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者 |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原 载 |《文史哲》2003年第3期，第15-16页
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具体的采用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但是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的历史则相当长了，我想大家都了解自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我在70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我在早期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80年代末我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这个民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养鹿为主。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以渔猎为主的赫哲族，存在问题是同样的。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化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我回想起在上世纪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对话。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并认为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和答复这些问题，譬如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我们交谈时涉及几个实例，一是谈到重视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力一下子解放出来了。以后在农村工业化中，又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同时让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不同的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能不能相容共处的问题，还有文的意义。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可以把不同制度凝合在一起的力量，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三是“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地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入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四是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套破坏得太厉害，把这些东西都否定了，我看这是不能否定的，实际上也是否定不了的。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的经验性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去年美国的“9.11事件”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此后事态的发展使我很失望，这种“以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我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文化精神的存在，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不同国家的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促使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于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中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我们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各种不同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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