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位学者热议“辛亥革命与杭州”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8月19日至20日，由杭州市政协主办，市政协办公厅、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杭州文史研究会、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承办的“辛亥革命与杭州”大型学术论坛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境内外100余位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学者、文史工作者汇聚杭城，回望历史，缅怀先烈，交流思想，碰撞观点。

本次学术论坛开幕期间，有57篇重要学术论文在会上交流。这些学术成果主要围绕“辛亥革命与杭州”的主题，从多个层面释读辛亥革命中的浙江元素、杭州元素。这些地方元素，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辛亥革命，更深刻地感悟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徐锡麟一案见证

革命与改良的赛跑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政府已经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良——“预备立宪”，但最终革命还是跑在了改良之前。所以，这场改良与革命赛跑的历史进程，自然会引起后人的关注。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师张凯所著论文《立宪与革命的协奏》，重点关注的是：“清末舆论视野中的徐锡麟案”。

在武昌起义之前，对清廷震动最大的起义，就是浙江绍兴人徐锡麟在安庆发动的起义（1907年），当场打死安徽巡抚恩铭等人。章炳麟的评价是：“安庆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所以，后人都认为徐锡麟的安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

然而，张凯提供的不少晚清报刊史料则表明：当时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人士也曾借此案大力宣传“以立宪来消弭革命”的主张，敦促清政府加大立宪步伐。1907年7月27日，《申报》就曾发表《论消除革命在实行立宪》的评论，文章认为：“早一日实行立宪，即早一日弭革命之祸。”《申报》的另一篇文章甚至还认为：如果徐锡麟案之后，能“实行立宪之预备，永诀革命之名号，则皖抚虽死，不可谓非吾国维新开幕之功臣也。”

当时，君主立宪派人士的观点是：既然革命党人主张“一国之政治，随一国人民之意志”，那么，“政府此时，如能施行立宪政体，一反专制行为，则所谓革命党者，将不解而自散，不杀而自 平”。

但是，晚清执政者的举动，却让立宪派人士大感失望。在处置徐锡麟案时，执政者就完全不按法律办事，他们不仅割了徐锡麟的头，甚至还挖了徐锡麟的心，煮了徐锡麟的肝（残酷的私刑）。

立宪派人士马上在报刊发表了《论办理徐锡麟案之与立宪相反》的文章（1907年7月19日《时报》）。因为，立宪派人士认为：“徐锡麟一案，当以文明之刑法治之，不当以野蛮之刑法（私刑）治之，方足以坚天下之信，而促立宪之进行”。然而，清政府的野蛮做法，则使许多立宪派人士意识到：这样野蛮的政府是不会真正实施宪政的。1907年8月11日的《时报》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就今日皖变观之，毕现政府专制野蛮真面目，而后知乌头可白，马角可生，立宪竟不可期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可能会等来乌鸦变白、马头生角的那一天，但却永远也等不来清政府真正施行宪政的那一天。

本来，立宪派是想借徐锡麟案推动君主立宪的步伐更快一些，结果却让他们感到了寒心——清政府的许多举动恰恰与立宪精神大相径庭。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则更坚定了推翻残暴专制政府的革命决心。围绕徐锡麟案的相关文献资料，见证了晚清一段革命与改良赛跑的历史进程。

晚清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汤寿潜是浙江萧山人，他担任的浙江铁路公司总理一职，是通过依法选举获得的，所依法律就是清政府颁布的商律。然而，在1910年8月，清政府居然以一纸命令将民选的汤寿潜“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看到清政府如此无视法律，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汤寿潜还会在改良的道上一直跑到黑吗？因此，在辛亥革命杭州光复的那天，汤寿潜也就做了革命军中的浙江都督。

当许许多多的立宪派人士都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感到了失望并转向革命时，革命的步伐自然就超越了改良。

《浙江潮》杂志记录

马克思学说的早期传播

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员蒋逸人先生关注的是：辛亥革命期间，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他认为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有一本1903年10月5日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蒋逸人说：“此书的作者是日本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先驱——幸德秋水。日文原著第一版问世于1903年6月。3个月后，《浙江潮》编辑部就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

《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将马克思译为“马尔克思”，恩格斯译为“音盖尔”，把《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党宣言书》，把阶级斗争译为“阶级战争”，把共产国际译为“万国劳动者同盟”。书中说：“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马尔克思与其友音盖尔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书》，评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要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非若旧时之空想狂热也。”

可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共产党宣言》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已进入中国。而承担此书出版工作的《浙江潮》编辑部，则全是留学日本的浙江籍学生。

1902年旧历10月，101位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浙江同乡会，并决定创办一份月刊——《浙江潮》，分政法、哲理、教育、军事、历史地理、科学、文学等门类，大篇幅地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其实，《浙江潮》编辑部在出版《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之前，已经在自己的杂志中简要介绍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浙江潮》第八期中，有《新社会之理论》一文，文中就提到“共产主义”、“埋蛤司”（马克思）、“万国劳动党”（共产国际）等。

创办于1905年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也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媒体。在《民报》中有不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篇章，提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更介绍共产国际这一组织的概况。蒋逸人认为：“同盟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晚年推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这应该与他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密切相关。”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特聘委员张学勤认为：“虽然，辛亥革命的性质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革命期间涌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宣传和传播的就不仅仅只是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辛亥之前有关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虽然对辛亥革命影响不大，但是，对后面革命运动的影响就值得认真研究。”[SITESERVER_PAGE]

三千浙军出师江苏

扭转严峻的革命形势

辛亥革命，首义是武昌（1911年10月10日）。此后，东南各省纷纷响应，杭州也于11月5日光复。

然而，杭州光复之后，革命形势却相当严峻。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袁的北洋军沿京汉路南下，接连攻下汉口、汉阳两镇。首义之地——武昌已面临重大威胁。而东南重镇南京有清军重兵驻防，当地革命军仅靠自己的实力无法拿下南京。光复后的东南各省也都感受到来自南京的巨大威胁。

上海学者邵雍、万飞提交的论文是《辛亥革命期间的沪杭联动》，该文说：当时，“陈其美（沪军都督）认为单靠一省一地的兵力难以攻克南京，要实现江苏全省的光复，减轻武昌方面的压力，必须联合江、浙革命军一致行动。”于是，陈其美分别致电浙江都督汤寿潜、苏军都督程德全，提议组织江浙联军，合力攻克南京。上海则负责军队的后勤保障。

此后，浙江派遣一支3000余人的部队，于11月15日到达江苏镇江，与江苏（包括上海）各部队组成江浙联军。23日，江浙联军发起攻克南京战役。经过9天血战，于12月2日占领南京。

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严峻的革命形势顿时扭转。南京立刻替代武昌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为革命党人建立全国性的临时政府奠定了基础。此外，解决了南京这个心腹大患，也使革命党人有了增援武昌等地的机动部队。浙江都督汤寿潜对此曾作如下评语：“共和之业，基于武昌，成于江宁（南京），卒乃定于统一。”

可见，在辛亥革命期间，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一役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而在攻克南京的战役中，浙军由于“战斗力最强，作战最勇”，所以功勋最为卓著。江苏籍知名人士张謇在评价攻克南京一役时说：“以浙军论功为联军最，而纪律之严也过于他军。”攻克南京最关键的一仗，也是牺牲最为惨烈的一仗——夺取南京天保城，就是浙军担当的。战后，40多具浙军阵亡将士的遗骸被移送回杭州下葬。如今，这座“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墓”就坐落在凤篁岭下的南天竺。

读懂辛亥革命中的浙江元素、杭州元素，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100年前的这场革命，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浙江的历史、杭州的历史。

把杭州辛亥革命的历史

放到整个东亚中去考察

由于本次论坛有来自外省、甚至外国的专家学者，所以，他们提供的论文在围绕“辛亥革命与杭州”的主题时，往往有独到的新视角。

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著名学者白永瑞，在论坛上作了主题演讲，题目是《韩日合并，辛亥革命及联动的东亚》。他的开场白是：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研究杭州的历史，必须“跳出”杭州，要将杭州放在全省、全中国、甚至整个东亚来考察。

随后，白永瑞便提出“联动的东亚”观点。他说：去年是韩日合并（日本吞并朝鲜半岛）100周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两件事看似没有联系，其实两者联系密切。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引发了中国人强烈的危机感，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形成了重要的伏流。而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后，受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人深受感慨，许多人由此踏上了离开故国，前往中国的道路。他们希望从中国共和革命的成功之中寻求韩国独立和革命的支援。

白永瑞的发言，引发浙江学者的共鸣，有学者说，大韩民国的开国元勋白凡金九也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来到中国，长期在杭州、嘉兴、上海等地从事反日斗争。那时，由白凡金九任主席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度就设立在杭州。

“联动的东亚”观点，也使中国学者联想多多：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与此同时，中国许多年轻学子纷纷前往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其中浙江的留日学生特别多，史料说：那时，“浙人以官私费赴日本留学者，相望于道”。此后，日本东京出现了浙籍留学生的组织——浙江同乡会；出现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浙江潮》。第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著——《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也是由浙籍留日学生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夕，在日本留学的浙江籍学生为革命所作的大量宣传工作，影响巨大。

白永瑞认为：只有把杭州辛亥革命的历史放到全中国，放到整个东亚中去考察，才能更准确地提炼杭州辛亥革命史的“个性”，更确切地评价杭州辛亥革命史的地位。[SITESERVER_PAGE]

效法西方国家的制度

正视西方制度的弊病

在“辛亥革命与杭州”研究论坛上作主题演讲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学者姜义华。他的演讲题目是《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地位》。

姜义华认为：辛亥革命是无数先烈、先贤、先哲秉承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中华责任伦理，奋起挽救国家，拯救民族危亡，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运动。徐锡麟、秋瑾等众多辛亥先烈，他们投身革命，并无自己的私利，而是基于中国所固有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理。

由于辛亥革命的志士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接受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熏陶，也曾为西方不少国家迅速崛起的成功经验所吸引，所以，他们都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效法西方国家的制度上。

姜义华教授的演讲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