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0日清晨，我们千余名老三届知青陆续到断桥边的少年宫广场集结，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乐曲中，挂着写有“好儿女志在四方”“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彩旗的几十辆敞篷大卡车载着我们出发了。为了彰显响应祖国召唤，上山下乡光荣，大卡车紧贴西湖边（那时西湖边没有步行街），沿着湖滨路、解放路、延安路、体育场路、机场路……绕着杭州城区主要街道转一路，到了闸口火车站。沿途是纷纷驻足观望的人群，有鼓掌的、挥手的、跷大拇指的，也有不少人轻轻叹息的，神情复杂，目光流露的是同情抑或怜悯。
大件行李已事先交付运至车站，行李里大多是兵团发的军绿色的棉被棉袄棉裤棉帽子，除了没有军人的领章帽徽，别的看来真和现役军人差不多了。
白塔岭下闸口火车站，人头攒动，送行的都是父母亲朋、学校老师和还没下乡的同学：叮咛的，道别的，兴高采烈的，照相摁快门的。绿皮列车上挂着横幅“热烈欢送杭州首批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光荣战士”。广播里此起彼伏地播放着《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我那时年龄太小，真的什么都不懂，光顾高兴了，“文革”好几年无所事事，现在终于可以去“当兵”了。父亲在远处默默地看着我，神色凝重。当我做了母亲以后常想起这一幕，心中隐隐作痛。10点整，列车在轰鸣声中启动。刹那，刚才还欢天喜地的人群，蓦地被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搅得撼天动地：车内的人往外探着身子哭着大声呼喊，车外的人挥舞着手流着泪拼命追赶。
列车呼啸，一路向北。那时的列车很简陋，车上没水供应，更无食品可买，无锡、蚌埠、长春不断有人下站台买东西、找水喝。1969年4月23日清晨，列车悄然驶入黑龙江，此时江南正春光明媚姹紫嫣红，而现在眼前呈现的却是莽莽苍苍的原野，没有化尽的点点白雪，感觉从春天一下子越过四季又到了冬天。
经历三天两夜的长途跋涉，4月23日晚上9点，我们乘坐的列车终于停在了黑龙江省铁力县（今铁力市）火车站，800多人在铁力县下了车。列车继续往北，尚有200多人到黑龙江省嘉荫县。
下车后，我们被安排在铁力县林业局的大礼堂。晚餐是每人两个油饼，又大又厚。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黑龙江建设兵团独立二团团长致辞，嗓音洪亮，讲了很多，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句：不许谈恋爱！只听得“轰”地一片喧哗，大伙乐得前俯后仰，接着是团部宣传队表演节目。台上文艺节目演得正欢，台下是因旅途疲劳，裹着棉军大衣困倦乏力蜷缩在座椅上、睡得七倒八歪的我们。
后来才知道，小小的铁力县城没有什么像样的旅馆，更没有其他可供800多人住宿之处，而知青们要去的连队，近的十几里，远的上百里；连队没有汽车，只有马车和胶轮拖拉机能拉知青和行李，去各连队的路全是土路。4月的北大荒冰消雪化，残雪泥泞，车辙里结着冰碴，若稍有不慎，连车带人跌入深沟致人伤残甚至死亡的事难免发生，夜晚行路则更危险了。
为了表现对远道而来的杭州知青的热情，又担心夜晚无法安置我们休息，引起初来乍到知青的情绪波动，所以团部用整整一夜的文艺节目和电影来“招待”我们，真难为领导们的良苦用心了。
我们在大礼堂苦熬了一夜，醒来时发现天已大亮，寒意逼人。大伙迷迷糊糊地，把昨晚发的大饼漫不经心地塞进包里（与杭州带来的蛋糕、核桃饼、麻酥糖等精美可口的点心真没法比），有些因困倦没拿住，滚落在座椅或地上。我困得睁不开眼，被人推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只听有人喊：“冯国瑛，你怎么乱踩，这是饼。”定睛一看，原来是费建明，发小兼同学，这回还是荒友了。
我和费建明被分在不同的连队，直到后来兵团在浩良河建化工厂时，我们都被抽调去支援才又相逢。他负责搞基建，非常辛苦，总是很晚下班，经常打些病号饭然后再揣两个馒头。事后得知他是班长，给病了的战友买病号饭，钱不够用就干脆自己啃馒头。看到老同学一米八的高个儿，瘦得只有百十来斤，真有些不忍。
知青回城后，费建明进入了西湖绸厂，从机修工一直做到厂长，改制后担任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至今。杭州知青40周年独立二团聚会时，他还独自承担了近20万元的聚会费用，这都是后话了。
其实与后面遇到的各种磨难相比，铁力第一天的不眠之夜真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考验还远远没有开始，北大荒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诗意和远方”，还有磨难与艰辛、困苦与哀楚。
我们住的是大宿舍，80多个人住一个屋，大通铺，南北炕，每人宽度不到80厘米，睡的都是火炕，寒冬腊月，炕头热得像在热锅上烤，炕尾被窝还是凉的，冰火二重。因为我年纪小，照顾我，我总挨着班长胡安琪（上海知青）睡炕头。为了照顾炕尾也热点，就在炕洞中塞进满坨的桦木。零下40多摄氏度，室内外温差过大，炕洞的热气由炕道向外排出，桦木燃得很快，炕下的土坯被桦木燃得发烫。一天，满屋烟雾腾腾，有人纳闷掀开被褥，只见我和胡安琪的被褥在冒烟，才知炕烧穿了，我们抢起棉被，棉花里的火星，见风就长，火苗冒着浓烟，棉被烧得大洞套小洞，大伙七手八脚地用水浇灭火势，满屋弥漫着布料燃烧的煳味。
自1969年4月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我一直在独立二团五连。五连是几百人的大连队，说是战士实际是农工，由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的知青组成。连队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小社会，知青们各自分工不同，有农工、机务、畜牧、食堂、教师、后勤等。
我在连队干过很多活，铲地、割豆、脱谷、扛麻袋，脱坯、烧砖、盖房子，修水利、拉沙子，在齐腰深的水里扛过麦子，在铁力县北河的原始森林里背过橡子，这些现在都是男人甚至是机器干的活，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女知青全不甘示弱，在千里荒原中忘我工作。我们在原始森林里采橡子时，背着装有百八十斤橡子的麻袋，在荒林败草烂叶的腐殖地中近乎匍匐地前行。麦收季节，遇到连续不停的雨，眼看麦子将全部烂在地里（麦子遇水易倒伏），于是龙口夺粮，蹚过齐腰深的水把麦垛扛到高处。脚泡胀了，皮肤过敏，双脚长满水疱，浑身湿透，却没有一个人中途放弃。
春天播种，很豪迈，原野一望无际。可当麦田遭受黏虫灾害时，就豪迈不起来了。连长号召，全体总动员。我们用脸盆装农药，眼睛、皮肤都被农药刺得红肿，戴着口罩，都能闻到刺鼻的气味。然而干活时嫌闷，还索性连口罩都不戴了，在大田里用手一把把地洒农药，如此的单纯质朴，在生命的价值与麦子的价值之间，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夏天给豆地锄草。高纬度的东北，7月天亮得很早。每天早上3点多，人还没睡醒，就扛着锄头下地了。蚊子小咬肆虐，嘤嘤嗡嗡一团一团翻卷俯冲，在头顶脊背盘旋。我们只好系上薄纱巾，纱巾里闷热得令人窒息。早上得干上好一阵活才能吃早饭，吃早饭时，蚊子小咬一个劲地往嘴里鼻孔乱钻。中午更难熬了，浑身热汗蒸腾，烈日烤干了汗水，衣服上满是白盐的汗渍，目光所及，除了一望无际的长垄还是一望无际的长垄。午饭已送到地头，可吃不下，胳膊累肿了，揉揉；困得睁不开眼，干脆把两把锄头并排放在一起，躺在巴掌宽的锄头床上都能香甜地睡上几分钟。铲地时全神贯注盯着野草看，晚上回来，看哪儿都是草，墙上、炕上、被子上，连喝的豆腐汤里也绿油油地长着草。
秋天，上百吨的粮食堆在场院。当时没有一点机械化，场院干活，全凭人工。晾晒，得看老天赏脸；扬场，搅得灰土飞扬；入囤，一百多斤重的麻袋，三级跳板上肩挑背扛。
9月底，在著名而荒唐的“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口号下，我们在一望无际的大地里收割豆子，尺把长的豆秆上结满了沉甸甸的豆荚，豆荚经秋霜染成黄色。天气已很冷了，有霜，没割几刀，手套、球鞋、半截裤腿都被霜打了，北风劲吹，手脚冻得僵硬。从杭州家里带去的劳保帆布手套不到半天就磨破了，握镰刀的右手磨起了血泡，抓豆秆的左手更是被尖硬的豆荚扎得鲜血淋漓，隔着破烂的帆布手套，每碰一下就是钻心的疼。即便那样，我都不敢落下一刀，否则，就很难再追上身边埋头苦干的战友。
更难以忍受的是腰酸背痛。豆秆长在地上，高30厘米左右，须近乎120度的弯腰才能够握得住豆秆，割得着。1000多米的长垄，从地头开始躬腰，中间几乎是不直腰的。实在难以忍受时，就直接跪在地上一刀一刀割过去。秋割大豆，真正是超越人体极限的体力透支，一个多月下来，整个人活活脱了一层皮。
成堆的豆荚在大田里蔚为壮观，得脱谷，于是接着就是冬夜脱谷。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跟着机车，手握钢叉，挑起豆垛，塞进机器，时不时迸出来的豆粒狠狠地打脸上，甚至有豆荚蹦出来打到眼睛上，有的知青因此被扎瞎了眼睛。
半夜送到地头的馒头或窝头早已冰凉，我们用豆秸秆燃起火堆，用叉子叉着放在火堆上烤着吃。火堆前必须不停地转着身体，因为猛火只烤得前胸发烫，后背却依然冰样刺骨。被汗水浸透的内衣，此时像冰凉的薄纸贴在身上，粉雕玉凿的冰雪世界在我们眼里早已失去了银装素裹的浪漫。严寒让我们惶恐：手是冰的，脚是冰的，身体是冰的，心也冻得冰冰的，一弯新月，冷光凛凛。极地酷寒，不能停下休息，哪怕是片刻，就会被活活冻死，只有拼命干活才能抵御严寒。我们拼尽全力一叉又一叉地往康拜因（联合收割机）里送着豆秆。
兵团是没有东北人习惯的“猫冬”（即冬天不干活）这一说的。脱谷结束，紧接着就是修水利，冰天雪地里顶着凛冽北风抡大镐，汗水浸透了棉衣裤，歇息片刻就冻成了硬甲。与修水利同步的是拉沙子（为开春建房造屋作准备）。深夜，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去20多公里外的北河河滩拉沙子。车上绝不能赤手抓金属，否则手掌就会被生生粘在金属上。沿途都是土路，冻土层厚，路面坑洼不平，车行在路上，颠簸晃悠，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般生疼。装完沙子一身汗，坐在敞篷胶轮车上，寒风凛冽，全身几乎冰住了，冷得一个劲儿数星星，只觉得天上的星星都冻住了。下车卸沙子时，帽子和口罩上结满冰凌碴子，脚都冻硬了，走路踉跄。
记得有一次，我们坐火车出连队外援，深夜列车莫名其妙地误停，我们下错了车，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穿越横卧几百米宽大河的铁路桥，风驰电掣的列车紧贴身边呼啸而过，我们找桥墩边的空当处拼命站稳脚跟，死死地抓住桥墩空当的栏杆，心惊肉跳地望着桥下汹涌的江水，车轮卷起的狂风挟着震耳欲聋的铁轮撞击钢轨的声音，几乎要把人掀落到脚下几十米深的冰冷河水中，命悬一线。
春夜，给机务送饭，月黑风高，与饿了一冬、哀哀号叫、闪着绿光的野狼近距离对峙的恐惧，绝望中企盼有人施以援手的急切，闭着眼没命地一路小跑，发自心底的胆寒，真正的毛骨悚然。
平常日子的夜晚，军号把我们从熟睡中唤醒，名曰“战备”，有敌情！苏修特务？神经绷得紧紧的，摸黑磕绊着前行，许久才明白：原来白天连里抽不出劳力收萝卜，连领导很聪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到一个小时，萝卜拔得一干二净。这样的深夜突击会战，在那时是常事。
难以想象的艰苦磨炼着我们的意志。有的知青落下了疾病终身残疾，有的长眠在黑土地上。为了让北大荒变成北大仓，我们在那个为理想主义而献身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挑战身体极限的劳作与酷寒中，在千里荒原的恶劣环境中充满憧憬地生活、工作和学习。
铁力是一片文化荒芜的原野，连队没有图书馆，几十个人的大宿舍每天只有一张几乎被人翻烂的报纸。除了知青们私下带来的几本书，只有连队的几块黑板了。连队就从几百名知青中挑选出几位文字水平较高的战士组成了五连报道组，负责编写广播稿，定期出黑板报，丰富几百名知青精神文化世界，工作在业余时间完成，没有任何报酬。
报道组人不多，六七人。通常晚上开会讨论稿件和排版设计，第二天出黑板报。陆星儿是组长，起得最早，东方刚露鱼肚白，她就在几块黑板前忙开了。她是上海知青，当时才十七八岁，编排设计版面，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等我们催了又催，把硬了的馒头和凉了的豆腐汤递给她，她才茫然：“啊？我没吃饭？”陆星儿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女作家，著名导演陆川是她的侄儿。
张衢负责挥写大小各种标题，每个标题字体各不相同，行草隶楷都极漂亮。张衢是杭州知青，当时十八九岁，出生书香世家，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在浙江省设计院工作。成绩优异的他，1966年高中毕业，被“文革”搅碎了大学梦。恢复高考第一年，张衢从铁力五连考上师范数学系，70年代后期，被返城浪潮裹挟，回到杭州，考入了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银行。在天翻地覆的改革开放中，张衢从银行信贷员一直做到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副行长。
连队大宿舍的几块黑板前，常常有这样一幕：星儿编排着版面，张衢踩在高凳上挥写大字，而赵玫则拿着彩笔细心地绘画，我则负责征集和撰写稿件。
赵玫是北京知青，负责五连学校高年级英语教学并兼所有班级绘画，报道组开会一般就借用赵玫的教室。除了英语和绘画，赵玫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针灸。头晕的，感冒的，胃痛的，腿脚不灵便的，甚至患眼疾的，她都能扎，也敢扎。后来才得知赵玫的姐夫姐姐分别是北京医院的外科、内科大夫，来铁力前，教赵玫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练扎针……并给了她扎针灸的全套用具，包含各种型号的针、针盒、酒精药棉、穴位图、耳朵模型一应俱全。缺医少药的岁月，赵玫的针灸解除了五连不知多少人的病痛。
赵玫的男朋友是同为知青的戎君明。戎君明自学了高等数学、建筑学、结构力学，在当时独立二团团长齐秉正的全力支持下，独自完成了独立二团团部大礼堂设计、画图、施工指挥全过程。设计建造的过程中，戎君明告诉赵玫：“这楼万一没造好，塌了，那我得蹲监狱了。”赵玫毫不犹豫地说：“你如果真蹲监狱，我给你送饭。”最终，戎君明设计的大礼堂非常成功，这座大礼堂历经四十多个春秋，至今巍然屹立，且作用非凡（现铁力农场“农场文化广场”）。
团部大礼堂竣工时（1977年），戎君明接到上海同济大学录取通知。临上大学前，戎君明在新建大礼堂里看了大礼堂放映的第一场电影，告别了独立二团。后来他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担任建筑工程材料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