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生先生（1933-2021）去世的消息，是我的学生梁敏玲转告的。我平时不太关心外面的事情，知道消息已是第二天（2021年2月16日）。我突然想到，再过一个星期，也就是今天（2月23日），我们的课程“Seminar：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恰恰轮到要讨论蔡先生的著作《俄罗斯馆纪事》。我随后写信给梁敏玲和其他与中大有关系的学生，提到了大家都熟悉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弦一柱思华年。

我们开设的这一课程，每周讨论一本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其作者。这一位作者是我四十多年前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的老师。今天的课，我不再多讲《俄罗斯馆纪事》的内容，重点讲一下这一位作者。

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大学和大学里的老师，和今天是很不一样的。我也正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回顾一下学术史，让你们知道这四十多年来一大批优秀学者所走过的路，并由此来观察蔡先生的学术人生。

蔡鸿生著《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

我是“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3月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0年1月离校。正式的年级属1976级。当时还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是工农兵学员最后一届。

文化大革命时，大学关门了。1968年，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毛主席的这些话，是批在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调查报告上的，被称为“721指示”。其中有一些内容当时也有争论，如文科大学还要不要办？学制要缩短到几年？等等不一。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70年起，大学开始招生了，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中招生，也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到了1973年，又出了“张铁生事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口号改为“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上”大学，自然是向老师学习，但怎么“管”，怎么“改造”？抽象的“大学”是管不了，也改造不了的；具体落实下来，还是教学与管理，即师生关系，那不成了学生“管”老师、“改造”老师？

1976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正是风云激荡之际，政治形势之变幻有如过山车。至于学校的开学时间，初因唐山大地震而无法入学，推迟至10月份，后又因毛主席去世而再次推迟。我还记得报到日期是1977年3月8号，因为买不到火车票，我9号才到。系里办公室的人以为我不来了——很多人给了指标都不去，“上大学”不被认为是人生的好出路。

当时的中山大学只有九个系。文科五个：中文、历史、哲学、外语，另加一个“政治经济学系”，理科四个：数学力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没有社会科学的诸多科目，也没有工学与农学。校园基本上是岭南大学留下来的建筑，只是在东区和西区建了一些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校园是美丽的，关键是没有什么人。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是三年，我们入学时只有两千左右的学生。康乐园的四周都是农田。有两条公交线到中大南门，一是25路，从文化公园开来；另一是14路，从广卫路财厅前开来，一直到赤岗（“文革”前南海舰队所在地）。而在中大的北门，另有一个轮渡船的码头，十分破旧，还是木制的，看不出是哪年建造的，可以坐船到北京路（原来的天字码头）。车和船开到中大时，都是空荡荡的。这里是广州的郊区。

岭南时期的康乐园

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有这么深刻的印象，之所以要说明当年中山大学的景象，是因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正陷于谷底。三年前，我到历史悠久的仰光大学，看到其系科设置和校舍，感到与当年的中大有点像。

然而，我们入学时，“文革”已经结束，教育开始回归其本色。也就是说，中山大学历史系落到“文革”的最低点之后，开始向上走了。

要说中山大学历史系陷于“最低点”，最重要的事实是，名教授们大多过世了，给我们上课的几乎全是助教。我记得，蔡鸿生先生当时也是助教。

中山大学历史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是发了大财的。中国古代史就有“八大教授”，著名者即经常被提到的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刘节、杨荣国，还有一些大家现在不太熟悉，董家遵、何竹淇、曾纪经，仍是非常好的教授。其他领域也有非常优秀的教授，如陈序经、朱杰勤、戴裔煊、陈锡祺等一大批人。一些副教授后来成为大名家，如端木正、何肇发、梁钊韬、蒋相泽……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大学几乎停止了升职称，副教授以上基本不动，本科生毕业留校当助教，六十年代才开始招收研究生。如此算起来，蔡鸿生先生从1957年毕业一直到我们1977年进去，当了二十年的助教。听说六十年代初蔡先生已“拟升”为讲师，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这一批升职最后没有算数。

这大约是全世界大学中水平最高的“助教”了。在给我们上课的助教中，有些人的水准不能以职称相论，今天已声名显赫。一些学生私下对他们有排名。我个人以为，其第一位属蔡鸿生，第二位姜伯勤，第三位叶显恩……

当时历史学界还有一个大问题，即要“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历史学本来就是厚古薄今的学问。但五六十年代有一个政治性的口号叫“厚今薄古”。这个口号从什么专业讲都有点道理，但放在历史系会显得别扭。历史系怎样显示厚今薄古呢？结果是教学内容以近代史为主，以中国史为主，古代史、世界史的教学内容大为减少。蔡先生属世界史教研室，给我们上的课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正属于“薄”中之“薄”。大约上了不到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我记得大约是“十六讲”，应当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我的笔记记得比较全，后来搬家搬多了，笔记本也找不到了。

蔡先生上课是有特点的。他只带一张纸或几张卡片，只拿一支粉笔。上课铃响了准时开始，讲完正好是下课铃，也不知他是怎么计算时间的。上课时没有一句废话，板书也有自己的风格。课间休息时就到系办公室看报纸。他后来写作也是如此，没有废话。还要说明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课程非常少。我记得第一个学期，一共是十二节课，三年六个学期，都是如此，最多时也只有十四节课。这大约是教育革命的结果，而当时是六天工作制。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从“论从史出”逐渐走到“以论带史”，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作为思想指导。蔡先生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一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讲一下语录，然后再往下讲历史内容。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把引用的语录和所讲的内容对应得这么准，可见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集读得比较熟。我也不知道这一教学方法是否为蔡先生自创，系里许多老师采用同样的方法。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话是比较多的。蔡先生的这一方法，很多老师想学也学不了。姜伯勤先生用同样的方法上课，先写一条语录，然后再展开。但姜先生讲的是两汉魏晋隋唐史，他的语录总是找得不太准——马、恩、列没讲那么多与汉唐相关或相近的话，毛主席讲的也不多。叶显恩先生刚开始上课时也引用语录，后来干脆就不引了。你们在《俄罗斯馆纪事》里看到引用的经典语录，要知道是那个时代的文风。

梁碧莹教授当时从北京返回中山大学，跟我们76级一起旁听了全部历史系的课程（大多是助教上的），用她的说法叫“回炉”。据她称，这些课要比“文革”前她上的课更有内容，对蔡先生的课也很赞赏。她是有条件、有能力去比较的。

那时正是一个学术转折、走向成长的起端。

美丽的康乐园中的生活，并不美丽。知识分子属“臭老九”，非常穷。中山大学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学生宿舍是六个人一间，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也就罢了，还经常没有电，每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停电，要用蜡烛和煤油灯。炎热的天气，让我一年中有半年都觉得头脑昏沉沉的。

蔡鸿生先生的宿舍就在我们学生宿舍前面，是老房子，应是岭南时期盖的，一间很小的房间。他那时非常瘦，头发却全白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也不便去问，从精神状态来看，说他三十岁也可以；从全白的头发来看，说他六十岁也有人信。我们多次见他在楼道里点个煤油炉烧东西吃，大约就是下个面条之类。当时的广州，营养不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想要有点小改善，只能靠煤油炉。煤油是当时的必需品，还要用来点煤油灯，照明看书，用蜡烛会贵不少。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旧暗淡（白色的圆领汗衫，当时在广州有个很雅的名称，叫“文化衫”），大学老师穷得叮叮当当。我过去受电影、小说之影响，以为大学教授们西装革履、杯觥交错，这一感觉虽经“文革”而有所减弱，但到了中大之亲见，仍多有吃惊之处。我们最初见到蔡先生，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也就在我们上学期间，他结婚了，听说娶的是湖南妹子。那时候女孩愿意嫁给这样的人，真有好眼力。谁会看得上这种人？又老又穷。

我当时是历史课的课代表，与各位任课老师的联系比较多。我时常到蔡先生宿舍去，看到煤油炉、煤油灯，还看到了北京图书馆的晒蓝复写本。

当时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仍是非常“贫困”的，没有多少书。蔡先生研究世界中世纪史，要找相关的资料，多难啊。广州的两大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和中大图书馆，又有多少俄文、英文的著作？非常可怜。

我们读书的时候，沙俄侵华史是显学，在北京、上海和东北各省，都有专门的写作组，组织一大批人翻译俄文材料。蔡先生属单打独斗，是独狼。他的关注点在边缘，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没有资料条件，就利用“馆际互借”，即通过中大图书馆向北京图书馆去借。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现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本来就比较好，中苏友好时期更进了一大批俄文书。蔡先生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要学俄文。他的英文估计在中小学学的，大学只能学俄文。他能看俄文书，甚至能看古俄文。但在那个时代，别说去俄罗斯了，他连北京也去不了——火车票很难买，招待所很难找，更有研究费之短缺。而“馆际互借”的手续非常多，很麻烦，书籍要保价挂号寄来寄去。他遇到中大图书馆的一个“好人”——蔡先生是认真做研究的，热心学术的图书馆员很愿意为这类“痴迷学术”的读者服务，而北图也对中大图书馆特别开恩。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服务。通过这类服务，蔡先生借到了他所需要的资料。然而，有些图书可以馆际互借，有些图书却不外借，期刊论文更无法借，当时又没有静电复印技术，还要运用一种古老的技术——“晒蓝”。

我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他用晾衣服的夹子夹住几张纸，挂在墙上。一个夹子是一个文件，看上去一片蓝色。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叫晒蓝本。我们现在讲的“蓝图”，就是将图纸画出来，用晒蓝去复写，真的是“蓝”色的“图”。我由此第一次知道“馆际互借”，第一次知道晒蓝复写。书借不出来，期刊论文借不出来，北京图书馆就根据所需要的页码，晒蓝复印出来，再寄给读者。这样做的成本是很大的。你们现在看到的《俄罗斯馆纪事》，蔡先生就是利用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地来解决资料的难题。

蔡鸿生先生在授课

我还要插入我个人的经历。我在中山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写毕业论文，由老师写条子，可以到中大东区图书馆看书。这是供研究者使用的。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解放前的期刊论文和当时比较贵重的书，其中包括夏鼐先生关于太平天国的著名论文。我重点阅读的是《明实录》，当时全国图书馆也没有几部。我是一个“好读者”，开馆即入，闭馆方出。有时我忘记时间，馆员也不催，等我还书后再下班。我因春节长假，图书馆不开，馆员“违反”规定，将《明实录》十余册外借给我。叶显恩先生春节到我宿舍慰问，看到桌上的《明实录》大惊，称他自己都借不出来。我后来才知道这位馆员是端木正教授的夫人姜凝老师。我一生多次在图书馆、档案馆享受过这类“优待”的服务。

《俄罗斯馆纪事》是蔡先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著作（出版会晚一点）。当时集体写作的多种《沙俄侵华史》，许多已不再闪耀，而这部书有如沙中之金，长存其价值。我多次阅读这部书，解决了我的许多思想问题——为什么俄国人可以兵不血刃地侵占中国的许多利益？为什么俄国人可以有效地控制其新占领的远东和中亚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情报，在于学习，在于研究，在于俄罗斯的北京教士团和随教士而来在北京学习满文、汉文的俄罗斯学生，在于俄罗斯的大学、科学院的国家研究力量。这一类长期积累的知识，才是俄罗斯展开其外交手段和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由于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蔡先生的这项研究只能进展到这一程度，无法继续走下去了；但这部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或将会成为后一代学者研究专著的题目。由此而显示出作者的问题意识——都是那些需要研究、需要解决的真问题。这不就是“预流”吗？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去北京。我要看档案，档案是无法“馆际互借”的。今天的资料条件是三四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最近十多年互联网和电子书的发展，使得澳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资料条件差距不大；今天的研究条件也是三四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我在最近的四年去了两次蒙古国和俄罗斯。我曾坐大巴从喀尔喀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经恰克图到布里亚特蒙古的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我曾坐火车从北京经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用现代交通手段观察了“商队茶”的行走路线。我也曾到过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远东研究所）——都是十八九世纪的优秀建筑——想亲沾“王西里”等人的余泽，但未能如愿。我还专门去了喀山，看过当年著名的东方学研究重镇喀山大学。到了这些地方，我都会想到蔡先生，他没有机会来到此地。如果他有这么好的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又能放射出何等的光芒？《俄罗斯馆纪事》这部书，是蔡先生在生理与思想双重“饥渴”时期的研究成果，了解了这些背景，方知其难能可贵。

我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恰是蔡先生的“华年”，而煤油炉、晒蓝本，不就是那些“弦”、那些“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