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现代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的计算，反映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GDP核算有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三种计算方法，理论上三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应当一致。1968年，联合国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SNA)，GDP计算体系逐步推广到世界各国，中国于1992年采用国民账户体系统计GDP。
国与国的GDP要实现国际比较，通常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指标的概念定义、计算方法应一致；二是用同一货币单位来表示；三是用相同的价格来衡量，剔除各国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
最初国际比较是采用汇率折算。如中国与美国进行GDP比较，就将人民币依汇率折算为美元进行比较。为了克服汇率波动影响，国际上又引入购买力平价(简称PPP)，即选择合适的“一揽子”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将GDP按支出法分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四大类别，然后将每个大类再分成若干细类，通过复杂的计算比较形成GDP的购买力平价比率，换算一国的GDP。而为了展开国际横向比较，联合国、世界银行自1968年开始组织了一项名为国际比较项目(简称ICP)，目的就是以购买力平价为货币转换系数，进行GDP规模和结构的国际比较。自1983年起，在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等人倡导下，荷兰格林根大学设立了产出和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Output and Productivity，简称ICOP)，开展生产法购买力平价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国与国比较，到统计GDP全球总量中各国占比，其复杂性可见一斑。
GDP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是与现代官僚体制的国家对于理性管理的需要相联系，并且技术上成为可能而产生的，特别是需要有统计和经济决策机构在现代化国家中的设立”。
显然，在今日的技术条件下，要确定一个国家的GDP和其GDP在世界的占比，也需要依靠各级政府组织大量规范的统计、相对统一的平价尺度，还需要通过极其复杂的计算体系，才能实现确定某一个国家GDP在当年国际经济总量所占比重的统计。即使具备了这样的技术和统计方法，以中国为例，其GDP的统计结果仍有诸多争议。
自库兹涅茨规范GDP统计办法后，GDP就因其统计相对规范、系统和科学，引发包括中国学者将其应用到中国GDP方面的研究。刘大中、叶孔嘉、巫宝三在20世纪40年代即开始对中国1930年以后的GDP进行研究。而前提是1933年刘大中主持了工业普查，该普查因其广泛性和准确性为中外学界所称道。但是，由于对占GDP较大比重的农业没有规范的数据统计，刘大中与巫宝三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资料和估算方法，导致两人估算出的总GDP数据差异极大。此外，张仲礼、叶孔嘉、珀金斯、费维凯、罗斯基等的研究，曾对近代某些年份的中国GDP进行过估算，但是是否能得出逐年的估算仍有疑问。
显然，无论是研究当代还是研究历史的GDP，相对规范、连续的统计数据是进行合理统计或者估算的基础。但是，中国保留下的历史资料，有关经济、人口的各类数据并不符合现代GDP估算的要求，如人口在不同时期实际所指的或是成年男子，或是全部男性人口，而土地亩产不同时期和地区间差异也是极大的。即使是明清时期保留下的一些数据资料，具体研究中进行谨慎估计，应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统计，也有极大误差。
唐宋时期统计数据的缺乏程度更甚于明清时期，但是却不妨碍一些学者做大胆的GDP估计，其代表就是安格斯·麦迪森。如前文所述，他是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的倡导者。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估算了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元年至公元960年的近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均GDP是450美元(国际元，1990年美元)。
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必须提到麦迪森各类以GDP为名的估算常用的工具，即最低生存(subsistence assumption)，以此作为人均GDP的最低值。但是“依据1990年的币值，一磅小麦面包约0.7美元，那么麦迪森的400美元相当于每人每天1.6磅的白面包，大约1500大卡的热量，这是一个出奇低的收入”。假设一年工作300天，劳动人口是总人口的40%，薪金占国民收入的70%，“那么人均GDP为400美元的工人日薪相当于3.4磅面包，而在1440年的英格兰，一个农场工人的日薪相当于20磅的面包，是麦迪森估计的6倍”。也就是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比最低”生存线高了50美元，而这比英格兰的农场工人仍然低的离谱；至于为什么高了这50美元，他并没有解释。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对1820年之前世界主要国家的GDP、人口等数据，主要来自他本人的“猜”，能得到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1500年以后西欧国家的资料，因此其统计的误差必然远大于对近代相关国家的GDP估算。而在比较各国GDP时，欧洲地区的数据始于1820年，非洲地区数据则是1950年，而统计出口和劳动力收入却是采用以发达国家的基准年数据。经过他的比较，中国在1950年的人均GDP甚至低于公元1000年。而将GDP直接以国际元(1990年美元)折算更是受到学者批评。
显然，当麦迪森面对缺乏最基本数据的历史时期，关于GDP核算的规范统计、GDP国际间比较复杂的统计都被轻率地抛弃了，以至于直到目前，他到底用了哪种GDP核算方法、具体运算方式为何，竟然没有明确结论。
不难发现，有关宋代GDP的各类惊人估算，大都来自于麦迪森的相关研究。宋代之所以为麦迪森在内的研究者所关注，一个重要理由是宋代发生了所谓经济革命。按照伊懋可的总结，这一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多个方面，并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
但是，这些足以产生社会结构性转变的革命可曾发生？
李伯重教授对史料所载宋代亩产等数据研究后证明，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支持所谓农业革命的高达5-6石的亩产多系个别孤例，“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是一个“虚像”。与之相似，所谓宋代的都市化革命的观点同样脆弱。包伟民教授在全面综述宋代城市研究的相关论著后指出，由于对“城市化”等现代概念的泛化，并以此描述宋代城市，完全丧失了原有概念的特指性与明确的历史规定性。而文学化的城市人口描述与人口实态也有极大反差。例如南宋镇江府，时人诗文称其“铁瓮城中十万家，哀弦促管竞繁华”，实际人口仅在一两万户之间。
如果宋代城市人口的确达到了占总人口的20%甚至30%，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否有能力供应足够的商品粮，包括生产与运输？
变革既未发生，麦迪森把960年后宋代人均GDP从450美元提高到600美元显然缺乏基础。当然，为什么提高的是150美元而不是200、300美元，这种计算是如何得出的，他照例秘而不宣。
事实是，宋代史料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在各类史料中却几乎找不到可以比照规范GDP核算的年度数据。从宋代人户口统计系统的目的来看，除了赈灾户口统计系统外，其他都是为国家和地方官府课税、科差、治安、征役等提供劳动力依据，因此数据反映了何种人口计算方式引起了较多讨论，由此产生出“男女通计说”“男口说”“漏口说”“析户说”与“户数虚增说”“丁口说”等不同观点。虽然学者研究发现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是统计全部人口，但是宋代赈济(赈灾)户口统计制度化始自乾道七年(1171)，此前尚未制度化。赈灾户口统计也有其弱点，由于不可能会同时发生波及全国的严重灾荒，自然见不到登记了全国人口的数据。由此得出相对准确的宋代全国的人口数据非常困难。与此类似，相对准确地统计出宋代某个年份的全国性平均亩产、粮食价格等符合GDP统计要求的数据，同样无法做到。而自北宋至南宋灭亡，疆域变动和由此带来的人口变动尚未考虑在内。
宋代相关资料的缺乏，不但无法进行GDP的统计，甚至进行估算亦无可能。既然无法科学合理地估算宋代的GDP，那么要统计出当时全球的GDP，进而算出宋代在其中的占比，岂非天方夜谭？这就是为什么麦迪森关于宋代GDP的估算，正如他自己所说，主要是靠猜。此外，关于宋代GDP为2280亿美元的说法，因其推算的荒唐可笑，根本没有从学理层面讨论的必要。由此可见，当下频繁见诸媒体的各类宋代GDP的估算，从数据到方法，实际与“GDP”这一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有天壤之别。
GDP之所以为各类社会经济研究所重视，在于其数据依靠规范的统计和计算形成的统计体系。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期望采用GDP统计，以避免既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定性和描述为主的缺陷，并建立与西方比较的“客观中性的比较标准”，已在近代经济研究中获得重要成果。
可是，以麦迪森为代表的宋代GDP论者，仅靠二手研究资料就“猜”出了一个远超世界其他地区的辉煌宋代，其所谓GDP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不过是用GDP包装起来的“想象”。这个包装起来的“想象”，缺乏扎实的考证和研究，与定性和描述的宋代经济研究成果相比，不但没有更为准确地展现宋代社会经济的状况，反而与史料所呈现的宋代社会经济状况相距甚远；不仅没有深化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反而带给人们极大误导，以致有人以为小康社会早在宋代就已出现！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用GDP包装的宋代“想象”却得到了媒体的厚爱。因为各种原因和需要，这个“猜”出的历史数据，被轻信并传播。它看似简单，却有科学的外壳；它看似轻率，却有海外经济学家的美丽光环；更因为其耸人听闻，满足了人们对遥远时代的美好想象。
所谓宋代的GDP估算，不应仅仅因为有了这个包装就具备了“科学性”，更不能据此去推论得出其他一些更为惊人的论断。正如吴承明先生所强调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
宋代GDP的神话背离了GDP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与既有宋代社会经济研究相去甚远，它所带来的喧嚣，必然为理性思考所取代。不过，国人为什么会对西方学者一些远离中国历史实际的猜想如此感兴趣，并广为传播，则值得我们深思。这是否类同于阿Q“祖上先前也阔过”的心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国人对现今中国经济地位的某种不自信，转而从历史上去寻找荣耀。当然，这场关于宋代GDP神话的喧嚣，如果可以成为促进国人理性思维的一个反面教材，也许仍然可以显现它的某些意义。
文章来源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14年第2期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
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