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9月考入浙江美术学院读书的，课余时间我常到旧书摊“掏”碑帖，然后找书法大师沙孟海、余任天、陆维钊、诸乐三、吴茀之、朱家济等先生请益。其中去得最多的是陆维钊先生家。

陆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颇见长者风范的旧式文人。当时他住在杭州南山路韶华巷一幢老式楼房二楼，屋前有个小院子，屋后有条小水沟，通向西湖。书房不大，吃饭、写字、画画都在一张小方桌上。先生学六朝碑牌，性格又属豪放一派，能写大字，能画大画，偏偏桌子小，也是无奈的事。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大幅的不多，小幅的多，实在是受环境条件的制约。

陆先生治学勤奋，直到晚年七、八十岁高龄时，仍孜孜不倦地临摹古人名作。王羲之的《兰亭序》、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他临得极多，每次临摹还作记录，如“二月十一日临《圣教序》第六通于韶华巷寓楼”、“《临兰亭序》第八十八通用虞（世南）本”。他也临习，赵孟頫的字帖，还说：“赵字用笔精到，气韵好，常人不可企及，信口雌黄地说赵字媚俗不可学，不是理智的做法。真正做学问的人为学宜广不宜狭。”先生早年学碑多，学帖较少，晚年则学帖也多。主张碑、帖兼学，不可偏废，曾说“碑能强其骨，帖能养其气”。从书体看，篆、隶、楷写得多，行草较少。对我说，自己行草较欠缺，要下功夫。我写行书，得到先生肯定，多次鼓励我结合北碑，结体放开写。我有“翼之”之号，还是源于先生的教诲。这个“翼”字是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有亭翼然”的“翼”。

陆先生学画较迟，却极用心。有一天，我拿了一册旧时出版的《东南日报》副刊合订本，去向他请教山水画，不料他也正在学习山水画，除了回答我的提问外，还介绍了他的学习经历和体会。他先是看美院老先生画画，然后回到家中细细体味和摸索，同时临摹古人名作。他比较喜欢元代的黄公望和王蒙。前者的画，峰峦深密，林木葱郁，意境超俗；后者的画，重岩叠嶂，烟霭迷濛，气势恢宏。此外，对清“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他也不予否定，对我说：“我们学校不主张学‘四王’是一种偏见，把‘四王’说得一无是处是不对的。”对于“二石”（石涛、石溪），不太赞许石涛，比较肯定石溪。先生那天要我留下《东南日报》副刊合订本让他临摹，过了半个月后再去他家，他果然已将王蒙的画临了两张挂在壁上，还要我评判优劣。我学画不久，根本说不出道理来，只是有感于先生的一片诚意，凭着自己的直觉感受既不着皮又不着肉地讲了几句，今天想起来还觉[SITESERVER_PAGE]

得幼稚可笑。

陆先生向来谦虚为怀。他送我一张四尺对开墨竹图轴，上题“老笔力逊，殊未惬意，即请恒光贤弟笑正。”其实这幅画真能代表先生的风格，用笔横扫，一气呵成，寥寥数笔画出了竹子斗风傲雪的坚贞不屈精神。先生的画属于文人画，从画中反映出作者的学养、秉性，富有文化内涵。重在传神是中国绘画有别于西方绘画的最伟大的品格。后来我在书画拍卖市场上偶然看到他用水墨画成的老松，幅面大小和他送我的墨竹图差不多，我毅然决然买下了。一松一竹，合成一对挂起来看，仿佛同时为我画成的，这松竹分明是先生的画风，这画风分明是先生的精神。因此，见到先生的画，如同见到先生一样。

我写诗文，也常向先生请教。他往往边讲边拿起笔来批改，好的字句下面加上圈，不好的加上叉，毫不含糊，有时在眉批位置上写上大段批语。这种循循善诱的作风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感激万分。我至今还保存着经他批改过的诗文稿纸，有时拿出来看看，感到格外亲切。有几篇书法评论的稿子，经先生认可后寄给香港的大型学术刊物《书谱》发表，先后有《米芾及其章吉老墓表》、《有乱世气的杨铁崖书法》、《岳飞书法略诈》等10余篇文章。

我起初写的诗，只能称作“打油诗”。后来在陆先生指导下学习格律诗，他教我怎样读诗，怎样查韵谱、调平仄，使我从不懂到懂，从不熟悉到熟悉。先生认为既然学格律诗，除了懂得格律的一般规则，还要学会变格，写诗的手段就更多，路子就更宽。当时向先生请教做诗的人中，除了我，还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我曾几次见到陆抑非老先生从怀里摸出几页事先抄好的诗稿请陆先生批改，陆抑非先生有些题在花鸟画上的诗，就是经陆先生批改过的。我在陆维钊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陆抑非先生，他如此高龄还虚心好学，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后来听人说，美院有“三陆”（陆维钊、陆俨少、陆抑非），国学根底最好，而“三陆”之中，当以陆维钊先生为翘楚。

陆维钊先生在《钟鼎文条幅题记》中写道，他18岁初学钟鼎铭文时刻过两方印，是自运。后来还刻过几方，确切地说，是写好印稿，请人代刀。他写的印文特别强调笔画的收放、开合，字体在篆隶之间，金石味很浓。他送我一枚印的拓片：“沈阳”二字，疏密对比强烈，“沈”字三点水旁壁画粘合模糊，“阳”字右边笔画清晰明快，造成对比，真正是密不通风，疏可走马。陆先生的常用印中，韩登安刻的最多，其次是韩天衡。他也喜欢新昌孙正和刻的楷书章，如常见的“微昭手写”、“微昭长吉”，都出于孙氏之手，先生认为当代刻楷书章，没有人能超过孙氏。他有题孙氏印稿七绝一首：“浙江强弩迹已陈，赵吴后起稍翻新。吾侪月有千秋意，薄古方能见后今。”诗中可见赞许之意，可惜孙氏死得太早。陆先生爱在书画作品上多盖章，给我的一张四尺对开横批上盖了五方章，分布在前面、后面和中间的位置上。他盖引首章有个习惯，有意将印章左右摇动一下，使印文略显模糊，看了不少作品都有类似的情况，只是没有当面问过他本人，不敢断言其中有什么讲究，或许只是一种意测吧！

陆先生和胡士莹先生是同乡，都是平湖人，又是同庚，都出生于1899年3月，还是同窗，读小学、中学和大学，两人都在同一所学校。后来又是同事，都曾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教书。直到1960年，陆先生受潘天寿先生的邀请，从杭大调到浙江美术学院，任中国画系副教授。胡士莹先生逝世不久，我去陆先生家，先生正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从书桌抽斗里捧出一本书对我说：“这是胡先生20多岁时的诗集，前面还有我写的序，你看现在有多少人能做诗！”说着说着，不禁老泪纵横。这老泪中，不只是对老友的深深怀念，还蕴含着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我和陆先生相处16年，陆先生离开我们也整整25年了，在我熟悉的师友中，陆先生是我最尊敬和最怀念的老师之一。写到此处，意犹未尽，谨以小诗作结尾：亦师亦父十余年，笑貌音容似目前。欲向韶华巷中去，愧无好句对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