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政协有感情。一是1991—1996年我在丽水政协机关工作了6年，从事文字工作；二是1999年到杭州“跨世纪”，成为“新杭州人”，从事媒体行业，其中在《都市快报》做评论员的10年时间里，2007—2012年这5年担任了第九届杭州市政协委员，始终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放在心里，把参政议政的职责扛在肩上。

参加杭州市政协全会的徐迅雷

政协洋溢着民主氛围。我在政协机关工作时，曾在浙江省“两会”期间，多次被抽调从事政协会议简报等文字工作，直接感受到委员们发言大胆，敢于为民生建言。当自己成了杭州市政协委员之后，我想着一定要好好履行职责、职能，为苍生说话，为民生建言。政协委员是一定不能沉默的，如果沉默代替了事实，那么沉默也就变成了一种“虚言”。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人需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提出建议、提交提案及在办理过程中，都需要一种“事上磨”的精神，最终各方形成合力，把事办好。

最早提出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

我刚刚成为杭州市政协委员，就在代表委员中最早最详细地提出了杭州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建议。

因为我自己一直是骑自行车的，一到杭州工作就买了辆自行车，先后骑了11年。我是环保主义的支持者，积极倡导绿色出行。我通过调研撰写了3000多字的文章，建议政府建立公共自行车出租系统，详细分析了其重要性与可行性。建议得到市领导的批示，并由市政协将社情民意信息上报给全国政协。

由此，杭州成为了中国公共自行车的先行者，于2008年5月在杭州主城区投入试运行，杭州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成为全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公共自行车系统。整个系统由政府投资，依托公交集团建设运营。2009年12月31日，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一期建好，达到2001处服务点、5万辆公共自行车的规模，当时就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红色的公共自行车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

2010年1月25日，《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杭州市政协科学高效建言民生工程》的报道，报道中说：

“红色旋风”在杭州乃至全国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无论是杭州市民还是外地游客，都被遍布杭州全城、触角延伸到风景区的“红色旋风”所感染，这就是备受市民好评的“公共自行车”。公共自行车风行杭州，不仅对这个风景旅游城市倡导的绿色出游有益，也大大方便了市民出行……市政协委员徐迅雷通过社情民意信息提出，“杭州城市不大不小，比较适宜骑自行车出行”，建议“将自行车纳入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借鉴经验保障自行车的行路权，发展出租自行车”等。他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如今，“红色旋风”的小小自行车在杭州城内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并占据了“公共自行车”惠民举措的重要地位。

这个报道，是对政协委员提出可行建议的大力褒扬。报道还配发短评说：关注民生始终是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杭州市政协探索建立和完善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建设，切实为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献计出力……从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公共自行车”惠民等诸多民生工程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市政协探索实践的这一工作机制已经见到了成效，已经显示了生命力。

2014年10月13日，杭州网“杭网议事厅”《我们圆桌会·政协视点》栏目播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人民政协》节目，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政协委员建议建立公共自行车系统”，与会嘉宾说：“公共自行车确实是我们杭州的骄傲，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这么好的建议，是政协委员提出来的。”

提案、建议注重民生

2007年杭州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期间，我一共向大会提交了8个提案、建议，提案在市政协官网上点击量曾列第一。这些提案都是有关民生问题的，有建议杭州免费开放更多公园，有建议杭州廉租房建设大提速，有建议进行教育减负、重视外来民工子弟公平教育权利，有关于为实现公交优先而实施“加密工程”（增加公交线路密度、站点密度和运营车辆），有建议城市道路扩建应注意“毛细血管”“神经末梢”，要重视骑车和步行者路权和安全，还有呼吁确保临安采摘山核桃人员生命安全，等等。

其中我写了一个至今印象还很深的提案，是《建议把杭州建设成创意设计之都》，主要内容是：

杭州在发展创意产业，但与国外柏林、国内深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柏林200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的称号；深圳拥有400多家大大小小的设计公司。杭州需要学习柏林、赶超深圳，建设“创意设计之都”。创意设计是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必经之路。杭州作为国际花园旅游城市，决定了其适合发展轻型产业，而不是重工业化工业。

杭州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一方面，动漫已经成为杭州创意产业的“轻骑兵”；另一方面，有大批旧厂房可以转变成一种拓展都市型创意设计产业的资源。创意设计产业是智慧经济、大脑经济，创意产业不仅仅属于文化产业，应该更广泛地吸纳创意设计人才。创意设计产业符合杭州打造“和谐创业”的理念，要加快杭州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就要做到个人创造力、市场需求力、学校培养力、政府主导力“四力合一”。要明确目标：中期目标是把杭州建设成中国第一的“创意设计之都”，远期目标是使杭州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设计之都”。把杭州建设成创意设计产业的聚集地，需要达成各方的共识，我建议要建立起创意设计产业发展的良好服务平台：大学要开设有关专业课程，政府应出台优惠的产业政策，放宽条件让更多的创意设计青年才俊定居杭州。

时至今日，杭州的创意产业成效非凡，成为创业创新“双创”中的重头戏。之后的几次全会，我又继续提出了许多关于民生的提案与建议，如把杭州建设成“国内最安静城市”；加大社区卫生服务投入，建设全国最大最多最好的各级各种“临终关怀医院”；增加投入使杭州公交在软实力基础上提升硬实力，建设全国一流的城市公交系统；杜绝“圆饼路”，避免动辄刨路面；完善杭城门牌与路标，提升城市形象；加强庙宇管理，杜绝“一切向钱看”而哄骗宰客；还有建议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和落实工作，从而避免“纸上提案纸上办，认认真真走过场”；等等。

提案立案后，对于职能部门、有关单位的办理，我并不轻易回复予以“通过”，而是不断协商督促，有的前后耗时很长。我的原则是“轻松做人，认真做事”，所以整个过程很需要一种“事上磨”的精神和做法。

还有就是在政协全会的专题会议上，我充分行使委员的“话语权”，进行专题发言，其中有建议加快发展杭州市社区医疗服务、重视预防投入、打造健康城市，有建议政府文化惠民，专发文化消费券，让更多的人进入高雅艺术殿堂，等等。2011年，在“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题会议上，我作了一个发言，题目是《清晰区分医保和医疗的不同性质，努力消除差异化，提高保障水平》。我认为，医保是医疗的前提，没有好的医保，就难以享受到好的医疗。要清晰区分医保与医疗的不同性质，医保属于社会保障系统，医疗属于卫生系统，不能混为一谈，不要把老百姓感到“看病贵、看病难”都怪罪到卫生部门、医疗系统上。杭州在应保尽保、人人有保障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还要努力消除差异化，提高保障水平，追求医疗公共产品提供的公平性。希望市政府增加公平性的投入，努力消除差异化，把“短板”部分拉长，切实提高全民的保障水平。

通过《杭州政协》发表意见

2016年9月，我出版了《杭城群星闪耀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收录了多篇有关参政议政的文章，其中包括多篇首发于《杭州政协》的文章。

《杭城群星闪耀时》一书收录了多篇有关参政议政的文章

《杭州政协》是办得很好的机关刊物，我是《杭州政协》特邀编委，通过《杭州政协》反映社情、传达民意、发表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杭州政协》常常就公众关注的重点焦点问题，精选话题，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建议，我曾多次参加。

2014年7月份讨论的是“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政协履职能力现代化”，这一期由市政协宣传处处长欧燕萍策划，我是主持人。我谈到：治理能力和履职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制度化。制度化的本质是法治化。无论是执政能力的现代化还是参政能力的现代化，很重要的是要做到三个“化”——民主化、制度化、具体化，而这里“制度化、具体化”其实是民主化的延伸。

一年后的2015年7月，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约专车刚刚进入杭城，社会上争议不断，在市政协的会议室，各路专家、业内人士和社会人士聚在一起，认真研讨这个问题；我也应邀参加，旗帜鲜明地支持专车等网约车。之后我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一篇文章《乘客想要更快更可靠的选择》，刊登在《杭州政协》2015年第7期上，开头第一段是这样的：

有个段子说：“邮局不努力，成就了顺丰；银行不努力，成就了支付宝；通信不努力，成就了微信；商场不努力，成就了淘宝……”我现在加上一句：“出租车不努力，成就了专车。”

我在文章中提出若干层面的思考，一是政策法律层面：在“互联网+”时代，专车被确定为“互联网+”的新产品，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私家车加盟为专车并没有那么可怕；二是经济层面：私家车加盟为专车，这是一种旧的商业模式被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所取代；三是现实层面：在纯粹的出租车时代，杭州的“打车难”已严重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形象；四是市场层面：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老百姓喜欢，供求双方都喜爱，这个市场的力量就更大了，“互联网+出租车”带来巨大的便利化，注定会让老百姓把“打车”变成“叫车”；五是管理层面：对新生事物，不要动辄打压，“让子弹飞一会儿”是对的。

时光进入了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我应邀为市政协主编的《杭州70年》一书撰写了20世纪90年代十年的杭州发展史。在写作过程中，我清晰地看到杭州市为推进改革开放所作的巨大努力，看到杭州市政协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看到时代在民主、协商中不断前进。

作者系第九届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