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但是岁月的流逝，丝毫没有割断和冲淡我们对父亲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在他的子女和后辈的记忆中，他的形象显得越来越清晰和高大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是个极普通的人。他一生清贫而坎坷，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也从无非分之想。我们家有许多年全靠父亲刻印、鬻字和卖画养家糊口，甚至设旧书铺以度生计，生活再艰苦，父亲也从没有间断读书、写字和吟诗作画，每天粗茶淡饭，乐在其中。他久处陋巷，寂寞楼居，终成大匠。沈祖安先生说：“余任天先生自己就是一座金矿。使很多人羡慕又妒忌，但是爱虚名的人都比较浮躁，又比较怠惰，想开凿又怕辛苦。可见要真学余任天也很难。”程十发先生说：“余任天要不勤劳，能成为大家吗？”寿崇德先生说：“杭州这个地方，要站住脚也不容易。当年余先生从浙东山区背了画箱闯杭州，无亲无靠，若非勤劳，哪有今天。”沙孟海在自撰传记中提到“余任天之治学精神”，并且把他与一批老先生列为自己一生治学受教的良师益友。沙老还为家父写挽联诗：“卌年论交道，四绝压群伦”。并解释道：“这就是天道酬勤！”

在我们儿女的印象里，是家父的一生勤劳，才支撑了这份穷家，养活了一家老小。父亲对我们淳淳教诲就是：“人活着，就要勤快，不能偷懒！”这成了我们子女一生奋斗的座右铭，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当然，对父亲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还是在他故世多年后浙江美术界乃至文化界对他的评价：“耐寂寞，甘淡泊，守清贫，忘荣辱”.这是体现余任天先生一生艺术历程真实写照的十二字真言。现在再重读父亲那首著名的绝句就感慨更深了：

一艺功成岂偶然，人工天分两相连；

还须滋养源头水，寂寞楼居四十年。

做任何事情，重在务实，贵在虔诚，父亲毕生从事诗书画印艺术的创作和探索，许多同行和前辈对他治学和求艺的精神有许多评说，当然褒扬的话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个字：虔诚。

有人说，艺术家对艺术的求索，如同宗教徒对他信仰的宗教那样的虔诚，甚至还要虔诚。我从自己近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和体会，父亲对艺术的探求，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尤其是50年前到30年前间，我家经常在贫困中度过，有时吃了上顿无下顿。父母在尽可能不让孩子们挨饿，而自己却忍饥受寒而不动声色。有时父亲为驱饥寒，先把双手搓热了，用嘴呵口热气，在窗下画株梅花傲霜雪，意犹未尽，再写幅[SITESERVER_PAGE]

七言诗的隶书，兴致好了，精神来了，浑身也热了。这时候，我母亲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父亲喝了，更觉得精神焕发。父亲经常是在这种半饥半饱的状态下振作精神，调整心态，继续从事新的艺术探索，向新的艺术高峰攀登。

“蓬蓬云气出，吃没观音峰，唯余眼前地，一我一株松！”这首诗既写出了我父亲在贫困中挣扎的境况，更写出了他在艰辛中坚持不懈地从事艺术的探索和创造。他的厚积薄发和卓然成家，就凭这两个字：虔诚。他在早年初学治印时，从汉碑、汉砖中充实和丰富汉印的内涵，就是在贫困中一往无前地求索的。他开始练书法时，从众多前人碑帖和石刻中融会贯通和触类旁通的。他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在努力临摹前人作品的同时，靠对山川风物的观察中法自然和师造化的，他无线买画本，就尽量凭眼睛和双手观摩。

我父亲在1963年后双目失明，此后有一颗闲章：《天庐病目》。后来陆维钊先生到我家来过两次，回去后就对他的弟子们说：“穷办法，也是极办法，也是好办法。余任天先生在饥寒交迫中省下钱来鉴赏名人字画，当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你们知道余先生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什么？是他靠平时争取将看到的好东西——包括好作品和自然界的好境界，都留在他一双眼睛里。”

我父亲65岁生日那天，我陪着父母，还有他的好友沈祖安先生悄悄来到六和塔下的钱塘江边，在一家小饭馆小叙，当时父亲已经双目半盲了。沈祖安先生对父亲说：“余先生，你虽然双目半盲，但是你半生的观察和锻炼，炼出了火眼金睛，你不仅成为一位海内具有权威性的书画鉴赏家，也成为独树一帜又有独到见解的书画家。所以，表面上你是双目半盲，‘天庐病目’是‘天伤余’，其实，你的火眼金睛是从半辈子书画生涯中炼出了‘火眼金睛’！”

父亲摇手说：“空对！”（诸暨话“瞎扯”的意思）。但是他那一双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能洞察真伪的眼睛是有口皆碑的。父亲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历程中练就的那一双明目，不仅鉴赏字画的真伪，也能洞察人生的虚实真假，包括对人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