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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学记 |伏俊琏:由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的钟钟山故居所想到的
来源: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伏俊琏  日期:2021-09-30

坐落于钱塘江畔的浙大之江校区,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其山水交融,人文荟萃,是理想的治学场所。2015年,人文高等研究院选址于此,数年间,会聚了众多学人来此访学交流,产生了诸多珍贵印迹。这些印迹一方面创造着这座百年校园新的空间历史,另一方面也接续着它曾经的文脉底蕴。高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开设“访学记”栏目,与大家分享学者们在此空间的“印迹”。

文 | 伏俊琏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浙大高研院2021年秋冬学期驻访学者

由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的钟钟山故居所想到的


2021年9月中旬,超强台风“灿都”在我国东海海域猖狂肆虐,我国闽、浙、苏、沪等省市暴雨如注,暴雨间隙,我乘坐的南航航班平稳降落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随后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派车接我到了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开始驻访高研院的生活。之江校区坐落在美丽的西湖风景区的西南边,钱塘江北岸。校园东边是六和塔。六和塔,本来是取义佛教“六和敬”,“和”是和善,“敬”是恭敬,与人相处要和善恭敬,所谓身和共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不知什么时候,又有了“六合塔”的命名,盖取中国传统“天地四方为六合”之意。据记载六和塔始建于宋开宝三年(970),后多次被毁,现存为清代重修。塔外观八角形,外檐13层,非常壮观,古人有诗云:“烂烂沧海开,落落云气悬。”校园西边紧靠“九溪十八涧”,“九”和“十八”都是泛指溪流山泉之多;溪流潺潺,由无数山涧泉流汇集而成。两边山上多为茶树,迷离的雾气笼罩着,似纱如烟,周边为垂兰吊藤,如梦似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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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之江校区情人桥

伏俊琏摄于2021年秋



之江校区是民国时期的之江大学旧址,之江大学正式建立于1914年,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由美国传教士主办,为我国民国时期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现在校园里大概有十多幢老楼,圆拱门廊,雕花柱子,相当考究,是欧式建筑风格。2006年,之江校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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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之江校区钟楼

伏俊琏摄于2021年秋



我的办公室在中方教授别墅1号,向东北方向30米左右,为中方教授别墅3号。和我同在1号别墅办公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史专家李耀南教授告诉我,3号别墅是著名哲学史家钟泰先生1924-1927年在之江大学任国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时的住处,后面与其他别墅不同而多出来一间房子,是钟先生当年“违章”所建,由钟先生自己设计,学校出钱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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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之江校区中方教授别墅3

伏俊琏摄于2021年秋



真是有缘份,钟泰先生(1888—1979)是先师郭晋稀先生(1916-1998)的老师,郭先生生前多次给我讲过他与钟先生的关系。郭先生晚年,有一段时间读《庄子发微》,我不知道是什么版本。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我立即购买了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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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泰,字斋,号钟山,别号待庵,江苏南京人。早年肄业江南格致书院,继之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师。1924年转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冬,杭州为日寇所占,钟先生避居乡下。1938年任国立师范学院(时在湖南蓝田)教授,直到1943年离任。抗战胜利后回上海。1948年后任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哲学史》《国学概论》《庄子发微》等。



《庄子发微》是钟先生的代表作,其特点是打通《庄子》的“内”“外”“杂”三篇,相互佐证,精细考察文本,深入挖掘庄子哲学思想的内在的理论脉络,强调庄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今天是辛丑中秋节,之江校区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站在百年前太老师的故居门前,默默背诵我仅能记得的《逍遥游》《养生主》《天下篇》,想起了先师郭晋稀先生给我讲过的故事:

1939年,他在国立师范学院读书,当时为了躲避日寇的狂轰滥炸,“国师”迁徙到湖南蓝田(今涟源市城关镇)的李园。给他授课的先生中,钱基博、钟泰对他影响最为深刻。国文系主任钱基博先生,是一位心忧国难的志士。他曾写有《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其中写“国师”成立之背景:
 
中华民国抗日军兴之一年,我武未扬,喋血已酣;虽张皇六师,终于克敌;而蜂虿有毒,师徒不戒;亦既致命遂志,僵仆相继,暴骨中野者,不可胜数!而当国者乃以创制师范学院诏我亿兆有众。……惟师有学,用诞启民瞑!亦惟师克范,用式四方!
 
语言典雅,情感激越!他深深理解在国难当头,国家财政极度紧缺的情况下,政府下最大决心办教育、办师范的良苦用心。在湖南的数年间,湖湘人的性格和经世致用的国学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在《近百年湖南文风》一书分析得很深刻: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

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所以,1944年,长沙、衡阳等地失守,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西迁溆浦,钱基博先生坚决请求留守,欲以身殉国,其精神气概,令人敬佩。此为郭先生多次道及者。

钟泰先生,讲课从容不迫,讲诸子学,分析微言大意,至为深刻,启发人者很多。经常发表一些前人没有讲过的观点,比如,《庄子》之学,从汉代以来都认为是道家,凿凿不移。但钟先生认为庄子源于孔子,出于儒家,是从颜回一派来。《人间世》阐述颜回的“坐忘”与“心斋”,实为庄周自然主义心学的源头。

湖南人的个性是见义勇为,容易激动,所以钟泰先生为郭晋稀先生改了字,名“晋稀”,字“君重”。钟先生说:“你的性子有些急躁,容易轻率。我给你改为‘君重’,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你能在‘重’字上下功夫,就一生受用不尽了。”郭先生一生一直记着钟先生的教诲,虽然他见了社会上不公平的事,还是容易激动,甚至见义勇为,但先生自己说,激动之时,总能记起钟师的严肃叮嘱。

受钟先生的影响,郭先生对《庄子》越加喜爱。在“国师”期间,他细致地校过《庄子》,由于得不到善本,他主要是理校。如《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言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一节,郭先生认为:“此文与上下文气不承,错简耳,宜删。前人(王懋竑)论之也,然不知当在后文子桑户、孟子反一章:‘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之后。”如《齐物论》里的“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一句,指出断句应为:“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指出“旧注以‘明之’绝句,‘彼’字属下,非是。”句意为“自好声乐言辩以异于人,故欲以所好明人”。郭先生的校读,曾受到钟先生的表扬,钱基博先生也说“说《庄》数则,极见心思”,“校《庄》数十则,当为不易”。数年后,他到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就编有完整《庄子要极》,认为解读《庄子》的关键方法在于“解譬达喻”,自己创为此编的目标是“探其远情,味之永年,蹢躅屈伸,反要语极”。《庄子要极》明显受到钟先生的影响。比如,对《庄子》义理的发挥,体现出明显的儒道调和的立场,并不认为庄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水火不兼容,而是认为《庄子》中的很多地方,恰体现了与孔子的一致。具体到书中,一方面认为《内篇》中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并非伪托生造,而都是有所根据的,而外、杂篇并非出自庄子之手,就多“肆狂辞以诬明哲”了;另一方面,时而引述儒家之说与《庄子》互证,如《天下篇》解释何为“神人”、“至人”,就引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立说。这些观点,明显受了他的老师钟泰的影响。

这里顺便提一下“国师”期间钱基博、钟泰的几位弟子。当时学生很少,我听先师讲到的,是号称“国师四兄弟”的石声淮、吴忠匡、彭祖年、郭晋稀,在湘西的山坳里,在李园的“九思堂”前,在风雨冥晦,岚障雾昏的荒山夜晚,他们论国事之是非,或者诵读《诗经》《庄子》《楚辞》《史记》《文选》《古文辞类纂》及李、杜、苏、黄的诗。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青春洋溢,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曾让“会写古文”(钱基博赞石声淮语)的兄弟石声淮写过一篇讨伐日寇的檄文,《拟封日本富士山铭》:
 
惟日本元凶大敦,罔修厥纪,肆其凭陵,诞敢驱厥兆民,侵于中国之疆。毁我城庐,爼醢我百姓,火我居室,□及我祖考幽宫。我则大恫,非予小子之恫,凡我百姓,罔不同仇,咨于昊天曰:“天害不剪此元凶哉,以毒逋于中国!”日本兆民困于役,亦惟怨曰:“天害不念我日本,元凶不除!”亦惟我元戎钦若百姓之志,丕敬兆民之恤,曰:“惟天矜此下民;畴敢不若厥志,惟我在!”爰率我有众,东征扶桑。兆民筐篚以御,厥师徒倒戈,元敦授首。乃绥厥兆民,兆民胥悦曰:“惟时康哉!”惟年月日,军于富士山。惟民之恤,我志不在于有国,乃班师振旅,庸树碑于山。铭曰:

天降下民,是养是育。日本攸凶,播降庶毒。哀我无辜,离此冤酷!天帝哀矜,下民是笃。询于中国,百姓曰:“嗟!惟彼元凶,罪罔以加!屠我妇子,毁及室家,并逮枯骨,行此豨蛇!”询于日本,兆民曰:“咨!惟我元凶,不恤我师!乱败厥德,夺我农时。彼方玉食,我庸阻饥!我父我子,于役不归。大命不挚,天帝曷知!”帝乃震怒,爰咨我军:“日本元凶,罔恤厥民。不率天常,女其徂征!”言砺我兵,言秣我马。仁师所至,克奔弗迓。元恶授首,富士山下。师师胁从,是绥是抚。元恶既剪,寰宇澄平。爰戢我戈,示不复争。乃建隆碣,以识康宁。
 


汉班固有《封燕然山铭》,见《后汉书•窦宪传》,用李斯琅琊石刻之体,文气沛然,而重在扬威。石先生此铭,仿《尚书》和《诗经》雅颂之体,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又写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作者以博大的胸怀,蔑视日寇元凶,理直气壮,以雄健之笔抒浩然之气,令人精神振奋。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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