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35年2月，从记事起，就被父母抱着、背着或牵着逃难，这次山下王，下次董家桥，农村里的几户亲戚家几乎全住遍了。到了1940年的1月份，听大人们说，日本鬼子就要打到萧山来了，风声越来越紧，大家都在做各种准备。

日本军占领了萧山县城

这一天，母亲将我们的换洗衣服打成一个大包，又将400块银圆塞了进去，然后将包袱放在桌子上，父亲则到外面去雇小船了。左等右等，父亲一直没有回来。到了中午边，邻居阿仕伯急匆匆地跑来对母亲说：“快走吧，鬼子就要进城了！”母亲急忙抱起妹妹，阿仕伯就牵着我的手，我们快步朝他家走去。这是大人们事先商量好的，万一日寇进城，而我们来不及逃，就先躲到他家，因他家是平房，不引人注目，且有一处阁楼，可以藏人。我们到他家后，见梯子已架好，我们就爬了上去。待我们进阁楼后，阿仕伯撤去梯子，放下阁楼的门板，这样，只要里面不发出声音，外面就不知道阁楼里有人了。阁楼里堆着柴草，且漆黑一片，小妹不停地哭，母亲只得将奶头塞到她嘴里。

不久，外面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到傍晚边，枪声停了，阿仕伯搬来梯子，打开阁楼的门，说是鬼子已经进城，让我们回家去。见前门已被鬼子打坏，我们从后门回到家，包袱里的银圆被拿走了，天井里生着好几个火堆，藤椅、茶几之类全被烧成了炭，鸡毛、鸡头和鸡爪扔了一地，鬼子将笼里的十几只鸡全烤着吃了。过了一会儿，父亲被邻居搀扶着回家来了。原来父亲在河边没雇上小船，却遇见了鬼子。鬼子翻了父亲的衣领，幸亏他里面穿的是对襟布衫（要是穿衬衫，就是在政府里做事的了），鬼子只在他身上捅了两刀，然后将他扔进了河里（幸亏穿着皮背心，没有见血）。河水不深，父亲就一直躲在岸边的芦苇丛中，直到鬼子离开后被邻居救起。为此，父亲大病一场。病刚痊愈，一天，来了两名荷枪实弹的鬼子，将父亲抓走，关进了政治保卫局，没进行审判，也不知犯了什么罪，却一直关到抗战胜利萧山光复才被释放回家。没有了父亲的薪水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维持。因收入有限，那几年我们几乎没吃过珍珠白米饭，每天都是喝玉米糊，再加上番薯、南瓜之类可以充饥的食物。

到了第二年，我虚龄7岁，母亲便送我去附近的一所私立初级小学读书。从我家到学校只不过几百米路程，但要经过一座天桥。所谓的天桥，其实就是鬼子炮楼上的一个瞭望哨。萧山有一条护城河，从东到西贯穿全城，在河的两边，分别为上街和下街。上街店铺林立，是商业区，下街则多为居民住宅区和单位所在地。日寇进城后，在下街的河边修了一座高高的炮楼，炮楼顶端有一条“手臂”，一直向上街伸过来，最后成为一座桥，我们称之为“天桥”。每天，鬼子端着枪在高高的天桥上来回走动，他们的帽耳在风中飘动。我们经过天桥时需十分小心，戴帽的必须将帽子脱下，撑伞的要将伞收起，即使下着瓢泼大雨，也不能例外，这是因为：一则便于“皇军”从天桥上对下面的老百姓进行检查；二则表示我们老百姓对“皇军”的尊敬。如果有谁胆敢戴帽或撑伞经过天桥，那么，“皇军”的子弹就会从天桥上射过来，此人便小命不保了。所以我每次路过天桥总是胆战心惊，因为有不少从农村进城来的人，因不知道这个规定，已在天桥边被打死了，我的奶爸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天他拎着一篮蚕豆，从董家桥来看望我们，头戴一顶毡帽，过天桥时没有脱下，立马一颗子弹飞来，既打掉了他的毡帽，也结束了他的性命。

要说天桥的罪恶，远不只此。当时日寇只占领了萧山县城，农村里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为防止游击队进城，鬼子经常戒严，而一旦戒严，天桥就会将全城进行封锁，住在东门的人不能去西门，自然，住在西门的人也不能来东门。那年秋天，我6岁的弟弟患痢疾，这不是大病，只要看西医，可药到病除。但那几天正遇上鬼子戒严，我们住在东门的人，不能到西门去，而西医当时都在西门。没奈何，母亲只得请中医来看了。可服了中药，总不见效，弟弟一天要拉十几次，最后没有大便了，就拉鼻涕样的东西，身体也越来越虚弱。眼看病情危急，母亲不顾一切，抱起弟弟直奔西门。可在过天桥时，鬼子用枪将母亲拦住了，说是戒严，不让过。母亲说明情况，并再三恳求，鬼子就是不允许。没法，母亲只得怏怏地将弟弟抱回家。第二天，弟弟死了，临死前，他对我说：“阿姐，明年我要跟你去读书了，读书真好。”弟弟的死，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在给弟弟下葬的时候，母亲对我说：“记住，长大了要保卫国家，永远不要做亡国奴！”母亲的教诲，我铭记于心，在我刚满15岁的时候就参了军，还差点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呢。

在小庙里读初中

1947年，我虚龄13岁，考入萧山县立初级中学，成为一名初中生。我家住在东门外，而学校位于西门方向的城隍庙，从家里到学校要走1公里多路，所以我每天都是5点刚过就起床，吃一碗油炒饭，拎上书包便去学校。

1949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拎着书包走出家门，经过东门直街，店铺依然还没有开门，可与平日不同的是，紧闭的店门口，整齐地坐着一列穿黄军装的士兵，他们个个怀抱长枪，双目微闭，好像是睡着了。到学校后，听老师说，这些睡在大街上的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昨夜进城了，为了不骚扰百姓，就睡在了大街上。原来我的家乡萧山解放了，我们可没有听到攻城的枪炮声。

刚解放那会儿，我的初中生活没有什么大改变，就是公民课改成了政治课，老师不再给我们讲公民的义务和权利，而是说一些三座大山、三大敌人、四个朋友之类的新名词；音乐老师也不再教唱《渔光曲》了，而是让我们一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边上街扭秧歌。我们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上几天。有一天，我们坐在大殿里听校长作报告，突然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没等我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炸弹就扔了下来，紧接着是一阵“突突突”的机枪扫射声。我们吓得不知往哪里躲，有的钻到讲台底下，有的把凳子顶在头上，我则藏在门背后，为了求生，大家不顾丑态百出。事后得知，这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因当时舟山等地还没解放，飞机是从那儿过来的。因为隔三岔五的轰炸，学校无法正常上课了，于是校方通知我们，白天待在家里自学当天的课程，晚上再到校上课，听老师讲解疑难问题。于是，吃罢晚饭，我们便提着灯笼去学校。谁知晚上刚上了两天课，发电厂就被炸了，没了电，课又上不成了，无奈学校又决定把课堂搬到附近农村的庵堂庙宇，估计那儿不会有飞机要轰炸的目标。课桌椅是搬不去的，能去的只有背了书包的学生和带了讲稿的老师。小庵小庙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实验室，所以凡要板书和做实验的数理化是无法在那里上课的，老师给我们讲的只有语文、历史和政治。

我们最先去的是萝卜桥庙，那地方离萧山县城较近，且靠近东门，我只要沿着环城路走，然后跨过护城河上的一座桥，再走一段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总共也就三四里地，便可到达那座小庙。即使这样，我也得起个大早，因老师通知我们要带中饭，我得将昨天的冷饭冷菜热了以后盛进搪瓷碗里，外面用热毛巾包好，再将它放进蒲包（当年没有保温瓶，盛饭用的都是蒲包）。萝卜桥庙，真是个小庙，就一间房，一座菩萨，我们一个班30多人，席地而坐，听老师给我们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课讲到一半，我们正听得入神，突然天空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好像它就在我们头顶，大家都吓坏了，拼命往菩萨的身后躲，希望他能保佑我们。还好，那天飞机没有在附近扔炸弹，我们总算逃过了一劫。

因萝卜桥庙就在县城附近，所以也不安全，于是，学校又决定让我们去城西南萧然山东南麓的魁星阁。魁星阁离我家有好几里地，所以我得4点多钟就起床，拎了书包和中饭赶到那里上课。

有一天，语文老师给我们讲韩愈的《祭十二郎文》，飞机又来了。因为有了前次的经验教训，我们知道敌机扔炸弹也要看目标，计成本，它不会来轰炸没有战备设施的偏僻乡村，所以老师继续讲，我们学生继续听。就这样，有近10个月时间，我的初中课程是在农村的小庙小庵中伴着隆隆的飞机声学完的，而且读的全是古文，这为我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功底。

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的学习生活极不安定。到了1950年春天，正好解放军有多支部队在萧山招兵，同学们就商量着去参军，解放舟山，把反动派赶出大陆，省得他们天天来轰炸。于是，有的考军政大学，有的去了省军区，而我因酷爱写作，就报考了二十三军教导大队的文艺工作训练队，1950年3月3日，我结束了初中生活，穿上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文艺战士。

“五七”干校里的趣事

20世纪60年代，我们100多名被称为“五七”战士的下放干部来到建德，大多以班为单位集体住在走马楼里。走马楼位于富春江畔的江南村，是一座呈回字形的二层楼房，一楼的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朝南是大门，面对富春江；东西两边也各有门，成了行人的通道。二楼全是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围着天井，有一圈走廊，而每个房间的门都朝着走廊。听说该楼的主人是做木材生意的，当年赚了很多钱，所以这座走马楼建得很有气派，光是房梁上的一幅幅雕花，三位木工师傅竟花了一年的时间。而今因富春江建造水电站，水位提高，主人已移民去了江西，留下这座空房，成了当时的“五七”干校和后来的工农“五七”学校的宿舍。

我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大伙儿集中在走马楼，不开批斗会的日子，就学唱革命样板戏。“五七”干校人才济济，教师是现成的。那天教唱《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段唱词，其中有一句“一颗红心似火焰”，大家唱走了调。反复教了几遍之后，大伙仍然唱走了调。老师急了，就说：“休息一会，你们自己先练练吧！”话音刚落，大家就此起彼伏地唱了起来。其中有一位从银行下放来的干部，他沿着走马楼，一边走，一边唱，唱得最响，也最不入调，惹得大伙儿捧腹大笑，我都笑得流眼泪了，可他还是一个劲地一本正经地唱，真是乐死人了。

还有我们班的一位女战士，她有一套理发的手艺，这次来干校，把理发工具也带上了。江南村根本没有理发店，所以闲暇的时光，来请这位女“五七”战士理发的人很多，可谓生意兴隆。这位女战士爱说笑话，她对每一个受理的头都要评价一番。有位干部的头长得大而圆，她便说这是个官头，命中注定会做官，接着便有一番对做官的评论。有一位农业干部的头长得上大下小，她就说这是个秀才头，有这脑袋的人，如何聪明、如何了得等等，说得人心里热乎乎的。她从不说人的不是，倒是我这个旁观者常常是不看对象、不知轻重地乱开玩笑，在一边说些不中听的话。我说班长的头是个狗头，应该砸烂，又说副班长的头是个猴头，他的脑应供我们食用……幸好班长和副班长都知道我这人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所以总是一笑了之，从不与我计较。

工农“五七”学校虽也采用连队编制，但它毕竟是一所学校，所以不设班，而将原先的班级称为排，而一个排有50多人。我们教师也不像“五七”战士那样按班集体住宿，而是每人在走马楼里有一个房间，所以大家都有长期打算，而不像“五七”战士那样经常盼着上面来电话将自己调回去。正因为这样，走马楼里就有了一些别的地方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不讲别的，就说我的左邻右舍吧，他俩原先都是严州师范的老师，而今师范停办，调来工农“五七”学校师范连任教。我右边住的是一位数学老师，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的屋檐下插着一根皮管，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个防漏装置。我听不明白，他就领我进屋，实地观察了一番。原来，一个下雨天，他所住房间的屋顶漏水了，在江南村又找不到替屋子补漏的师傅，所以他只得自己想办法解决。他找来一块尼龙布，对着漏雨的地方，四周用图钉将它钉在椽子上，这样，雨水就都滴到尼龙布里去了。可是尼龙布装不了太多的水，于是他又用一根皮管将水输送到外面，真是聪明。这样的事，不是处身于这个特殊环境的人，恐怕是不会去动这个脑筋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大概是十一二月份吧，那段时间，晚上经常能听到“笃洛洛”的声音，第二天起床，偶尔还会发现地板上有栗子。起先我没注意，时间长了，我觉得可能是老鼠在作怪。可是栗子是从哪儿来的呢？后经了解，原来是住在我左边的一位体育老师，他是杭州人，买了栗子想孝敬母亲，结果被老鼠搬到洞里去了，一路上还落下一些在我的房里。说起这老鼠，真是可恨，那年夏天，我难得省下3块多钱，做了一件府绸衬衫，没穿几天，就被老鼠咬破了，原来是我的衣袋里装了一把南瓜子，舍不得一下吃光，结果夜里被老鼠发现了，它们不但吃光了我的瓜子，连衣服也被咬破了，真是可恶。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