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教授，按年龄，您属“文革”之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许多您的同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迫离开了学校，丢掉了书本，甚至终生与学术无缘。那么，您是怎样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为何选择古代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我大学时代就喜欢写文章，既搞创作，也搞评论，虽然收效甚微，但发表欲一直不减。1965年大学毕业，其时正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报刊上已是一片大批判气氛。这以后，我仍是在不停地写，但所写大多是没有意义的，离开学术研究距离甚远，充其量只是练了笔头而已。我学术研究起步于1975年去北京参加《红楼梦》校注工作，因为研究的需要，当时集中了多种珍贵的《红楼梦》版本和研究资料，加上组内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的熏陶，使我开始摸到了学术研究的门径。我利用这些难得的资料条件，着手准备《红楼梦》脂评的研究。“文革”一结束，其他同志才刚起步，我已基本完成了这一课题，并很快出版了专著。从此就一发不可收，顺着这一条路继续往前走，走上了所谓的学术研究之路。至于为何选择古代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既与从《红楼梦》研究起步有关，又与古代小说文化含量相对比较丰富，我个人比较喜欢有关。

○在您的研究经历中，有哪些学者和著作，曾对您产生过较为重要的影响？

●大学时代“左”的路线影响已很厉害，但1962年所谓“回潮”时期有幸听过钱仲联教授讲课，他当时上《中国文学史》，不仅要求很高，而且时常要发脾气骂人，同学们听课都很紧张，生怕被他提问。但这门课在同学心目中地位最高，我考试竟然得了98分。当时还把试卷张贴在教室里示范，这使我在班里非常有脸，并从此埋下了偏爱古代文学的种子。以后对我研究影响最大的，就是在《红楼梦》校注组期间接触的师友，如冯其庸、刘梦溪和文雷等，他们对版本和资料的重视，使我开始明白学问的真谛。其他很多是间接的影响，如许多前辈著名学者的论著及治学方法，均曾使我获益匪浅。其中我奉为圭臬的有鲁迅、胡适、陈寅恪、孙楷第等，他们引导我不断追求新的学术境界。

○在我的印象中，古代小说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集中在《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十几部名著身上，不少学者也以“红学专家”、“金学专家”、“《水浒》专家”等身份，得到社会的承认并终其一生，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中国古代小说的渊源十分远长，小说批评也古已有之，但小说研究作为一门专学，却是20世纪才开始，迄今也不过80、90年的历史。与经学、史学、诗学、词学等传统学术相比，小说学的学术积累最为薄弱，因此，当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古代小说从“不登大雅”之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之时，它为学者们提供的研究空间是很大的，而且也充满了学术吸引力，诸如王国维、陈寅恪、董康、鲁迅、胡适、郑振铎、俞平伯、孙楷第等一批第一流的学者，均曾或多或少地涉足其间。你刚才提到的小说研究格局，其实早在20、30年代就已确立，当时，研究者鉴于古代小说作品数量繁多、艺术质量相差悬殊的事实，选择诸如《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学术研究之规律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后继者，我们不能始终在前人设定的区域内徘徊，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地集中在十几部小说名著的研究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的现象，这就好比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一块面积不大的土地上耕种，不管你怎么深耕、施肥，种出的庄稼终究有限，有时候，还会惹出许多无谓的纠纷。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各个层面的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日渐增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新思路，国内青年学者的学术新面貌，电脑网络对学术研究的介入，学术成果出版及传播的数字化，凡此种种均表明传统的那种毕其一生专攻一书、皓首穷经的研究范式，已难适应新时期的学术研究形势，这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学术研究要注重传承，更应强调超越，因此，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姿态，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您是国内知名的红学专家，目前仍担任着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一职，但是，近十年来，却很少看到您发表有关红学的研究论文，这意味着您的学术兴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移，请结合您的学术经历，谈谈这一转移的过程。

●准确地说，我不是红学专家，而是一名研究过《红楼梦》、撰写过若干论著的学者。进京会校《红楼梦》，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一批《红楼梦》的珍贵版本，我对其中的脂砚斋评点发生了兴趣，1981年，我出版了《〈红楼梦〉脂评初探》，这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脂评的专著，出版后蒙学界同行谬加好评。此后，我又出版了《〈红楼梦〉探究》等书，论述的问题涉及《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评点、绣像等方面。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若没有新的、可靠的文献资料的发现，《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已比较狭小；于是，我开始将目光转移、扩展到其他领域。鉴于《红楼梦》与《金瓶梅》两书存在的特殊渊源关系，我首先将目光移至《金瓶梅》，此即第二部专著《〈红楼梦〉与〈金瓶梅〉》的由来；同样，给《红楼梦》巨大影响的还有《西厢记》杂剧，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我撰写了《董西厢与王西厢》一书；再往后，我又把视野扩展到其他的小说，完成了《明清小说论稿》一书的撰写。此外，在大量阅读小说原著的过程中，我发现古代小说评点是一个有待开掘的宝藏，于是花力气整理选编了《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一书；其间还曾一度关注过《海上魂》、《海外扶余》等名不见经传的稿本小说，并将其首次整理出版。然而不久，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与《红楼梦》研究同样的感觉。大约自1993年始，我将主要精力转入“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课题，集中探究佛教、道教对古代小说之题材、结构、思想及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影响，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一书 。近年来，我又对域外汉文小说发生了兴趣，今年二月，将赴台湾参加一个域外汉文小说的学术研讨会。

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意味着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难题，不时走进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这自然要比驾轻就熟地在原有领域内耕耘困难得多，但它可以逼迫自己扩大阅读和研究范围，不断充实和超越自己。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这是促使自己上进的一个有效途径。当然，拓展研究领域，最好能循序渐进，连环相套，即前一阶段研究最好是后一阶段研究的基础，而后一阶段研究则是前一阶段研究的自然延伸和深化，这样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从《红楼梦》到《金瓶梅》，从明清小说到小说评点，都有这样的连贯性。如果跨度过大，则难免力不从心。

○孙教授，我很钦佩您这种不断开拓的精神，因为一位已经成名的学者，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投入一个崭新的研究阵地，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和信心。现在，新的世纪已拉开帷幕，您手头正在做什么课题？未来的学术计划如何？能否于此稍作透露？

●目前，我正在进行及即将要做的课题，主要有以下三项：第一，我正在主持一个199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古本小说词语汇释”，此课题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资料的原创性，该书收录古代白话小说500种，约为陆澹安先生《小说词语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的10倍，每书逐一收集词条卡片；2）讲求小说版本，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及中华书局的 “古本小说丛刊”为工作底本，特别注意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尽可能反映最早的语料；3）释义力求追溯词语的文献渊源。目前，课题组已基本完成出卡工作，其最终成果将有益于古代小说研究及近代汉语研究。第二，与已完成的《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主要是佛、道教）相衔接，我正在做“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研究课题的准备工作，探讨诸如白莲教、罗教、拜火教、摩尼教等民间宗教与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第三，我正酝酿成立一个课题组，参与一项颇为庞大的域外汉文小说的整理与研究计划。此三项课题，我统称之为我学术研究的“十五”规划。

○对于一位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来说，最可贵的也许就是能够持续保持自己的研究活力。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心得可以提供给年轻学者？

●学术贵在创新，古今一也。在我看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大致包含这样两个层面的涵义：其一为拓展新领域，即寻找新的研究对象，或利用新资料研究旧对象；其二为倡导新思维，即以新的视野和视角，来研究传统学术问题。对于古代文学来说，运用学术新思维进行研究，尤显重要，因为古代文学学科虽然也不断有新资料的发现，但其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所以用新方法、从新角度解读同一篇作品，考察同一个问题，时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此方面，我曾作过一些尝试。譬如，关于古代小说的结构问题，历来不乏研究，但我撰写过两篇论文，自问尚有推陈出新之处：一篇为《佛道“转世”、“谪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文章首次从宗教学的角度，探讨了佛教的“转世”观念、道教的“谪世”观念，怎样由早期的小说题材，逐步演变成为小说的常见结构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结构模式给古代小说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论文在1996年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中国小说与宗教研讨会”上宣读后，颇受赞许，后获上海市1996—1997年哲学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 另一篇为《“榜”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不少古代小说皆以“榜”的形式结局（如《红楼梦》有“情榜”，《儒林外史》有“幽榜”、《封神演义》有“神榜”等），这早就引起过读者的注意，我则将其置于中国古代独特的“榜文化”背景下予以考察，论述了其与科举榜文、妓女“花榜”等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结局方式作出了解释。再如，关于唐人传奇的文体渊源问题，自明代的胡应麟、到现代的鲁迅先生，都曾加以关注，但其结论均存在不少疑点，我和我的学生则运用目录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从大量的公私书目资料入手，撰写了《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一文，较为细致、明确地将其文体渊源考定为汉魏六朝的单篇个人杂传，该文曾获1998—1999年《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上海市1998—1999年哲学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

○我接触过不少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他们似乎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前景，有点信心不足。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您认为古代小说研究的前景又如何？

●学术研究，虽然有其独立存在的可能及价值，但从整体上仍受制于相应的社会文化。当前我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人文学术研究，尤其是与当下社会保持着相当距离的古代文学学科，其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是很正常的。我想，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心态：一方面，要看到古代文学学科的确存在人员富余的问题，它需要进行不断的分流与淘汰，如果你是一位真心热爱本学科、有志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年轻人，你就必须勇于接受寂寞的考验 ；另一方面，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欲使社会重视你的存在、承认你的价值，你就必须付出辛勤的劳作，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今天，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的不是牢骚和叹息，而是汗水与成果。古代小说研究亦不例外，受传统学术观念的影响，小说为“小道”的看法，至今尚未得到彻底的改变，与经、史、诗文相比，它依旧显得不那么主流，即使与20世纪20、30年代相比，小说研究在古代文学领域中的学术地位，也有所降低，我觉得，这与古代小说论著整体学术质量的下滑密不可分。因此，每个古代小说研究者，都必须正视面临的危机。当然，危机往往也意味着契机。小说的题材范围涉及各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文化含量要远远超过诗文戏曲，古代小说研究的空间和前景，应该是非常宽广、美好的，关键是我们能够不断拿出扎实、精良的研究成果，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您刚才说到“古代小说论著整体学术质量下滑”，我也深有同感，今天的小说研究论著，往往还超不过20世纪20、30年代的研究水平，这便是一个明证。您觉得，衡量一篇小说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是什么？

●不同学科学术论文的质量评判标准，虽然存在差异，但其核心部分则基本相同。我认为一篇有价值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古代小说论文，它起码应当具备这样两条：其一，具有创新之见解，这是人文学术研究的本质意义，它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思考、心得，也意味着后继者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近年来，学术界对学术剽窃鞭挞甚猛，我以为那些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仅靠东拉西扯、拼拼凑凑而成的文章，也应列入学术打假之范围；其二，这些创新之见解，必须有翔实可靠的资料支撑，那种“索隐式”的、“猜谜式”的研究方式，以及大量兑水的学术水货，都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不能容忍的。

○能否结合古代小说研究的实例，具体解释一下“索隐式”、“猜谜式”的研究方式？

●所谓“索隐式”、“猜谜式”研究，就是指研究者根据某些未经考辨的材料和文本中的某些文字，深文周纳，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得出一些主观色彩强烈的结论。譬如红学研究现在新索隐派很盛行，他们根据小说中的局部描写，再联系清代宫闱内幕，风马牛不相及地拉扯上雍正夺嫡斗争等等；又如《西游记》研究，依据小说中的若干诗词韵文，猜谜式地发现了新的《西游记》作者云云。很显然，这种研究离科学和事实相差甚远。

○20 世纪末，古代小说研究界编写了很多小说史，据我所知就有二十余部。孙教授，您如何评价这些小说史？

●目前出版的小说史论著，其中既有通俗小说史，又有文言小说史；既有通史，又有断代史；既有总史，又有分体史；既有小说发展史，又有小说批评史。当年鲁迅先生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如今演变成为一系列立体的、多视角、多侧面探讨小说发展历史的论著，这无疑应当是古代小说研究获得发展的标志之一。但是，平心而论，当年鲁迅先生所期待的小说史“杰构”，至今尚未出现。已出版的各种小说史，大多是对现有小说研究状况的综述，有的甚至连最新的学术成果也未能吸收；全书的主要理论框架，未能突破《中国小说史略》；对若干名著的论析、评价乃是其主要篇幅，原创性的新知新见，则难得一见。事实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所载录的古代小说作品，有许许多多我们还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即便对于研究较为充分的小说名著，也仍有不少重要的疑难问题尚未解决。因此，要编出高水平的小说史，除了理论上的出新，尚须在基础研究上下大功夫。

○说到小说史，我又想起了文学史，前两年，重编《中国文学史》，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您对此有何看法？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即已开始，迄今为止，有书可稽的《中国文学史》就超过百部，可以说，不断追求反映最新学术成果的文学史，乃是历代中国学者的梦想。60年代，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被教育部定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使用至今。这部文学史的编写，凝结着许多一流学者的智慧与心血，但时代变了，社会文化变了，尤其是古代文学的研究，在其后的岁月里又取得了长足进展，因而其在编写思想、学术观点、文献资料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便逐渐显现。因此，编写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教材，成为学术界、教育界的当务之急。在新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有两部，我称之为“南章北袁”，“南章”即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它以鲜明独特、一以贯之的学术个性见著；“北袁”即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它以既关注学术前沿，又熔铸众家之长而为人称许。两家的共同特色是：充分汲取了近十几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对60年代文学史编写工作的一次超越。

○孙教授，您现在是博士生导师，又是博士后流动站的负责人，教书育人的任务一定很是繁重。您是如何处理个人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之间的关系的？您对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有些什么要求和期望？

●我是一名教师，教书育人乃是我责无旁贷的工作。带博士生与教本科生有所不同，我采用的是探讨式的教学方法，时常选择一些具有学术前沿意义的问题，同我的学生一起探讨、研究。在此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真实含义：我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题目，诸如“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巫与中国古代小说”、“相术与中国古代小说”、“明清小说传播研究”、“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续书研究”等等，其实也是我本人感兴趣而没有精力展开的课题；当然，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经常受到学生的启发，特别是那些较为大型的课题，得到博士生们的协助就更大了。例如《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就有相当篇幅是博士生撰写的，至于《古本小说词语汇释》，更离不开博士生、硕士生的共同努力。每当看到我的学生逐渐成长，在学术界初露锋芒，我的心中就会涌现出难以言说的欣慰，这是我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所无法获取的。再说得自私一点，与漫长的学术史相比，每个个体的学术生命都是极其短暂、有限的，因此，培养学生，其实也是一条延续学者自己学术生命的佳径。对于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我最想说的话就是要坚守住自己的学术立场和阵地，耐得住寂寞，不随波逐流。请坚信：天道酬勤，只要付出了辛勤的耕耘，总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当然，作为新时代的学术后备力量，我希望他们在打好学术研究基础的前提下，勿忘掌握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包括外语和电脑网络，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缺陷和遗憾。新一代古代文学研究者，必须精通文言和外语，这样才能背靠传统，面向世界，与国际学术潮流融为一体。我愿大家一起努力，为古代小说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以及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繁荣而贡献各自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