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早餐促成的杭州宗教文化研究大事-特别关注-杭州文史网

相传东晋时葛洪在葛岭创建抱朴道院，开创了杭州道教福地；约300年后，唐玄宗年间创建的玉皇山福星观（初称玉龙道院），又把杭州道教推向了新的境地。东晋咸和元年（326），印度高僧慧理在西湖北高峰和飞来峰之间创建了灵隐寺，成为杭州佛教的开山之祖，为以后杭州有“东南佛国”之称奠定了基础。

杭州不愧为“东南形胜”之地。相传唐武德年间（618—626）埃及富商欧斯曼本·阿法尼为满足回民宗教活动的需要，在羊坝头创建凤凰寺的前身“礼拜寺”（真教寺），后几经兴废。元延祐年间（1314—1320），回回大师阿老丁重建。现存凤凰寺大殿是元至正元年（1341）的遗物。元初，基督教已在杭州传播，当时建有教堂；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一位名叫李之藻的官员主持了杭州第一台天主教弥撒，这意味着基督教中一大教派——公教（即天主教）传入了杭州。

凤凰寺的外景

历史上的杭州不仅皇家、官宦、文人墨客、显贵达人、高僧大德间文化交流频繁，儒、释、道与民间文化也相互交融，形成了“世俗化”“社会化”的宗教文化，加之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进入，更是促进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多元化。

由此看来，杭州这块福地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并被誉为“人间天堂”，确如杭州市委一位老书记李金明所说：杭州有今天，靠“三老”。

一靠老天爷赋予一幅好山水（自然景观文化），为以后的杭州城建在自然山水的大公园中创造了条件；

二靠老祖宗们创造的历史文化（人文与景观文化），使杭州在宋以后改变了唐时北不及苏州、南不及越州（绍兴）的局面；

三靠老百姓对杭州、对西湖、对生活的热爱和在社会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创业及爱国爱乡的时代精神。天、地、人合一，是《周易》中的最高境界，杭州成为“人间天堂”“生活福地”那是必然的了。

2011年初，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委主任（银川市政协原主席）洪梅香，带着一批研究回族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专家学者到访杭州，在他们一行考察礼拜了矗立在中山南路上的凤凰寺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同张鸿建副主席、王玉明秘书长等在西湖边的“湖畔居”宴请他们用早餐（茶）。一来尽地主之谊；二来答谢银川市政协及洪梅香主席在2007年夏，我同张鸿建副主席等率各区、县（市）政协主席到银川等地考察交流时给予的热情接待。那时，我们听银川市政协同志介绍，洪主席是回族人，她出身于研究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世家，其家族在当地是望族。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洪梅香的祖父作为当地知名人士，就真心拥护和极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新中国建立后，她祖父就是宁夏自治区首届领导成员之一，以后就传到洪梅香兄妹，其兄是自治区的领导，她本人是从银川市副市长的位子上提拔为市政协主席的，同时也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在全国政协会上常碰面。她工作认真、待人热情，为人爽直且快言快语。这天早上我们边用餐边友好地交谈着，突然，她话题转到凤凰寺上，提出了一个令我们尴尬的话题。她说：

“这次我们慕名瞻仰考察了有中国四大伊斯兰教寺院之称的杭州凤凰寺（其他名寺分别是广州狮子寺、泉州麒麟寺、扬州仙鹤寺），这座创建于唐代、毁于宋、重建于元代、重修于明代的凤凰寺不仅寺庙建筑恢弘绚丽，而且历史文化灿烂，令我们敬仰和钦佩。此凤凰寺不仅是杭州的骄傲，也是回族和伊斯兰人的自豪。”

凤凰寺碑廊现存的古波斯文石碑

阿拉伯文古墓碑

尽管洪梅香这番话可能出于热心和友好，但我已无地自容了。杭州市作为堂堂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不仅客观上让回族姐妹们教育了一番，人家还大度地提出帮助我们代译凤凰寺所藏全部碑文，随后“完璧归赵”。这确实使我们汗颜呀！

凤凰寺是我国伊斯兰教最主要的寺院之一，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较早的伊斯兰清真寺，在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因凤凰寺原建筑群形似凤凰，清光绪十八年（1892）起称为凤凰寺至今。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凤凰寺的保护，屡次拨款维修。1961年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我不知道这20来块碑文为什么至今没被译出？但面对民族同志（朋友）的执着，我既不能打哈哈了之，更不能夜郎自大地拒人于门外，忙诚恳地表示：

“感谢洪主席的坦率，也感谢洪主席的指教，事后我们一定关注此事，尽快地把这20块碑文搞清楚，需要你们帮助时，我们再向你们讨教交流。”

送走客人后，我对鸿建副主席、玉明秘书长说：

“惭愧呀！惭愧呀！”

事后，我召集张鸿建、俞国庆、曾东元等市政协领导、市政协社法和民宗委、文史委同志商议此事。首先我心情沉重地讲述了洪梅香同志对凤凰寺尚未译出碑文的意见，我说：

“实际上宁夏政协的民族同志在中肯和尖锐地批评我们的历史文化保护和挖掘工作。我认为，杭州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多元化又全方位的，不仅仅要挖掘保护西湖‘历史景区’、保护吴越和南宋文化，还有其他许多多元历史文化遗迹需要挖掘保护，比如杭州历史上创建和发展的宗教文化，包括伊斯兰教文化。从历史文化名城的全部涵义出发，不仅要保护物质文化形态的，更要挖掘其精神文化形态的。从文化的涵义出发，精神形态的挖掘比物质形态的保护更为宝贵。”

人民政协对促进宗教、民族关系和谐和挖掘文史资料责无旁贷。市政协应与市民宗部门、伊斯兰教协会及凤凰寺的人士一起，把翻译挖掘凤凰寺的碑文作为当年市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务必把这项工作完成好。

之后，我们成立了由俞国庆、曾东元同志牵头，蒋福弟同志（蒋是回族同志，原系杭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市八届政协副主席）为顾问，市政协文史委、社法和民宗委，市政府民宗部门，伊斯兰教协会、凤凰寺等相关人士组成的工作协调小组。我明确分工，先由市政协社法和民宗委郑浙民同志牵头负责与外事部门联系翻译碑文，市政协文史委宋传水牵头在此基础上，负责文史挖掘研究。

2008年10月，市政协领导参加“开斋节”活动

2011年3月30日，我又带队去凤凰寺碑廊察看，才知道，碑廊内共有古文碑27块，其中，汉文碑6块【5块是重修礼拜寺、真教寺（凤凰寺前称）记，1块是捐款芳名记】，1块是古波斯文碑，20块是阿拉伯古墓碑。我们与伊斯兰教协会、凤凰寺负责人一起研究了翻译的有关工作，具体由市政协社法和民宗委负责。他们委托上海外国语大学代为翻译，很快英文版碑文译出来了，但是否能正确反映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原涵义，还有待于研究。

孙忠焕带队实地察看凤凰寺古碑文

事后，我了解到，市政协文史委宋传水、王利民等也早在组织专家专注凤凰寺碑文的诠释工作，只因古波斯文和古阿拉伯文翻译成中文涵义难度较大，正准备组织此方面的权威专家诠译工作。

有一块古波斯文碑，高5英尺，宽2.5英尺，碑上刻的实际上部分是古波斯文，部分是阿拉伯文。这块古碑立于明景泰三年八月九日（即1452年9月15日），由法克赫鲁·丁——斯哈布得·丁之子——阿拉乌德·丁孙立。此碑已于1911年由英国剑桥大学伊·基·布朗尼教授和阿拉伯文教授托马斯·亚当斯从石碑上复制的拓片翻译成英文，之后交于居住在中国的穆勒主教。碑文大致记载了明代重建真教寺的情况和对大明王朝支持重建重修真教寺的颂词。此碑文在由英文翻译为中文时，又反复校正了古波斯文、阿拉伯文的涵义。

重修真教寺记石碑

20块阿拉伯文古墓碑，有两块字迹模糊难以翻译外，其他均被译出。这一批碑大致立于700年前，高82—97厘米、宽44—65厘米、厚15—19厘米不等。大部分都是记载人死亡时说的古兰经，有圣训即伊斯兰教的真主使者（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也有回历21年出生于麦迪那的诗人哈三·哈三的诗词。这批古墓碑的主人不详，大致有级别很高的贵族、著名人士及诗人等。这些阿拉伯穆斯林是什么样的知名人士，当年怎么来杭州居住，又怎么交往的？值得深入考证研究。

这批碑文初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译出后，俞国庆、曾东元、蒋福弟及郑浙民、宋传水等同志于2011年10月赴宁夏自治区银川市，与宁夏自治区洪梅香等宁夏从事伊斯兰教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交流。

这次洪梅香等回族同志被杭州同志的虚心和认真精神感动了。她们没想到早餐席上的一番话，能引起杭州市政协的同志如此迅速回音。她们与杭州赴银川的同志进行了交流切磋。

同年11月，洪梅香同志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委主任的身份带队又来杭州切磋交流伊斯兰教文化。我又在早上宴请她们，她们对杭州市政协重视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的考证研究大加赞赏。我说：

“民族宗教无小事。我们译出这部分碑文后，还要加强对其文化内涵的研究，望今后我们加强交流切磋，共同促进宗教和民族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和宗教关系和谐。”

正因为宗教的问题无小事，以后，市政协文史委和杭州文史研究会共同组织了国内外此方面的顶级专家人员对这批文诠译工作反复考证研究。至2015年5月，《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伊斯兰教界及文史界引起了很好反响。

作者系九届杭州市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