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在杭州第一中学初中毕业。1969年春节后去了浙江省德清县洛舍人民公社陆家湾大队落户。三个月后，即1969年5月，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农场派人来杭州招收知识青年，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从德清赶到杭州应征。6月，我离开杭州，来到北大荒鹤立河农场。

鹤立河农场

鹤立河发源于小兴安岭，蜿蜒流经兴安台、峻德、新华境内，穿过东大甸子至古城，与梧桐河一并汇入松花江。鹤立镇边上有一座长长的木桥，桥下河床宽阔，雨季来临时水流湍急，名为阿林达河（满语）。小镇铁路以西的土地，有清澈的乌龙河由北向南汩汩贯行。

这个被三条河流环绕的农场，叫鹤立河农场。

鹤立河农场始建于50年代，是三江平原的“鱼米之乡”，曾有“塞北小江南”的美称。它以前曾是一个劳改农场。

那辆从杭州出发的知青专列，在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出山海关过哈尔滨，从佳木斯再往北60公里，终于停靠在那个叫做鹤立的小站上。满满一火车的知青带着他们的行李，站在铁轨两侧。大家在6月清冷的小雨中吵吵嚷嚷地等待许久，按名单被分配到各个分场，然后坐上分场来接我们的胶轮拖拉机，各奔东西。我们在泥泞而颠簸的土路上“颠”了三个多小时，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二分场。

那天，在分场场部的空地上，越过欢迎的人群，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房屋后面一座高高的木架。木架约有三层楼房那么高，顶端是一所四面漏空的岗亭，上面有盖可避风雨，一侧有木制的扶梯可以往上攀登。这大概是方圆几十里地界中最高的一座建筑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叫瞭望塔。以前是用来监视“劳改犯”，防范他们逃跑的。劳改农场划归农场管理局后，这座瞭望塔依然伫立在那儿。

我们百十个新来的杭州知青，被分配到各个连队。有干部将我们领走，沿着一条黄沙铺就的小路，前面出现了一堵黄泥垒成的土墙。土墙上有门洞，穿过门洞，是一个极大的院子，被一人多高的土墙围成一个长方形，土墙上圈着一道道生锈的铁丝网。在围墙两端的土墙上方，也有两座小小的木塔，像个岗楼的形状。它们基本上保留了原来劳改农场的格局，只是那岗亭上如今没有了站岗的卫兵。

我们很快便真真切切、确确实实地置身于昔日的劳改农场之中了——由土坯砌成的红瓦苫顶的连队宿舍，一排排整齐地排列在那个大院里。每排宿舍长约60米，只在两端有两个门可供进出；那排长长的宿舍在知青到达前，已经被拦成两段，在中间部位隔开，以便两头可分住男女知青。

从一头的门进得屋去，左右两边分别两排长炕，一眼可看到房屋的尽头。在这样毫无遮挡、一览无余的空间里，显然极其便于管理。无论是男宿舍还是女宿舍，都不可能有任何个人隐私存在。连长和指导员随时随地都可以闯进来，喊起床喊出工喊开会，随便坐在谁的铺位上，用手扒拉他们熟睡的脑袋，一次喊不醒两次喊不醒，急了干脆伸手把人从被窝里拖出来。

鹤立河农场的鹤岗、佳木斯、双鸭山知青，是在1968年10月最先到达的。到了1969年6月，又来了我们这一火车杭州知青，后来是宁波知青和温州知青。到1972年，又来了哈尔滨的“小知青”。在这上万名知青陆续到达以前，劳动局已将各个劳改农场的那些刑满留场的就业人员，大部分遣散到黑龙江各县农村，只留下一部分年轻力壮的“生产骨干”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原来管教“劳改犯”的管理干部，基本上都留在农场“就地转业”，顺理成章地接着来管理知识青年了。还有一些从附近农村陆续招收的“基本工人”，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算是农场真正的“贫下中农”。

那些管理干部，大多是1958年的转业官兵，来自河南、山西、甘肃、四川等“五湖四海”，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各省押送劳改犯来东北服役后，留在这里当“管教”的。他们文化不高，但吃苦耐劳，忠心耿耿，党叫管“劳改犯”就管“劳改犯”，党叫管“知青”就管“知青”。但由于他们多年来一直管教“劳改犯”，后来管理“刑满就业人员”，养成了说话粗声大气，吆五喝六的习惯。如今面对城里来的知青，一时不大适应，又看着知青的自由散漫和笨手笨脚，实在着急上火。何况报纸上也说，知识青年需要“劳动改造”嘛，便将知青当“劳动犯”来严加管教，工作方法简单，说话都是命令式，言语粗暴，说一不二。

知青与“管教”们，很快发生了冲突。可能是因为某个知青军训集队的拖拉，可能是因为知青铲地把苗铲了而将杂草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食堂的伙食，也可能因为女知青把内衣晾得到处都是……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起冲突：一方是训斥，一方是不服；越是不服就越得训斥，越训斥就越是不服。

知青们刚刚“毕业”于“文革”的“文攻武卫”，个个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况且都能熟练地灵活地运用伟大领袖的语录，倒背如流，活学活用。若要讲理，管教们是讲不过知青的；要想不讲理，管教们也胡搅蛮缠不过知青。几次三番后，管教们不再同知青白费口舌，他们自有管教的办法——凡遇有刁钻滑头的，遇有讲起道理一套一套的知青，逮着一个错，就往场部的“小号”里送，先关你个十天半个月，看你老实不老实（“小号”——农场为“管教”犯人自设的禁闭所，据说面积仅容一人，只能坐不得躺。有些干部把知青完全当成了犯人，想关谁就关谁，相当于非法拘押，是当时缺乏法制、人权概念的明证）！

我曾在一个砖瓦厂呆过一年，那里有个队长性情极其暴躁。一次，有个知青同他发生争执，队长喊来人，当即把那个男知青用绳子绑在椅子上，饿了他几顿，一直到他服软认错为止。

知青们终于发现顶撞是没有好处的，大权都在管教手里，得罪了管教，那小鞋够穿上几年的。于是，渐渐地就改变了战略战术，从公开顶撞改为暗中捣乱，从硬磨改为软泡，从言语改为行动，从藐视改为戏弄……知青们开始给他们不喜欢的管教起外号，什么“小炉匠”、“座山雕”、“鱼头”、“疤拉眼”等等，私下里全用外号代替了，一时很是解气。如果写“决心书”或是请假条之类的，故意用一些生僻的字，让管教念白字或念不下去，然后，哄堂大笑，笑得人仰马翻。更有甚者，为了报复某管教的“管教”，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解馋，就去偷管教家的鸡鸭，还有自留地的青苞米和豆子，用麻袋装了回来煮着吃。

记忆中几个连队的管教大多没怎么为难过我。先是在菜园队，后到了砖瓦厂，再是八分场的科研班，后来是场部文艺宣传队。历任的“管教”们歪着脑袋斜着眼睛瞥我一眼，看我那个细瘦文弱的小样，眼睛里有几分无奈几分怜悯，知道指望不上我什么，也就懒得同我废话。

菜园队有个老队长，叫李青山，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没文化，转业后就种菜。他待知青挺和善，从不呵斥我们。

后来，我到了砖厂。砖厂那老连长脾气暴躁，山东人，瘦高个，瘦削的脸上一双眼睛布满了血丝。他整天在工地上转悠，或者站在别人看不见他的旮旯里，悄悄地观察着干活的人。发现谁偷懒谁出了错，冷不丁地出现在此人的背后，一把抓住那个确凿的“罪证”，骂得连祖宗八辈子都捎上了；谁要是偷工减料或是干活瞎对付，他真的生气，气得浑身哆嗦，不骂得你无地自容当场重新返工，决不罢休。但砖厂一位姓卢的副连长，河北人，性情随和，知青爱同他开玩笑，他也不恼，知青就将他视为朋友，称兄道弟的。他媳妇是广东人，我们叫她“李姨”。李姨在家属队下地干活，在家养猪喂鸡，里里外外一把手。知青中有人家里寄来邮包，常拿到她家里去煮小灶吃；她家的青苞米下来了，鹅蛋腌咸了，也常打发儿子来叫知青去吃，那几年我遇到过一些难处，李姨一家给过我许多关怀。她家的大闺女小勤，后来[SITESERVER_PAGE]

嫁给一个宁波知青，大返城时随知青去了宁波家，也是知青中的一段佳话。

二分场的领导，即革委会成员们，说话处事、政策水平显然比连队干部高出一筹，态度也和悦得多，他们煞费苦心地“托管”着这几百名知青。

王悦庭主任不苟言笑，总是板着脸，看上去很严肃的样子。我无从得知他来自哪里，转业以前是连长还是营长？但他担任着全场这最大一个分场的一把手，想必资历不浅。我们都对他敬而远之，认为他根本连我们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但两年以后，不知道他怎么听说我爱写爱读书，就把我调到分场新成立的“政治文化室”，让我管理图书兼管通讯报道。另有一位副主任刘振和，三十几岁，胖胖的圆脸，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说话尖声细嗓，对待知青挺和善，擅长做思想工作。对于知青的胡搅蛮缠他从不计较，常常不厌其烦地找人谈话，道理讲得人心悦诚服。还有一位1964年下乡的鸡西知青屈吉月，当时已是分场的宣传干事，大家叫他“屈干事”。他长得面相白净，举止斯文，对知青也很客气。记得在大田铲地的时候，他还帮我接过好几次垄。几年后，我开始给报社投稿，请分场组织证明我的知青身份，他很痛快地替我在稿子上盖了个章。

尽管知青当年曾对农场的干部有种种不满，一部分管教态度粗暴、多吃多占、好逸恶劳的习性曾使我们受到过伤害，但今日平心静气地重新回头看，我们会恍悟，其实令我们感到压抑和窒息、感到不公和委屈的缘由，并非来自他们本人，而是那样一个粗暴的年代。

1971年秋天回到杭州家里养伤，这是我从1969年去北大荒以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妈妈总算结束了“隔离调查”，可以回家住了。但她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还得天天去学校劳动。

在杭州的日子，我把家里封存的那些文学名著都读了一遍。贪婪地（美其名曰“批判地”）吸收着“封资修”文学书籍的营养，这时报纸正在批判“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我的思想陷入无限的迷惑之中。

北大荒的寒冬

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过得刻骨铭心。

在杭州出发前，每个知青都发了草绿色的棉衣棉裤，还有棉大衣。当时说是免费赠送的，但到了农场几个月后，就开始月月从工资中扣款，由我们自己来偿还。钱未扣清，棉衣已穿在身上，肥肥大大、拖拖拉拉的，有点像当年八路军的红小鬼。互相望着别人，都像在看怪物，笑得肚子疼。有爱美又能干的女生，把棉衣小心拆了再重新缝制，穿在身上焕然一新，精神十足，让人羡慕！

我却对那套棉衣棉裤束手无策，它们几乎没有一处尺寸合适于细瘦的我。尽管如此，我仍然只能乖乖地把它们穿上，用以御寒过冬。每当出工时我总拉在后面，因为裤腰太肥，裤子总往下掉，时不时的要把它提一提。

一双黑色的棉胶鞋，鞋帮上衬着薄毡，再自己垫上毡垫，还是冻脚。鞋都大两号，以便在里头再穿一双毛袜，却还是冷。去菜窖的路上，走上几分钟，脚就僵了。有鹤岗的知青指点说，穿上靰鞡鞋才行。可上哪去弄靰鞡鞋呢?农场的小卖店也没有卖的。鹤岗知青很仗义地说：“等我回家，让我妈给你做一双鸡毛袜子，穿上准保暖和。”过了不久，鸡毛袜子果然做好了，是一块三角形的白布套，里头塞着鸡毛(大概是羽绒服的初级阶段)。把三角形的布套抖开，脚伸进去，包裹严实了，再伸到棉胶鞋里去。可是，鸡毛袜厚而蓬松，任我怎么努力，根本就穿不进去。穿出一头大汗，只好作罢。

每人都发了狗皮帽子，草绿色的布面，里子和耳垂是毛茸茸的狗皮，戴上倒是暖和。但女生们都不喜欢，觉得像《林海雪原》里的那个小炉匠，就仍然戴着从南方带来的毛围脖，红的绿的长长地绕了一圈又一圈，远远看着十分鲜艳夺目。那围巾却不遮脑门儿，一出门，呼啸的寒风吹得脑袋疼，若是不戴口罩，在野地里走上十几分钟，那首当其冲的鼻子尖就倒了霉，眼看着一点点发白，失去知觉。要是不及时用雪来搓，搓出热气和血色，鼻子真的就可能冻掉——这句民谚可不是吓唬人的：如果脑袋上不戴棉帽子，脑袋就没有了。脑袋和帽子是同一个不可分的物体。面对寒冬的淫威，南方知青很快就乖乖屈服。于是，女知青们再是爱美，还得把那顶狗皮帽子戴上，用帽耳朵把两颊包紧，脖子里系上围巾，戴上厚厚的棉手套，如此全副武装，出得门去才不会被冻伤。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等有了钱，一定要到佳木斯的百货商店，去买一顶漂亮的皮帽子。最好是羊剪绒的，帽檐上有无数卷曲的绒毛，看上去挺神气。

还没到三九天，我们就已经着着实实地领教了北大荒冬天的厉害。晚上洗了脚以后，出门去倒水，外面冻得“嘎嘎”响，迎面一口冷风呛得气都透不过来。慌慌张张地泼了水就往屋里跑，手上沾了脸盆里的水，湿手一拽门把手，顷刻间那手就沾在门把手上了，一心想要挣脱，使劲儿一缩手，手上撕下一块皮。

晚上上厕所，厕所里黑咕隆咚的，打着手电筒，也找不着茅坑的板子。逗留时间稍长些，屁股冻得生疼，手也冻僵了，系不上裤子。男生女生都不愿意上厕所，出了门，就地“宿营”，反正谁也看不见。到了第二天早上，门口一摊摊冰冻的尿迹，像一幅幅黄色的地图，大家都视而不见。冻的尿加上泼的脏水，宿舍门口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冰山，每天出门都有人在“冰山”上摔个大马趴，还乐呵呵地说是“冰山来客”。连队领导三令五申，不准在宿舍门口倒水，但谁都阳奉阴违。直到开春，那“冰山”才一点点化了。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我们很快都学会了那首关于冬天的民谣。成天扳着手指头，盼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的那个遥远的春天……

第一年冬天，连队的大宿舍都用“大锅”取暖，就是在屋地中央，用砖砌上一个圆形的大池子，然后把食堂做饭的那种大铁锅倒扣过来，架在上面，锅底的尖顶上砸了一个洞，用来接烟囱的管道。铁皮管道从窗户里通出去，排放烟雾。倒扣的大锅在靠门的那一侧，用砖留了一个烧柴火的口子，然后把稻草塞进去，点上火，火焰很快就把铁锅烧热了，烧得滚烫发红。百十平方米的大宿舍，就靠这铁锅散发的热气取暖。铁锅很容易烧热，宿舍的温度一下子升高，这时候大家就赶紧洗脸洗脚，上炕钻进被窝。一旦锅凉了，宿舍的温度很快就降下来，满屋子的人嘴里都发出“嘶嘶”的声音。

所以，在冬天，东北人互相见了面，口头语是“那屋冷不?”如果屋子的温度不够，墙角的天花板、墙壁和玻璃就会上霜。一旦上了霜，就要到天暖了才能融化。墙上的霜越积越厚，整个屋子银光闪闪的，像一座冰雪女王的宫殿。看着挺浪漫的，实则像个冰窖。

有一次，轮到我值日。值日也就是专管烧大锅，一人轮一个星期，半夜得起来添火，白天就不用出工了。前一天晚上，把烧大锅用的稻草，一堆一堆地抱到宿舍门口的走廊里，堆成一座小山。大锅的胃口出奇的大，这座小山只需一天就会被“搬走”——统统填进了大锅的肚子里，燃烧后变成灰烬。然后，再把大锅里的草灰，一锹一锹地挖出来，装在土篮子里，拎到外面去倒掉。清晨天还未亮，值日生就得先起床，把大锅烧热，锅热了屋里热了，大伙儿才能离开被窝穿衣服，否则，连衣服都是冰凉的。我拼命地往大锅里塞稻草，想把大锅尽快地烧热。但我忘了大锅里有许多昨夜剩下的草灰塞满了“灶膛”，那稻草怎么也塞不进去，塞进去也烧不起来，一股黑烟从灶口倒出来，把大伙儿呛得纷纷逃窜。

接受了这个教训，第二天下午，我早早地开始“掏膛”，准备把灶锅里的草灰，清理得干干净净。我用铁锹把草灰掏出来，放在土篮子里，轻轻拍打严实了，好多装一点。我把宿舍里值日用的三个土篮子都装满了，然后，把它们拎出去放在了走廊的过道上。那会儿我手头正有个什么事情要做，就打算稍过一小会儿，再把它们拎到门外的远处去倒掉。但我却很快就把走廊里那三个土篮子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了草灰那一回事儿，然后就到井房去担水了。

等我回到宿舍门口时，只见走廊里正向外冒着浓烟。有人大声呼喊着救火，冲出来，抓过我肩上的那两桶水，就往草堆上泼。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忙乎了一阵子，火总算是扑灭了。[SITESERVER_PAGE]

我瞪眼望着走廊里一地的泥水和被火烧了半截的萆棍，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一个女生冲着我尖声叫：“你怎么不把土篮子里的灰倒了呢?”

我问：“咋的了?灰咋的了?我这就去倒啊……”

她生气地指着墙边的土篮子说：“倒啥倒，还倒呢，都着啦!”

我这才发现，那只土篮子已经面目全非，它的底部被烧掉了，边上还留着燃烧过的痕迹。墙边堆的稻草，一部分已烧成黑灰，宿舍里烟雾弥漫。

那女生看我左右还是一个不懂，就用教训的口气指点我说：“刚掏出来的灰热，里头有火星子，你不拿外头倒了，它煨着煨着就把土篮子给点着了，土篮子再把墙根的草给点着了，要不是俺们回来的早，你差点儿就成了纵火犯了!……你们这些南方人，咋的啥都不明白哩?”

虽说连队并未因为此事批评我，但我从此再也不敢大意。

刚到农场那几年，由于南方知青不懂得东北的基本生活常识，闹了许多笑话不说，还经常惹出麻烦，险些酿成大祸。

男生宿舍“着火”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着火”多半都是因为烧炕引起的。反正取暖不收费，过了今儿个没明儿个，知青们总嫌值日的烧炕不够热，有的人就自己去抱了柴草来“加火”，直到把炕烧得烫手才罢休。那热乎乎的炕睡得好舒服，可到了后半夜，身下的褥子终是经受不了烫砖的温度，渐渐被焚化被点燃——有人在梦中只觉得后背着了火，在睡梦中被“烙”醒，跳起来光脚逃出被窝跳下炕，才发现褥子已经焦黄变黑，屋里一股棉花的焦煳味，用凉水拍打后，褥子上留下一个烧透了的大洞。

头两年冬天，我们经常得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为那些烧坏了褥子的男生募捐凑钱，好让他们去买新的褥子。

到了第二年冬天，农场为知青准备过冬的烧柴，原本就供不应求，再加上知青们无计划地“挥霍”，柴草终于告罄。总场方面也无力继续筹措新的取暖费用。元旦将临，在开过紧急会议之后，只得无可奈何地作出决定：宿舍停止取暖，全体知青放假三个月，等开春再回农场。

我想要自由

1972年3月，我从杭州回到鹤立河农场。“政治文化室”已经关门大吉，我的工作安排成了问题。我不想再回菜园队去，就要求将我调到砖瓦厂去当工人。砖瓦厂的活儿虽然又脏又累，但是三班倒，时间上比较紧凑。由于有夜班，为了让大家都能休息好，瓦厂领导把知青宿舍隔成四五个人住的一间间小屋，不像连队大宿舍那么乱糟糟的。我一直希望能多一些自己独处的时间用来读书，要是能去瓦厂就好了。再说，瓦厂的窑地只是在春天到秋天这半年开工，到冬季上了大冻，瓦厂就停工休整，肯定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再没有比瓦厂更适合我的地方了。

被知青背后称为“座山雕”的李队长，外表严厉而心地善良，他收下了我。

瓦厂一百多人，以鹤岗知青和宁波知青为主。我住的那个小屋，另有三个女生，都是鹤岗知青，生活上大大咧咧的，吃得下睡得香，彼此相处得没什么矛盾。只是她们对我似乎很戒备，总是不断地问我的情况。其中有个女生问我父母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妈妈是教师，但现在要培养新生力量，老教师就到学校图书室管理图书了。她听着，使劲地眨着眼睛不吭声，一副完全不相信的样子。过了几天有人告诉我，说某某说你妈妈肯定有问题，要不咋就不让她上课了呢。又有一天，我一下子收到了好几封来信，有家里的也有同学的——在那种平静寂寞的生活中，家信和友人的来信是最珍贵的。那天夜里我不断地翻来覆去，想着信上那些温暖的问候，直到天快亮时才睡着。第二天晚上上夜班，一个劲地打哈欠，邻屋的一个女生好意地说，你昨晚一夜都没睡吧，啥事儿让你这么兴奋?我奇怪地问她说你咋知道我一夜没睡?她说你同屋的某某告诉我的呀。

领导分配我当晾瓦工，即压瓦机里压出来的瓦片泥坯，要用独轮车推到瓦房里，瓦房里有一排排的木架，上面穿着一层层粗铁丝，用来摆放晾瓦板(有点像江南农村的蚕房，一层层放满了养蚕的竹匾)。晾瓦工的活儿就是把小车上放着十几块湿瓦坯的瓦板，用最快的速度一块块取下来，然后一块块地准确地递到铁丝上去。上下左右的先后秩序要算得精确，空间利用要得当，动作要敏捷利索，技术性挺强的。一块湿瓦重5斤左右，8个小时工作期间，差不多要搬动几百次瓦板，下蹲上伸几百次，一个班次下来，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我干得不错，运瓦的小车工对我挺满意，我们的速度总是遥遥领先。

到了农忙时节，瓦厂的“工人”轮班去支援第一线，铲地、撒化肥、割麦子、掰苞米什么的，我一次都没有落后过。

红娅是宁波知青，是“新初一”的，小我好几岁，但个子比我略高些，丰满健壮，干活特别能吃苦，很有正义感，整天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的，当时担任知青排长。她就住在我隔壁，见我一有空就看书，便常到我的屋子里来借书或聊天。她也渴望以后能有机会去读大学，但又觉得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通过她，我认识了另外两个宁波知青汤翠翠和陈朗，她们都是爱学习的人，知识面也很广。她们对我很友好，大家谈天说地挺投机的。家里寄来邮包，我和红娅把东西放在一起不分彼此伙着吃：我有香肠、皮蛋和猪油，她有宁波的蟹酱和咸鱼。

有一次，收工回来的路上，红娅忽然问我想不想入团?她是连队的团支部委员，她说她愿意介绍和发展我入团。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欲言又止。入团?她哪里知道我早已不想了。

C连长也是宁波知青，高个子，有个很女性的名字，形象和作风却很不女性。她的脸上终日没有笑容，一副“阶级斗争面孔”，整日风风火火的，好像恨不得跳入瓦厂的砖窑去“百炼成钢”；她从不与我说话，我也很少搭理她，干活吃饭，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但几个星期下来，我发现事情有些蹊跷。三班倒的“工人”，一般是按白班中班夜班的次序轮换，也就是说，每隔三周才会轮到一次夜班。但我刚来了一个月，竟然隔一周就是一个夜班，倒班中间连空隙也没有，无形中就“侵吞”了我两个休息日。问了同屋的女生，知道原来是由C连长主管安排每个知青每周的三班排班。又过了一些日子，发现仍然是不断地安排我上夜班。

上夜班毕竟要比白班辛苦得多，每天天快亮了才下班，白天来来往往的人吵吵嚷嚷，常睡不好觉。一个多月的夜班下来，我头昏眼花，疲惫不堪，白天睡不好，晚上没精神，人也瘦了许多。想来想去，觉得实在不公平，忍无可忍之下，去找C连长讲理。

那天C连长正躺在宿舍的炕上听半导体收音机。我进了门，她连头也没抬，我站在那儿好一会儿，她才爱理不理地问我什么事。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她的脸拉得更长，冷冷地甩过来一句：“都不想上夜班，谁来干革命哪?”我生气地辩解说：“不是不想上夜班，而是总让我上夜班就没有道理，革命应该大家干哪。”她顿时从炕上仰起了身子，冲我冷笑着说：“我这是照顾你呢，你不是喜欢看书吗?让你上夜班，不是有更充分的时间看书吗?你不要来找我，我是按原则办事的。”我转身就走，泪水一下子涌上了眼眶，幸亏没当着她的面淌下来。

所以，红娅对我说起入团的事，我沉默了一会儿，只是摇了摇头，说：“我的家庭出身入团恐怕很困难，就别费这份心思了。”但我没跟红娅说C连长的态度。

过了几天，我偶尔到翠翠和陈朗的宿舍去，“唠”了一会“嗑”，陈朗忽然好奇地问我：“你这一生中，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她问得很诚恳，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想要自由。”

至今我还记得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陈朗完全愣住了。她纯净的眼睛里闪过一个强烈的问号：“你疯啦?你怎么敢要自由?自由可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啊……”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随即自我“纠正”说：“我说的自由，意思是……是……就是一个人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不是政治的概念，不是[SITESERVER_PAGE]

的……”陈朗听完后，理解地点了点头，翠翠也表示赞同。

回到宿舍，我左思右想，越想越觉得不对头。陈朗和翠翠都是宁波人，和C连长的关系很不错，若是把我的话“汇报”给C连长，就算哪一天无意中提起，也够我倒霉的了——你对她们说什么不行，扯到自由上去干吗呀?自由是一个多么敏感多么可怕的字眼儿，自由就等于罪恶等于反动，自由是绝对的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的个人主义，你为什么不要革命不要胜利偏要自由?你想要自由就是想要和平演变想要复辟想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你的阶级本性因此彻底暴露无遗……我内心惶惶然心烦意乱，责怪自己太容易轻信别人，恼恨自己太坦率太幼稚，弄不好再开一次我的“批判会”，再贴我一次“大字报”，我可怎么在瓦厂呆下去?

关于“自由”的谈话以后的一些日子，我除了出工去瓦房，连门儿也不串。我小心谨慎，夹起尾巴做人，也不敢再对上夜班表示不满了。

大学梦破

1973年冬天，我随瓦厂的大部分知青到小兴安岭去伐木，一直到开春才下山。下山后，我就调到八分场去了。

那时候，二分场的王悦庭主任已调往八分场当主任，我主动去找他，表示想调到八分场去。王主任似乎对我的印象还不坏，也许还有几分同情，就答应了。

八分场派了一辆拉草的牛车来接我，一路上，干草和行李晃晃悠悠地直往下溜。我想起“树挪死，人挪活”那句俗话，换个地方，也许会有新的生机？

八分场离二分场八里地，靠近水库，以畜牧业为主，养着几百匹枣红色的军马。第二天清晨，一群群高头大马从围栏里冲出来，迎着太阳，向草甸子奔去，那场景是何等地激动人心哪！我早就十分向往八分场，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北大荒生活。

我被分配在科研班，搞小麦的种子试验。科研班有十几个女生，大多数是宁波知青，整天叽叽喳喳地很开心。她们对我这个杭州人挺感兴趣。知青排长成津敏也是宁波人，心直口快，像个“假小子”。

科研班有个技术员叫王春燕，大家都叫她王姐。她在“文革”前一年从东北农大生物系毕业，分配到这个农场搞农业科技；她爱人卜文信是学兽医专业的，两个人在八分场安了家，有两个孩子。王姐和卜大夫的家，一到星期天就聚满了知青，有人说他们像大队辅导员似的，让我们重温学生时代的生活。卜大夫的医术很高明，救活过很多生病的牛马，还试验成功了对家畜外科手术的针刺麻醉，省报上还登过他的照片，报道过他的事迹，知青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王姐的性格温和，每天到地头指导我们搞科研，虽然严格却很耐心，下了工常让我们到她家去，煮些东西给我们吃。我在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后，忽然像得到了一个大姐姐，有了家的温暖。

在科研班干了一段时间，分场的邮递员病了，王主任就让我去替代他，空余时间还是搞通讯报道，往总场广播站送稿。

那年夏天，我采访过水库边上的一个知青养蜂站。他们养了几十箱蜜蜂，还用土法提炼蜂王浆，把提炼出来的蜂王浆装在瓶子里浸在井水里“冰冻”，然后卖给外面的收购站。他们给我沏过一大杯蜂蜜水，真是又香又甜。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那篇文章在总场广播了好几遍，养蜂人也因此成为先进人物。

到了秋天，养蜂的知青头头交给我一个邮包，让我帮他到七分场邮局代寄。到了邮局，那个对工作极其负责的老头儿，问我邮包里装的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说“知青从来都是收家里的邮包，咱这地方除了大豆，知青有什么东西可往外寄的呢？”便非要打开邮包检查。我拗不过他，只好把那个小木盒撬开了——里面有6个小药瓶，旋开瓶盖，瓶里有浅黄色粘稠的液体，浆糊状。老头儿放在鼻子前嗅了嗅，也闻不出个所以然来。又问我是什么，我答不上来。老头儿说：“你弄不明白，我就不让寄，拿回去吧。”我愣着，那一刻忽然恍然大悟，我知道那一定是蜂王浆，是他们自己制作的蜂王浆。再看看邮包上的地址，是黑龙江某地的另一个兵团；看看名字，像是他的姐姐或是哥哥。情急之下，我对老头儿说：“噢，我想起来了，他对我说过，是一种止咳糖浆。他哥病了，那地方缺医少药的，他让我们分场的兽医给配制的。”老头儿说：“那也不行，你回分场去开个证明来吧，有了证明我才给你寄。”

我心想，真的要回分场去开证明，不是等于把那个知青“卖”了吗？谁来给他证明呢？一证明不就“露馅”啦。如果让领导知道他把公家的蜂王浆私自外寄，他这个“先进人物”可就完了。如果我悄悄地把邮包还给他，让他别寄了，也不合适——他发现邮包被打开过，会误认为是我在拆他的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只能千方百计地帮他把这个邮包寄走。

我在邮局赖着不走，对那老头儿翻来覆去地说了许多好话，说那个知青的亲戚病得要死了，邮包早一天到达，就能早一天减轻病人的痛苦，这是“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我这样软磨硬泡地“纠缠”了一个多小时，那老头儿看我可怜巴巴的，终于心软下来，半信半疑地把我早已缝合了的邮包接过去，然后“啪”地盖上了一个邮戳。回到分场，我把邮包的收据交给他，什么也没说，后来也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那年夏天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据说将要加大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名额，并对推荐入学的知青进行文化考试。我心里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若要进行文化考试，倒是对我十分有利的，我想自己在文化考试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随即又听说，还是首先要基层推荐，政治标准仍是第一位的。心情顿时十分沮丧，家庭出身、政治表现、领导关系……全都是劣势，连个团员也不是，凭哪一条来推荐我呢？我顶多属于中不溜吧。不过，假如名额多一点呢？八分场的知青排排队，若是有10个名额，就有可能轮到我了。上大学是学知识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边疆；上大学要上得理直气壮，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别人能上，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也要争取。我首先开始积极复习功课。既然是考试，就一定得考好，考出水平来。

过了些天，开始由群众推荐上大学的第一轮人选，我被推荐上了。科研班有个女生悄悄地告诉我，这推荐名单不算数，还要筛选一次，“刷”掉一半人，最后再由分场领导决定。她说你应该去找找某某主任，他权力最大，他想让谁去谁就准能去。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去找某某主任，就听说一个绰号叫“小德张”的鹤岗男生，在到处散布我的坏话，说我在二分场的政治表现如何如何不好，决不能把我推荐到第二轮名单上。我很生气地跑去质问他，说：“你想上大学就争取好了，我和你是平等的，干吗要踩着我上？”他连连解释，赖得一干二净。我想他既然这么在意我，是否说明我是有希望的呢？想了又想，决定还是不去找某某主任，听天由命吧。又过了几天，第二轮名单上，我果然被刷下来了。

到了秋天，被推荐入学的正式名单宣布了，大概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平时表现很一般，却上了大城市的名牌大学，真是让人又羡慕又气愤。那天，我回到宿舍，躺在炕上闷闷不乐。科研班的一个知青走过来，就是那个叫我去找找某某主任的那个女生，她一向对我很好。她坐在我身边，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末了，她贴着我的耳朵气恼地说：“我不是叫你去找某某主任吗？你不听，你真的相信那些人都是推荐上去的呀？实话告诉你吧，那个某某宁波女生，是给某某主任送了厚礼的，她把一只上海牌手表放在茶叶罐里送去了，你想想，某某主任能不把她拽上去吗？”

匿名信

大学梦破碎之后，我知道自己很难再有上学的机会了，惟有依靠自学上进。

1972年秋，在二分场瓦厂时，我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灯》，后来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调到八分场后，我一直兼管分场的通讯报道，也常去总场参加报道员会议。1973年秋，总场政治部宣传科将我借调到了总场文艺宣传队，作为专职创作员，编写反映农场生活的文艺节目。

文艺宣传队里集中了全场的文艺人才，个个聪明漂亮，整天说说笑笑，排练演出，日子[SITESERVER_PAGE]

过得挺开心。其实，我对文艺节目并不在行，什么二人转、山东快书、表演唱、小话剧等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我写起来很费劲。而那些多年在文艺宣传队里“滚”出来的演员，个个才华横溢，随口说个故事，都能让你笑得肚子疼。我曾写过一个表现知青生活的韵白剧《农村也是大学校》，还写过一个组诗联唱，演出后反应平平。每次写完一个节目，我的任务就暂时告一段落，悠哉悠哉的无所事事。到了元旦、春节期间，文艺宣传队到各个分场以及兄弟农场去慰问演出，转上一圈十天半个月。演出期间我不仅帮不上什么忙，还得占个流动的铺位，所以，我就要求留在总场文艺宣传队队部宿舍给大家看家。

北大荒的冬季，房屋不能空着，必须有人住，天天烧炕，才能保持热气。“大部队”临出发时，指导员汤忠娟一再嘱咐我，别的事都可以不干，但男生女生宿舍的炕，必须认真对待，一天都不能不烧，要保证大家辛苦巡演回家时，有热炕能休息。我一口答应，连声保证一定会让大家满意。

其实，那时我心里藏着一个“绝密”的计划，不敢告诉任何人。自从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作品”以后，受到极大鼓舞，写作的欲望空前高涨。宣传队的文艺节目实在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我打算构思一部描写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还在八分场科研班的时候，就已忙里偷闲地写出了一部分提纲。我正愁自己的进度太慢，突然给了我半个月的空闲时间，岂不是天赐良机？我准备用这段时间，把提纲完成。

大部队走了以后，往常热闹的宿舍忽然安静下来。我天天从早到晚沉浸在自己的小说中，如醉如痴，连吃饭也是瞎对付，哪里还能想起烧炕的事情来呢？屋子里太冷，我哆嗦着蜷成一团，裹着被子写；实在冻得不行，就抱几捆草，将就着烧一烧，那炕终日冰凉，我也毫无感觉。有时忽然记起男生宿舍，就赶紧抱上几捆柴火，把他们的炕烧上一阵，可是塞进去一大堆柴火，火焰熊熊的，那冰凉的大炕仍是无动于衷，一点儿热的意思都没有。我心想他们反正还没回来，烧了也是白烧，莫不如等他们快回来的那几天，再突击烧炕，效果更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十几天，那小说提纲倒是进展顺利，情节人物细节应有尽有，差点连文稿都写出来了。眼看大功告成，计算着大部队也该回来了，那天中午躺在冰凉的炕上，下定决心明天白天一定要认真烧炕，把男女生宿舍的炕都彻底烧透——就在那天傍晚，大队人马突然提前归队，把我弄得措手不及。眼看着男生女生踏入冰窟般的宿舍，一个个搓手顿脚地喊冷，我脸色苍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些半个月来在“样板戏”的舞台上风光无限的“阿庆嫂”、“李玉和”、“郭建光”们，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不得不继续扮演革命英雄的形象——集体到屋外去抱火柴。半个屋子差不多都被柴火堆满了，但那凉透了的炕却怎么也烧不热。那一晚上，大伙儿不知道填进去多少柴火，屋子里才渐渐地有了一丝暖意。

让柴火弄得灰头土脸的男女生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终于有人忍不住了，说：“咱的炕你不烧也罢，可你自个儿是咋过来的呢？”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没法说出真情，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虽然后来他们原谅了我，但我无法原谅自己。至今，我还觉得很对不住当年鹤立河农场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

那部中篇小说的提纲，后来终于变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也就是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分界线》。到了那年3月，文艺宣传队到佳木斯演出期间，我发现自己患了甲状腺囊肿，急需手术。便请了探亲假，回杭州看病。利用病假又再续了几个月的事假，写出了小说初稿，后又修改两次，至第二年秋天，《分界线》正式面世。

我于1974年春天离开农场，在杭州、上海写作、修改《分界线》的一年的时间里，曾几次向农场方面请假，并说明迟归的理由，出版社也帮我开具了证明。农场领导对此一直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既没有强令我立即回农场，也没有给工资以示鼓励，但无论怎样，我对农场方面无言的默认已经非常感激了。因为，在当时只要有一个领导说一句不利于我的话，都可能使那本书的出版流产。

《分界线》出版后，我打算尽快返回农场。那时，各地的知青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投稿的人很多，积压了不少书稿。出于对新生事物的热情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一本完全由知青撰写的散文集。为了使这本集子更具有真实感，需要有懂得知青生活的人来参与编辑工作。出版社经过研究，准备继续留我在上海呆一段时间，替出版社短期帮忙，助谢泉铭和陈向明编辑看稿。出版社征求我的意见，我一口答应了。尽管我已经一年多没有领到粮票，也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全靠父母还有上海的亲戚朋友支持，留在上海当“见习编辑”，完全属于义务劳动，但我还是愿意再在上海住一段时间，出版社的文化氛围，毕竟比北大荒更吸引我。

我每天将知青的来稿筛选出来，附上我的“审稿”意见，然后提交给谢泉铭和陈向明编辑，由他们作出评议，我再给知青作者回信，有的直接退稿，有的让对方修改。对方的修改稿返回以后，再审阅再评议，直到定稿。老谢和老陈很尊重我这个“知青”作者，总是鼓励我发表意见，尽可能独立地处理来稿。每天上午10点钟，出版社的楼里响起广播体操的音乐，我就和老陈以及其他编辑在阳台上做工间操。编辑们对我都很友好，常问我一些北大荒的事情。我就在那时认识了黄宗英老师（1975年，她从上影厂调到出版社来当编辑）。晚上，编辑们下班后，我可以留在办公室里写些小东西，还有许多好书可看。

1976年的春天，我同上海电影制作厂的演员曹雷大姐，一起到黄山茶林场去了一次（曹雷在60年代曾主演《年轻的一代》，当时正准备着手改编电影《分界线》）。我们一起在雨中登上了黄山，我还在茶林场约了几篇知青的散文。

到了1976年5月，那本知青散文集的稿件已基本编排就绪，有几篇稿子还在修改，出版社计划在下半年出书。编辑告诉我，等这本书发稿后，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我觉得出版社很信任我。

不久后的一天，工宣队的一位师傅，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说经过出版社领导研究，目前这本知青散文集的工作已经完成，你可以回黑龙江的农场去了，而且应该尽快离开上海。我当时脑子“嗡”地一下，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使我颇感意外，就好像我犯了什么错误，忽然接到了出版社的“逐客令”。我神色沮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工宣队的师傅很和蔼地安慰我说：“尽管出版社对你这一年多在上海期间的工作是满意的，但你离开北大荒的时间太长了，容易脱离生活、脱离集体，应该早些回到火热的生活实践中去。早回去比晚回去对你更为有利……”他说得很委婉也很诚恳，但我还是觉得他话里有话，似乎有一些言外之音和难言之隐，让我琢磨不透。

既然出版社这样决定了，我当然只有服从。我也不想去找当时的负责人任大霖叔叔通融说情，反正我没打算一辈子呆在这里，我也从没有“企图”调入上海的奢望——我根本不想当编辑而是要写作，写作就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况且，我在上海本来就没有工资也没有粮票，我确定早该回农场去了。

临走前，陈向明编辑特地为我开了一个欢送会。会上，大家都说了许多感人的话，出版社的编辑们对我的为人和工作的评价，听得我热泪盈眶。但我心里仍浮上几丝淡淡的委屈和疑问：“既然我这么好，为什么就突然让我走了呢？这其中一定有缘故，只是他们不愿意也不便对我说实话罢了。”

欢送会后，出版社还为我出具了一份工作鉴定，用公函的形式发往农场，对我在上海期间的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

5月下旬，我离开上海到杭州家里小住，几日后便毅然返回了鹤立河农场。回到农场后，事实很快证实了我的预感和一部分猜测。当真相被“揭穿”时，我竟然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匿名信！果然是匿名信！

回到农场后，我住在场部招待所，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总场宣传科的同志们，希望我能到宣传科搞通讯报道，竭力说服领导让我留在场部。他们安慰我说：“那封匿名信虽然把你赶回了农场，但那并不代表农场组织上的意见，组织上对你的写作是赞许的。去年出版社为你请创作假，连农场总局宣传处都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匿名信只是个别人出于嫉妒而写，你[SITESERVER_PAGE]

完全不必理会。”

我默默地听着，话涌到嘴边，只是没有说出来：全场的知青中，执笔写这封匿名信的人，除了“小B”，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事后果真很快得到了证实。很久以后，我陆陆续续地听说了匿名信上的内容。我的“罪状”依然是那几条，例如“一贯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家庭出身不好，在农场不彻底改造世界观”等等。除此之外，匿名信上还增加了这样一条新的罪状：“根据我们对她的了解，她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根本不可能写出像《分界线》这样的作品。这部小说的初稿是在杭州完成的，故此我们不得不在此郑重揭发：小说绝不是她本人写的，而是她的父母替她写的，企图以此成名成家，出人头地……”

写匿名信的这个小B，在“知青部落”里也称得上是个人物，他为什么堕落到以匿名信来伤害别人的地步，只能从社会现实的反常状况得到解释。后来，我偶尔听说，小B其实一直想去上大学，但每年都未获准许。他虽然是副连长，按说表现不错，但他的家庭情况复杂，又曾隐瞒过某些事实，同时自视甚高。因而，农场领导对他很有看法，只是用他领队干活，而压制他不给他“进步”的机会。他的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恶劣手段是十分可悲的。在70年代恶劣的社会条件下，知青中滋生的告密、倾轧的不正当竞争，扭曲了人的灵魂。

我要上学去

从上海回到农场后，我被留在了总场宣传科搞通讯报道。但我没有被正式任命为新闻干事，而只是一个专职的报道员。新调来的一把手——S书记兼场长，表示还要考察我一段时间。

那时候，原来的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撤销，原国营农场和原建设兵团合并，归属黑龙江省农垦局统一领导。鹤立河农场的场部机关，已经从原来离鹤立镇八里路的一分场旁边，搬到了鹤立镇上，为此方方面面都便利了许多。

宣传科只有我一个女的，又住在机关隔壁的招待所，所以，每天我总是早早到，然后洒水扫地擦桌子打开水，把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不仅因为我喜欢干净，还因为我的工作很轻松，不多干些杂务，就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干了。科里要求我经常下分场采访，每个月写几篇报道稿供场部广播站使用，且至少有一篇稿子能在《合江日报》或是黑龙江《农垦报》上见报。

可惜我并不是一个合格和称职的报道员，我写的通讯稿，大多数都只限于在本场内部发表，投往佳木斯的稿件，屡试不中，几乎一篇也没有发表过。不知道是由于我的政治敏锐性太差，总是捕捉不到时代的“脉搏”和当前的宣传要点，还是由于不谙通讯报道的技巧章法，反正写了全白写，寄出去便石沉大海一般。宣传科的老新闻干事、广东籍的转业军人黄伦，从原“东总”时期就开始搞新闻，他的稿件几乎是一投就中，每个月都可见报。鹤立河农场的对外宣传，全指望他笔下生花。我对他十分佩服，一次次地虚心请教，他也一次次地对我“谆谆教导”，把几十年来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耐心地一一传教给我。但我仍是不得要领，每次的稿件都须黄干事“修理”一番后才能出手，却还是百发不中。自己就有些惭愧起来，便三天两头地下基层，希望能抓到有用的事例。

其实，心里真正惦记的还是写作，写小说或是散文，觉得文学才是我的正事。

那时，我和场部机关一些科员、广播员、话务员，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女生宿舍里。我和基建科制图员于淑芬很谈得来，每天下班后，吃过晚饭，我们都会在尘土飞扬的小镇上一起散步。生产科有个老高三的吉林知青赵玉祥，早就在农场结婚安家，他的妻子平立钧和他是高中同学，与他一起下乡，是总场中学的一位优秀数学教师（真正在农场扎根的知青，偏偏都没有在“扎根公开信”上签过名）。他们俩对我都很友善，有时我溜到生产科去同赵玉祥聊天，能感受到他对写作和文化真诚的尊重。感动之余，却不知今生今世自己是不是还有上学的可能。（1982年我回到新华农场“探亲”，他们夫妇还特地把我请到家里去吃饭，给我看他儿子赵平洋写的作文，那时赵平洋已经开始发表“少年习作”了，后来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诗作。老知青们都为自己不能继续求学而遗憾，因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赵玉祥夫妇多年来，对子女精心培育呵护，为子女的教育倾注了全部心血，在新华农场和宝泉岭管理局的“知青”中颇有口碑。据孩子们说，整个学生时代，他们几乎从未有过寒暑假，一直在父母的辅导下用功读书。农场常常停电，家里必备蜡烛，功课从不中断，兄妹二人年年在班上都考前三名。就在农场那样的师资条件下，80年代，他们的儿子赵平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女儿赵平宇稍后考入北京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成为宝泉岭农管局人人称赞的“典范”，也算是圆了他们夫妇的大学之梦)。

那年在鹤立镇，每到晚上，我就躲进宣传科的办公室里一个人看书写作。宣传科科长姜少周和其他几位同事，对我都非常爱护，明知我业余在搞“文学”创作，但从不过问。有时还顺便为我创造些条件，默许我在上班时间“偷”看文学刊物，我心里实在非常感激他们。但我写的新闻稿老是见不了报，总觉得自己愧对他们的关怀。

那时场部有一位刚从笔架山农场调来的副场长董道本，任鹤立河农场政治部主任，主管全场的文教工作。他和他的爱人李淑琴，对知青有一种父母般的慈爱心肠，更爱惜知青中的人才。他们夫妇对文化艺术都很感兴趣，喜欢读书，偶尔也写诗作赋，在知青中拥有极好的口碑。他直接领导宣传科的工作，对我不佳的“新闻业绩”非常谅解，从不指责或要求我什么。有时，我在办公室里写作得太晚了，他若是看见宣传科的灯光还亮着，会回家去拿上两个香瓜或是一盘煮红薯，让他爱人送来给我当点心吃，有时还把我们几个在机关工作的南方知青，请到家里去改善生活，跟我们谈天说地，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

1976年至1977年，我在场部机关整整工作了一年。从连队到场部，过去人们对我的种种误解、种种闲言碎语，都在对我的逐步了解中渐渐消散了。但在宣传科工作的那一年中，我几乎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

我的新闻稿没有写好，我的文学稿也没有写好。我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和文艺观，都正在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

这种思想的混乱，还在上海的时候，我自己就隐隐地感觉到了，但我不愿意正视也不想承认。我极力想同时代融合贴近，努力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因而，对于现实与理想、真实的社会实践与流行的革命理论之间的种种矛盾，既困惑又追随，既茫然又盲从。我试图用自己似懂非懂的理由去解释，却无法自圆其说。我失去了刚到农场时，在那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保持的独立人格和率真自然的品性，开始变得虚假和随俗，变得越来越自欺欺人。

记得1976年5月底，我从上海回到杭州，再从杭州到北京，然后经哈尔滨中转去佳木斯。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住时，认识了从哈尔滨来上海改稿的作家谢树和林予老师。他们给我写了介绍信，让我到哈尔滨停留几天，去拜访省文化局的几位老师，好让他们对我的情况有个了解，以便日后在写作上关心我。我到了哈尔滨以后，找到了省创评办的主任吕中山老师，他又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已从兵团调到省创评办搞创作的杭州知青何志云，何志云又带我去拜访女作家陈毕方老师，陈毕方老师再带我去见了当时省文化局局长延泽民……如果说这些“求教”都尚在正常人际交往的范围之内，那么，在哈尔滨发生的另一个小小的细节，却至今令我汗颜——

我与在瓦厂结识的好友红娅，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那时她正在哈尔滨学习，得知我将经过哈尔滨，便约我在她学习的那个大学门口同她见面。我去赴约的时候，天阴沉沉的将要下雨。当时东北地区旱情危急，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我刚下公共汽车，豆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紧接着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等我跑到大学门口，身上都被淋湿了。我在雨雾中远远地望见了红娅，她也向我跑过来，我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我们在雨中站着，相视而笑，任凭雨水劈头盖脸地浇下来。分别一年多，彼此都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却不知说什么好。[SITESERVER_PAGE]

还是我先开的口，我不知怎么的却冒出这样一句话，我说：“下雨了，农场的旱情终于可以解除啦!”红娅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也兴高采烈地呼应我，说了同样的话。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终于像个革命知青了，我的思想感情已同工农群众融为一体了。

不记得我们后来都谈了些什么，事后我心里却一直觉得别扭。我想我们见面时，本应该说些很友情的话，我干吗扯到旱情上去。其实，我内心并不真正关心农场的生产，我怎么变得这样假模假样了呢?

再举一例：到了那年9月，广播里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逝世的消息。当时，我正在宣传科办公室看材料，姜科长眼圈红红地从外面走进来，我为了表示自己的悲痛心情，立即趴在桌子上抽泣起来。其实，我并没有流泪，我只是装作流泪的样子。悲痛是真的，但眼泪并不是说有就有的，我生怕给领导留下坏印象，只好如此拙劣地表演起来。幸好姜科长是个厚道之人，并没有发现异常，他悲痛了一会儿，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安慰我说：“好了，别太难过了，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我却仍然深埋着头不敢抬起来，怕他发现我欺骗了他……我为此至今谴责自己。

还有一例：当时，鹤立河农场的船队，有个浙江知青名叫龙根，他从小在新安江边长大，水性特别好。船队在松花江上搞运输，年年都会遇到在江上不慎落水的人，龙根不顾个人安危，一次次地跳下水去救人，在松花江上传为美谈。后来，宣传科发现了他的事迹，认为应该将他树为典型，就派我去整理他的材料。偏偏龙根是个不善言谈、朴实腼腆的人，翻来覆去讲的就是那几次救人的经过。

我问他：“在跳下水去的一瞬间都想到了什么?比如，某某英雄的形象……”

他回答：“什么都没想，哪里有时间想呢?救人要紧啊!”

我说：“船队的领导有没有只促生产不抓革命?你是怎样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龙根摇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们船队的领导经常让我们学习……”

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无法获得我需要的素材。我的稿子写了一遍又一遍，在科里都通不过。为了交差，我开始添枝加叶，按照典型材料的需要，制造出龙根和船队领导错误路线作斗争的事迹，把他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使劲儿拔高，直到“创作”出一个完全不是真实的龙根的“龙根”，才算勉强完成任务。材料报到宝泉岭农场管理局，管理局宣传处还让再加工，弄得面目全非。最后总算定了稿，然后由我陪着龙根，到管理局去参加典型人物的选拔讨论会。那次会上，龙根的“典型材料”被传阅后，各农场来的宣传干事们普遍认为他的事迹分量不够，缺乏时代气息，最终被“枪毙”了事。我十分沮丧地和龙根一起回农场去，一路上龙根倒无所谓，说他本来就不想当先进典型，当不当典型，人总归是要救的。而我的心里却很懊恼，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违心地去做这些，还做得那么执著。

但我没有力量反抗，在客观上甚至曲意逢迎。面对1976年至1977年笼罩在华夏大地上一浪凶于一浪、登峰造极的奇谈怪论，面对黎明前的最后的一段黑暗的日子，我茫然无措、苦闷彷徨。在“文革”的10年历史中，我绝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叛逆者。

1976年10月，中央宣布“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我仍然是一派懵懂无知。我震惊、我激动，却完全不知道历史将从这里发生重大转折，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如此混乱的感觉之下，我怎么能写出东西来呢?

几年前，在连队紧张艰苦的条件下，我曾写出了小说处女作和几篇散文，但在如今悠闲安定的机关生活中，我却废了一张又一张的稿纸，无从下笔……

在辗转难眠的深夜里，我一次次地考虑着自己的出路，究竟何去何从?读书的念头是那么强烈地涌上来，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但是去上学谈何容易?其时，工农兵大学生已停止招生，高考尚未恢复。农场的知青开始设法办理“病退”或是“困退”，大规模的知青返城，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早在两年前，鹤立河农场曾有21位先进知青，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扎根信”签名“运动”，表示要坚决留在农场干一辈子革命。那封措辞激昂铿锵的公开信，在报上发表后，曾在合江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全省知青的榜样。然而时过境迁，才不到两年的时间，在那封信上签过名的21位模范知青们，大部分都已“逃之夭夭”，上学的上学、提干的提干、返城的返城，溜得无影无踪。这种公然的弄虚作假行为，使他们威信扫地，声名狼藉，也激起全场知青的极大反感。

许多年以后，我专程拜访过其中的一位知青干部，她已经从杭州的一所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她当年在总场任团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