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么，对于岳飞之死，秦桧处于什么角色呢？秦桧是宰相，但他不是武臣，作为身份还是士大夫。宰相可以说是士大夫政治的最高代表。除了执意对金乞和的施策使然，秦桧也头痛武将的跋扈。当时的武将也确实强势。那段“莫须有”的对话，不光反映的是秦桧的模棱两可或蛮横无理，还反映了韩世忠的强势，他敢于闯到政事堂公开质问秦桧。因此说，在秦桧的内心，也一定有着与张戒、常同等士大夫们一样的意识。甚至以秦桧所处的地位而言，他要专权，要树立权威，可能这种意识更为强烈。
岳飞的影视形象
最近，李裕民先生仔细研读史料，认为《宋史·岳飞传》所载韩秦“莫须有”的对话当系“子虚乌有”，出于后来的编造（《新视野下的“莫须有”故事》，《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李先生的具体考证指出，高宗与秦桧合谋害死岳飞，韩世忠在当时高压的形势下赞同这一举措。而孝宗受禅即位后既要出于重振抗金士气，为岳飞平反，又要为太上皇高宗开脱罪责，韩世忠之子则为了重塑其父的光辉形象，于是在岳飞被害三十多年后，孝宗命赵雄另行撰写的碑文，便出现了“莫须有”的故事。李先生的考辨，沿着历时性的特定时代背景，考量历史结果形成的综合因素，亦即我所经常强调的合力作用，相当令人信服。不过，即使“莫须有”的故事并不存在，韩世忠没有表现出跋扈的强势，也不会改变我从文武之争这一视点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历来，只有征战才给了武将广阔的驰骋空间，而和平时期的到来，则自然会减弱武将工具性的存在意义。因此“狡兔死，走狗烹”现象的出现，也是势所必然。铁血杀戮与杯酒释权所显示的不过是方式的不同。南宋朝廷在江南站稳脚跟，并且逐渐强盛，在这种形势之下，武将必然要让位。此时，不待杀岳飞这样残酷的悲剧上演，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武将一定也会收敛气焰。其实，早在岳飞被害的大半年前，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这种明升暗降，已经显现出削兵权的“文”的一手。不过，南宋此时的形势跟北宋初期皇权强盛的政治形势不同，高宗的权威已经受到过“苗刘之变”的挑战，当时还曾被迫退位。因此，为了彻底立威，一定要动用“武”的一手，必须开杀戒。见机知微，看清了这种形势的韩世忠采取很乖巧的配合姿态，并非没有可能。士大夫们所显示的立场，无疑也成为南宋朝廷决策收兵权的一种催化剂。
和与战，都是政治。不过，武人站在自身的立场，一般主战。如《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记载宋理宗问和议之事，孟珙就如是回答说：“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而文人的考量则比较复杂，既有对外的战略认识，又有对内的政治权衡。并且，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文人的优势。一定的实力基础造就了和平的环境，士大夫重新成为政治的主宰，因而主和便成为当时的政治主旋律。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不识时务的主战派便成为以各种方式清除的对象。主战的岳飞，不仅让主和的秦桧视为必欲除之的眼中钉，甚至也让一向以主战著称的张浚误解岳飞有吞并其他军队扩充实力的野心。无论主战还是主和，秦桧和张浚的身份都是文人士大夫。岳飞悲剧的内在因素，从这一视角亦可窥见一斑。
远离战争、减弱武人存在意义的“绍兴和议”，也成为削兵权的外在因素。同时千万庶民渴望和平、结束战乱的呼声，又成为这一政策取向的民心支撑。于是，高宗的念念心结，士大夫的复势愿望，加之北宋以来形成的士大夫政治传统，诸多的政治合力，便形成了历史结果，遂使岳飞的悲剧不可避免地上演了。岳飞被害，当时在政治上没有产生太大的波动，在民情上也没有出现很大的反弹，其实也很说明问题。对岳飞遭遇的悲情诉说，始于多年后宋孝宗即位初的一度主战之时。
刘子健先生在《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200页）也指出岳飞被害是“君主专政，官僚辅佐，共享权力的制度下必然的结果”。刘子健先生尽管没有使用合力以及士大夫政治的用语，但所指出的综合因素正是这种历史结果形成的合力，而权力共享，无疑也是我所讲述的士大夫政治的显著特征。
结语 文武之争的负面遗产
纵观南宋的历史行程，尽管以后一直存在有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但和平时期居多，这就为士大夫政治再度成为主宰提供了现实保障。和平时期只需要维持军备，武人注定不会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
形成长时期历史延续的士大夫政治，让士大夫重文轻武的意识根深蒂固。即使是在特别需要武将来守卫江山的时期，士大夫也不会消除对武人的内心轻蔑。《通鉴续编》卷二四记载宋度宗对辞任的贾似道再度任相，授予了节度使的名衔，却惹得贾似道火冒三丈，说“节度使乃粗人之极致尔”。建节是武将求之难得的荣誉，在士大夫眼里居然一钱不值。贾似道的这句话正是士大夫对武人偏见的自然流露。
在跟高宗议论削兵权之后两个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〇记载，张戒又有关于和战的进言，其中讲道：“必兵强而后战可胜。战胜而后中原可复。”由此可见，主张削兵权，仅仅是为了压抑适足形成威胁因素的武将高官，并不是要自毁长城。面临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武备还是需要增强。就是说，需要军事，但前提是必须置于士大夫政治的掌控之下。
兵权成功削除，正如高宗之愿。借用虞云国先生的话说，他终于让赵家的军队姓了赵。新一轮文武之争，士大夫大获全胜，亦如士大夫之愿。岳飞个人悲剧落幕，形成的大氛围却让人人皆大欢喜。岳飞的府邸成为太学新址，士大夫政治的全面恢复，南宋的以文抑武，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标记。在时代的大潮中，个人的悲剧像是瞬间消失的飞沫。飞沫消失，空馀凭吊，历史依然前行。
不过，矫枉往往过正，一个倾向导致另一个倾向，此后的南宋权相辈出，则显示了士大夫政治的极致发展，走向了变质。这种变质的士大夫政治对政权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导致南宋的军队国家化也没有能够彻底完成。这一隐患，到了后来，无论是对金还是对蒙，便清楚地显现出来。南宋作战的诸多失利，可以说都与军队私家化的状态难脱干系。
政治的稳定状态一定是表现在各种力量的平衡。以杀岳飞为标志，在文武之争上，士大夫占了上风，其实也对政治造成了伤害。《通鉴续编》卷二二记录了南宋末年士大夫余玠对宋理宗讲的一番话：“方今指即戎之士为粗人，斥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则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文武交激，非国之福”，余玠这句话未尝不是对包括岳飞悲剧在内的政治教训的总结。回望历史，南宋灭亡除了不可抗的外因，而究其内在因素，在政策与策略上对文武关系协调失当，不能不说是加速南宋灭亡的一个因素。这可以视文武之争为宋代历史走向带来的负面遗产。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3期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