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长河镇（现属滨江区）有一位声望很高的老先生来鉴民，看到许多学习成绩优秀，而只因家庭成份不好被挡在学校外的学生，不能入学，内心像被熬煎一样。来鉴民老先生是位很有文化、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民主人士，他说：
“国家这样落后，急需方方面面的人才，要加紧培养才对。不让那些家庭成份不好的优秀学生升学深造，是对人才的浪费糟蹋。学生家庭成份不好是事实，但学生本人对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不应该受到株连，他们有权和工农子女一样受到平等对待，择优而入学。”
来鉴民老先生的这些观点，当时是理所当然地没有被有关部门认同和接受。要知道，来鉴民老先生说的这些话，在当时是比右派言论还要过头的，有人为他捏着一把汗，但来鉴民全然不顾，仍然四处奔走号呼。一次，他走进长河乡政府，滔滔不绝地讲了学生读书应该讲考试成绩，把考试成绩好的非工农子女挡在学校外面是没有道理的。还说，小小年纪没有书读，孩子、家长的心有多急呀？如果读书讲出身成份的做法没有办法改变，愿意自己想办法办一所民办初中，让学习成绩好的非工农子女有读书的地方，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来鉴民老先生终于感动了乡党委、乡政府的许多领导。
长河乡的乡长来悟根，是本乡的襄七房村人，解放后从农村青年到半脱产干部，最后走上了乡政府领导岗位。由于来悟根乡长患血丝虫病，有一只脚又粗又大，当地人都叫他“大脚乡长”。“大脚乡长”文化水平不高，工作中勾勾板板的事甚多，深感文化知识的重要，他在全力支持来鉴民老先生创办长河民办初中的同时，还自告奋勇地表示亲兼校长，以便从方方面面给予关心和支持。当夜，来鉴民老先生激动得睡不着觉。
两手空空办一所学校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幸亏有了“大脚乡长”来悟根兼着校长，有些困难解决起来便当多了。校舍是一所宽敞的地主房子，是无偿使用的。乡政府拨出14.8亩沙地和2亩水稻田，给学校用作学农、生产基地。课桌椅大多是来鉴民老先生自己解决的，他把家里所有的抽斗桌、八仙桌都搬到学校里，坐椅既有长条凳、靠背椅，又有小竹椅。尽管这样，还是不够。来鉴民老先生又把家里的所有房门和板壁也卸下拿到学校里，用一些砖块垫起来当课桌。他的义举感动了许多人，有些学生家长也带去了桌子、椅子，这样就勉勉强强地办起了学校。据说，这是萧山最早的民办初中之一。
学校的老师去哪里找，这个问题最伤来鉴民老先生的脑筋。因为是民办性质，师资的分配纳入不了正常的渠道。政治上清清白白的人，不愿意到这收留非工农子女读书的民办初中去教书。更何况，这所民办初中教师的工资也没有着落，要等入学学生的缴费而定。一次，来老先生听说杭州有些教师在运动中被学校清除出来，正闲着没事干。来老先生眼睛一亮，赶紧托人去找，像宝贝一样把他们迎到自己的学校里。所以，办学之初的老师，大多是家庭出身不好或个人历史有问题的人。经过来鉴民老先生的辛勤奔波和努力，长河民办初中算是搭起了架子，学生有地方坐了，教书也有人教了。那些因家庭成份不好而无法进入初中读书的人，都被收了进这所学校。
1958年暑期，我即将从杭州第一高级中学毕业。我在杭一中读书时，喜欢写些稿子，是《杭州日报》的优秀通讯员，报社曾有意推荐我到杭州大学新闻系读书，以便我大学毕业后到报社工作。我们这些写稿的人喜欢有感就发，这也导致“言多必失”。就在我高中毕业前夕，我突然遭到了批判，罪名是“对党的教育方针不满”，就连由我负责的黑板报“一中青年”也一下子变了脸，刊登了好几篇指责、批判我的文章。这时我从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得到消息，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加之又有一些过激言论，高考时即使成绩考得再好，已被“内定”为不能录取。就在我为前途问题忧心忡忡之时，家里来信说，家乡的来鉴民老先生办起了一所民办初中，正缺师资，欢迎我去任教。就这样，我在杭一中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长河民办初中教书。我的同班同学钱永发，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但家庭成份是工商地主，也因贯彻阶级路线“内定”为不能录取高校。这样，钱永发也到了长河民办初中。
我和钱永发血气方刚，干起事来不分昼夜。由于我们的加入，使学校焕发了青春。来悟根校长和来鉴民老先生很会用人，他们了解到我是共青团员，又担任过杭州一中学生会宣传部长，就让我担任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又过了一段时间，来鉴民老先生看我逐渐成熟起来，提出自己卸去学校教导主任的职务，让我坐上教导主任的位置。老先生这种主动让贤的精神，令大家十分敬佩和感动。
我们学校还有一位“开明绅士”来虢老先生，早年就读农业大学，但也是个有“问题”的人。被聘到我们学校后，担任生物教师。来虢老先生在我们学校里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也焕发了工作热情，他在教好生物课的同时，带领学生们在14亩沙土地上种了各种各样的作物，还饲养了猪、羊、兔、鸡。学校后面有个池塘，来虢老先生和学生们养了水浮莲，作为猪的青饲料。母猪要分娩了，来虢老先生带着学生们在猪舍“接生”，使大家学到了技术。当时农村里缺少农药，来虢老先生利用在农大读书时学得的知识，办起了一个简陋的校办农药厂，把螺蛳壳、河蚌壳磨成粉，经加工处理制成杀虫剂。来虢老先生像个学校的“后勤部长”“红管家”，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学校伙食办得很好，办公经费也比较宽余，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
长河民办初中在乡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办得越来越有生气和名气。在办学中途，我们不断接收要求插班的学生。这些学生既有长河的，也有附近浦沿、闻堰的，大多是由于成份原因而无法继续升学的。我们想，学校各班还有一些空位，多招些插班生，既可为学校增加些经费收入，还可为国家多培养人才，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学校的“雪球”越滚越大。学生从原来的90人增加到200多人，教师从原来的3人增加到8人，教学质量也越来越好。
长河当地有一所公办中学——萧山第五初级中学。长河民办初中设置的课程，除了和萧五中相同的课程外，还自编了一些乡土教材，如：
来鉴民老先生编写了《长河第一个共产党员——剃头阿坤的故事》（剃头阿坤名来宝坤，是中共六大代表），被排进了历史课。
我编写的《一年四季青枝绿叶，寒冬腊月开花结铃——记浦沿公社棉花越冬试验棚》，被排进语文课全公社使用。
我们还办了一个校刊——《长中红旗》，刊登师生们自己写的散文、诗歌、小小说，读后感等。《长中红旗》向长河公社、萧山县有关部门赠送，县文化馆编印的《俱乐部》还选载了《长中红旗》的不少作品。
我们学校的条件虽然很差，但文化生活却搞得非常丰富，每个班级都自编、自演文娱节目，师生同台表演，不仅在自己学校里演，还参加公社、县里的文艺会演，屡屡得到奖项。老师们虽然大多有“问题”，但那颗爱国为民的心却始终是红红的，他们教书不忘育人，在教学生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生物等知识课的同时，还教导学生要热爱国家、忠诚老实、艰苦奋斗、遵守法纪，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使学生的思想品质和道德品质提高很快。1959年11月24日的《杭州日报》，对长河民办初中办学作了报道，记者在写到学生的思想品质时举了一个例子，说学生来成甫，努力学习，热爱劳动，天天到校，从不缺课，有一个星期天，他冒雨赶了2里多路，到学校里去喂猪。寒假中，他做了一辆手推车，发动同学们冒着严寒去拾柴（给学校烧猪食）。在1959年，我们长河民办初中有3位学生被评为杭州市三好学生，参加全市表彰大会，其中一位还受到杭州市领导的接见。首届毕业班学生们成绩考得特别好，时机也凑得好，刚好这时对“唯成份论”提出异议，这使在长河民办初中读书的非工农子女又有了升学的机会。首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大部份同学考入了浙江湘湖师范和萧山第一高级中学、萧山第二高级中学。学校还被评为城北区“文教红旗”单位，浙江省和杭州市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县文教局还来学校召开现场会，奖给了我们一套课桌椅和教学仪器。
☞ 1959年11月《杭州日报》第三版
关于长河民办初中的报道
俗话说“树大招风”。1961年，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地准备扩大办学规模时，正当我们民办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所扩大时，我们这所“不培养贫下中农子女”的学校，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注意。有人斥责我们长河民办初中的教师是从运动中清除出来的，学生是家庭成份不好的。有人责问我们：
“你们长河民办初中的大门是为谁开的？”“你们贯彻的是什么路线、什么方针？”“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一次，我在全县教育系统一个大会上介绍长河民办初中勤俭办学的做法，会开完，走出门外，突然看到贴着许多大字报，其中有不少是指名道姓地批判我“丧失阶级立场，专门招收非工农子女入学”。我的心一阵颤抖：学校完了。
回到学校，巨大的压力像一张黑幕从四面八方罩来，这种压力都是政治方面的。在那时，凡是和政治挂上号的问题，一般人、一般力量是无法抗拒的，更不要说我们这样自身腰板不挺、脚骨发软的人（指家庭出身不好）。“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处理人和事的一个通行做法。长河民办初中当作一面“白旗”被拔掉了，我们这些有“问题”的教师也是“白旗”，自然也在被拔掉之列。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办学方针中，我、还有那些被来鉴民老先生及我郑重聘请来的其他老师，一个个打起背包，黯然地回到家里。稍稍能让人安慰的是，那些已经被招进长河民办初中读书的非工农子女，没有被扫地出门，他们并入了公办的萧山第五初级中学读书。
长河民办初中前后存续的时间不过4年光景，这在历史的长河里像夜空中一划而过的流星——它闪亮，但毕竟短暂、瞬间。48年过去了，即便是当年读书的学生，对长河民办初中的记忆也越来越稀薄。但曾置身于“漩涡”中的我，脑子中怎么也抹不去那所用门板当课桌的学校，怎么也抹不去许多双向往读书、乞哀告怜的泪眼，更忘不了长河民办初中的创始人、敢于挑战“唯成份论”、极富社会责任感的来鉴民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