个别人”，并举爱新觉罗胤禛、苏舆两人为例。

从1986年起，戴文葆进行的专人专题研究“历代编辑列传”，由《出版工作》连载。《历代编辑列传》从编辑出版的视角分别为中国历史上的37位编辑家立传。他们分别是孔丘、吕不韦、刘安、刘向、刘歆、班昭、许慎、刘义庆、萧统、徐陵、颜之推、僧祐、欧阳询、房玄龄、刘知几、吴兢、杜祐、赵崇祚、李昉、欧阳修、司马光、李焘、朱熹、袁枢、元好问、欧阳玄、王祯、解缙、徐光启、冯梦龙、陈子龙、顾炎武、黄宗羲、方苞、姚鼐、纪昀、章学诚、这些传主以前的定位是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均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戴文葆本着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从他们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编辑出版的角度，描述了他们的生平经历和他们编辑的主要作品，指出他们在编辑工作中所显现的编辑思想，所开创的编辑体例、编辑方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连续不断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对他们编辑活动的影响。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梳理了历代编辑工作的发展与规律，发掘出了我们通常了解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的另一角色——编辑家。戴文葆旁征博引，着力阐述，既博采各家成说，又细心揣摩，掘微发隐，把各家对这些编辑学说的阐释与个人的理解结合起来，全面梳理古代编辑发展的历程，既着眼于各时代的历史背景，强调每个编辑的个性，力图寻绎各家的编辑活动与编辑主张，广泛涉及各家的思想理论，勾勒出编辑史的发展脉络，发掘出一批湮而不彰的编辑史资料。虽然不以“编辑史”题名，实际上就是一部以人物为主线的中国古代编辑史。《历代编辑列传》是我国最早也是最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编辑史的著作。

戴文葆选择的历代编辑显然还是编、著、校合一的编辑，属于著作性质的编辑活动和属于非著作性质的编辑活动尚夹缠杂不清，编辑史和编纂史也难免混杂在一起，这是编辑史草创时期的问题，直到今天，问题依然存在。林穗芳曾经指出，保持概念一致的研究方法，应当是适应一切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编辑学要研究历史上的编辑活动，如果承认编辑史是编辑学的一部分，编辑学和编辑史的“编辑”概念就应当一致，编辑学作为现代新兴学科无疑应当建立在现代编辑概念的基础之上。

戴文葆关注编辑成就主要在传世之作。这是他对编辑史认识的起点，也是给现实编辑工作的启迪。精神生产的成果要为社会所享用，为后世所享用，就离不开传播和积累。编辑工作必须重视图书质量，将多出精品作为自己的编辑目标。优秀作品对精神产品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从编辑工作发展的历程来看，历朝历代都有优秀的典籍问世，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戴文葆认为，编辑无论身处什么时代，身处什么样的体制之下，都必须把质量放在首位。

我平日不注意什么体制。李世民、赵炅、朱棣、弘历也搞出版，还编出了几部传世的书来，他们有怎样的体制框架呢？我关心的是质量问题，任何体制都应该把出好书放在第一位。质量代表国家的形象，体制的改革必须围绕着保证质量、提高质量转。 

这不仅是戴文葆对编辑史的洞见。改革开放后，戴文葆敏锐地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一些“黑色”“黄色”不健康的书籍开始大量在社会上出现，所以他及时地提出“质量第一”是编辑工作中永远不变的主题。当时的出版工作，强调的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戴文葆编辑史研究始终贯穿着这个基本思想，把文化提到编辑工作灵魂的高度，对图书质量提到无比重要的地位。他选择介绍的历代编辑，都以编辑精品佳作造福人类，编辑传世珍品，光耀千秋。

左起：张惠卿、戴文葆、范用

《历代编辑列传》时间跨度长，从先秦的孔子到清代的章学诚，如果不是对中国历史有通识，并且极为熟稔，是断断不可能写出这么通贯的编辑史的。时间跨度上下几千年，展现出中国古代编辑的发展历程。戴文葆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从他的文章中，常常可见他深厚的考证功力和突出的成绩。他所用的材料，有些是经过辨析、借助他人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由自己搜集、整理和考证过的。

《历代编辑列传》在史识上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古代编辑有客观的源远流长的历程，戴文葆的探索，有助于认识编辑自身的历史，进而总结某些规律，为当代编辑事业提供某些借鉴。阐释编辑事业的演进离不开编辑演进的背景，联系当时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一般状况，在论述某些编辑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开始注意从背景上加以探讨。把编辑赖以产生的背景看成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列传》给了传主恰当的历史定位，并对其编辑实践与编辑思想作了独到的评述。

戴文葆认为：

编辑工作在人类文明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最古的文献，最初的书籍，之所以能够继承和保存下来，是靠着编辑工作。近代文明的发展，科学化程度愈高愈离不开编辑。

在这之前，编辑出版界对自己的定位是自甘隐匿，为人作嫁。而戴文葆的编辑史研究，揭示、唤醒了中国编辑的主体意识，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编辑意识的升华。当时人们可能意识不到，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才为我们所认识。思想者的先觉，总是在后来者那里得到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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