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沙孟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认识了。他的续弦夫人包稚颐在民革浙江省委筹备时期就参加了民革（后来担任省委员会妇女工作组负责人及宣传处处长）。其时我任民革省委会宣传处干事，具体负责《浙江民革》的编辑工作，为了约稿去龙游路沙孟海寓所。那时沙老的文史才华与书法造诣还不被社会重视，更因为他曾为蒋介石的家谱《武岭蒋氏宗谱》主纂，并曾任国民政府的秘书等经历，社会上还颇有微词。甚至还有人刻意贬低他的书法，一位人士说他“剪掉毛笔笔锋写出来的东西还有什么价值”。但他荣辱不惊、毁誉由人，孜孜于学术文艺，即使在“文革”的十年浩劫时期，他一度被隔离审查，但一有余暇就治印习书，乐此不疲。 
在那狂风骤雨的岁月里，还撰写行书书谱全文（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自编一部题名为《过言集》的文集。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民革省委会组建杭州逸仙书画社（今浙江省逸仙书画院），聘请沙孟海与诸乐三为该社名誉社长，我被省民革派往该社担任文秘联络工作（后任常务理事、院委、现任顾问）。自此，我与沙老不论在名义上或事实上都有了交往。此后，又因我与沙老的长婿张令抗（省民盟《浙江盟讯》的编辑）同在省府路五号楼办公的关系，与沙老的联系及对沙老的了解就有了进一步加深。 一份特别的寿礼 1990年，沙孟海九十大寿，我出于对沙老的尊敬，曾为沙孟老组织了一个书法专版，在香港文汇报《中国书画周刊》上发表，以示祝贺。这份特别的寿礼，受礼者当时并不知究竟。更因为当时香港报纸在内地很难看到，知情者甚少。沙老为人沉默寡言、处事不善张扬，所以我在策划这个版面时，不敢告诉他。这年，我两次赴南京，与《文汇报》驻南京办事处和该周刊责编李树勤（著名版画家）洽商，李树勤对我十分理解和支持，并表示“把沙孟海这样成就卓越的书坛巨匠放到向海外宣传，实际上是在弘扬中华文化。”他在肯定这个选题的同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有10至12幅能反映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二、必须没有发表过的；三、一篇不超过1000字的生平简介；四、一张不常见的沙老近期的生活照片。我满口答应，但确也心中无底。当时我手头只有一只沙老寄回逸仙书画社一张表格时写给我的一个信封，社里有一两件沙老的珍藏品都是早已发表过的，至于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恐怕沙老自己也未必能提供。于是求助于张令抗兄，并请他写一篇介绍沙老的千字文章。后因照片质量不符要求，寄去、退回、又寄去、又退回，耽搁了不少时[SITESERVER_PAGE] 日。虽然刊出已在1991年1月12日，但按农历算还是庚午年。 这一专版，精选了沙老自48岁到90岁的书法作品，其中好多都是张振騋、张令抗父子家藏已久，从不示人的珍品。刊题是俞平伯所书。八件作品为： 1、“集陶诗五言联”一副，题款为“振騋先生亲家正字”署名“沙文若”（作于48岁）； 2、“临黄石斋”横幅，上款“令抗保留”，下款“乙丑初冬孟海”（作于50岁）； 3、“陆放翁诗”条幅上款“写示令抗、韦之”，款“沙邨老人”（作于79岁时）； 4、“翰墨千秋”横额（作于82岁时）； 5、“泰山岱庙十字碑”（录杜少陵句，作于84岁）； 6、金文“奋发”横幅（作于87岁）； 7、“桃饴赞”条幅（作于87岁）； 8、“司空图诗品”册页（作于90岁）。 专版还刊出沙老于1989年挥笔书写九尺大堂时的照片。这幅书法是沙老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所作，内容是汉代史游的《急就篇》第31章。沙孟海的简介系张令抗撰写，题为《九十翁犹求不已》。 当时，香港文汇报报社只寄我两份样报，我一份自留，一份交给张令抗保存，以后我情有未尽，将令抗兄这篇文章推荐给省台办，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评为优秀稿件二等奖，印入《稿选》专册，后以《沙孟海先生的成功之路》为题，选入《浙江省书法论文选》。 毕生不渝的中山情 沙孟海对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景仰之情，年轻时他就为宁波中山公园端楷写了总理遗嘱碑全文。这块石碑在上世纪50年代初遭到破坏，失踪了近半个世纪（碑亭则在“文革”中被拆除），一直到沙老逝世后一个月，即1992年11月12日被宁波市园林管理部门发现重建。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连沙老的亲人后裔也不知道有这块书碑。1992年中山先生诞辰126周年前夕，宁波市在中山公园重建了这座碑亭，并把原来高台封闭圆顶型改为民族式琉璃瓦四方型。亭内的这块石碑是原物，沙老青年时代的书法风采终于重现于世。在这之前，宁波各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要在中山先生当年发表演讲的原省立四中教学楼前广场建立“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石碑。沙老闻讯，就主动为家乡这块纪念伟人的石碑题写“孙中山先生演讲处”八个大字。这块纪念性石碑呈横长方形，下设碑座，竖立于高约2米的平台上。由于碑体形制所限，沙老用横写写成两行，别具一格。 
沙孟海也曾为杭州西湖孤山的中山公园写过横额，原来写的是隶书，“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毁。1981年沙老重写[SITESERVER_PAGE] 时，就写成了楷书。1994年冬，其时沙老已逝世，他写的这块横额一度被摘下，据说要将中山公园改名为孤山公园，笔者在出席浙江省历史学会年会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就与张令抗合作《杭州中山公园史考》一文，发表于1995年3月29日的《联谊报》“史林”专版。不久，有关部门仍将沙老写的原匾悬挂原处，另行在孤山北麓建孤山公园。 1981年夏，民革浙江省委会筹建杭州逸仙书画社时，请沙老担任名誉社长。沙老满口应承，并一直对社的事业尽力支持。他很快送来了录中山先生名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的条幅，又为社员陈宁儿的《孙中山先生遗像》题字。以后又先后写来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笔歌墨舞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服务”等书幅，并积极带头参加逸仙社的各项活动。这期间，我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 沙老的书法雄健浑厚，气势磅礴，深得许多书法收藏家的喜爱。1981年冬逸仙社在西湖蒋庄（今马一浮纪念馆）举办展销活动时，有一位日本收藏家到社里来要求帮助他收购三位浙籍书法名家（沙孟海、诸乐三、费新我）的作品，而且特别喜欢沙老这幅“中山遗训”。我社这件展品是非卖品，因为卖掉了怕补不进来。但那人执意要买。为此，楼浩之兄找到沙老协商，沙老慷然允诺再写一张。成交后，那位日本人当然喜形于色。当我送款去时，说了一些“售价过低过意不去”之类的话，沙老似乎已看出我的心思，就说：“一是以艺会友，促进中日交流；二是弘扬中山精神，钱多少不是主要的。”此时，我蓦然觉得，沙老的确是一位忠厚长者，很为具体办事的干部着想。迄今我保留着这张书法照片，有时翻出来看看，就能引起我对沙老的怀念。1991年春，沙孟海已年逾九十，还应我之请为我编辑的《浙江民革》副刊“春晓”题字，我保留迄今。 藏而不露的篆刻家 沙孟海在治印与印学研究方面也是“泰斗”级的。只是为书法家的盛名所掩盖，知者不是太多罢了。其原因，一是由于沙老不愿张扬自己，光一个“书法家”的盛名，已使他穷于应付，自叹“逢人皆债主，无地寄闲身”了，若再加上“篆刻家”，就更加“债台高筑”，分身无术了。沙孟海继张宗祥为西泠印社社长，他对于篆刻艺术，不但有自成而且质朴多姿的创作，更有严谨而广博的印学专著。他14万字的《印学史》自1962年就着手撰述，至1987年6月出版，历25年之久。该书上溯春秋战国，下至清末民初，完成文字部分后，转入图板拓片的征求。所得图拓，均经验取原书原谱及常见的绘文核对，被篆刻界评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华印学的源流形成，及其发展与流派的权威之作。他的《兰沙馆印式》则是他篆刻创作的精粹，但是他从不轻示于人。[SITESERVER_PAGE] 1989年12月，台湾《印林》双月刊第10卷第6期发表了《沙孟海专辑》，以主要篇幅刊出了《沙孟海印存》中的“雷婆头峰寿者、“南北两峰作印看”、“手抄六千卷楼”、“愿与梅花共百年”、“抵死不作茧”等73方篆刻，附有沙老近照两帧。封面设计用沙老治印边款放大作底衬，封底刊出沙孟海书法“小窗多明使我久坐，白云如带有鸟飞来”的对联一副。作者的艺术生平简介由景兰撰述，题为《沙孟海印学渊博》。由于当时海峡两岸的隔绝状况，这本《印林》专辑只寄给沙老一本，内地知者很少，沙匡世撰《沙孟海著述书刻年表举要》也未列此事。当令抗兄把沙老放在抽屉里这本《印林》拿给我看时，我主张在报刊上发表消息，令抗说：“沙老不喜欢张扬，他会不高兴的。”但我仍然自作主张，在我编辑的《浙江民革》上发表了。好在《浙江民革》是民主党派内部资料性刊物，事后沙老知道了，又听说是我的主意，也就默许了。 
伉俪情深书为缘 沙孟海的续弦夫人包稚颐（1906-1986）与我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民革的。1981年省民革组建杭州逸仙书画社，她被邀担任理事，对社务活动积极支持。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不但有公务上的来往，偶尔也说及双方的家务琐事。她告诉我，她与沙孟海的结合是经她的书法老师吴泽（公阜）介绍的，他们的婚姻以书法为缘，沙孟海是她的伴侣兼师长，并合作发表过有关书学的研究。包稚颐也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对这些往事也不轻易外传。 包稚颐，原名贲华，温岭人，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后赴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进修，任教于杭州水电工程学校。她在中山大学进修期间，在庄泽宣教授的指导下，根据六省二十一市县小学作文本反复研究，撰写《小学生错字统计与分析》，被南京中央大学艾伟教授引用而知名于教育界。抗日战争时期，她与沙孟海合作研究我国字典的编排问题，自创“汉字分笔排检法”。包稚颐认为，当时字典的各种编排法，如《康熙字典》、“四角号码法”、“拼音法”、“分革法”都不理想。乃创‘分笔排检法’。该法主要将字划有转折的拆开算两笔三笔，除常称的“横”、“竖”、“撇”、“捺”、“点”、“踢”六笔之外，加上一个“弧”，共七笔，这七笔按照笔顺，依次排列，每个字都有固定地位，一检便得，最为方便。包稚颐说：“当年风行王云五（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因我与沙先生人微言轻，因此’分笔排检法’未能问世”。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包稚颐始将“分笔排检法”报送北京出版总署，由总署发交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该会从大量的方案中将包稚颐、沙孟海合作的“分笔排检法”摘要发表于《文字改革》第八、九期的《汉字重字法问题特辑》。此后，按笔画多少及以“横”、“竖”、“撇”、“点”、“折”五类顺序归类的“笔画检字法”逐渐推行，这一种“五笔法”[SITESERVER_PAGE] 与包稚颐的“七笔法”的传承演变也就很难说清楚了。 沙孟海与包稚颐二人，堪称书坛佳偶。包稚颐青年时从吴泽教授，书法学黄道周，而沙孟海当年也爱好宋克、黄道周两家，所以二人的书学基础与书风相近。包稚颐平日很少出手，社会上知道她书法造诣的也很少。但如果是公家征求，又从不吝笔。杭州逸仙书画院举行社会艺事活动时向她征求书作，她总是高兴地交给我。又如为绍兴秋瑾故居写秋烈士诗小帧、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写李清照《桂花词》横幅、为西泠印社写潘阆观潮词大横幅、1979年为来杭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日本女流书道友好访华团的书法家写赠唐诗条幅等，但也有写好书法自认不佳而未寄出的。这种严谨的作风大半是受了沙孟海的影响。最典型的事例是现在珍藏于浙江文史馆（包稚颐晚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馆员）的一副书法对联：“云台观沧海，花果忆金猴。”这副对联原是1981年应连云港某单位的征求而作。一共写了两张，但未寄出。一直到她去世后，沙孟海从她的遗筐中拾得，乃以一幅赠省文史馆，一幅存家。交省文史馆的一副先后发表于《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书法作品集》与《浙江民革书画集》中，存家的这幅发表于张令抗著《令抗杂著》一书中。 “文革”期间，沙孟海被隔离审查，心爱的女儿沙秩之 被折磨而死。1981年包稚颐因腿伤很少出门，但逢重要社会活动，仍量力参加。夫唱妇随，相濡以沫。1986年4月13日，包稚颐病逝于杭州。沙孟海写挽联曰： “三十载学理论躬行不惑，半世纪共生活履险如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