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父亲李伏雨由西泠印社公派首次访问日本，并进行书法、篆刻交流。在登上白雪皑皑的富士山后，父亲写下了“海到无边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如此的胸怀，如此的气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纵观父亲久经磨难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他的思想和修养的真实反映。

李伏雨(1924年2月一1995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望城县，在乡村读完小学。1938年长沙大火后流亡贵阳、四川等地读中学，1945年在重庆考入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1946年随学校迁回杭州，1950年西画本科毕业。他早年爱好文艺，学生时代曾在贵阳《大刚报》、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中央日报》、杭州《东南日报》、《当代晚报》、《天行报》等报刊发表大批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在艺专读书期间，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因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在1948年9月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1949年2月被释放得以出狱，马上由地下党组织送去浙东游击队金肖支队，参加了解放浦江县的战斗，并任“江东通讯社”社长兼主编。

所有认识父亲的人和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一致评论他正直、诚恳、坦荡、谦虚，而我认为父亲的优点还不仅仅是这些，更重要的是一种大气，一种宽厚，一种对生活、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重逢甲子庆馀生，百难千灾意尚雄。印画诗书娱晚景，为霞似火满天红。”这是父亲1984年从西泠印社离休时所作的《六十感怀》诗，这首诗充分表现出他的晚年之志，而对曾经历过的“百难千灾”只是轻轻带过。记得我还在八、九岁的时候，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与隔壁邻居的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小孩吵嘴，他最后突然“骂”出一句“你父亲被开除党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父亲这方面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加，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父亲恢复了政治名誉和党籍，政治气氛开始宽松起来了，我陆陆续续从我母亲那里和我父亲的朋友那里知道了一些他所经历过的及我们家所共同经历过的事情。

父亲可以说是个“老运动员”，从五十年代初的“肃反”开始，到“反胡风运动”成为“胡风骨干分子”，再到“反右”时被开除党籍，直至“文革”中成为“牛鬼蛇神”，每一次“运动”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面对各类莫须有的“罪行”和各种各样的“帽子”、“棍子”，我实在想像不出他是怎么过来的?母亲曾经对我说起过，1957年初在我小妹妹刚出生不久，其时父亲还在教育工会工作。由于遭到“隔离审查”，吃、住都不能和我们在一起。当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SITESERVER_PAGE]

三人就住在教育工会里面，有时看见父亲从家门口经过，我们就跑上去叫他，他却不能回头看我们一眼。因实在难以忍受这种“高压”局面，母亲只好怀里抱着小妹妹，4岁的我和3岁的大妹妹一左一右拉着她的衣服，一路跌跌撞撞地回了湖南长沙的娘家。而我自己在稍稍懂事之后，也有了永远都忘不了的记忆。1966年“文革”开始时，父亲已在这以前调到杭三中工作，我也在杭三中读初一。运动开始没多久，父亲就被“揪”了出来，作为“地富反坏右”之一，每天要参加造反派规定的劳动，包括扫厕所在内。有一天就是在学校的厕所里，我们父子正好碰上。我是去方便，他是拿着大扫帚在冲刷厕所，我们只能相对望一眼，一切尽在无言中。1969年我16岁时，作为“知青”去北大荒，临行时父亲也不能来送我，因为他还没有“自由”。

今天我们可以用“左”的思想和路线来解释过去的各种政治运动，但是对被“运动”了整整20多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人来讲，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和漫长啊!真正值得尊敬的是，这么多年来，尽管身处“逆境”，但我从未听到父亲的抱怨，也未感受到他对生活信心的丧失，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只争朝夕的学习精神。

五十年代末，父亲从教育工会调到杭三中任教导处副主任，六十年代初主动辞去副主任职务，要求做任课老师。学校同意后分配他教语文。我隐约记得，那个时候他每天清晨从学校家属宿舍去校办农场背诵古文。家里与农场的距离步行十分钟左右，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再回来吃早饭，饭后去学校上课。教语文最花时间的是批改作文，父亲对这项工作做得特别认真、仔细，白天时间不够，就带回家在晚上批改。1971年9月，我在去北大荒两年之后享受第一次探亲假回杭州，这个时候父亲己从“牛棚”里出来了，学校“革委会”分配他教美术。重新拿起了搁置已久的画笔后，父亲非常珍惜这项工作。当时我去过他的美术教研室，看到墙上挂着不少他画的水粉画。他说他还去过美院请教当年艺专的同学，要把自己的画艺再提高一些，然后再在学校里组织一个美术兴趣小组，培养喜欢画画的学生。1973年我第二次回家探亲时，父亲还是教美术，兴趣小组也早己成立，他说其中有几个学生画得相当不错了，只可惜美院当时不招生。

1974年下半年，学校取消了美术课，在另行安排工作时，父亲提出自己的普通话湖南口音太重，很多学生听不懂，还是去做文印工作，学校同意了。那个时候打字机很少，所谓的文印就是刻钢版，用手摇油印机蘸油墨印。父亲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一则文印室只有他一个人，比较清静；二则任务又不是很重，工余还可练字。父亲刻的钢版非常整洁、漂亮，可惜没有留下一张。因为做文印工作，父亲当时自己取了个别号“印工”，还刻了大小好几方印，这些印章现在都还在。那个时候，父亲刻印非常勤奋，每天晚上都操刀。因为那时[SITESERVER_PAGE]

住的是旧式木板房，邻居起初老是奇怪隔壁怎么半夜里有“咯咯”声？后来才知道原委。记得父亲还从运河边的一家石料工厂倒掉的废料中捡来不少毛石(其实是较差的青田石)，大暑天赤了个膊，在天井里自己锯磨石章，最后还上蜡抛光。我对石章的基本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976年10月，在有关方面的关心下，父亲调入西泠印社工作。不善言辞的他兴奋地对好友说“归队了”。由于“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文联、群艺馆等机构都未恢复。因此，西泠印社(杭州书画社)当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性的、配合各种任务的书法篆刻展览，父亲就负责做这项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对恢复、振兴杭州市的书法篆刻活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为西泠印社的恢复活动做了不少工作。我在父亲的遗物中，翻阅到了1976年11月25日“学习鲁迅刻印座谈总结会”、1977年1月29日“试论刻印创新讲座”、1977年3月28日“毛选五卷刻印展览座谈会”、1978年5月26日“西泠印社老社员座谈会”等各种会议的记录原稿，说明了这些活动无一不是父亲具体组织和实施的。父亲曾上门一个一个地与陈左夫、叶一苇、陈仲芳等老先生联络，打消他们的顾虑，邀请并鼓励他们出来参加活动。同时又倾注热情，发现、提携、培养年轻人。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杭州篆刻研究会”于1980年2月28日正式成立，沙孟海先生担任会长，父亲是三位副会长之一。同年5月，研究会编印了会刊《杭州篆刻》（此刊物连续出版至八十年代末）。篆刻研究会成立后，开展了多次活动，举办了各种创作会、座谈会。

为了弘扬和对外交流中国印学这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沙孟海先生的支持下，父亲作为杭州市第四届政协常委，第一个把建立“中国印学博物馆”的提议，连续两次以政协委员提案的形式向市政府提出，以后又在有市委书记、市长参加的“杭州文艺座谈会”及其他会议上多次发言，阐述“中国印学博物馆”的成立重要意义。在各方努力下，1999年，中国印学博物馆终于正式开馆了，可惜父亲在此四年前已经驾鹤西去。若九泉下有知，他定为额手相庆的。

1978年8月，西泠印社(出版社)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下文批准成立，单位内部称之为编辑组，一共只有三个人，父亲是其中的一个。创业维艰，正规出版社都有明确的编辑、出版、发行等分工，而在这里因为人少，所以许多事情都必须一个人干。那个时候，父亲起早摸黑，经常出差。记得有一次他拿着准备付印的稿子去苏州，临行时还带走一支小狼毫、一瓶黑墨水放进包里，我说：“出差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如墨水瓶打翻，你的包可要一塌糊涂的!”他说：“为了节约时间，省得来回跑，我在那里还要工作。”回杭后，我问他在外如何工作，他说是把书稿摊放在旅馆的床上工作的。叶[SITESERVER_PAGE]

一苇先生曾在《西窗夜雨读遗诗》的文章中写道，他的书稿《篆刻丛谈》就是父亲在1983年参加省书协于方岩召开的理事会期间，利用会余的休息时间看完的。父亲在出版社工作的六年时间里，编辑了大量的字帖、印谱、画册，其中不少得了奖，许多图书都是多次印刷了。最难能可贵的是父亲还把家藏旧版本无偿拿出来供出版社使用，如由父亲注音并附图讲解篆书用笔的《王福庵书说文部目》、《秦峄山刻石》、《邓石如篆书弟子职》等等。

离休后的父亲，一心继续他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在他的书房兼卧室中，除去门窗，四壁都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字。父亲每天至少临池两、三小时，他一直想使自己的篆字能在上一代书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和面目，因此总在不断地思考、探索、实践之中。1990年，他以小篆书写的自作诗《海南情思》，获第三届杭州市政府文艺奖一等奖。2000年，西泠印社出版社根据父亲的遗作整理出版了《小篆作品精选百幅》，此书一面世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专家的肯定。叶一苇先生在《序》中写道：“不必说他写的字结体平稳凝重，疏密匀停，一丝不苟；且看他的运笔，先以紧卷，然后疾转舒展而下，于规矩之中生微妙之趣，在笔道之外溢流丽之韵，颇得‘送脚为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的境界。不是功夫，哪能臻此?”朱妙根先生在此书的前言中说：“……正是在这种改造中，李伏雨形成了独具李氏风范的小篆，在当今篆书诸多风格、流派中，独树一帜。他的篆书用笔遒劲、流畅，线条有筋骨而具弹性；结体较秦诸刻石为颀长而显飘逸，其字多上紧下松，内密外疏，有‘李氏当风’之境。”

沙孟海先生对父亲的篆书始终是首肯的。1991年底，我因公干去沙老家，沙老就对我讲：“你别人的字也不用学了，把你父亲的篆书学好就行了。他的篆书是有功夫的……”。其实父亲除了对篆书下了苦功夫外，在楷书上也花了极大的力气。他的颜体大楷“丰伟凛然，正气堂堂”。曾听父亲说起过，陆维钊先生非常欣赏他的楷书，当面勉励他要坚持写下去。书法家沈炳先生讲过一件事：七十年代末期，沙老参加某次会议，进入会场看到用楷书书写挂在墙上的会标时，就很有兴趣地问旁人会标是谁写的？别人告诉他是李伏雨写的，他说写得不错。

关于书法与篆刻的关系，父亲始终认为书法是基础，写不好字的人，篆刻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我当初就是按他的要求，先学书法，两年后再捉刀学刻印的。父亲在自己作的《论印诗》中写道：“从来篆刻书为本，鄙文俗雅自分驰。独运匠心高格调，印由书出岂容疑。”对于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他有自己的观点，以诗为证：“篆刻殊非变戏法，贵从工整具风神。千秋矩镬须当守，记取推陈始出新。”

父亲和我曾多次受邀外出举办父子书法篆刻展览，北到[SITESERVER_PAGE]

黑龙江的牡丹江市，南到广东的湛江市，还到过日本的福冈市。无论什么地方，每一次书法活动父亲都是不厌其烦地写到最后。写小篆本来就花时间，他又特别认真，还“有求必应”，谁开口向他要，他都一一满足，从不计较对方的身份和地位。每月全国各地都有许多封信来向他索字，既有为展览会题词的，也有特邀作品参展的，而更多的是素昧平生的书法爱好者，父亲可说是来者不拒。他自己有时也开玩笑地讲：“我写字都是倒贴纸和墨，还要倒贴邮票寄出去。”我曾有几次试图劝说他，不必为别人写这么多的字了。但他根本听不进去，有一次甚至对我发了脾气。其实父亲并不是不懂书画界的行情，但以他一生所信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绝不会以有无报酬或报酬的高低来取舍写还是不写的。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给别人写字，也是自己练字的机会”。

父亲对我们兄妹三人的教育，更多的在于身教，很少讲大道理。他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后，父亲尽管还是“牛鬼蛇神”，但他来信总是鼓励我好好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曾经得到过一次营部通令嘉奖，他知道后非常高兴。我做统计员后，他写信要求我努力学习统计知识。

根据“文革”中的工作分配政策，家中子女已有老大下乡的，第二个可以留在杭州分配工作。1971年大妹妹高中毕业，到工厂做了车工，父亲很高兴，还亲自到妹妹的师傅家去，拜托师傅严格教育，又去了妹妹的车间，看她实际操作，并写信告诉我，妹妹会车什么零配件了。回想起来，父亲平时对我们说得比较多一点的，就是非常朴实的两句话：一是对人要忠厚，要有气量，不要斤斤计较；二是不要浪费时间，尽量多学习。

1992年6月，父亲因心脏病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原以为就此能继续他的书法事业，不想1993年2月又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此后父亲就再也没能提笔写字了。父亲这辈子一直想要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哪怕小一点也行，但是这个要求过去一直实现不了。1992年9月原卖鱼桥住处拆迁，父亲在外借房子过渡。这个时刻他最关心的是大关小区的安置房何时造好，即使在第一次中风尚能活动时，还让我们推着轮椅送他去工地，了解建房的进度。他对看望他的朋友说，

等新房子盖好，他就有一个书房了。令人痛惜的是，当1995年5月家里拿到新房的钥匙时，父亲的病已很严重，他无法到新房去看一眼一直想拥有的书房了。8月的酷暑之中，父亲终于还是走了。苍天不假以时日，又将奈何?

父亲历经坎坷的一生，都是在认认真真地读书，兢兢业业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他淡泊名利，宽厚待人，扶持后进，热心公益。在我的心里，父亲李伏雨真正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