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之江大学图书馆不远,山坡上两层三开间用块石垒砌底层的洋房就是之大校长李培恩先生的住宅。李先生旧居不一定比远一点的其他洋房别墅好,却是离“二龙头”教学区最近的房子。

1946年我在之大附小五年级上学。附小是借用图书馆底楼的房间,所以我们上学的途中经常遇到从山上下来到办公室去的李先生。那时,我们会主动叫:“李校长早”,他也会含笑回答:“小朋友早。”无论什么季节,他始终穿着蓝灰色的长衫,文质彬彬,与我们想象中的威严的大学校长大不一样。

李先生是浙江杭州人,1921年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商学硕士学位、纽约大学商业管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等处任职。1929年之江大学校董事会聘请他为之大副校长、代校长。1930年聘请他为之大校长。1932年校董事会批准他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一年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国重返之江大学校长工作岗位至1950年。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开始后杭州沦陷,李先生带领之大全校师生,携带大部分教学器材迁到安徽屯溪,但因种种困难无法在此继续教学,终于在1937年12月解散。此后,李先生带领部分师生转到上海,并于1938年2月在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办学。此时虽然学校规模大为缩减,办学很因难,但仍抵制了汪伪政权的利诱。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日寇进驻公共租界,使之大再也无法继续办学。于是李先生率领之大大部分师生第二次迁到福建邵武等地继续办学。到邵武不久,李先生独子在艰难困苦的办学环境中不幸病逝,但他忍住心中悲痛继续办学。1943年5月,李先生向校临时董事会报告他带领学校迁移办学的情况和之后的打算时,只字未提他孩子的病逝。董事会及负责筹款的教会,在很长时间后才间接知道此事。

1946年之江大学建校百年校庆是由李先生主持的。当时因李先生在之大服务20年,对之大发展作出贡献,并巧逢他60华诞(虚岁),于是由学校出面为他庆贺。因为李先生对自己的工作业绩和生日并不介意,以至于经历过这两次庆祝的人只记得校庆而不记得李先生的60寿庆。

    我曾见过之大图书馆阅览室挂着的之大创办以来多位校长的照片（无李先生的照片),其中只有一位中国人。因为教会大学资金来源于教会,所以一般由教会同意的外国人任校长。

    李先生与同城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私交很深,在公事上也相互予以支持。他们都是杭州“扶轮社”(留学生组织)成员。1936年4月竺先生来杭主持浙大,6月举行浙大学生毕业典礼时,就请李先生到会并讲话。日后,也常常互相邀请到对方学校演讲。抗战开始时学校撤退的计划以及抗战胜利后学校重建的打算,他们都互通情况,这一切在《竺可桢日记》中都有记载。

    作为校长又是经济学博士,李先生始终为商学院高年级学生讲课和指导,批改毕业论文,直到他的教学受到批判而中止。

1951年,在因“一边倒”政策和抗美援朝而进行的批判“崇美”思想的运动中,李先生因要求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必须用英文而受到批判,学生论文在校长办公室旁的会议室展出,我去看过。

展出的之大商学院部分毕业论文全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并经李先生批改。好的论文,李先生用英文写下一些鼓励的话;有问题的论文,他用英文一一改正,单词拼错也予以纠正,并用英文写了一些要求。有篇论文因主旨表达不清,单词错误也多,李先生在此论文打了一个大叉,写了希望该学生好好学习的话。因此,这次展出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所教学生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的态度。

李先生作为大学校长,在行政事务已很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在教育一线指导学生确属不易。就这点而言,对今天的大学校长、院长们可能还有借鉴意义。

1950年,李先生辞去之大校长后,我们就再也未见过这位慈祥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