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学术纵横 | | | | 张剑光 | 传承中求变化：唐五代江南县城的空间规模和结构（一） | |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剑光 日期：2021-03-15 | | 对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研究，以往我们主要的关注点是苏、杭、金陵、越等州级以上城市修建、人口和经济功能、城市文化等问题，这当然是由于记载州级城市的资料比较丰富，而且大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辐射力较大，对江南历史进程的演变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发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往往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联系农村的县城，这一唐五代最基层的政治和经济、交通网络中心。实际上，县城作为面对农村最前沿的城市，对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所起作用十分巨大。因而如果我们对唐五代江南县城作一些整体性考察，从分布情况、规模、城墙的修筑、内部空间结构等几个方面加以了解，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江南城市史的研究，从而能对早期江南区域历史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江南地区县城的设立是个逐渐增加的过程，中间有的阶段是有反复的。秦汉以后，随着江南开发的不断深入，江南县城的设置数量越来越多，从平原地区不断向山区推进。然而我们也发现，到了六朝时期，江南县城时设时废，但总数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根据对各正史《地理志》《州郡志》的统计，从东吴以后，江南地区的县城大约在70座左右，数量远多于两汉时期。随着对山区的推进和开发，孙吴在江南大量设县，设置了众多小城市，大致来说东吴在江南有县约计74个。去除郡城所在的8县，江南计有县城66座。两晋时期，江南经济渐渐发展，人口增多，交通发达，县城的增置有了必要。粗略地计算，东晋江南有县90个，去除郡城所在的13县，计有县城77座，比孙吴时增加了11座。南朝刘宋时期，江南县的数量大体与东晋相仿。刘宋时县城共有90个，去除郡城所在的14县，计有县城76座。由于不同时期，个别县或设或废，因而刘宋与东晋时的县城数量总体上基本持平。隋朝灭陈统一全国，一度在江南大量析置州县。隋炀帝即位后，在全国范围内对郡县进行并省。根据对《隋书》卷三一《地理下》的统计，隋代江南县城总数共有45个。由于郡治都设在具体的县城中，江南共有9郡，所以江南纯粹的县城只有34座，从数量上说，低于孙吴和南朝时期。出现这种局面，我们认为与隋朝平陈后为消除南朝的政治影响，对南方实施的管理总思路有关系。因为对南方政治力量总体上呈打压式以及平陈后南方曾经出现过社会动荡，都使得隋朝对陈朝旧地十分警惕，因而在江南设置的县城数量是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新县的析置比较缓慢，而且由于战争引起江南人口数量下降，政府设立了不少军事城堡，很多原来的县城反而被废弃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动乱，到唐代初年，城市设置也是没有章法，“权置州郡颇多”，县城也有很多是临时性的。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并省”州县，撤销了一部分县级政权建置，县城被废弃，从这以后县城的数量大体上稳定了下来。据对《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记录的统计，江南的县城在唐代润州有4座，昇州有4座，常州有5座，苏州有7座，湖州有5座，杭州有7座，睦州有6座，越州有7座，明州有4座，衢州有4座，处州有6座，婺州有7座，温州有4座，台州有5座，宣州有8座，歙州有6座，池州有4座。合计江南有93个县，从数量上看比隋代增加了一倍。不过由于州同样是设置在县城中，而且一些州城中是两县共治，如常州、苏州、越州，因此有17县实际上是州城。如果我们不算州城，那么江南共有县城73座。当然由于《新唐书》的记载只是依据某一个时间点，州县城的设置在唐代近三百年时间中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江南的明州、池州、昇州等都是唐中期和唐末期才设立，因此我们上述县城数量的统计只是个大概而已，在各个时间点上实际的数量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从数量上说，唐代的县超过了隋朝一半，但和南朝县的数量几乎相等，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唐代设立的县与南朝是完全一致的？事实并非如此。唐代有一部分县在南朝就已设立，但也有一部分南朝的县到了唐代只是一堆废墟。如南朝丹阳尹下的秣陵、永世、湖熟、同夏，会稽郡的始宁，吴郡的娄、海虞、暨阳、南沙、海阳、梁丰、利城、胥浦、信义、前京，吴兴郡的东迁、故鄣、原乡，东阳郡的太末、吴宁、丰安、定阳、长山，新安郡的始新、海宁、黎阳、章安，南徐州的临津、国山、义乡、江乘，至唐朝早就已经不再存在。唐朝有相当一部分县是新析置的，有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需要，有的是军事地位的重要，析置的原因多种多样。如歙州绩溪县设立于高宗永徽五年（654年），湖州安吉县设立于麟德元年（664年），婺州兰溪县、衢州常山县和台州黄岩县、乐安县设立于上元元年（674年）、二年（675年），越州萧山县设立于仪凤二年（677年），杭州新城县设立于永淳元年（682年），睦州建德县设立于永淳二年（683年），常州武进县、杭州唐山县、婺州东阳县、越州山阴县设立于垂拱二年（686年），润州金坛县、杭州临安县设立于垂拱四年（688年），衢州须江县、睦州寿昌县、台州宁海县设立于永昌元年（689年），温州乐城县设立于载初元年（689年），湖州德清县、婺州武义县设立于天授二年（691年），衢州盈川县、睦州分水县设立于如意元年（692年），苏州长洲县设立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处州缙云县设立于圣历元年（698年），温州横阳县设立于大足元年（701年），台州象山县设立于神龙元年（705年）。高宗、武则天时期江南县级政权析置出现了一波高潮。到了唐玄宗时期，新析置县的热潮仍未停止。如景云二年（711年）设立处州青田县、遂昌县，开元五年（717年）设立了苏州海盐县，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明州设立奉化县、慈溪县、翁山县，歙州设婺源县，天宝元年（742年）宣州设青阳县，天宝三载（744年）宣州设宁国县，天宝十年（751年）苏州设华亭县，天宝十一年宣州设太平县，天宝十三年婺州设浦阳县等。中唐肃、代、德宗时，江南又新设了数县，如至德二年（757年）的池州至德县，乾元二年（759年）处州龙泉县，宝应二年（763年）宣州旌德县，永泰二年（766年）歙州祁门县、池州石埭县，贞元元年（785年）越州上虞县。对上述析置分时段统计，可以看到高宗、武则天时江南新析置27县，除山阴、武进、长洲三县实际上是对州城的分置，江南新增加了24座县城。玄宗开元和天宝年间，江南新增加了12座县城。中唐肃、代、德宗三朝，江南新增加了6座县城。就江南全部73座县城来说，约占总量的一半左右是高宗至玄宗时期设立的。与前朝相比，唐代约一半的县城是在前朝已经设立，而另一半的县城是唐代新设立的。这说明县级政权的建立是动态的，县城的设立是一个渐次的过程，中盛唐时期析置的数量最多，很显然在江南范围内县城的密度在不断增高。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这些新设立的县城中，有些其实是唐初并省掉的，只是之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又重新恢复设立。如温州横阳县，武德五年（622年）置，贞观元年（627年）废，大足元年（701年）恢复。温州乐城县，武德五年（622年）置，七年废，载初元年（689年）恢复。处州遂昌县，是个“旧县”，设立于东汉，武德八年（625年）废，景云二年（711年）复置。衢州须江县武德四年（621年）置，八年废，永昌元年（689年）复置。湖州安吉县，武德四年（621年）置，七年废，麟德元年（664年）复置。苏州海盐县是汉代的旧县，“久废”，景云二年（711年）置，先天元年（712年）废，开元五年（717年）复置。常州武进是六朝时的县，隋废，武德三年（620年）置，贞观元年（627年）并省，到了垂拱二年（686年）“又析晋陵西界立武进县于州理”。杭州临安县设立于东汉，隋废，唐垂拱四年（688年）置。像这种置了废，过后又重置的县，数量还不少。这说明这些县城原来的发展程度比较有限，而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会考虑重新设立，从而出现了废置无常的情况。从总体上说，新县的设立是江南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的结果，反映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如高宗武则天时期析置的27县中，浙西有11个，浙东有16个，宣歙地区仅1个。浙西的杭、睦州，浙东的婺、衢、台州，各有3县；浙西的湖州和浙东的越、温州各有2县，这意味着浙西的太湖南岸和浙东的沿钱塘江及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快，对商业的要求比较强烈，才会有这么多县城的出现。再如太湖东部今上海的松江、青浦一带，唐代初年发展比较缓慢。这一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常受湖水浸漫，“从古为湖瀼，多风涛”。每当大水来临，就会淹没村落，“风波相凭以弛突，地势低洼”。大约八世纪前半叶，即《新唐书》提到在开元间海塘的修筑，受海塘保护的土地基本上不再遭受咸潮的侵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水不断对土地冲刷，海塘以西大量的农田渐渐可以种植农作物，使得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人口大量迁入，乡村聚落逐渐扩展，为政区的增设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新设立一个县级行政单位的条件基本具备。天宝十年，吴郡太守赵居贞遂奏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华亭县。可以这样说，华亭县的设立，是吴淞江下游靠海地区大量土地开垦、人口聚集、经济发展的结果。五代时期，江南分属吴越和吴、南唐两大政治势力控制，前半期今苏南和浙北地区成了双方争夺的战场，对经济的影响肯定是比较明显的。后半期，约公元919年无锡大战之后，双方的争夺渐趋平稳，提出“保境安民”发展经济。随着农田的开垦和水利建设，在一些农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新设了一些县城。如吴越国梁开平二年（908年），在越州设新昌县；开平三年（909年）年，在明州设望海县、苏州设吴江县；龙德二年（922年）杭州设钱江县；天福三年（938年）秀州设崇德县。此外，南唐时还设立了芜湖县、繁昌县，乾祐三年（950年）设铜陵县，广顺二年（952年）设东流县。这些县级政权中，有4个是在长江南岸，可以推测南唐沿江农业的发展得到充分重视，在整个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上升，从而有了设县的需要。唐代，江南县城的数量总体上维持在70多个。至五代，县城的数量略有增加。当然，就江南三道来说，县城的分布并不均衡。三道的北部地区县城分布密度较高，而南部、西部地区密度相对较低；平原地区县城分布较密集，而丘陵低山地区相对较为稀疏。随着新县城的不断设立，江南县城的分布大体合理。县城的增多，使县城及四周交通便利之处出现了一些商品交换集市，为农民在农闲季节进入市场提供了方便，使更多的农民和商贾可以轻易地贩运本地及外地农产品进入市场，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日常生活用品能有基本的流通。
县城的规模主要由政治地位和地理环境决定。由于受县的级别限制，唐五代县城一般比较小型化，远比州一级城市要小。另一方面，县城的规模大小也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相对而言，位于平原地区的县城一般与河道相邻，交通方便，大量的生活和生产物资能轻易地进出县城。因此平原地区的县城往往交通方便，能吸引人口流入，规模偏大。如果县城位于山区，受到地形的局限，规模往往较小。特别是山区纵深地带的县城，从地势上考虑，扼守要冲，极具军事价值，但在规模上必定比平原县城要小很多，这种县城一般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居住在县城中的人们，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生产活动，都要受到城市物质条件的限制。县城的规模决定了城中居民活动的形式，决定了活动的质量和数量。县城的空间规模，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状况。当然，县城区域面积的大小，并不是衡量其商品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唯一标准，但多少能反映县城人口容纳量及其配套的服务行业的发展程度。江南一部分从六朝就建立的县城，其范围并不是很大，到了唐五代，这些县城的四至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如孙吴赤乌六年（243年），建阳羡，“筑城周回一里九十步”，县城范围很小。余姚县古县城以余姚江为界，分为南北二城。北城建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朱然为余姚长时所筑，城周一里二百五十五步。始新县城为贺齐所筑，“其子城周二里二百二十五步”；永康县城“吴赤乌八年筑，周一里十九步”。这些后代相传是吴国修筑的县城，大多数周长在一、二里之间。始新县城是所见最大的，周长也仅相当于今天1224米左右。如果县城是正方形的，每边长约300米。两晋和南朝设立的县城，规模仍然较小。如西晋永嘉四年（310年）义兴设郡，临津县是其下辖县之一。《咸淳毗陵志》卷二七《古迹》谈到“临津城在县西北五十里，周广二百九十步”，县城周长仅417米左右，每边长仅104米。义兴郡下的永世县，“在溧阳县南十五里，周三百步”。再如常熟县城，萧梁时新筑，“周回二百二十步”，比临津县还要小。从上述几个县城的规模来看，当时的县城都是比较小的城市，政治象征意义比较浓重，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存在，县城在经济上发挥的作用可能很小。隋唐五代新筑县城的规模，与六朝时期的县城相比，是否发生了些变化？由于县的政治等级，决定了时人心目中最低级行政中心的县城规模是相差不多的，因而与前代相比，隋唐五代新筑的县城未见太大的变动。
如杭州盐官县，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修筑时，周六百步。此后可能隋末战乱，旧城受到破坏，永徽六年（655年）又筑，“城周四百六十步”。於潜县城“周回四百五十二步”。富阳县城周回六百步，相传是唐末咸通十年（869年）县令赵讷修筑。昌化县城周回三百六十步；临安县周回五百二十步。几个不同时期修筑的县城，规模相差不大，都在四百至六百步之间。再如润州丹阳县城，“周五百六十步，……即古简州城”，在唐代初年还曾经作过州城。苏州华亭县，“周回一百六十丈”，也就是三百二十步，是个小县城。常熟县武德七年移县治海虞乡，换了地点新建县城。史云：“县城，前志云县城周回二百四十步。”唐代移城后新修筑的县城与六朝的规模几乎相差不多。海盐县设于唐开元五年（717年），“周回一百七十步”，县城规模更小。常州无锡县“周七百步”，唐长寿改元（692年）新筑。金坛县故城周七百步，唐长寿改元新筑，至万岁通天中甃以砖甓，但新城的四周规模史书没有记载。睦州寿昌县城，周回一里二十步。再如婺州浦阳县城，“周一里二百四十步”。诸暨县城周二里四十八步，唐开元中令罗元开建。萧山县城周一里二百步；上虞县城周一里九十步。象山县神龙二年（706年）置，《宝庆四明志》卷二一《城郭》说：“县城周回一百五丈，冶平中令林旦筑。”虽然县城是宋代建，但由于城隍没有变动地址，估计宋代所筑县城的城址仍是在原地，因而推测唐代的象山县城与宋代的象山县城规模变化不会太大。台州黄岩县，城约四百五十步；仙居县，周回六百步；宁海县，周回六百步。温州乐清县“周一里”。乐城县城，明万历《温州府志》云唐天宝三年（744年）始筑，仅周一里。歙州黟县，城周二里三百五十步。三百步为一里，一般的县城大都在一、二里之间。也有一些县城范围比一般县城要大很多，不知是各种史书记录上的原因，还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明州定海县城修筑于吴越国时期（开平三年，909年），县城周长四百五十丈。奉化县周回六百四十八丈，而慈溪县城为五百六十丈。按唐代的一丈大约今3米，定海县城接近三里，奉化城接近四里。余杭县城就更大了，周回六里二百步。越州剡县，唐武德中曾设为嵊州，后虽改为县城，但范围较大，应该是按州的规制筑城，是个特例。《嘉泰会稽志》引《旧经》谈到剡县“县城周一十二里”，如果这个记载无误，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的县城。新昌县是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钱鏐设置的，县城周一十里，筑成这么大，原因不明。杭州新城县城原周回三百丈，唐末大顺二年（891年）杜棱重筑。史书记录为“因山为城”，应是县城凭藉了山体而建筑，也有可能城内有小山，所以县城范围较大，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相当于今3856米。常州江阴县城吴国杨行密于朱梁末帝乾化三年（913年）时进行了改造，城周回一十三里。歙州婺源县，南唐昇元二年（938年）检校司空刘津为都制置使，“乃集所辖四县，增筑新城”，刘津自己作记，云“城环十里”，实际周九里三十步。休宁县，“唐武德初县治万岁山旧城。天宝九年，县徙治西十三里，至今因之”，县城九里三十步。祁门县城，周五里百四十七步。绩溪县，永徽五年（654年）置，城周五里。
下文将通过列表的方式，将江南县城的规模罗列其中。下表记载的34个县城，面积相差很大。其中23个县城是在一至三里之间，其中以二里左右最为常见。三至六里的有6个县城，九里以上的有5个县城，最大的达13里。即使可能有记录上的问题，如目前常见的方志是宋元时期的，有时我们还会用明清的方志来作补充说明，它们很有可能将后来的城市规模当成唐五代的规模加以记录。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是能看到江南县城的规模差距的确很大。剡县、新昌、婺源、休宁、江阴、新城，其面积甚至超过了一些州城。出现这种情况，或许与军事因素有一些关系。有些时候县城修建时的军事等要素可能要超过政治需求，因而在一些交通要道和山区、江湖边会出现比一般县城更大的城市。
文献记载中唐代江南最小的县城是海盐县，周长只有170步（约257米），其次是常熟县的240步。一个县城周长不到一里，这多少是令人费解的。也许这是由于记录存在一些问题，这里的步数可能只是指县治所在地四周的围墙长度。如果这个记录只是指县政府所在地的范围，那么估计百姓居住在了县治的四周，而整个县城的外周没有修筑城墙，所以并没有具体的数字。当然，这一点也可能只是我们的推测。总体而言，江南县城根据原有的基础设施、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实际需要等因素进行修筑，大多数的县城在二里左右，超过三里的县城，一般认为是较大的县城。至于江南出现的这些三里六里的中等规模的县城、九里以上的大县城，恐怕都是在特殊原因下修建的。
在一般情况下，出于城市安全的需要，唐五代时期各地州、县城都会有修建城墙的需要，甚至在人们的心目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城墙的修建，对城市的发展也有不少益处。不过，江南离开政治核心地区比较遥远，县城是否都筑有城墙，还得视具体情况而定。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炀帝下诏：“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提出天下州县要修城郭，筑了城郭就能威摄游惰，老百姓都要居住在城内，用城墙来保护他们。诏书针对的实际情况是当时城市要么不修城墙，要么原有的城墙破败了而不注重维护，所以向全国提出州县城墙要尽快修建。不过炀帝也不会知道隋朝已经到了末期，这个诏书下颁后，地方上是来不及执行的，最后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六朝传承下来的江南县城，大多是有城垣的。如阳羡县是东吴设立的城市，筑有城墙，史书记载其高、厚度都是在一丈二尺左右，城墙外有护城河。“隋大业初，路道德重修”，估计东吴筑的城墙已经有很大的损坏，所以有了重新修筑的必要，但城墙的高度和宽度是否有变化并不清楚，我们只能推测限于当时的物力和人力，隋朝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维修，城墙不太可能有较大的变化。隋朝新建的县城一般都筑有城垣。杭州於潜县城，“隋开皇三年越国公杨素筑”。宋人记录说：“今城周回四百五十二步，高一丈五尺，厚五尺，基厚一丈八尺，濠阔一丈八尺，深四尺”。这里城墙的长度、高度和宽度虽然都是宋代的，但中间如果没有太大修筑的话估计与隋初修建时的模样变化不大。该县的城墙基部较宽，达一丈八尺，但到城墙顶部，仅宽五尺。隋末至唐初的盐官县城，“周六百步，高八尺，隋大业十三年筑”。与於潜县相比，城墙更长，但高度仅八尺。湖州武康县城，“隋仁寿二年中使苏伦徙于汉南”，在隋代新修筑，是否有城墙未见记载。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袁晁作乱，朱泚、沈皓等“以应之”。叛乱者“攻陷城垒县郭，室庐变为灰烬”，我们从“城垒”等字面推测应该是筑有城墙的。但也有个别县的情况不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是否修建了城墙。如湖州长兴县城，晋初置县，隋大业十一年重新迁徙，“距今县治二里百六十步”，与南宋县城相距不远但不是重叠在一起的。唐朝建立后，在修筑县城时总体上对城墙十分重视。从现有记载来看，唐前期很多县城是有城墙的。如武德五年曾设简州，三年后废。简州所在地就是之后的润州丹阳县城。丹阳城“周五百六十步，高一丈五尺，四面无壕，即古简州城”。这个城修筑于唐初，曾设为州，由于当时滥设州级政府，所以实际上只是个县城的规模。再如常州无锡县，西汉就已设立，传承到唐朝的县城修筑于六朝，“旧城下筑濠，阔一丈五尺”。唐朝对县城多次修建，“周七百步，高一丈五尺，唐长寿改元新筑，至万岁通天中甃以砖”。说明唐朝基本是拆毁了前朝的城墙重新修筑，后来又对城墙的外立面使用包砖，增加了牢固度。无锡城的规模及围绕城墙的护城河，记录上都十分详细。苏州华亭县，天宝年间设县，修建了县城：“县之有城，盖不多见。华亭邑于海壖，或者因戍守备御而有之。绍兴乙亥岁，酒务凿土，得唐燕胄妻朱氏墓碑，以咸通八年窆于华亭县城西一里，乡名修竹。是唐之置县，固有城矣。”虽然县城大小并不可知，但明确是筑有城墙的。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四也说：“华亭，旧亦为苏之属邑。……县旧有城，《古图经》云，在县东三百步，今谓之东城者是也。近岁耕者于荐严寺田中，得城砖甚多。”说明唐代华亭县筑有城墙，应在宋代华亭县偏东三百步之处，唐宋县城基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宋代华亭县城的规模是周回一百六十丈，高一丈二尺，厚九尺五寸，我们推测唐代的城墙可能也是相差不多。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建造酒务，在县西五百九十步，而唐代这块地方是在城外一里，两者完全相符。可知华亭县城修筑于唐代，宋代应该是沿用原来的城池，但可能有一定的修葺。常熟县最初的县城筑于南朝萧梁时，但到了唐代“武德七年移县治海虞乡，城遂不存”。迁到海虞后的县城估计是有城墙的，因为宋代史料记载：“前志云县城周回二百四十步，高一丈，厚四尺，今不存。”宋人谈到的“前志”，当是北宋初年的志书，谈到的城墙可能是唐代修筑的。唐开元五年（717年）设立海盐县，《至元嘉禾志》谈到海盐县“周回一百七十步，高一丈二尺五寸，厚一丈，后废”。说明此城元朝以前已废，猜测这里谈的城墙有可能是刚立县时修筑的，在宋代或许经过了维修。杭州盐官县城，修筑于高宗永徽六年（655年）。盐官城墙的长度、高度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城周四百六十步，高二丈。”盐官城墙外有护城河，“濠阔五丈，深四尺”，这条河比较宽，深度一般，但足以能起到保护城墙的作用。湖州长兴县武德七年（624年）移于郡治西北七十一里，县城是新筑的，“内有子城，外有六门，东曰朝宗门，南曰长城门，西曰宜兴门，东南曰迎恩门，西南曰广德门，东北曰茹茹门”。县的子城墙可能比较简陋，外城竟然有六个城门，十分少见。两浙地区的县城在规制上几乎接近，浙东的县城一般也有城墙。越州诸暨县，城墙修筑于开元中，县令罗元开亲自督建，高一丈六尺，厚一丈。7城墙的高度可能与各城所处的位置重要性不同有关，修筑时的要求也不一样，而诸暨城的城墙相比其他县城来说，是显得比较高的。剡城东吴时已建，但武德初年曾以县为嵊州，后又恢复为县。在这过程中，剡城是有城墙的：“县有城池。”因为曾经作过州城，其规模是比较大的。《嘉泰会稽志》引《旧经》谈到“县城周一十二里，高一丈二尺，厚二丈”，估计这个数字是唐代而非北宋的。剡城规模远超过一般的县城，而且城墙特别厚，超过一般县城的城墙几乎一倍。浦阳县城，天宝十三年（754年）“分义乌县北界置”，“周一里二百四十步，高一丈三尺，厚亦如之”。沿海的台州黄岩县，高宗上元中筑，城周长为四百五十步；仙居县，城周长为六百步，上元二年（675年）修筑，两县城几乎同时修筑，有具体的城市周长记载，虽然没有见到关于城墙的正面描写，但我们推测是有城墙的。宁海县，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年）迁移到县东一十里的地方，是个新建的县城，周回六百步，城墙四面都有城门。温州乐清县玄宗天宝年间始筑城，原无城墙，城市的四周“惟用木栅”包围着，“仅周一里”，是个很小的县城。从上面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唐朝前期各县城新修的城墙高度在一至二丈范围之内，最为常见的城墙在一丈二尺至一丈五尺；厚度在四尺至二丈之间，最为常见的是一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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