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夏天，酷暑难耐，我坐在省委党校学生宿舍，看着外面骄阳似火，心中想的却是40年前在富春江边一个小山村的知青生活。学完了规定的教材，做完了布置的作业，我铺开纸笔，把我的所思所感记录下来，这就是后来登载在《政协通讯》2007年8月号的《我的青春，我的梦》的初稿。杭州市政协第二十八辑文史资料《难忘的岁月》也收了这篇文章，出版后，有不少知青朋友向我要这本书，见面时还和我交谈文章中的内容和细节。这使我欲罢不能，过去的岁月不时在脑中浮现，仔细想想，还有不少内容可以写，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续篇。

吃和穿

我下乡的中埠地处亚热带的半山区，稻麦连作，一年三熟。每当小麦成熟的时节，恰逢江南梅雨来临，日光少，阴雨多，而麦粒碰到又热又潮的天气，容易发霉变质，那时又没有烘干机等现代化的粮食机械，都要靠老天爷帮着干燥。为了减少损失，就只能多种油菜、草籽，少种小麦。油菜的收获季节比小麦早，避开了梅雨的麻烦。草籽，是一种绿肥，又称紫云英，学名苜蓿。不等它到老结籽，农民就将嫩草籽割回家，贮藏在一个土窖里面用来做猪饲料。然后把草籽田深翻了种上早稻秧苗，有了草籽做底肥，早稻不用再施其他肥料便可获得好收成。可现在冬天的田畈中基本上看不见草籽这种绿肥，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很符合环保要求的作物，农民不再种植？当然，我们不会把所有的草籽田都早早地翻耕掉，还得剩下几块留种。等到紫云英开过紫色的小花，满田遍野飘洒过花的香味，就会结出黑色的荚果，我们把它采摘回来晒干了，下半年抛洒到田里下种。

那时生产队分来的口粮麦子比较少，早稻谷大都用来交农业税、完公粮，一年500多斤口粮以晚稻谷为主。晚稻的生长期比早稻长，米质也好一些。生产队交了税完了公粮，分足了每位社员的口粮，余下的粮食就按工分作超产粮。我在中埠10年，每年的超产粮都能分一些，多的大约几百斤，加上口粮就有1000斤左右，吃到第二年新粮收获刚好接上，从来没有饿过肚皮，也没有闹饥荒。当然要省着吃，“瓜菜半年粮”，用杂粮掺和着。也有前吃后空，青黄不接的，那大多是食量大的男知青。丰收的年份稻谷分来吃不完，我就碾好米背回富阳家里。

生产队不但分稻谷，也分油菜籽，我们挑着分来的油菜籽到富阳油厂换油，老远老远就可以闻到榨油的香味。还有下脚料菜饼也是好东西，不肯丢掉的，要和菜油一起挑回，用在番薯上。每株番薯藤的边上挖一个小坑，放一勺菜饼，再用泥土盖上，这样种出来的番薯特别大特别甜。[SITESERVER_PAGE]

蔬菜是自留地里自己种。春天来了，雨水充沛，阳光明媚，到了清明以后，五月豆、南瓜、茄子、葫芦、毛豆都可以在我的自留地里找到。五月豆要搭棚，我从山上找来竹梢，插在豆秧边上，它的蔓儿就会顺着竹梢往上爬。南瓜省力一点，在地上爬来爬去就开花结果。我还种过金针菜，当它缀满花蕾时，天刚亮就得到地里去，赶在太阳出来之前把它们采摘下放到灶上去烘。太阳一露脸，蓓蕾怒放，就过了收金针菜的最好时光了。傍晚，从田里收工回来，我总是先到自留地，瞧瞧需要拾掇什么，干到天黑看不见了，再拿着采摘好的时鲜蔬菜回去做晚饭。

荤腥在平时是难得一见的。生产队里发了预支款，手头有那么几个钱了，我才会到小店里去买上一根咸带鱼。记得咸带鱼是三角三分一斤，一根半斤的咸带鱼一角六七分钱。不肯像现在这样清蒸或油煎，要刨许多罗卜丝和它烧在一起，用富阳话来说“四脚佬爬一爬，好吃些”，意为有些荤腥的东西烧下去，素的也变得好吃了。少数家庭条件好的知青，会在早稻收起，晚稻种下以后，去供销社买一种北京鸭来吃。记得一级北京鸭每斤三角一，二级的二角九，以斤两分级，重的贵。一只北京鸭大约一元钱左右，拔了毛，开了膛，放在锅中煮，只要放点水和盐，香气四溢，馋得人口水直流。再馋，我也不肯去买，觉得那实在太贵。想想看，一斤盐一角四分钱，买半斤七分钱我有半个月好用，小店里的水果硬糖一分一粒，放在嘴里，一会儿就没了，两相比较，我连水果糖都舍不得买，更不要说买北京鸭了。鸡是自己养的，早上放出去，晚上它们自己会回来，用碾米剩下的糠拌上菜边皮来喂。赶上运气好，养到腊月带回家去过年，碰上鸡瘟（现在才知道是禽流感，但那时我并不懂），全村的鸡都不能幸免，死得光光的，只能待到来年再买小鸡，开始一点点地养。也有吃鱼的时候，那得等到春节，生产队车干了鱼塘，给每户社员都分了鱼。塘鱼的味道没有江里的鱼好，有一种泥土味。富春江水质清透，鱼的种类也丰富。新安江水库造好以后，鲥鱼已大为减少，但有一种毛鳍鱼，渔民捕捞后拿到村里来叫卖，只有一角六分钱一斤，清蒸或油炸，很是鲜美。这种鱼，又称刀鱼，是一种回流鱼，每年春夏之交，由海里进入淡水江河来产卵繁殖。因污染的严重，环境的改变，现在已越来越少。回想起来，鱼多的时候没有钱，现在有钱能买却没有鱼了，真遗憾！

冬天打狗，吃狗肉，是知青最期盼的时光，越是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知青们的兴致越高。目标是早就瞄准好的，哪个农家的狗养得壮，毛片光滑，肉头厚，并且肯出卖。只等北方寒流袭来，天上飘洒雪花，不用再出工干活，知青们会从热被窝里一跃而起，欢呼着兜钱去买狗，你一元，我几角，按当时的行情，大约五、六元钱便可买一只二三十斤的狗。剥皮的剥皮，烧水的烧水，个个自告奋勇抢着干，只想把香香的狗肉早点煮熟。

逢年过节，农村有讲究，会做各式应时的食品，比如清明的青米果，端午的粽子，七月半的馒头和馒头干，冬节的糯米团子[SITESERVER_PAGE]

等等，每个知识青年都会收到农民馈赠的节日食品，多少而已，所以那时，大家盼着过节，掰着手指算日子，因为会有好吃的。

中埠的低丘缓坡上长着许多桃树，品种不一，成熟期次第错落。有一种寒露桃，核是红的，成熟得晚，味道也最好，很甜。可这些桃树都长在生产队的桃园里，有专门的人员看管。偶尔从桃园外墙走过，看到树上累累硕果，就动脑筋想吃。有一位知青提议，我们晚上去桃园玩玩。管桃园的是位孤寡老汉，平时一个人住在桃园也挺寂寞，我们这帮人去了，和他东拉西扯地闲谈。我想，他一定猜到我们不怀好意，实在被我们纠缠不过，就拿出半篮因疏果摘下来的还半青不熟的毛桃。我们也不问好坏，一拥而上，抓在手里，洗洗就咬。

再来说说穿的。劳动时，我们和老农民一样，都穿着打补钉的衣服。20岁上下的青年男女，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应该最讲究穿着，最爱漂亮。但那时的想法与现在不一样，讲艰苦奋斗，讲朴实无华，衣服破了也不肯丢，东一块西一片打满补钉。有的男知青来不及缝补，用伤湿止痛膏贴在破洞上也是有过的事。那时的衣服种类也没有如今这样丰富而繁杂，夏天是一件短袖布衫，天凉了，就在外面加一件长袖的两用衫，再冷，则穿棉袄。两用衫本来的含义是春秋两用的外衣，但那时的两用衫都做得宽宽大大，因为还要用来照棉袄。好一点的，有两件两用衫可以替换，困难的只有一件，就要挑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脱下来洗洗，晒干后再穿。天热了，脱下棉袄，仍穿两用衫和小布衫。现在很平常的毛线衣那时是一种奢侈用品，不是人人想有就有的。中埠的女儿出嫁时，在嫁妆中会要两斤毛线，用来打毛衣。还有一种线衫，是拆了手套线打成的。国营大厂的工人师傅每个季度都有劳保手套发放，等我们和工人师傅熟识以后，向这位师傅要一双，向那位再要一双，攒多了，就拆成纱线，用来挑背心或线衫。我曾有一件穿了多年的线背心，就是用手套线结成的。线衫的弹性比毛线差远了，也不像毛线那样有鲜艳的色彩，一般的手套线呈本白色，摸在手上也不像毛线那么柔软。

爱美的心总是抑制不住，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记得那时夏天我们常穿一种圆领或方领的短袖运动衫，用本白的细布做成，要千方百计去找一块好看一点的花布，镶在领口上，让运动衫漂亮一些。即使套着打满补钉的劳动服，运动衫的领口也会露在外面让别人看见，美滋滋的。有一段时间，我曾日思夜想要一件棉大衣。吃过晚饭，去生产队开小队会，身上披一件棉大衣，最好还配上一个海富绒的毛领，那才叫精神，才叫美气。我曾在杭州延安路的服装店中看到过，蓝色的面料，白的布里，每件11元4角，如加毛领，则是12元8角。我在这个衣服店门口来来回回好几趟，进去出来，用手摸了不知多少次，终因口袋中的钞票不够没有买成。看到小队会上身披棉大衣的知青，只能用羡慕的眼光打量他们，什么时候等我攒够了钱，也去买一件来穿。

还要说说大手巾。富阳的农村那时通行大手巾，用宽大约2尺左右长6尺的白粗布做成的居多，知青则在上面用红丝线绣上[SITESERVER_PAGE]

“扎根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几个字以和别人的相区别。出工时，带上大手巾，可以围在腰间，用来护腰，也可以搭在肩上用来擦汗，非常实用。印象最深的，是大手巾还可以用来遮身蔽体，那要等到搂田的时候。水稻插种后，要培育，需人跪在水田里，用两只手去搂稻的根部以利水稻发棵，有杂草的则除去杂草。跪着作业田水会打湿短裤，这时就用大手巾围住自己的下身，把里面的短裤退下来放在田埂上。搂好田，湿掉的是大手巾，跳到塘里去洗一个冷水澡，搓干净大手巾上沾的泥，再穿好短裤回家。当然这样的做派仅限于男社员，女社员则回到家中换掉弄湿的衣裤，虽然有的女社员也用大手巾，但从不用它遮身蔽体。那时的物品讲究实用、方便，和现在追捧时尚、新奇真是冰火两重天！

大学梦

上大学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美梦，而且想进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名校。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人人平等可以上大学，只要你自己肯努力读书。这个美梦最先受到沉重打击，是在杭州一中读初中，我因父亲的右派问题被打入另册，从此像一只离群的孤雁，被同学们瞧不起。高中不被录取是预料中的事，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哪个学校会要一个右派分子的女儿入学？初中毕业去富阳环山中埠，我的梦想残存心底，想通过劳动锻炼洗刷自己的不幸，再重新进入学校学习。所以我下乡时，是借了一套高中的课本和铺盖行李一起挑到中埠的。

真的打开课本来学，才明白自学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干了一天农活，忍着腰酸背痛点火做饭，等到能够在15支光的灯泡下坐着看书，往往已快8点。语文还好一些，通过查字典，多读、多写能够领会理解一些。最难的是数学。记得自学对数一章时，看看例题，觉得懂了，公式也理解。但一做习题，却怎么也不会，左思右想，哪怕脑袋发痛也解不出来，问又没处问，想又想不出，瞌睡上来就会扑在桌上睡着，等打着哈欠冻醒，只能爬上床去睡觉，明天还得出工呢！

有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传来，心中忐忑不安，不报名吧实在不甘心，读书始终是我的一个梦想；去报名吧又怕政治审查通不过，我父亲右派的阴影如乌云一般罩在头上，从城里跟到乡村，压得我透不过气。有一年，我从大队到公社，一级一级通过去，还到富阳县参加了面试，报了湘湖师范的志愿，最终仍没有被录取。伤心之余，我想这辈子大概与大学无缘了。

1970年春天，贫下中农推荐我到中埠学校担任民办教师。中埠学校是一个村小，原有两名教师，一名公办，一名民办，因刚由夏季招生改为春季，一年级新生比平常年份多，就增加我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学校的环境与在田里干活不同，比较适合学习。苦恼的是，一道道难题象拦路虎一样横在我面前无法跨越。大学梦再次潜入我的心底，既然工农兵学员我再努力也轮不上，[SITESERVER_PAGE]

何不试试另外的途径？我冒冒失失地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写了一封信。那时，我仅仅只知道，郭沫若曾经和郁达夫一起在上海办过创造社，并且两人在日本留学时是同班同学，这些都是听我奶奶说的。至于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什么冲击，他在中国科学院院长的位置上究竟情况怎样，我一概不知。一个二十几岁的毛丫头，住在农村，既做不到每天看报，也没有电视看新闻联播，只是偶尔从农民家的广播喇叭或小队长的会议传达中对外面的世界有个一知半解。这封信，是特地到富阳邮局去寄的，心也跟着它上了邮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山公社只有一个乡村邮递员，每天到大队送一次信，就放在中埠小店的柜台上。有人到小店买东西，看到有自己的信，就顺便取走。我为了等回信，每天去小店，终于盼来了音讯。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给我回信，告诉我郭沫若无法给我帮助。

我又打听到创造社的另一位元老成仿吾是山东大学的校长。希望之火重新点燃，这回我不写信，决定自己跑到山东去找他。此前，我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人生地不熟的，敢于一个人跑到山东去，而且还要找一个从来不曾谋面的大人物。实在是被大学梦逼疯了,才到处去投石问路。线索是有一点的。环山公社那些年招了一批人到山东济南当空军战士，其中有一位是中埠的青年农民。他到济南后认识了山东军区政治部的一位环山老乡，我从杭州坐福州到北京的46次列车，在济南下车，由中埠的这位空军战士带着去见环山老乡，由这位环山老乡告诉我如何可以找到成仿吾。记得是下午2时左右到的济南，当晚便找到成仿吾的住处。但门口的警卫告诉我，成仿吾到青岛避暑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又一个人坐车到青岛去继续找。成仿吾是见到了，但他和郭沫若一样，帮不了我。

从山东回到中埠，我仍然当一名民办教师，被大学梦烧得乱纷纷的一颗年青的心，凉到了极点。

闺中女友

我们当年下乡，农民朋友待知青的友好、热情，与如今农民进城打工，城里人的冷漠、嫌憎常常在我心中形成天壤之别。可以说，过去岁月在我们的心中难以忘怀，固然与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贫乏、前途的无望有关，但不可否认，农民朋友的纯朴、善良也曾深深打动每一个知青，从而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前些年有一首歌《小芳》迅速流行，广泛传唱，曾拨响无数知青乡村情结的心弦，虽然他们已人到中年，并且早就成了城里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互相信赖的年代，没有尔虞我诈，也不必处处设防。生产队的农活各种各样，小队长派了工，遇到我们缺乏工具时，就到农民家里去借，全队40几户人家，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几乎每户人家都帮助过知识青年。同样，我们小队的社员到富阳办事，换油的油菜籽，换好的麦粉和面条，抲好的小猪，在知青的家中歇脚寄放，社员本人到街上购物在当年也是稀松平常的事。等到杭州来的轮船在鹳山脚下鸣响汽笛，他们[SITESERVER_PAGE]

才急急忙忙担了自己的东西去赶轮船回家。一群人一起在田里割稻，顶着烈日，喘着粗气，又饿又渴，远远地有一位社员来送茶水，拎着好几个沉甸甸的茶竹筒，大家一拥而上，抢过来就喝，你一口，他一口，也不问这个茶筒是谁家的。知识青年和农民一样喝，不会嫌谁脏。中埠农民遇到难事，比如小孩生急病，老人身子骨不爽，半夜三更到知青屋来叫门，让某一个知青陪着去富阳看病，也没有少碰见。

天长日久，每位知青都有几个平时谈得拢又来往密切的农民朋友，我的朋友是中埠一队的两位姑娘，一位叫水娣，另一位叫月娣。“娣”在农村是经常可以听到的女孩名字，寄托着父母希望她带来弟弟的美好愿望。她们和我年龄相差无几，当时都在二十上下。水娣只有一个哥哥，大概她父母觉得一个儿子不够，盼望再有弟弟。月娣倒是带来了两个弟弟，她是家中的老大，因母亲早亡，持家理财全凭她操劳。她们两人是那时中埠村数一数二的好姑娘，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而且做得一手好针线。

我在中埠期间，“农业学大寨”正热火朝天，山西昔阳铁姑娘队长郭凤莲是那时年青人的偶像。中埠的青年女子大都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但要像水娣、月娣这样出色的也不多。她们两人拔秧种田比一般的男子毫不逊色，一不留神，有的男社员还会落在她俩后面。我和她们一起干农活，不懂不会的，她们就耐心地教，直到掌握为止。我下乡以前，只会做一些简单的针线活，比如钉个纽扣，缝一下脱线的地方，一些大的手工活，如挑一整件毛衣，做一双布鞋，还从来没有尝试过。每年晚稻培育告一段落，有一段农闲时光，秋高气爽，是农家女准备冬衣和鞋袜的好时光。我和水娣、月娣在一起，先是看她们做，后来学着自己动手，从我妹妹穿的小孩鞋做起，然后再做我自己的，甚至我父亲穿的男人的大鞋。从一堆破布开始，垫鞋底，用针纳，做鞋帮，上好鞋帮穿到脚上为止。遇上她们有什么得意之作，挑毛衣有了一种新花样，做鞋感到特别称心合意，也会拿出来让大家看，从中我会学到许多。水娣和月娣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她们对读过书的人有一种由衷的敬重，也愿意和知青打交道，听我们讲起书本上的一些人和事很感兴趣，听得也特别认真仔细。

和她们在一起，听到的是一些十分朴素的话语，讲的是一些浅显不过的道理，她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半点怨恨，帮了人，做了善事，也不会到处去夸耀，认为是做人的本分。我从她们身上感受到农民的许多美德：勤劳，善良，聪慧，节俭，她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学会用一种平和坦然的心境，面对人生命运的不公，面对眼前生活的困苦和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