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是在世界史教研室讲授中世纪史的，以当时和现在的条件，要想做出点成绩来是很困难的。他过去写过突厥的文章，虽有俄国整理的史料，文中的汉籍史料成其亮点。到了中年和晚年，他从中俄关系史接续其西域史的研究，再转向社会文化史、海洋史。从具体转向来看，决定性的因素是他手中的史料。而引导他的基本精神，却是中山大学历史系“良史”的传统。

我到中山大学读书时，名教授们虽已逝去，但他们的学术精神仍在留传。当时“文革”刚刚结束，陈寅恪、岑仲勉等一大批学者的著作与事迹还不能公开宣扬，却一直在私下流传。我们听说过“八大教授”和“教授的教授”，听说过刘节先生以弟子身份拜年（行大礼）和金应熙先生白天写批陈的文章、晚上学陈的思想，见到过东南区一号楼和“白色小道”。端木正教授跟我说，他当时作为“牛鬼蛇神”而关在“牛棚”里，听到陈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向“军宣队”请假，要到灵堂上祭拜一下；“军宣队”很不能理解，也没有批准。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去世时很可能就没有设灵堂。陆键东先生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其中的许多内容，我们当时听说过。梁承邺先生写《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许多故事虽是第一次听说，但与我们心中梁方仲先生的形象极为吻合。在我们的感觉中，“反动学术权威”打而不倒，“白旗”虽然拔了，余风仍在飘荡。至于教导我们的“助教”们，我们知道姜伯勤是岑仲勉的研究生，叶显恩是梁方仲的研究生。陈寅恪没有招研究生，胡守为先生是系里派的助手。而陈寅恪先生当年在家中走廊开课时，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去听课，但讲着讲着，听者越来越少（大多属听不懂，也有不走白专道路者），其中能坚持下来的，有年轻的蔡鸿生和年老的梁方仲。陈寅恪自名其舍为“金明馆”，蔡先生当属“金明馆弟子”。这类“弟子”的称谓，现在看来有“攀龙附凤”之嫌，而在当时似乎不怎么值得炫耀。

什么是中大历史系“良史”的传统？往高处说，即是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中所言“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落到实处，即“见之于行事”，则可见于陈、岑诸先生的著述，内容大多是中国“中世纪”史，其基本点在于不空论，有史料，有独立的分析。蔡先生中年到晚年步入陈、岑之学术轨道，研究范围也从世界中世纪史转向广义的中国“中世纪”史，偏向于广义的“中西交通史”，具体落实到“九姓胡”“昆仑奴”甚至“康国猧子”。他与姜伯勤先生原本就是朋友，后成为相互砥砺的同行。蔡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曾赠我一册。我到现在也看不太懂其中的内容，毕竟与我的研究相距甚远；但他书中体现出来“良史”的传统，我却是理解的。我在中大历史系读书时，没有一位老师告诉你什么是“考证”，告诉你要注重事实。等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做研究生时，导师陈旭麓先生是做史论的。我却告诉他，我受中山大学的“影响”要做“考证”。陈先生很愉快地同意了。我今天自己也说不出来，那种要做“考证”的“影响”是从哪里得来的，很可能是受教于这批高水准的“助教”而潜移默化。

由此来观看蔡先生的学术人生，正因为遵循着这一“良史”的传统而步履坦荡。由此还可以观看蔡先生培养学生的方法，他晚年有一个题目是“广州海事”，而“洋画”（江滢河）、“巴斯商人”（郭德焱）、“市舶太监”（王川）这些论题都非常实在，论述的结构（史料与分析）都非常结实，是可以长存，是打不倒的。而这些著作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学术追求，不正是得“良史”之传授吗？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界是著述大爆炸的时期，每年都会出版数以千计的“专著”和数以万计的“论文”。而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基本特点，就是题目非常大，主旨非常高，史料支撑和分析能力却显得不足。我经常看到三十多岁甚至还不到三十岁的学者，敢说我六十多岁的老头都不敢讲的话。

准确地说起来，蔡鸿生先生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真正进入到学术研究阶段的。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幸运，与他们那一代几乎是同时期起步的；只是蔡先生他们是老师，我们这些人是学生。也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观察和理解他们这一辈人的学术人生。

随着蔡先生的学术志向越来越壮大，其研究内容却越来越细化。如果说《俄罗斯馆纪事》仍是一个“小题目”的话，他具体考证来华俄罗斯学生的姓名、俄罗斯馆的地理位置与馆舍情况，则是更小的题目。至于谈到“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石头记》抄本（“列藏本”）上的两个“洪”字，很可能是在俄罗斯馆担任满文或汉文教习的清朝下级官员（或雇员）“洪约瑟”的姓，由此再推论，此书很可能是洪约瑟送给第十一班俄国学生帕·库尔梁德采夫的礼物。那是更细更小的分析，很难谈得上其中的伟大意义。

由此再来看中国的学术史。作为学院派的中国史学，自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的历史系（和中文系、哲学系以至社会学系）的建立为开端。这是西学的影响。然而在大学里的教授，许多人在东、西洋受过训练，也有许多是纯种的“土产”。以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第一届院士为例，多为西洋训练出来的博士（或硕士）；仍有受西学训练较少的张元济、余嘉锡、柳诒徵、陈垣、杨树达等人，他们多在历史学界。陈寅恪先生游学日本欧美，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多受西学的影响，心中仍有“成效当乾嘉诸老更上层楼”的“少时所自待”。岑仲勉先生更是如此，传统的文史之学是心中的最爱，虽做过小官，但进入大学体系之后，即沿旧途快步行走而硕果累累。以中山大学而言，陈寅恪、岑仲勉等一批“良史”作家，虽有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但对传统学术（尤其是清代考据之学）是不隔的。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众多希望继承中国史学（文学）传统的学者，心中仍有一座需要攀登的大山，即清代考据之学。就连号称“全盘西化”的胡适之，也拾起了传统的题目——戴震和《水经注》——尽管其动机有所不同。至于陈寅恪的好友杨树达，一生学问追随清学先贤，内心的感受是一条一条的，所做的学问也是一条一条的，自称“积微翁”。

蔡先生自称是“识小”，然而最好的历史学家也必须从细节出发。清代学者即是榜样，从细节出发，有了心得写一条，看到材料注一笔，最终才创造出丰硕庞大、牢不可破的结论。这是清代学术的特点，也是优点。蔡先生自称“不贤”，心中是“追贤”。他所宗法的陈寅恪、陈垣、岑仲勉诸前贤，又何尝不是从细节出发。尤其是陈寅恪先生晚年著述，几乎专注于细节。当然，这与他“失明膑足”的身体状况有关。

蔡先生“识小”时期，恰是中国史学界“宏大叙事”时期，一大批大部头多卷本的著作陆续出版。“阿世”的“曲学”自不待言；多人合作的巨著中，不少篇章里水分多，亦有“侮食”之嫌，即缺乏“专业精神”。在史学发展的道路上，每一位史家都是过客，关键是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宏大的，往往留不下来，而那些细小的，常常会留下来。细节的特点，是能够坐实，也就是不做空论。

由此来看蔡先生的学术人生，越往学术殿堂的深处走，越注重“识小”。蔡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旨趣做了很多说明，即毋以小而不为。我个人以为，“九姓胡”也罢，“尼姑谭”也罢，“广州海事”也罢，现在还不是确定其学术价值的时候，要看后人的研究对他的继承和扬弃，如同《俄罗斯馆纪事》一书那样。当他的研究成果最终被后人消化或推翻时，题义自然会变得很大，成为学术史上的milestone。

梁敏玲告诉我，中大历史系的毕业生曾在中大旁的书店里，拍摄了一张蔡鸿生先生背影的照片，刘志伟教授称绝大多数中大历史系师生心目中的蔡先生形象即是如此。书生本色、学人本领亦是如此。

蔡先生是一个真学者、好老师，但不是很有名。圈内的同人都很尊敬他，出了学术圈，就是一个平常的老人。他说话、写文都很平淡，不用激烈的言辞，只有谈到陈寅恪、陈垣、岑仲勉等先辈，语气才会变得激昂起来。四十四年前我进中大，四十一年前我离开中大，之后又见过他几次面，我忘记了，大多在公众场合。我曾经有两次写信给他，要求单独汇报。他非常客气，一次约在我住的中大西区小招待所，一次约在“永芳堂”，语气平和，对我多有鼓励之语。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即已开设“Seminar：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这一课程，每次都尽可能邀请讨论书目的作者出席；但我开设此课程的二十多年中，多次将《俄罗斯馆纪事》列入讨论书目，却从来不敢去请蔡先生，甚至也没有告诉他：一方面是他的年事已高（实际上比他年高的我也请过）；另一方面是他为人谦虚低调，肯定会拒绝我。这四十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平静地度过自己的人生，学问做得朴实，为人非常正直，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浪花。

然而，正是在蔡先生的平淡人生中，让我看到了他的内心追求，感到了他的人格伟大。在“文革”结束之后四十多年的学术史中，正是有一大批如同蔡鸿生教授那样的学者，让学术的火焰长存而不熄。这是我经历过的年代，亲眼所见中国学术从最低谷一步步地向上走。我在这里讲蔡先生的学术人生，同时也在讲中国学术史。只有在这么长的学术史中，你才能看出，蔡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德行”，其魅力可以“惠人”，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过李商隐的一首诗《锦瑟》：

当时觉得诗写得真好，没有刻意去背诵，却深深留在脑海里。我听到蔡先生去世的消息，这首诗很自然地从脑中流了出来。蔡先生亦是这样，宁静与淡泊，让你平时似乎感觉不到，却会深深留在脑海里，德行惠人。当我告诉江滢河教授我们今天要开讨论课时，说了一句，“沧海月明珠有泪”。

蔡先生是八十九岁去世的，也算是高寿了。他的人生并不亏屈。他自己的书已经捐给广州图书馆了，又跑到图书馆、书店里去看书。在书店里，你只能看见他的背影，看不到他的脸。而这样的背影，才是激励后来的学者继续向上走的精神力量，自然就会看到“蓝田日暖玉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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