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诸乐三先生已离开我们20余年了，但我们仍然感到父亲还在我们身边。如今我也年近七十，常常在恍惚之中感觉与父亲在一起生活，那一份浓浓的父子之情恐怕今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父亲工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大姐诸毓现在上海居住，大哥诸涵是中国美院的教授，二歌诸勖是地质高级工程师，三哥诸立在工程爆破方面的专家，我最小，学的是土木建筑专业。大姐、大哥秉承父业，一生衷情于书画艺术，尽得父亲真传，同时幸获父辈诸位名家的悉心教诲。

我于1937年出生上海，当时父亲在上海美专教书。抗战时期为避战乱回到湖州，我跟在母亲身边，父亲在杭州的国立艺专任教，每隔一段时间回来一趟，一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我们全家终于又在杭州团聚。直到父亲去世，我几十年来都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我的一生深受父母的恩惠和教育。在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亲。一直到今天，父亲的身影在我心中也挥之不去。

书画艺术  融会贯通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举止儒雅、专研学问的传统文人。他学识渊博、温文而雅，一生醉心于书画艺术。他在生活上从不奢侈豪华，饮食以清谈为主，一杯清茶、几块糕点就是很惬意的享受了。高兴起来哼上一段曲子，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深深感染了全家。父亲最喜欢喝家乡安吉的高山茶，每当家乡的亲戚带来茶叶，父亲都欣喜若狂，连忙拿出他常用的那只壶盖和壶身用一跟银链相连的瓷壶，泡上一壶茶，细细地品尝两口，连声称叹。父亲的起居很有规律，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临帖练字，吃好早饭就开始作画。晚上以看书为主，大多是一些书画理论方面的，有时也看一点中医类的书。父亲早年为能跟上海的吴昌硕学画，于是从杭州转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读书，既顺父亲的心愿，又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除诗、书、画、印得吴昌硕之神，同时也对中医颇为精到。父亲常说中医重在力气通脉，定神聚精，与书画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理贯于五行六艺之中，相互之间都有联系。所以父亲的学问往往重在书画之外，这对我们子女的学习成长启发很大。父亲常在书画之余，还常为学生、朋友把脉看病，据说美院当时的医务室见是父亲的药方都予认可配药，后来很多药方都被人收藏。

言传身教  情深意长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就像习画练字一样要从最基本用笔姿势开始。比如吃饭的时候，[SITESERVER_PAGE]

就要我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有板有眼。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他在吃饭的时候也保持那种中规中矩的动作，就忍俊不禁笑了起来，父亲一脸严肃地告戒我做人要从规规矩矩的行为做起，只有形成自然的良好习惯，才能树立起做人的态度。父亲经常教育我不要讲究外在的打扮，就象作画一样讲究内在的高雅情趣，要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学习知识、钻研业务上面。别看有些人表面上不怎么样，但肚子里有学问，就会受到大家的敬重。在我成家立业后，我也常这样教导我的女儿。

父亲虽然对民族艺术情有独钟，内心也十分盼望我们子女能承传和发扬书画艺术，但深知求艺过程艰难坎坷，可能会耗尽毕生的精力而一无所获，我们子女的选择顺其自然，对每个人的发展方向都十分支持。我在高中毕业时选考浙江大学土木系，父亲十分高兴，对我鼓励说：“你有自己的志向，很好！只要是国家需要的，只要有学问，都要坚定不移地刻苦钻研。”这一片拳拳爱子之心让我终身难忘。我能成长为一名土木工程建筑的高级工程师，离不开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

我在五十年代高中时，理科的成绩较好，但父亲常说文理也应兼顾，学习一些书画艺术，对人的成长有好处，因此我在课余时也试着练习。但我心较急，基本功还未打好就急于上手。记得有一次我摊开笔墨纸砚，想画一幅扇面，父亲在旁观察，见我一时无从下手，就过来拿起笔在纸上勾勒出结构框架，然后叫我依样描画感受笔墨的韵味，我曾经也尝试着刻印，好多印章都是父亲帮我打好字稿，并在他的指导下，自己刻好，再请父亲修改，比如“鼎印”、“1937年降生”、“居西湖已十年”等章，我至今都一直珍藏着，因为每一方印都铭刻着我父亲的血脉浓情。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坚持下来，现在想起来感到懊悔不已，一直心存内疚之感。

潜心艺术  精益求精

父亲一生研习书画，把自己的生命与诗、书、画、印的艺术境界溶为一体，对书法、绘画、篆刻、古诗都有很高的学问，笔墨造诣精深。他把每次动笔都当作认真严肃的大事，从不随意落笔，往往是先经深思熟虑，心中打好腹稿，待胸有成竹，激情涌动时，才挥洒顿挫，一气呵成。他有时也有画到一半而停笔数日的事情发生。在我印象当中，有时书写文字较多的书法作品，全篇结构、章法、布局、用笔都很精到，但后来发现有错字和漏字，父亲就一定会重写，决不会改动一下应付交稿，因为他把这当作一门神圣的艺术和做人的品性。有时候晚上睡觉也在梦中吟诗作画，半夜苏醒后马上起床记下推敲一番。

吴昌硕曾为杭州岳庙题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奇祸起风波南宋山河绕半壁”，下联是：“精忠贯日月西湖俎豆足千秋”。该对联在文革中被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岳庙要[SITESERVER_PAGE]

恢复原貌，但吴昌硕的手迹已无法找到，有关方面请父亲用吴昌硕的笔墨风格重书，父亲写好后上报北京，有关部门审看以后，认为非常好，干脆就决定直接落款“诸乐三书”。

为人师表  德艺双馨

父亲进行创作严谨认真，从事教育极端负责。他从不喜欢吹毛求疵，揭人之短，但又能精到地指出其问题所在，只要有可取之处就大加表扬，以示鼓励。他那严父慈母般的教育方式，使学生们受益终身，很多老一辈书画名家都承蒙父亲的教诲，如吴茀之、陈大羽、于希宁、潘韵等。中国美院教授卢坤峰十分敬重父亲的学识修养，感激父亲对他的培养，曾对我感慨地说到父亲对他的诗文帮助最大，他曾手抄过父亲的80余首诗。母亲去世时，卢坤峰教授对我说：先生过世时未能有所机会尽学生的一点孝心，知道师母的骨灰准备安放到安吉先生基地那里，车辆接送由我来安排。可见其对父亲的深情厚意溢于言表，发乎内心。

2002年我到山东去看望父亲的学生于希宁老先生，于老动情地回忆道：“我和傅竞楠都是你父亲的学生，那时诸先生教我们画花鸟、篆刻，不但讲理论，还动手作示范给我们看，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他真是一个德艺双馨的好老师。”有一次于老先生到杭州来看望父亲，当时对也在场的他的学生卢坤峰说：“在诸先生的面前你不能叫我老师，因为我们都是诸先生的学生。”可见于希宁老先生对我父亲的敬重之心。

父亲对好学的年轻人都悉心栽培，爱护有加。一些校外的青年书画爱好者上门求救，父亲从不轻视而拒之门外。现在上海的童衍方先生是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理事、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一级美术师。他年轻时非常好学，特别仰慕吴昌硕的书画、篆刻艺术。只要父亲到上海他都会上门求教，有时还赶到杭州上我家向父亲学艺。父亲对这些有悟性、有追求的年轻人十分赞赏，耐心指导，使其学艺提高很快。还有一位在杭州的叶特烈先生，当年经杭州书画社裱画师董国清介绍认识父亲随后跟父亲学习书画篆刻。1979年，叶先生持多年来创作的艺术作品，准备举办一次根雕、印钮展，父亲闻讯后万分欣喜，专门为展览会题写“木石缘”三字和序言，“木”意为根雕，“石”为印钮，“缘”表示作者对“木石”艺术执着追求的意志，其用意希望叶特烈先生在艺术道路上不断进取。

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素有“活关公”之称的李洪春先生之子李玉声也很爱好书画，自到杭州工作后，非常希望能得到父亲的指点，在我的引见下终于如愿以尝，并拜父亲为师钻研书画艺术，自今仍然耕笔不辍，学有所成，他是父亲收下的唯一一位当戏曲演员的学生。

君子交友  至真至诚

父亲除了与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吴茀之、高尚之、[SITESERVER_PAGE]

汪声远等同行常在一起探讨切磋艺术外，也与戏曲界的人士关系甚好，如盖叫天、荀慧生、宋宝罗、张二鹏、六龄童等，这可能是我父亲对戏曲特别爱好之故吧。

父亲与盖叫天相识为友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后来成为他们交情的佳话。记得是在五十年代的后期，当时关良先生去看望盖叫天先生，在闲聊中盖叫天问起杭州美术界可否会唱京戏的，关良说：“有啊，诸乐三先生就会。”盖叫天专门安排车辆来接父亲。他们三人在盖叫天家中聚会，自然是情投意合，十分投机，不由分说，拉开场子，盖叫天唱曹操，父亲唱陈宫，关良操琴伴奏，合演一出《捉放曹》。戏罢大呼过瘾，正是“巧遇知音情相悦，三英同台话三国”。父亲与六龄童更是多年的知友，六龄童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他和他的大儿子（小六龄童）两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还专门带来两坛绍兴老酒，父亲也以书画相赠寄情。父亲曾经为六龄童精心画了一幅画，当时还特意打了一个草稿，父亲后来把草稿交给我，可是这一件稿子一直没有找到，但我保存着当年六龄童送给父亲的一张1957年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演出绍剧《大闹天宫》、《长生殿》时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照片。

我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鸣兰、洪云艳夫妇十分敬重父亲的人品、艺术，长期来与父亲关系甚笃，情深意厚，每年春节到我家给我父亲拜年，一直到父亲去世。每当和我提到与父亲的忘年之交，总是感叹不已。

父亲重情达义、宽厚待人、淡薄名利、、学识广博，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人的高尚品德和情怀，其作品清秀拙朴、意境高远，其人品儒雅厚道，堪为师表。七十年代末期，书画艺术崛起，很多人幕名来找父亲，盛邀父亲出席应酬活动，父亲大多婉言谢绝，有一次我说他：“人家这样盛情的请你，应该到到场，人家想挤还挤不进去呢，况且多露面还可增加知名度。”父亲若有所思的说：“出入社交场合，穷与应付，这不是我们做学问的人的行为，我的艺术成就不是靠吹捧的，自有后人公正评价。”但是安吉家乡的人来看他，他总是热情招待，有求必应，以礼待人。在家乡鹤麓溪村有一座鹤麓溪桥，原先是用毛竹搭建的，下雨天经常有人滑倒掉进河里。八十年代初家乡筹备重新建设，父亲听说后告诉家乡他要为这座桥题字。1984年父亲病重弥留之际，家乡派妇女队长和我堂哥诸伯亨带着家乡特产来看父亲，并委婉地流露出请父亲题字的事。父亲不顾病情，由父亲的学生徐家昌、马其宽两人搀扶起来，为家乡留下了“鹤麓溪桥”这几个最后的绝笔，并告诉家人不能收礼品，以此表示自己对故乡的一片真情。

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天，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一幅为郑竺三先生画好的画，看着父亲抖动而遒劲有力的笔墨，想到父亲临走前也把该办的事情都料理好了，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动下来。父亲在生命的尽头，心里还在想着别人。他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了我们，也把爱心留给了大家，把艺术留给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