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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由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江南县城修建城墙的更为多见。杭州余杭县，周回六里二百步。虽然没有关于城墙修建的具体记载，但该县城有护城河，“濠阔二丈五尺”，是钱武肃王“修广之”。既然有护城河，那就很有可能有城墙。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富阳县令赵讷修筑县城，周回六百步，城墙高一丈，有护城濠。之前的富阳县有没有城墙，目前的史料并没有记载。新城县是“因山为城”，凭藉了山势建县城，相对来说县城的范围就比较大。城是大顺二年（891年）吴越杜棱修筑，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城墙高为二丈七尺。罗隐《东安镇新筑罗城记》谈到新城是有罗城的，因而推测城内核心地区有子城。城修建时已经动乱不断，没几年吴军来攻，吴越军凭恃了城墙，“毙贼将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高大的城墙的防御作用显示了出来。昌化县城周回三百六十步，史书没说城墙具体的宽和高，但至南宋时“古木环城基”，说明唐代是有城墙的。临安对吴越国来说是个政治上特别的县城，周回五百二十步，有护城河。考虑该城在吴越国崇高的政治地位，城墙是肯定会修筑的。中唐战乱，湖州武康县的“城垒县郭”被攻占，县城被毁。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动乱平定后，左卫兵曹参军庆澄兼任武康、德清二县令，马上投入到重建城市的工作中，“舆瓦砾，伐榛莽，复于溪北古城筑之，铜岘之水三面环绕，浚为壕堑，今之县城是也”，“有四门”。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武康县城有完备的城墙系统。嘉兴县是苏州七个属县之一，筑有城墙。《至元嘉禾志》卷二引《旧经》记载：“子城周回二里十步，高一丈二尺，厚一丈二尺。”这里的《旧经》，一般是指北宋时期编的史志，书中城墙的长度、高度和厚度，应是五代至北宋时嘉兴子城城墙的。由于嘉兴五代时升为州，以唐代的县城向外扩展。崇祯《嘉兴县志》谈到嘉兴“子城周围二里十步，高一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图经》云三国吴黄龙时筑，有正门一，楼曰丽谯……现存子城者，即子墙，唐之县治，宋之军州，元之路衙，今之府治墙也”。嘉兴县城在唐僖宗文德元年修缮，时钱鏐命制置使阮结筑嘉兴县城，推测城墙十分完整。常州江阴县在六朝设县筑城，“隋、陈、唐皆因其旧”。杨行密占领常州后，曾加以改造：“《祥符图经》云周回一十三里，天祐十年筑，建门四。”由于江阴地处长江边，地形重要，县城应是新建了城墙和城门，城的规模特别大。杨行密沿用唐朝帝王的年号，这里指的天祐十年其实是朱梁末帝乾化三年（913年），唐朝灭亡已经多年。
明州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年）设定海县，与钱鏐开发沿海地区有直接关系，“世传钱氏开邑时置”。定海新县城周长四百五十丈，有城濠，虽然史书没有直接记载城墙的形制，但肯定是有城墙的，否则护城河的挖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嘉泰会稽志》卷一二引《旧经》谈到越州两个县城唐至宋的城墙：萧山县城周一里二百步，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一尺；上虞县城周一里九十步，高一丈七尺，厚一丈。两县的城墙长度、高度、宽度十分接近。该书又谈到新昌县城周一十里，高一丈，厚一丈三尺。新昌县是后梁开平年间钱鏐设置的，城墙是土质结构。《万历新昌县志》卷一《城池》谈到：“尝考《会稽郡志》，新昌旧有土城，高二丈，厚一丈二尺，周十里。”城墙的高度“二丈”，与该书稍后谈到“高十尺”，与《嘉泰会稽志》的“一丈”不同，可能是有点问题。
歙州婺源县设立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是否有城墙史书并未记载。天祐三年（906年），由于交通线路的变化，决定别置新县，设在交通更为便利的弦高镇，“自是不复还旧县”，也就是说县城变换了地点。至南唐昇元二年（938年），刘津为都制置使，扩建增筑了新城。他在县城增筑完成后，写了文章记录具体的建设过程，说新县地“周环十里”，“雉堞皆新，启昇、元二门，建东、南两市”，县城的规模十分庞大。关于城墙，《新安志》谈到了“高一丈八尺”，与不少县城相差不大。
城墙修建的同时，部分县城配套挖有护城河，因此县城常被称为“城池”。护城河的性质，客观上说是沟通了县城内的水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和城墙一起保护了城区。常州无锡县“旧城下筑濠，阔一丈五尺”。应该是城河在城墙外。杭州盐官县城，永徽六年修筑的城墙外有护城河，“濠阔五丈，深四尺”，这是史书中记载的县城最宽的护城河道。此外如余杭县也有护城河，“濠阔二丈五尺，钱武肃王又修广之”。原本只是余杭县的一半宽，到了吴越国时因为战争的需要，又进行加宽，但没说到底是多少宽。富阳县的护城濠阔一丈五尺，是唐末咸通十年（869年）修筑。新城县城外修筑城濠，罗隐谈到这座唐末修建的县城曾经为吴军围攻，吴越军毙敌数千“濠塞堑陻”。昌化县护城濠阔一丈五尺，临安县也有城河，“有濠”。有些县城的护城河是利用了自然水道，并非人工开挖。湖州武康县中唐战乱中县城被毁，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平乱后重建，“复于溪北古城筑之，铜岘之水三面环绕，浚为壕堑，今之县城是也”。县城的三面是利用了天然河道作为城河。有的县城并不是四面都有河道，因而出现城河较城墙短的情况。如明州定海县城周长四百五十丈，“壕三百余丈”，城墙与城河的长度并不统一，约三分之一的城墙外面是没有护城河的。
江南县城的护城河，一般在城墙外，既有利于县城防御，也可以沟通整个县城的河道水系，符合河水流动的规律。由于江南县城大多位于平原，远离大江大河，因而建设县城时往往会将水道规划成小水缠绕之状。这种环绕县城的小河道，既可以避免城市遭到洪水和大雨的侵袭，也可以使县城通畅地排出污水。环绕县城的水道以利用自然的居多，但也有人工开挖的。如果没有自然水道，往往会开渠引水，甚至改变河道走向。
江南的县城，一般都有城墙和护城河的双重卫护。在战乱四起的时代，人们在这种卫护下安宁地生活和生产实属不易。不过，有双重卫护满足了安全的需要，而县城中的人们必须和外界有紧密的联系，又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孤立而不和外界接触是不可能的。县城作为国家的基层政治中心，必然会与更远的城市有一定的联系，同时控制县城四周的广大农村地区。县城和州级城市一样，向外联系的通道是城门。县城最初的建设者会根据交通线路的分布、军事防御的需要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城门开设的具体位置和方向。县城的城门一般以四门最为多见。如越州剡县有四门，东曰东曦，西曰西成，南曰望仙，北曰通越。常州江阴县吴国杨行密改造，据《祥符图经》说城墙共一十三里，“建门四，曰延庆、钦明、通津、朝宗”。江阴城的范围很大，但只有四门。湖州武康县中唐兴建后，也“有四门”。杭州新城县城范围较大，唐末大顺二年（891年）吴越国修筑，共有四门，东曰熙春，南曰太平，西曰顺城，北曰宁海。清人谈到临安县：“周五里，门四，有濠。唐末吴越依太庙山筑，号衣锦城。”江南之所以一般常见的是四城门，一是由于地处平原地区，开四个方位的城门比较容易做到，二是由于城区范围不大，同一个方向开两或三个城门往往没有多少实际需要。不过也是有例外的。如湖州长兴县唐武德七年（624年）移址重筑，“内有子城，外有六门，东曰朝宗门，南曰长城门，西曰宜兴门，东南曰迎恩门，西南曰广德门，东北曰茹茹门”。城分内外两重，外城有六个城门，这在江南县城中是特别少见的，可以说仅此一例。
江南县城的城门上，一般都建有城楼。高高的城楼既是一个县城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有多种功用，所以造城者都设计了城楼。城楼能使四邻八乡远道而来的百姓很远就可以看到县城的具体位置，不会走偏方向；对县城里的管理者来说可以从高处观察远处人员的来往数量；如果遇上战事，能及时向城内发出警戒信号，提前做好准备。如越州剡县建有城楼，方干有《和剡县陈明府登县楼》，内中说到：“郭里人家如掌上，檐前树木映窗棂。烟霞若接天台地，分野应侵婺女星。”他和官员陈永站在城楼上，向内可以看到整个县城的全貌，向外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峦。尽管县城城楼的记载不多，城楼的高度也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城门上有高高的城楼应该是当时普遍的情况。
当然，江南也有一些县城是没有城墙的。现存的资料不可能对每一个县城的城墙修筑都有详细的记载，但从已知的情况来看，没有城墙的县城只是一小部分。如湖州安吉县位于浙西山区，“南面大溪，望天目浮玉群峰，直去五十余里”。由于位处山区，安吉在地形上比较封闭，交通不甚发达，很少有兵火侵入，一直至南宋时“县无城郭，有六门，惟西、北二门有名，余皆无名，西曰齐云门，北曰迎恩门”。唐朝的安吉肯定也是无城墙的，城区的面积很小。不过安吉有城门，除了西和北两门有名字外，其他四门没有名字，估计在一条街道的尽头建一个城楼，标志进入城区。总体上说，安吉地处山区，人烟稀少，因而城门只是进入县城的标志，军事防卫作用不大。睦州“桐庐县治无城”，“吴广武四年筑，隋开皇九年并县入钱塘，其城废。贞观二十年县移桐庐乡，其城在县西北十五里。开元二十六年，因有水患，复移县冶于桐江口”。县城反复迁徙，没有筑城。再如遂安县，唐武德四年才新迁，“然未有城”，应该只是把政府和百姓迁移了过来，但四周没有建城墙。据明清时期的方志记载，睦州清溪县、桐庐县、分水县仍没有筑城，仅“垒石为四门”，标志到了县城范围。婺州永康县，地处山区，直到清代也未见筑城。永康县建有东西二门，但“叠石为楼，北倚册，南阻水为固”，以自然山水作为天然城墙和护城河，而之前的唐代当然不可能筑城的。
没有城墙的这些县城，它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全都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比较凶险，外界要想进入到县城，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两浙的睦州、处州，县城大多位于山区，往往背倚大山，前有溪水，有天然的屏障可以保护安全。这些县城一般经济不会太发达，而且人口不多，流动性较小，没有外来的军事运动可以到达，生活都比较安逸。像这样的县城，建设高高的城墙实在是没有多少迫切需要。几里城墙的修筑，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修筑时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很多县级政府是很难负担得起的。因此，这些位于山区的县城，当然不会耗费金钱无缘无故地来筑城。不过，从总体上看，江南没有城墙的县城并不是太多，除了少部分山区的县城外，绝大部分县城都修筑了城墙。各县为了避免战争的侵扰，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一般都会不惜人力和物力，修建起高厚的城墙作为防御工具。而且越是在动乱时间，城墙的作用就会被更多的人清楚认识，修建城墙就更加频繁。
城墙和护城河包围着的县城，其内部结构主要是由坊构成一个又一个相连的街区。坊与坊之间，有道路相隔，河流穿梭。唐代，城市内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称为里、坊，不过“里”和“坊”是存在着一些差别的。《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云：“凡天下人户……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该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又云：“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从这两段话来看，江南县城城墙围起来的空间，也就是县城居民生活和活动的区域，应该称为“坊”。唐代，“里”既指的是农村的行政和管理单位，同时也是包括县城在内的各类城市以户口多少为标准划分的一种管理单位。城市中按区域设坊，但城市中按人户数量划定的基层行政单位是“里”，“里”的主要职责是人口管理。由于城市中坊的面积是相对固定的，但每个坊人口数量有多有少，面积相似的坊内人口密度有所不同。总体上，唐代城市中的坊、里关系是交叉的，即一个坊内人口较多时，就可能出现两个或多个里分辖，一个坊内人口少时，可能两坊或数坊合为一里。
唐长安城（图源：网络）
唐代江南县城中普遍实行坊制。凌万顷《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云：“里有坊，坊有扁，所以识道里，视观瞻也。邑旧有坊四，曰光化、平陆、招贤、永昌，有市二，曰都场、永安，皆《旧经》所载，今莫详其所。”昆山城里的这些坊、市都是《旧经》所载，而这里指的《旧经》，估计是北宋早期的地志、图经，推测这些坊是北宋或唐末五代时的坊名。《琴川志》卷一《县城》云：“市必有坊尚矣……前志载常熟凡十二坊，曰言偃、文学、德政、和风、惠政、隐仙、崇德、化合、信义、开元、清真、常平，今皆不存。或谓昔之坊，今悉为巷。”常熟也是如此，或许这里指的可能是北宋或唐五代的坊名。而小说、诗歌中常谈到江南县城中实行坊制。如元和中，有一黑驹说：“阿马是丈人亲表甥，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通儿者也。丈人不省贞元十二年，使通儿往海陵卖一别墅。”知无锡县有一坊名贺兰坊。路敬潜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在其妻的劝说下，“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两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遂安县既然有坊夫，必定有坊制的实行。江宁县有金华坊，“景云中，江宁令陆彦恭于县东关金华坊东逼青溪，乃废菰首桥，而于兴业寺门前开大道”。再如陈永在剡县任职三年，方干和他关系密切，曾有《和剡县陈明府登县楼》诗描写两人在城楼上：“郭里人家如掌上，檐前树木映窗棂。”站在剡县城楼，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县城。县城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因为实行坊里制，所以称为“郭里人家”。县城中的建筑，以政府所在地为核心向四周延展。县城中的行政官员，任职期间可住到官方拨给的府宅中，而这种宅第应该是一县中最好的建筑，一般以门、厅堂、寝室、廊屋构成一套住宅的最基本部分。不过官员卸任或免职后，他们要到自己的私宅居住。官员可以自己建造宅第，只要有钱就可以建得比较奢侈，往往占有大片土地。如唐中期有位吕姓官员“适摄吴县丞，甚无恙”。后“适月余罢职，修第于吴之积善里”。唐代法律未见明确规定平民百姓不能和官员成为邻居，但事实上县城中的官员和富人住宅总是相对集中，和平民各自成为区域。唐代县城中的房产可以出租、买卖，如苏州华亭令曹朗官秩将满，来到苏州“置一宅”，这个宅第有新堂、堂内西间和东间、西廊，西廊北有三房，分别为库房、奴和乳母的住房、厨房。一般居民住宅是比较简陋的，居住在草屋茅舍中的人还有很多。史云：“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江南县城中的平民住宅有很多是草屋。孟郊《寄义兴小女子》说：“江南庄宅浅，所固唯疏篱。”义兴城内的民宅只是一座很简单的用竹篱围起来的建筑。县城人烟稠密，大部分的房屋是木结构茅草顶，十分容易引发火灾。如唐贞元四年（788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于丹阳县东郭。“去五里有庄，多茅舍，昼日无何，有火自焚，救之而灭”。因此，一些地方官十分注重这个问题，如唐代中期王仲舒为苏州刺史，就“变屋瓦，绝为灾”。这个还只是苏州城内的，而一般县城变屋瓦的时间肯定要推后很多，房屋的结构应该十分相似。唐代的大中城市是有严格的市制，县城中也设市。《唐会要》卷八六《市》记载，贞观七年，唐太宗“废州县市印”，说明县市是普遍设立的，这是从唐初开始就有的一种制度。中宗景龙元年，“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话反过来理解，政府认为县城是应该设市的。那么江南的县城中，是否也有市的设置？从目前零散的资料来看，江南县城建设中是有市的安排，甚至有的县会安排两个市。如富阳县市，原来在县西一里二百步，但“其地湫隘”，地方太小，所以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县令李浚“徙于西北隅一百步”。不过这个县市的建设可能没有作长期规划，所以屡次改建，如史书记载顾昇庠开元十年（722年）建县市，柳锡贞元十二年（796年）建县市，不知是否是更换地址后重建。开元和贞元的二次建县市，不太可能是另外新建一个县市，应视作为对原有县市的重新建设。盐官县市在县西北百步，设置于贞观四年（630年），开元十一年（723年）令路宣远徙于县西南二百五十步。盐官县市建于初唐，开元是迁址重建，两次建设都是在县城范围之内。唐代政府规定县以上的城市中才能设市，由于人口的有限以及县城的范围不是很大，一般是一县设一个市。市的设立应该能覆盖四周二三里左右的区域，因此对大多数江南县城来说，一个县市上的商品完全能满足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城区面积比较宽广，人口数量较大，市场的规模就相对庞大一些，因为它必须保证城市生活中足够多商品的供应，同时要面向周围农民进城的需要。因此总体上看，江南县城中市的规模一般不会太大。江南一部分县城，有设置两市的情况出现。县城中的市场如果无法覆盖城区对商品的需要，就会考虑另建市场。相对而言，目前我们见到的一县设两市的这些县城，商业繁荣程度一般都略微超过其他县。杭州临安县，有设立了西市等两市的可能。程仁绍《请蠲免夫役状》中，作者两次自称是“衣锦兴国军安国县西市看守宏圣王大邱陵客程仁绍”。从诉状字面上分析，临安有西市，那么就可能有对照县治方位的另一个市。《浙江通志》卷三九《古迹一》谈到：“唐临安县旧治，《嘉靖临安县志》‘县治旧在西市’。”推测西市是后建的，临安县治迁走后，这里设立了一个市场，在县治之西，因而叫西市。那么，县治未迁以前，临安县必定会有一个县市。如此，前期临安县是一个县市，等到迁县治后，又建一个西市，使临安县有了两个市。歙州婺源县，原本只有一市，但五代迁址后，设有两市。杨吴大和年间，升婺源为都制，在弦高镇重筑新城，“启昇、元二门，建东、西两市”。婺源之所以设两市，有可能是因为行政级别上升为都制，超过了一般县城，而且经济上“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设立两市是商业的需要。再如常州义兴县明确是有两个市。据《咸淳毗陵志》卷三《坊市》谈到：“（义兴）市一在县南十步，东入蛟川坊，西入招德坊，（一）在长桥南。”两个市的具体位置比较明确。李郢《阳羡春歌》云：“长桥新晴好天气，两市儿郎擢船戏。”两市其实都离长桥不会太远。从上面的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义兴的县市设立在河道旁和桥梁边，是交通便利之处，人们进入市场比较方便，商品也可以通过船运轻易进入市场。苏州的昆山县设有县市。《神仙感遇传》卷二“王可交”条谈到昆山人王可交“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还家，于河上见大舫一艘”。这市指的是昆山县城中的市场，离河道不远，船运装载货物比较方便。不过，昆山有可能也是一县两市。《淳祐玉峰志》谈到：“邑旧有坊四，曰光化、平乐、招贤、永昌，有市二，曰都场、永安，皆《旧经》所载，今莫详其所。”南宋凌万顷编纂此志书时已“莫详其所”，无法辨明二市所在具体地点，只是从《（祥符）旧经》中转录市的名称。由于北宋商品交易已不再局限于市中，一些街道都成为交易的场所，大家反而对市的称呼有些模糊，因此这里《旧经》提到的二市最有可能是唐末五代时期的名称，而到了南宋，情况发生了变化，对市的知晓程度大为降低。常州无锡县县东二百步跨运河有大市桥，隋大业八年建。无锡县南一里有南市桥，唐武德中建，桥是横跨运河。可知无锡有两市，一为县东的大市，一为南市。两市均建在县城的主要河道边，有桥梁与对岸相通，水陆交通运输十分方便。可以肯定地说，一县两市的出现，是唐五代县级城市商业经济繁荣的表现。县城的坊与坊之间，一般有道路相通；县城中有比较宽广的道路通向各个城门，供人们来往。道路的修筑，既不能占去太多城区空间，又能方便人们的进出，便于物资的运送和行车的通畅。当然，如果从军事的角度考虑，既要有利于防御，又要方便军用物资的运送和战马的快捷来往。由于史书记载上的问题，专门记载关于县城内部道路的资料不是最多。县城道路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会产生新的需要，有的道路会不断地进行维修、拓宽。《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坊里》引唐实录云：“景云中，江宁令陆彦恭于县东开金华坊，东逼青溪，乃废菰首桥而于兴业寺门前开大道，造金华桥，桥度青溪，通润州驿。”金华坊中的这条大道，经金华桥通向润州方向。县城外一般有护城河，而城内往往分布有多条河道。城内河道与城外护城河相连，会构成一个相互贯通的水系，对城内水上交通和运输而言是比较方便的，但对陆路交通来说，会带来很大的不便。为此，很多县城会在河道上方修建众多桥梁，这个是江南县城交通建设的一大特点。比如常州无锡县的南市桥，据《无锡县志》卷一《津梁》记载：“在中市桥南，跨运河，唐武德中凿运河时建，栏楯上刻为人形，俗称为孩儿桥。”将军堰桥，“在女贞观南，唐单雄信提兵道此，以枪止水为堰，故名”。可知该桥建于唐代。胡桥，“唐咸亨二年造”。大市桥，“一名通济桥，跨运河，隋大业八年二月建”。隋代在运河沟通后，又修建了众多桥梁。《咸淳毗陵志》卷三谈到此桥在“县东二百步”。凤光桥，“在运河东善智寺西，唐武德七年建”。斜桥，“在善智寺东，唐咸亨二年建，横跨二梁之口”。这些桥都在无锡县城内，主要是为了县城内日常交通来往。无锡虽说只是常州的一个属县，但地理位置重要，有道路通向各地，因此一些桥梁的建设纯是为了沟通无锡对外的交通。盛巷桥，“旧名兴宁桥，跨亿丰仓河，通驿道。……唐贞观六年建”。通吴桥，“一名望亭桥，又名风波，唐永淳间造，并跨大塘”。梁溪桥，“在县西五十步，跨梁溪，通大湖，隋大业中建”。莲蓉桥，“在北门，唐正观三年建，通江阴，有闸，以湖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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