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过年，我与几个另立门户的兄妹，都各率子女到我父母家团聚。年逾八句的老父亲张罗了一桌饭菜，虽谈不上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却样样都有。平时吃鲜吃惯了的孩儿们还嫌这嫌那，老父亲总是说：“你们都是糖水里泡大的人，嘴巴也吃刁了。二三十年前，这样一桌饭菜，不知要用多少票证去买，不像现在，只要有了钞票，样样东西不愁买不到。”

老父亲的话，孩儿们听得浑沌乾坤，而有了年纪的我，心里却像掀起一阵波浪，思绪被牵回到东西样样稀缺的“票证年代”。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票证还不怎么多，只有粮票、布票等。我吃的是食堂饭，去买10斤饭票，必须有10斤粮票，到面店去吃碗面条，一般是2两半粮票，我年纪轻，胃口好，还得加1两才够吃，等于是要花3两半粮票。后来，票证越发越多，吃的、穿的，铁制的、木制的，都是凭票供应，就连去买一盒火柴，要火柴票，买补衣服钉纽扣的纱线，也要线票。我印象中，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好像只有钢笔、簿子、墨水、搪瓷杯子、脸盆、球鞋、套鞋等为数不多的商品无须票证，而副食品商店供应的商品，都必须有票证方可购买。我回忆一下，各种各样的票证大约有30来种，如肉票、粮票、油票、肥皂票、豆制品票、水产票、糖票、卷烟票、副食品票、禽蛋票、煤油票、干果票、黄酒票等等。煤饼、煤球和发火柴，发的不是是票证，而是一本燃料卡，按人头计，好像是每人每天一斤。后来有速燃发火媒饼，是每本燃料卡每月30只，等于是每户人家1天1只。到了春节，商业局还会加印一些优惠供应的票证，如猪肚票、牛肉票、黄鱼票、带鱼票等。这可不是一般干部职工都能发到的，是专门发给资格很老的干部的。当然，如果发票证的部门里有人头熟悉，少量的也能搞到几张，这叫“开后门”。还应当说一句，这票那票，只有城里吃商品粮的工人和居民才有，农民是一张票子也没有的。我们单位里有好几个职工的父母、妻儿都在农村，他们逢年过节回家时，用单位里发的票证买些白糖、豆腐干、素几、肥皂回家，村上人羡慕得要死，说：“在外头当工人真当好，样样东西都有。”

票证是直接影响到过日子的。所以，我母亲最担心只有“麻将牌”大小的票证丢失掉，每到发来票证，她总是分门别类理好，放在一个盒子里。有些票证的供应量是很少的，如食油，每人每月只有2两半，手脚大一点，只够炒锅菜。我母亲最会持家，如果光是自己人吃饭，她总是将青菜、萝卜等蒸着吃，从来不放油，只撒些盐花。当客人来时，才动油锅。这时，其他票证也派用场了，如用水产票买条鱼、用豆制品票买块素几，那都是用油锅煎来吃的，油烟气满屋都是，好闻极了。

吃饭要有粮票，全中国都是这样的。为了不让这里的粮票无法在另一个地方购粮食，防止投机倒把产生，粮票有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之分，地方粮票又有萧山县的粮票和浙江省的粮票。我们每月发的30斤定粮粮票，都是萧山粮票，仅在萧山县范围内可以使用，如果到杭州开会，必须要到粮管所用萧山粮票调成浙江粮票。如果你到省外办事去，则要打证明到粮管所调全国粮票，但数量是从严控制的，不是说想调多少就有多少。那个时候到萧山县范围以外的地方去，带浙江粮票或全国粮票如同现在带居民身份证一样重要，不带就要饿肚皮。有的人小聪明，认为我没有粮票大不了不去饭店吃饭，买点糕饼吃吃不就得了。对不起，到副食品商店买饼干也是要粮票的，因为饼干也是粮食做成的。粮票面额最大的是10斤，也有5斤、1斤、半斤、1两的，最小的面额是半两。

在票证年代，不是说有了票证就生活无忧了，由于受到量的限制，还得精打细算，甚至能揩油的地方就去揩点油。我那时是30斤定粮，平均1天1斤，吃的是食堂饭，餐餐是按计划吃的，从不敢多吃。有时候同学、朋友来了，就请他们在食堂里吃，也不能太小气、寒酸，半斤米饭总是要的。但这样一来，粮票就要“脱头”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星期天到父母亲那里去白吃揩油，中餐、晚餐都吃父母亲的。这样，被同学、朋友吃掉的粮票“缺口”又补平了。煤饼、煤球的供应也是不够烧的，一般人家，除了煤饼炉、煤球炉外，还有一座柴灶，煤饼和柴火交替使用，才勉强使燃料够用。我的父亲有一手技术，星期天他替别人锻磨具，换来麻杆、棉花杆，使得我家的燃料终不成问题。在老火车站，经常有火车头在卸煤渣，煤渣里有没有燃尽的煤粒，于是妇女、小孩子就提个篮子，在煤渣堆里翻来拨去地寻找煤粒。运煤的火车皮卸完煤后，只要还停在火车站，立刻有人跳上车皮，把角角落落的煤屑都扫拢，甚至把嵌在板缝中的煤屑也挖出来，一一装入袋里。西门道口旁有个煤场，汽车在运煤中因颠簸而有少量煤粒震落，几个妇女你争我夺，把煤粒扫进自己的畚箕里。这都是因为票证供应的燃料不够。

衣、食、住、行几件事中，穿着也因布票的短缺而令人发愁。那时每人每年发几尺布票，印象已经不深，反正添一件新衣服非常不易。于是我的母亲想办法自己种棉花。从棉花到加工成布匹的工序是很复杂的，先是把棉花籽轧出使之成为皮棉，再去蓬松，把棉花纺成一根纱线，纱线要经过浆洗，上了织机，纱线一横一直，直的是固定的，横的则要用木梭子一来一回穿行，便织成了布。白坯布织成后，母亲买来染料，染成蓝的、黑的布匹。由于母亲勤快，我们的穿衣也不因布票不够用而受到影响。我参加工作时，还经常穿着母亲织的土布衣服。几年后，“的确凉”面世了，我咬咬牙去买了一块面料，做成衣服，使自己稍稍有了些“洋气”。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凭票供应，又不想多买，还担什么心事？其实，凭票供应并不一定能顺顺当当地买到想买的东西。排几次空队，走几趟冤枉路，是家常便饭。有两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次是一个大热天的中午，我在单位午睡，忽然听人说西门粮站在卖晚米，我立即借了一只袋，带上粮票赶去。到粮站时，队伍足有100多米长，排了半个多钟头，前面还有四五十个人时，队伍忽地散了，前面传来了“卖光了”的消息，我只得带着空袋悻悻而归。另一件事是有一天凌晨，天气非常寒冷，我带着肉票去东门肉店想买个猪蹄胖，肉店的门还没有开，已有十多个人在排队。好不容易等到“咣当”一声店门开了，前面顾客买一个我向前挪一步，等到我站在肉柜前时，被告知猪蹄胖已经卖完。我明明见到排在前面的人很少买猪蹄胖的，怎么会卖光呢？发火、论理都不管用，我赶紧往西门肉店跑，也被告知猪蹄胖卖完了，当我气呼恼糟地把这事说给同事听时，同事说：“猪蹄胖是紧俏商品，凭票排队是买不到的，要托熟人去买，当然最好是直接托卖肉的营业员。”我自叹没有关系，说：“这辈子也许吃不上猪蹄胖了。”

有些票证，不是像粮票、布票那样人人都有，它是发到单位的，一个单位才几张，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手表票有半钢、全钢之分，自行车和缝纫机有沪产、杭产之分。沪产的上海牌全钢手表，永久、风凰牌自行车，蝴蝶、蜜蜂牌缝纫机最吃香。有些单位的领导比较民主，有了这些票证，就开会讨论分配问题，优先给子女要结婚的老同志，而有些就不是这样，几个当头头的你一张我一张秘密分掉了，而下面群众则一无所知。

在票证年代，此地和彼地的供票情况是不同的，往往是大城市好于城镇。我知道，那时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有工业券，是每个居民都能发到的。这些工业券可以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呢料、丝绸被面等。我们萧山是没有的。于是，有门路的萧山人就向杭州、上海的亲戚讨要一些工业券，买辆自行车或买块呢料做套呢制服。萧山的沙地里人那时候便十分精明，把自己腌制的萝卜干、榨菜和霉干菜用坛装起来，偷偷摸摸地用自行车直踏杭州、上海等地（那时候这种行为叫长途贩销，属于资本主义性质，是被禁止的），在小弄堂里向城里的大妈大娘低价出卖，同时讨些票证，然后凭票购得肥皂、白糖等东西，用自行车踏回萧山，再以较高价格卖出，从中获利。

那时候，这票那票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好多人家都有为凑足了证或弄到了稀缺物资的票证而办成了大事欢欣鼓舞的情况，当然更多的是为搞不到票证而懊恼、灰心。我在1976年结婚时就有这么一段心酸的经历。我当时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一张床、一张方桌、一张写字台、一口五斗柜、一只马桶箱和4张凳子就可以了。可是办起来非常吃力，自己做吧，木材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都掌握在县物资局，根本不可能供应给个人。到店里去买吧，又弄不到票证。正当我婚期逼近而办家具仍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朋友给我指点了迷津：你一定要去托关系弄票子。还好，有几个朋友很热心，于是我托朋友、朋友再托朋友……七托八托终于给我弄到几张木制品票，买到了木床、方桌、写字台和凳子，而五斗柜和马桶箱的票证再也无法可想了。我决定请人做，靠朋友一块板、一块板地凑料作，然而，档料和板料还是缺一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回到老家，把屋后几棵小杉树砍了用来做档料，父亲还把老房子的旧地板撬了几块凑着作为马桶箱的围板之用。可谁能料到，这些七拼八凑弄来的板料，有的有白蚁，不到1年，板上冒出无数个小洞，我用杀虫剂喷也无济于事，五斗柜和马桶箱被白蚁吃得千疮百孔。1985年，我乔迁新居时，一点不心疼地把它扔了。

现在市场繁荣，东西应有尽有。票证年代虽然远离我们而去，但留在我脑子中的记忆却永远挥之不去。我至今还保存着两张1966年版的面额为5斤的全国粮票，经常拿出来看看，感到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