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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舞台结下的不解之缘
来源:《杭州文史》第七辑  作者:严先来口述 蒋羽乾整理  日期:2020-12-17

浙江戏曲学校首届婺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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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先来在脸谱传承录制现场

我是1944年生的,老家在兰溪女埠,就是兰江边上的一个古镇。我从小喜欢看戏,6岁时老家的剧团演《十八岁的姑娘七岁的郎》缺个小男主角,叫我上去,我也不怕,就上台去了,没想到就此和舞台结下了不解之缘。念完五年级,因为家里穷,我便辍学在家放牛、种田。1956年、1957年,我连续两次考上兰溪婺剧团,然而父亲始终不同意。他说:

“台上、轿上、船上,哼!唱戏的戏子、摇船的船夫、抬轿的轿夫,那都是贱民,一辈子被人看不起。你去学唱戏,我就打断你的腿。”。

1958年11月,我在业余剧团演个小戏时被省戏校来招生的老师看中了。听说是去省城的学校读书,父亲才勉强同意。到了杭州,我才知道读的是浙江省戏曲学校,让我参加考试的老师是省戏校强西华校长和省文化局丁局长。

浙江戏曲学校是当时全省唯一的一所戏曲专业学校,校址在黄龙洞。我们是婺剧史上第一批正式的艺校学生。一起入学的一共有65名同学,其中演员50名、乐队15名,本来预定的学制是七年。我们的班主任叫胡培志,副班主任是徐东福。主要教师还有徐锡贵、施秀英、张学文、严双棋、胡志钱、张志喜、卢金祚、贾慕超、章鎏等。省戏校是新式的艺术学校,它和旧式科班不同,既注重专业又注重文化。严格说来,我们的教学方针是政治、文化与专业并重,实行教材与口传心授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我们艺校的戏曲专业有三个班:越剧、昆剧、婺剧,我们用的是新式的教学方法,学京剧的武功、昆剧的表演、婺剧的唱腔,京剧大师盖叫天,昆曲名家沈传锟、姚传芗等都亲手为我们指点一招一式。这样的师资力量,不说是空前,也能说是绝后了。

那时我们上课用教室是由一座寺庙大殿改建而来,听说原来叫护国仁王寺,里面的菩萨已经搬走。我们除了在学校里,有时也到宝石山上练功,有的把腿架在树上压腿,有的就在山上练跑步。有时跑着跑着就翻过山,跑到西湖边去了。

听说省委决定开我们这个班,初衷谈不上是传承婺剧,而是要抢救徽戏。我们戏校三年里学的都是徽戏,还学了几个《合珠记•米兰敲窗》等高腔和乱弹戏,那都是老师顺带着教的。《三请樊梨花》现在流行的是乱弹,可我们学的时候是唱徽戏的。在学校里就排《秦香莲》,是我们建德婺剧团的保留剧目,这50年来唱的也是徽戏。

我的第一个老师叫陈乌老,衢州人,专工大花脸。由于身体原因,只教了我们一出《滚鼓山》就回兰溪了。1959年下半年,省戏校请来了胡志钱老师来接替他。胡老师的工架很出色,因为三公戏(包公、关公、尉迟恭)好,被观众誉为“三公大花”。有的人说,我的工架是现在婺剧界里最规范的人之一,这和当年胡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到建德后,他还来教过戏。当他准备教我他的拿手戏《肉龙头》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出戏里有一套打红拳是婺剧绝活。运动一来,胡老师被打成戏霸,没多久就过世了。打红拳就此失传了。没学到打红拳是我这辈子在艺术上最遗憾的事之一。婺剧里有很多好东西,我们这辈人都曾经见过,但是没能继承下来。现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也有很多好东西,学生们都还不会。我们多希望有学生能学了去,不致断绝啊。

那时,部分中央领导人常在杭州疗养,我们也常为他们演出,常演的剧目有《水擒庞德》《断桥》《武松打店》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安徽省戏校尖子生章祺祥在胜利剧院同台演出《水擒庞德》,特别具有学术意义。徽戏和京剧渊源很深:清乾隆五十五年,扬州盐商组织四大徽班进京演出。演完后,徽戏留在京城继续演出并和汉剧融合,形成了京剧。别看我们浙江的徽戏是徽州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传播过来的,可是到了解放后,安徽的徽戏已经衰落得没有办法了,而我们浙江特别是金华、衢州、老严州一带还非常繁盛。安徽省戏校为了恢复徽戏,从淅江金华、江苏高淳等地请了徽戏老艺人到安徽省戏校去教戏。1959年,为了纪念国庆十周年,安徽省徽剧团到北京去汇报演出。他们在北京演出完转场到杭州。我和他可以算是同宗的师兄弟,同一个路数的,由此也就有了两省戏校学生同台演出《水擒庞德》的佳话。我们的这台演出也正好印证了梅兰芳大师的名言:

“京剧的前身是徽剧,京剧要寻找自己的祖宗,看来还要到婺剧中去找。”


颠沛流离”的团部

我们浙江戏曲学校的第二任校长叫徐辉才,他是李维汉的女婿。徐校长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出来的,到我们学校以后,要把我们学校照着鲁艺的模式改造,目标是发展成浙江艺术学院。在实施过程中,他先把昆剧班砍掉,让他们随团,接着把我们婺剧班移到金华去。当时的理由说是最好的婺剧艺人在金华,从师资力量考虑,要我们去金华办学,边学边演。1962年,我们全班移师建德,成立了建德婺剧团,团部设在寿昌镇。

寿昌呆了三年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了表示“破四旧”,我们团里全新的戏衣都烧了个精光。那些戏衣烧了不知道有多少箱,一共烧了三天,连石板都烧焦了。戏箱就是剧团的家当啊。我们从学校来到建德,身边只有四只戏箱。这些给我们学生们非营业性的演出还行,寓正规剧团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到了寿昌,县里看我们东西不够,叫建德县越剧一团和三团又支援我们四只戏箱。正式组建剧团后,我们通过自己演出,攒钱置办东西。每场演出,我们都固定抽出一笔“储蓄金”来,专门用来添置东西。我们就这样勒紧裤带买行头、买戏箱。没想到三天大火,那些戏衣、行头都烧了个精光,只有几只空戏箱因为还能装东西成了漏网之鱼。说实话当时我们还小,政治上的狂热盖过了我们的心疼,一直到我们年岁渐长,才开始后悔起当年的狂热。上世纪80年代初,剧团新买了一批箱子。团里小年轻说,还有四只印着“浙江省戏曲学校”字样的戏箱,破得不能再破了,就扔了吧。当时还在团的几位同学个个瞪眼:

“别的东西能丢,我们从学校里带过来的箱子不能丢。”

一直到现在,那四只箱子仍然好好地保留着。这四只箱子跟着我们从杭州到金华,从金华到建德,跟了我们一辈子。它们是我们婺剧人生的最好见证。

“文革”开始后,团部从寿昌搬到县城里的县委党校。过了一两年,党校要恢复,我们就开始四处流浪。其实在党校的几年,我们也没好好地在新安江办公。一开始,我们就被赶到罗村乡狮峰村去,说是排现代戏要去山里体验生活,体验完了就直接排戏。《焦裕禄》《社长的女几》《首战平型关》这些戏都是在那个深山冷岙里排出来的。山里没有练功场,我们就到田里、晒谷场上练;没有垫子保护,就铺几把稻草当垫子,抢背、挺尸、倒插虎……该有的我们一个不少。我们自己也说,我们就是“石板上摔乌龟——硬碰硬”地练出来的。过了四个月,老师们实在不能忍受这样的荒唐举动,不停向县里打报告,要求剧团回县城,最终县里同意我们的报告。回来后还是没房子可以安置我们,县委看看他们的四楼空着,就把一个大会议室给我们。我们这帮小年青把会议室一隔为三,中间做排练厅,两边当男女宿舍。等到我们一开始排戏,“咣咣咣”锣鼓喧天,楼下在办公的县委领导受不了。到了七月份,县委边上有所小学放暑假,赶紧把我们塞进去。两个月一过,小学开学,我们又没地方了。听说林业局下属的森林工作站有两幢房子空着,县委出面又把我们安排到那里。

1973年,因为“文革”而解散的剧团重建。刚刚重建的剧团排演的是京剧样板戏。由于我们婺剧和京剧有血缘关系,所以改演京剧也很顺手,并且质量很高。我们这个县剧团多次以浙江省军区慰问团的名义到部队演出。省里领导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县剧团刮目相看,准备来视察一下。要招待领导了,县里才知道这么好的一个剧团连个固定办公、练功的场所都没有,便特批了九万块钱,让我们在新林路造房子。这下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团部了,不用过“颠沛流离”的寄居日子了。新造好的团部很好,练功房、办公室、厨房,应该有的设施我们都置办了。这个团部,我们一直使用到退休。

 

排戏和“偷戏”

在学校里,我们在老师指导下就先后学演了很多传统戏,在学校里就能演出的剧目有《马武夺魁》《装疯骂殿》《狮子楼》《滚鼓山》《大破洪州》《米栏敲窗》《对课》《断桥》《夜战马超》《武松打店》《水擒庞德》《辕门斩子》《何一包写状》《秦香莲》《三请梨花》《二度梅》及现代戏《抢伞》《凉亭会》等。

我们这一代人演出的戏大致分三类:

一是老师教给我们的传统戏;

二是我们自己编剧、作曲,由施秀英老师导演的新编戏;

第三类是我们移植来的。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当时移植的戏,其实都是“偷”来的。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了,戏也能偷?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看家戏。别的剧团要学?那可不行:你们演过的地方,我们下次还怎么演?怎么办,我们就只能让艺术骨干偷偷地去看,看完了之后,回来加以调整、改编,变成适合我们演出的婺剧本子,然后排出来、推出去。我们剧团的《杜鹃山》《磐石湾》《小刀会》等不少戏,都是“偷”来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移植。

我们建德婺剧团有一个看家戏《宏碧缘》,它就是从上海京剧院偷来的。1980年,为了吸引观众,我们看了上海京剧院演出的《宏碧缘》后提出也要排这个戏。要排戏首先要本子。上哪找本子?我有个朋友叫陈大菜,在上海京剧院工作,好几年没见了。我就挑着黄花菜、山核桃到上海去,挑这些东西干吗?送啊。当时物资缺乏,这种山货我们建德有,上海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要本子,现在想来也真是只有年轻人才有勇气做得出来了。

到了上海,老友重逢,大家很开心。再一谈,他刚好是B组的男主角。这下我喜出望外:本子还不是唾手可得。没想到他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剧院里管得很严,根本不可能拿得到。导演马科为了防止这个戏外流,只把剧本发给了几位主演。早上排练的时候发到手上,晚上排戏结束时,剧务主任收回去锁好。其他的配角呢,剧务主任把几句念白和唱词抄给你,记熟自己的那点门份账就好了。本子别说拿,连看都看不到。

听到这个情况,我傻眼了:这下子我怎么回得了新安江呢?过了三四天,陈大荣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说机会来了。原来那天是星期六,京剧院组织看一个内部电影,剧务主任一时粗心,忘了收本子了。他悄悄地把本子塞给我,千叮万嘱说:

“快点看!星期一一早要排戏,七点钟之前你一定要还给我!”

本子藏在胸口衣服里,我心里激动万分,抱得紧紧的,就怕它飞了似的。送走陈大荣,我就开始动手抄剧本,生怕事情有变,还花钱叫了三个女服务员帮我一起抄。

剧本带回新安江后,团里的几个艺术主要力量就凑在一起自己编腔、设计场面,很快地排出来。一演出,大家都喜欢得很,观众纷纷抢着买票。这票紧张到什么程度,现在年轻的戏曲人无法想象:为了防止黄牛倒卖,买票的人需要凭工作证、户口簿一个人限购两张。1982年7月,从温州演到椒江、黄岩,已是7月酷暑,气温在摄氏三十七八度,本来是演出淡季,但当地人拿着小椅子,点着蚊香连夜排队。我们只能一再加演。根据我们的演出记录,到2014年的30年里,《宏碧缘》一共演了6000多场。一直到今天,我们建德婺剧团下乡演出时,了解我们剧团的老百姓还指名道姓要点这个戏。


钱老为我题“求索”

“文革”期间,八亿观众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改革开放,古装戏刚刚开放那几年里,观众看“饿煞戏”,剧团一天演两场都不能满足看戏需求。我们建德婺剧团一本《秦香莲》在杭州城里连演一个多月,观众还觉得欲罢不能。

到了1983年后,戏曲环境发生了剧变。观众先是被电影、录像厅分流,再后来有了电视,观众流失就更快了。我们县里两个专业剧团,不管是婺剧团还是越剧团,日子都不好过,经济效益都下滑得很厉害。面对危机,县里撤销了建德越剧团,对婺剧团进行改革。我临危受命袒任团长,忍痛把老一代演员另行安置,又把第三代的16个小班学员充实进来。

完成改革后,团里就开始排新戏,我排的第一本戏是《白蛇后传》。这本戏排出来,年轻演员往上一站,要唱有唱、要做有做,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真是满台生辉。观众又一次潮水一样地涌到我们的舞台前。从满台生辉来说,我觉得我的改革是对的。艺术需要新鲜血液,舞台需要艺术传承。1984年到1988年几年间,建德市婺剧团真的是红了。

当一个剧团拧成一股绳,团员们个个争先时,这个剧团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986年的一天,我们演到苍南时遇到了一场大雨,现在想来还非常感人:我们在上一个演出点因为一些原因推迟了,等演出结束已经将近夜里十二点了。转台基前,我们和金乡剧场已经定好开演时间了,为了不耽误第二天演出,我们不得不连夜要往金乡赶。

等我们赶到金乡剧场,没想到突降暴雨,那个雨大啊,用瓢泼来形容都不够。不知道谁一声大喊:

“铺盖丢一边,先把戏箱抢运好!”

我下意识地冲进雨里,背起戏箱往剧院走。见到团长先背箱子,大家没有二话,纷纷丢开自己的东西去抢运戏箱。十吨道具,一百多只箱子,半个小时就搬完。剧场经理被这一幕感动,跑回家把他老婆从被窝里叫出来,四处找生姜,给我们烧姜汤。等我们喝完姜汤回来,打开用油布包好的铺盖,这些铺盖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从里到外湿了个精光。当晚剧院的后台铺满了一条条长凳,每条长凳上摊了一条被褥。演出结束后,金乡剧院的经理感动地写下了文章《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艺术》,后来发表在省文化厅的内刊上。

我们八下苍南,给当地百姓带去了巨大的精神享受。苍南县演出公司经理陈志村做了很好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他先评上了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从一个没有编制的演出公司经理,最后提干当了文化局副局长。这都是后话了。我们创造了苍南现象后,其他婺剧团都以为苍南是个好地方,金华、东阳、衢州婺剧团都去了,结果都演不了几场,统统打道回府。

从荣誉上来说,1985年,我们参加省戏剧节的《山谷幽兰》拿了11个奖,成了名副其实的得奖大户。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我们八下苍南,到原来不属于婺剧地盘的地方都能赚得盆满钵满。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开始报道建德婺剧团了,给我们的评价非常高。到了1987年,我们还第一次走出国门,去日本演出。其中赖志香演的《盗仙草》,“20分钟演出博得数十次掌声”。1990年,省文化厅在金华搞全省青年演员基本功大赛,找们建德婺剧团派出了五位青年演员参赛,拿了三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创造了“满堂红”,报纸报道我们“技惊婺城”。第二年8月23日,省文化厅厅长、戏剧家、书法家钱法成先生到我们建德来,我请他为我们题个字。他对我们婺剧团在事业上的探索早有耳闻,听了我的汇报后,沉吟片刻,写下了“求索”两个大字,并在下方写了几行小字:

“祝严先来同志在戏剧艺术道路上勇于实践、艰苦求索,为民族艺术在新时代的生存发展找出道路。”

但是由于整个传统戏曲演出形势日渐低落,演出时观众越来越少,收入一天天减少。这时浦江、缙云、永康等兄弟剧团已经先后倒闭,而兰溪、东阳、江山等兄弟剧团也和我们一样入不敷出。整个环境变化得太大了,大到我们戏曲人简直无所适从,真的是无力回天了。到了2003年,剧团到了命悬一线的境地。通过改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终究还是活下来了。现在建德婺剧团的确很好,年年出新戏,新的力量也成长很快。作为过来人,我觉得也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像大戏《天下第一疏》,拿奖拿到手软,参加中国戏剧节,到北京参加全国汇演,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知道,除了张丽娟外,编剧、导演、作曲、主要演员都是别的院团请来的,这反映我们的主创力量还是薄弱。不过,这也是所有县级婺剧团的通病,怪不得弛们。

我已经退休十多年,搞了一辈子婺剧花脸,我总还想做点事。可是,常常感觉有力无处用,最近又看了一场全省婺剧青年演员“演名段、创名角”大奖赛初赛,百感交集感慨良多,看现在青年演员遇上好时代,十八大后更是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中央如此重视传统文化,戏曲的第二个春天又将来临。只是,现在要再创春天,也有很多困难,我们传统的东西丢失太多,这些都让我们这些见过传统的人很着急。现在我在做个脸谱大全,把婺剧中精华的脸谱搜集整理起来,希望最后能给子孙留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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